名臣对立辩论：清末海防与塞防之争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沙俄和西方列强的环伺，如何加强和巩固边防，以左宗棠为代表的“赛防派”认为要警惕沙俄的侵略野心，不能放弃西北边防；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则认为必须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务，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而当时的国家财力无法东西兼顾，只能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办法是“暂弃关外，专清关内”。裁撤西北军队，省下军饷，支援海军建设。

在此种情况下，发生了海防与塞防之争，最终，塞防获得朝廷认同，于是，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

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节录）　左宗棠

　　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今之论海防者，以目前不遑专顾西域，且宜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以停撤之饷匀济海防；论塞防者，以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臣之愚昧，何能稍抒末议，上渎宸聪？顾闽浙承乏，稍知海国情形；及调督陕甘，虽拮据戎马之间，迄少成绩，而关塞征戍局势、地形亦尝留意。既蒙垂询及之，敢不必献其愚，以备圣明采择。

　　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一以占埠头、征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盖自知得土地则必增屯戍，得人民则必设官司，将欲取赢，翻有所耗，商贾之智故无取也。惟其志在征商也，故设兵轮船、议保险以护之，遇有占埠头、争海口之举，必由公司召商集议，公任兵费，而后举事。自通商定议，埠头、口岸已成，各国久以为利，知败约必妨国用也；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辙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抟心揖志，方广球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

　　论者乃欲撤出塞之兵，以益海防之饷。臣且就海防应筹之饷言之。始事所需，如购造轮船、购造枪炮、购造守具、修建炮台是也；经常之费，如水陆标营练兵、增饷及养船之费是也。闽局造船，渐有头绪，由此推广精进，成船渐多，购船之费可省，雇船之费可改为养船之费。此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者也。海防之应筹者，水陆练军最为急务。沿海各口风气刚劲，商渔水手取才非难。陆路则各省就精兵处募补，如粤之广、惠、朝、嘉，闽之兴、泉、永、漳，浙之台、处、宁波，两江之淮、徐、凤、泗、颖、亳诸处，皆可训练成军，教之招募勇丁，费节而可持久。现在浙江办法，饷不外增，兵有实用。台防议起，浙之开销独少，似非一无可恃者比也。海防应筹者只此。论者乃议停撤出关之饷匀作海防。夫使海防之急倍于今日之塞防，陇军之饷裕于今日之海防，犹可言也。谨案：臣军二次凯旋入关，请拨的饷四百万，分六十万两畀陕，余以饷臣部各军。凡军需、军粮、军火、军装、转运、赈抚、津贴、召募一切，均挪移饷项，暂应急需，未尝另立款目。嗣后户部议拨拨各省关厘金解济臣军，而后臣军之军饷乃有八百余万之数。而撤遣冗兵、溃卒有费，抚辑土匪、安插回民有费，局势日扩，用费日多。甘肃旧有各军，均照臣军每月发盐菜、发粮食、发寒衣、发转运费、发月满饷。合计入关度陇，每年牵算，所获实饷不满五百万两，而应出之款不下八百余万两。协饷到营，一散即尽；陈欠相因，旋成巨款。故臣军每年初发满饷两月，继则发一月满饷尚虑不敷。每至冬尽腊初，辄绕帐彷徨，不知所措，随时随事加意撙节。截至十二年腊底止，欠常年饷八百二十馀万两，挪空恤赏银三十馀万两，而各省关积欠臣军之饷则已三千数百万矣！上年春夏之交，仰蒙圣恩，特给库款一百万两。臣次第撤遣马步四十营，续又撤马步千名，省常饷二百馀万两。此即指八百二十馀万两之积欠饷数而言，非实银也。肃州克复后，筹办采粮、转运，新旧两届共计已垫价脚实银三百数十万两。粮可供至本年见新，运脚则由凉运甘，由甘运肃，由肃运安西，由安西运哈密，约尚短实银数十万两。部章虽准作正开销，而仍只取给于臣军之饷，计又占去一年应得实银之数。是欲求如常年通融敷衍，苟顾目前，而亦有所不能。况关外粮运愈远愈费，甘肃全局应图渐复旧制，经费又将有增无减也。溯查沿海五省，同治十一、十二两年每年解到协饷约近三百万两。上年台防事起，福建奏停不解，广东、江苏解款稍减，而浙江则比十一年多解二十九万两，比十二年多解三十七万两，山东亦多解二万五千两。四省牵算，所解实银尚二百四十馀万两。非赖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疆臣公忠之谊，则出关粮运巨款欲停不可，欲垫不能，又不知计将安出也。论者拟停撤出关兵饷。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戌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是塞防可因时制宜，而兵饷仍难遽言裁减也。高宗先平准部，次平回部，拓地二万里。北路之西以伊犁为军府，南路之西以喀什噶尔为军府。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费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盖立国有疆，制置方略各有攸宜也。谨按：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旧为各部腴疆，所谓富八城者也。其自乌鲁木齐迤东四城，地势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哈密迤南而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褊狭，中多戈壁,谓之穷八城。以南北两路而言,北八城广,而南八城狭,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故当准部强盛时，回部被其侵削，后为所并。高宗用兵准部，以救回部。准部既平，回部降臣阿逆又公行背叛，妄冀踞其旧有腴疆，自成戎索。天威所临，凶竖授首，遂并回部有之。腴疆既得，乃分屯列戍，用其财赋供移屯之军，节省镇迪以东征、防徭费实亦不少。今若画地自守，不规复乌垣，则无总要可扼。即乌垣速复，驻守有地，而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然后兵渐停撤，而饷可议节矣。届时户部按其实需经费，酌拨各省兵饷，严立程限，一复道光年间旧制，则关内外或可相庇以安。若此时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

　　论者又谓：“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禳我伊梨，势将久假不归。大军出关，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师日迟，俄人日进。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其于海防情势言之甚明，而于边塞情势容有未审。俄人之窃据伊梨也，乘我兵势纷繁，未遑远略，因借口代守，图攫其财利以为自肥。其肇事伊梨，亦艳其土沃泉甘，川原平衍，物产丰饶，夙号腴区，又距其国南界稍近，伸缩得以自如也。自肃回尽歼，安西州县收复，官军迭进哈密、巴里坤、济木萨，关内外声息渐通，中间仅乌鲁木齐红庙子为逸贼白彦虎所踞，尚稽天讨，黑子着面，何足轻重？俄罗斯，北方名邦，非如寻常无教之国，谓将越乌垣、红庙子挟逆回与我为难，冒不韪而争此不可必得之瘠壤，揆之情势，殆不其然。喀什噶尔回酋之叛附土耳其，与俄、英两国通商，闻海口已刊入新闻纸，此间尚无闻见。果如新闻纸所言，喀什噶尔附其同教之土耳其，与英、俄通商，我既兼顾不遑，无从问及，则将来恢复后能否久守，原可姑置勿论。但就守局而言，亦须俟乌鲁木齐克复后查看情形，详为筹画，始能定议。若此时先将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概议停撤，则实无此办法也。谕旨：“中国不图归复乌鲁木齐，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于边塞实在情形了如指掌，臣本毋庸再赘一词。特以事关时务大局，不备细陈明，必贻后悔。身在事中，有不敢不言、言之不敢不尽者，耿耿此衷，良非有他。至规复乌鲁木齐，非剿抚兼施不可，非粮运兼筹不可。如天之福，此后哈密屯务可兴，敦、玉耕垦渐广，庶粮、运两事尚不至束手。臣惟尽其心力所能到者图之。谨将海防、塞防实在情形及现在关外应剿应抚、筹粮筹运实在情形披沥陈之。

《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91页，岳麓书社1987

　　【作者介绍】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湖南湘阴人（今湖南湘阴县界头铺镇），一生亲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率军平定同治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中国历史事件。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道光六年（1826），参加湘阴县试，名列第一。次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之后六年，三次赴京会试，屡试不中，于是他放弃科举，“绝意仕进”，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地理舆地、兵法。时清朝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大军围攻长沙，危急之际，隐居读书的左宗棠经不住郭嵩焘等人的劝勉，应湖南巡抚张亮基之聘出山，左宗棠“昼夜调军食，治文书”、“区画守具”，全盘策划，使得太平军围攻3月而不下，只得无奈撤围。咸丰三年，清廷将张亮基调任代理湖广总督。左宗棠因防守湖南有功，得旨以知县用，并加同知衔。左宗棠随张亮基离开长沙，赴武昌湖广总督衙门，仍作张亮基幕僚，助张筹划军事和吏治。同年张亮基奉调补山东巡抚，吴文镕接任湖广总督，左宗棠辞归湖南。

咸丰四年3月，太平军驰骋湘北，长沙四面楚歌，全省烽烟四起，局势危急。左宗棠又应湖南巡抚骆秉章之邀，再入湖南巡抚幕府。此时左宗棠焦思竭虑，日夜策划，辅佐骆秉章“内清四境”、“外援五省”，革除弊政，开源节流，稳定货币，筹措军购。骆秉章用人不疑，言听计从，“所行文书画诺，概不检校。”湖南政局终得转危为安。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所称“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正由此而来。咸丰六年，左宗棠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被任命为兵部郎中，并赏戴花翎。咸丰八年骆秉章奏保左宗棠，说他运筹有功。诏赏加四品卿衔。从咸丰四年直到咸丰十年，六年之间，左宗棠一直专心于湖南军事。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同治元年（1862），补授浙江巡抚。同治六年（1867），奉命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甘肃镇压了回民暴动。因战功赏加一骑都尉世职，协办大学士。光绪元年乙亥（1875）清廷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拥有筹兵、筹饷和指挥全权，使击沙俄阿古柏。第二年，时年六十五岁的左宗棠“老怀益壮。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也”从甘肃酒泉带着棺材进军哈密，表示要与沙俄决一死战。在随后的征战中节节追击，迫使阿古柏在绝望中服毒自杀。历时15年新疆战乱遂告平复，左宗棠因功封为二等侯。慈禧太后甚至发布上谕：“三十年不准参奏左宗棠”。

　　左宗棠随即上疏建议新疆改设行省，以图长治久安。光绪六年（1880）左宗棠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当年秋，清廷授左宗棠两江总督兼充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光绪十年，七十三岁左宗棠因目疾增剧，疏请回籍调理。第二年9月5日，左宗棠病逝于福州。清廷赐治丧银三千两，赏太子太傅衔，谥“文襄”。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左宗棠的墓地，在湖南省长沙县跳马乡杨梅河白竹塘。左墓在1975“农业学大寨”中被毁。左宗棠的祠堂“左文襄公祠”，上世纪50年代被改成工人文化宫。


　　【翻译】

　　我私下以为对眼下国事中需要适宜的筹划，拟定战略规划的，一是东面的海上防务，一是西面的边塞防务。今天一些支持海防的人认为眼下已无法顾及西面边塞防务，只适合严守边界，不必急图进取，请求停止撤销有关军饷来匀济给海防；一些支持塞防的又认为沙俄狡猾有其图谋，必须全力向征讨，西北边塞安全了，东南海防自然稳固。这些言论皆是忠诚为国家考虑，并非为了一己之私利。我很愚昧，那有什么高明的见解，所说的见解，只能污陛下耳朵。回想我从浙闽总督任上调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虽然局促于戎马之间，至今少有成就。但对于关外塞上的军事态势和山川地理也有所留意。现在既蒙皇上垂询，哪敢不和盘托出自己愚笨肤浅的见解，以供圣明的皇上选择。

　　我私下以为欧美各国联合起来对我图谋，他们的目的在于和中国通商以谋取利润，并非别有奸谋。证据是他们的诉求只是为了商业用途，所以他们关注的是在我国占据一个码头，征夺一个出海口，而不移栽占领土地、统治百姓。因为他们知道一旦占领土地就要增加驻屯军，要管理民众就要有相关法律机构去管理诉讼，本来是想牟利的，这样一来损失更大，以他们商人的智慧是不会这样考虑的。他们的目的就在于经商。之所以有军队舰船，是为了保护经商环境，遇到占领码头，征夺出海口这类事件，则要有商业公司出面会商，分摊军费，然后才会有军事行动。自从与中国鉴定通商协定后，码头、口岸均已在协议中规定下来，长期以来，欧洲各国皆靠此获利，甚至毁坏这类协定就会使国家利益受到伤害。不到不得已，他们不会擅自挑衅。自从开办船政局以来，西方用来挟持我的坚船利炮我们也能建造了，况且我们又团结一致，多方去寻求更好的办法更好的武器来完备他。这时还要强调西方列强狡诈时时想挑起事端，以此要加强海防，这恐怕不符合事理。

　　有的人想撤出西北边防部队，以此饷银来补充东面的海防之需，我现在就来谈谈海防方面需要的饷银：海防饷银大概包括购造轮船、购造枪炮、购造守具、修建炮台之类。日常的开支，大概包括水军陆陆军的军事训练练兵、增加俸银和船只维修之类费用。况且自船政局开办以来，逐渐有了头绪，由此推广开来并提高技术水平，所造之战船会渐渐多起来，就可以省下购买外国战船的费用，雇用外国船的费用也可以改作修理保养的费用，这就可以从海防的日常费用中开支而不必另外筹款。海防中需要筹款的，以训练海军和海防陆军最为紧急。沿海各口岸海运之风现在很时兴，从商业、渔业中寻找海军兵员并非难事。陆军兵员则可以省精兵中募集和补充，如粤之广、惠、朝、嘉，闽之兴、泉、永、漳，浙之台、处、宁波，两江之淮、徐、凤、泗、颖、亳诸处，皆可训练成军。对招募的新兵则加以训练，这样既可节省费用有颗持之以恒。现在浙江就采取这个办法，既不额外增加军饷，部队又有实际作战能力。自防守台湾的议论开始后，唯独浙的军费开销独少，这就是个可以依此办理的先例，主张加强海防者可仿效浙江的办法。

　　现在有些论者建议停撤塞防的军饷匀给海防，使海防的费用迅速超过塞防数倍。还说今日甘肃驻军的军饷一项就超过海防，这就有话可说。需要说明的是：我在平定陕甘两省回民叛乱后回到函谷关内，请拨饷银四百万两，分六十万两送给陕西驻军，剩下的给我所辖各部。凡是军需、军粮、军火、军装、转运、赈抚、津贴、召募等一切开支，均从这项饷银中支出，暂应急需，没有另立款目向朝廷要求供给。之后户部通过讨论又将各省的关厘金解送周济我军，约有八百万两。但是裁撤遣散多余的和溃败的不成建制的士兵，招抚缉拿土匪，安置回民都需要银子。局势日益延展，需要的费用就越多。甘肃旧有的各支军队，均依照我率领的军队，每月发给盐、菜、粮食、寒衣发转运费、月满饷。从进入函谷关来到甘肃以来合计每年朝廷下拨的白银不满五百万两，而应出之款却不下八百余万两。这些军饷一到军中顷刻就被分完，其中欠款历年累积下来遂成巨款。所以我军每年开头还能发两个月的足饷，接着就不够再发一个月足饷了。每年年终，我就在营帐内走来走去，不知道如何去筹措军饷，只能随时随地注意节俭。截止到同治十二年腊月底，尚欠逐年的军饷八百二十馀万两，骸挪空用来抚恤的赏银三十馀万两，而各省关积欠臣军之饷则已达三千数百万两了！去年上年春夏之交，承蒙圣上恩德，拨给国家庫银一百万两。我也陆续裁撤马马步四十营，后来又继续裁撤马步兵千名，省下常饷二百馀万两。但这只是补八百二十馀万两的积年亏空数字，并非是实际中的银子。肃州克复后，筹办采粮、转运，新旧两届共计已垫付粮价和运输费实银三百数十万两。粮食可以供应到今年新麦上市

　　运输费用则由凉州运往甘州，再有甘州运往肃州，又由肃州运安西，由安西运哈密，约尚短实银数十万两。按户部章程虽准许作正当开销，但也是算在给我军的军饷之内饷，这样又占去一年应得实银之数。这样一来，想同往年一样用通融凑合的办法度过眼前，恐怕也不能实现。况且关外粮运愈远愈费，甘肃从全局出发应逐渐回复旧日制度，经费又将有增无减也。在向上查一查同治沿海五省，同治十一、十二两年每年解到协饷银约近三百万两。去年起要加强台湾防务，福建省已上奏朝廷不再交西北边塞的协饷银了。广东、江苏解送的协饷银也有所减少，只有浙江则比同治十一年多解送了二十九万两，比十二年多解三十七万两，山东亦多解二万五千两。四省合计，所解送的协饷实银有二百四十馀万两。如果不是靠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封疆大吏的公忠之谊，那么，运送到关外的粮款、运输费用既不能停，又无款可垫付，真不知道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有人提出要停止、裁撤关外的军饷，无奈乌鲁木齐还未收复，断无撤军之理；就是乌鲁木齐收复了，也应该划地而守，将征讨大军改做戍守部队巩固边防。防止敌人进袭的建立军事设施星罗棋布，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如果不用东南财富全力支援，怎么能够在边塞设立重镇巩固边防？边塞防守可以因时制宜，但军饷是很难说裁撤就裁撤的。乾隆皇帝先平定准葛尔部，接着平定回部，开拓疆土2万里。北路之西在伊犁设置军府，南路之西在喀什噶尔设置将军府。当时许多大臣都质疑如此不停地开发边疆，耗费太大了。但乾隆皇上考虑得深广，不为这些议论所动。因为一个国家的疆土如何处置，应该是各有各的办法。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天山南北两路，旧有富八城、穷八城之说。北自乌鲁木齐迤西，南自阿克苏迤西，土地肥沃泉水甜美，物产丰富，旧为边疆各族肥美的疆土，因此称之为富八城者也。其自乌鲁木齐以东四城，地势高寒，山溪多而平川少；哈密以南而西抵阿克苏四城，地势狭窄，其中多是沙漠,谓之穷八城。以天山南北两路而言，北八城地广,而南八城狭窄,北八城可以制约南八城，南八城却无法制约北八城。所以当年占有北八城的准葛尔强盛时，南八城的回部被他侵略削夺，最后为其吞并。乾隆皇帝出兵准葛尔部，援救回部。准葛尔部平定后，回部降臣大小和卓又公行背叛，妄图窃据过去北八城中肥美的土地，施行自己的那一套法令制度，天朝兵威之下，其首领和卓兄弟脑袋搬家，于是将回部土地也夺回。然后在获得的丰腴的疆土上设置将军府戍守，用征讨的军费来供给驻屯军，这样比从乌鲁木齐向东征讨时的费用节约了不少。今日若让他们画地为牢，各自驻守，不去加强乌鲁木齐的军事设施建设，这样就没有总指挥部可以防守。即使是乌鲁木齐的军事设施修建后，驻军有了总部，乌鲁木齐南边的巴里坤、哈密，北面的塔尔巴哈台各地，均应增置重兵，以便互相声援。然后精选良将，兴办军人和民间屯垦，招揽外地民众和当地土著前来屯垦，让边境一带人口多起来，然后才能讨论逐渐裁撤军队、减少军饷。到那时让户部按其实需经费，斟酌各省应拨的兵饷，严格限定上缴时间，回复道光年间施行的制度，则关内关外或许都可以平安无事。假如现在就打算裁撤军队和军饷，这是在自行撤出防御屏障，我国后退则敌人就会得寸进尺，不只是甘肃西部领土会让人担忧，天山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平安。此时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妨碍，利害攸分，亟宜熟思审处者也。其中的利害关系，应深思熟虑后在加以处置。

　　有的论者认为：“海疆患害的产生不是没有原因的。西方将视中国对西面边境的防守的成败来决定下一步动作。沙俄垂涎我国伊犁地区，势必会在借得后久久不会归还。我大军西出关外，补给的转运的艰难，很难向西深入。我国军队越是迟缓，沙俄就会日益向前推进。因此必须全力西征，使沙俄的阴谋不能得逞，这样西方各国也就不会在东南沿海挑衅”。这种说法对东南海防的形势说的很明白，但对于西北塞防的情形却不甚了解。沙俄窃据伊犁，是乘我需多处用兵之际，没有时间考虑长远方略，因而借口代我国防守伊犁，以图谋取财货以自肥。至于为何要选择伊犁来肇事，也是垂涎伊犁土地肥沃、泉水甘美，土地平旷，物产丰富，素来号称丰腴之地，又距离其南部国界较近，可以进退自如。自从我军剪灭甘肃回部叛乱，安西一带州县收复。我大军进驻哈密、巴里坤、济木萨，关内关外连成一气。中间仅剩下乌鲁木齐红庙子为逃逸的叛匪白彦虎所盘踞，还必须继续讨伐。脸上有黑痣，再小也要除去。俄罗斯是北方大国，并非那种不通教化的国家，听说将要越过乌鲁木齐防线，在红庙子挟持叛乱的回部与我为敌，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和我们争夺这块不一定能夺到的贫瘠之地，从客观形势分析，其原因果然如此吗？喀什噶尔回部叛逆首领投靠土耳其，与俄、英两国通商，我沿海港口已有报纸报导，我们这里尚未听说。假如真像报纸所说的那样，喀什噶尔投靠与他同属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与英、俄通商，我方连兼顾都来不及过问，那么收复伊犁之后如何能长久驻久守，这姑且不说。就目前的防守来说，也要等收复乌鲁木齐红庙子一带才能谋划布置。假如现在就将已出塞和尚未出塞的各支部队一概停止裁撤，这实在不是个办法。圣旨上说：“我国如果不收复乌鲁木齐，新疆西路、北路的州县安全就已值得担忧。况且一旦撤除关外的防守，回部的叛匪就会又重新聚集在函谷关一带骚扰。一旦关外叛匪的气焰嚣张，虽想闭关自守保全关内也不可能”。这道圣旨对边塞形势实在是了如指掌，本不需要我再加一句废话。只是塞防关涉当前国家大局，如果不细细阐明，将来必然后悔。我涉身处事，不敢不言，不敢言而不尽。我出于耿耿忠心，并非有其他想法。至于如何收复乌鲁木齐，非剿抚兼施不可，非同时做好粮食等军需供应不可。如果托皇上洪福，以后哈密的军屯办好了，敦煌、玉门一带的耕地多了，大概粮食和运输就不会束手无策。我作为臣子自然会尽心尽力去办。现在恭瑾地海防、塞防的实际情形及现在关外应剿应抚、筹粮筹运实在情形披肝沥胆作上述陈述。

筹议海防摺（节录）　李鸿章

　　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

　　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駸駸内向，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自古用兵未有不知己知彼而能决胜者，若彼之所长己之所短尚未探讨明白，但欲逞意气於孤注之掷，岂非祖国事如儿戏耶！臣虽愚闷，从事军中十余年，向不敢畏缩，自甘贻忧君父。惟洋务涉历颇久，闻见稍广，於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愿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於成法，牵於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匮，尤虑生他变。曾国藩曾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

　　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练兵、制器、购船诸事，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及今为之，而已迟矣。若再因循不办，或旋作旋辍，后患殆不忍言。若不稍变成法，於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防海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渐归颓废。惟有中外一心，坚持必办，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勿急近功，勿惜重费，精心果力，历久不懈，百折不回，庶几军实渐强，人才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而能战，转贫弱而为富强，或有其时乎？是天下臣民所祷祀求之者也。

　　吴汝纶编录《李文忠公全集》清光绪34年刻本，“奏稿”卷二十四

　　【作者介绍】

　　李鸿章（1823－1901），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李家到李鸿章高祖时，终于勤俭致富，有田二顷。父亲李文安（1801－1855）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与曾国藩同榜。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李鸿章出生于合肥肥东县东乡（现属合肥瑶海区）磨店乡。李鸿章在兄弟中排行第二，李鸿章本名章桐，父亲将其名为鸿章，意在希望他成人后能“宏图大展，文章经国”。李鸿章没有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二十一岁考中举人，二十四岁中了进士，成为当时安徽最年轻的翰林。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江苏巡抚、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两广总督等职，是我国晚清重臣。

　　李鸿章这位晚清重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对其功过誉毁简直判若两人：誉之者称之为“旧中国务实第一人”、“中国近代化之父”；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他从全球战略眼光出发深知海防重要，一手建立北洋水师，并在“海防”、“塞防”之争中支持海派，争取了更多的经费来抽检海军。另外有人指责李鸿章在代表中国和外国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而给他扣了个“卖国贼”的大帽子，殊不知李在谈判桌上曾极力争取为国家减少赔款数额，甚至老泪纵横，哭求当时外国首脑。如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时，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而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李鸿章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五千万两，实在达不目的了，又说减少二千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到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人家根本不为所动。这典型反映了“弱国无外交”，并非李鸿章卖国求荣；对维新派及革命者的宽容态度。李鸿章算是当时清政府中比较开明的官员之一，他也为当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形势感到忧心，已经意识到如不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中国必亡。于正是由于他同样抱着“救国”的决心，致使他甘愿冒着杀头的危险暗中保护维新人士，甚至在孙中山游说他造反后也没有杀他。可见李鸿章内心深处还是支持革命的。只是由于深受中国古代封建礼教的影响，不敢明目张胆的和清政府对抗。

　　但毁之者，则指责他因循守旧、苟且偷安，不思进取，丧权辱国，甚至直斥为“汉奸”、“卖国贼”，还有人出联讥讽宰相合肥天下瘦等。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曾经杀降，此举有过河拆桥之嫌，显得李鸿章有些不仁不义；指挥失误，致使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在签订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过程中投降卖国。

　　但是，对李鸿章这位晚清重臣不管评价上如何分歧，都会承认这是一位非常杰特的政治人物。在晚清充满内忧外患、朋党纷争的政治漩涡中，矗立四十年不倒，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作为政坛的“常青树”，更以“做人更做事”的风格著称于世：在他的老师曾国藩去世后，中国的内政外交、政治军事，他几乎是一人扛鼎：他以士林领袖身份带重兵，身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又以封建朝廷百官领袖地位支持革新，为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创立了中国近代早期军工企业和中国近代的民用企业。开眼看世界，将首次将百名学童送到美国深造，开中国向西方留学之风；他身为汉臣而拥重兵，却受到满清皇室的充分信任和敬重：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他作为谈判对手，在“弱国无外交”的劣势下，却赢得西方列强的敬重，称他为“东方的卑斯麦（德国铁血宰相）”。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基本上代表了学术界对李鸿章的评价。

　　【翻译】

　　今日的当务之急，是要实事求是，大力破除陈贵定见。为什么要这样说？我国历朝历代的边塞防务多在西北，双方的强弱，主动被动都会与当时的形势相适应，更何况还有中外严格的边界阻隔。今天的形势则不一样：国家东南的万里海疆，各国前来通商和传播基督教义的，来去自由。他们聚集在京城和内地各省，表面上说是友好来往，实际上暗怀吞噬我国领土的野心。我国与其重点一国发生事端，其他国家就跟着挑拨煽动，这实在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巨大变化，轮船电报之迅速，瞬息之间就到千里之外。军事器械之精良，超过人工数百倍。炮弹打过来无坚不摧，我国的水陆关隘，根本无法阻挡他们。而他们又是我国数千年来没有过的强敌。外敌的形势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而我们仍在用旧有的办法来对付，这就像医生不看对方所患之病，一概以古代的药方来治疗，肯定不会见效的。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迅速侵入我国内地。到过沿海的士大夫无不慷慨陈词，争着要求驱逐外虏。这类局外人不切实际的非议，既不了解事情内部的艰难。你如果问他有何办法能图强？有何办法能御外辱，则茫然拿不出任何办法来。自古以来用兵。从来就没有不知己知彼就能决胜的，如果对方的长处，我方的短处尚未探讨明白，只视频意气来孤注一掷逞意气於孤注之掷，这不是把国家大事当成儿戏吗？我虽然愚笨木纳，军十余年来，从不敢畏缩，自己吃香的喝辣的，将忧患丢给皇上。唯有长期管理洋务时间较久，见识多一些，对我国与西方的长短之处了解的深一些。只是环顾四周实在是缺乏跟上世界形势变化的人才，大多是拘泥与过去的陈规老套。由于受众人世俗议论的牵制，我想振作也振作不起来。易经上说：“当事物发展到极点的时候，便想到要加以变化，以求通达”。如果没有变通，那么战守皆不足以仗恃，即使和亦不可持久。

　　近来国家财政极为困难，人所共知。现在要发愤图强，必须统筹天下形势作通盘考虑：新疆各城池自乾隆年间才并入大清版图，不要说收复时的艰难，就是没有战事时也要耗费三百余万两军饷，所得到的只是几千里旷野，增加的却是千百年财政上的无底洞。而且从中国目前的力量来看，实在不能只顾西北，军队长期驻守供给又匮乏，长期以往，尤其要担心会产生意外。曾国藩曾有过暂时放弃关外，集中力量整顿好关内的建议，实在是处理国事老成持重经验丰富的见解。今日虽下令将帅西征，但无论兵力、财力都不可能达到目的。是不是可以秘密命令西征的各路统帅，只需严密把守现有的边界，进行屯垦，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维吾尔叛军首领，准许他们的部落各自为政，就像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的苗族、瑶族保留其土司制度，像越南、朝鲜那样，遵从奉行大清的年号和历法,表示对效忠和拥戴就可以了。况且新疆不收复，对国家整体没有大碍，如海疆不设防，国家的心腹大患则会更深。国家目前只有如此的财力，又要防备万里海疆，又要供给西北的军饷，哪有不左右支绌、穷困潦倒的？

　　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称最强大，今日却被这些小国所轻视。按照西洋兵法操练军队，制造西式武器，购买西方战舰诸般洋务，这是用西方的长处，弥补我方的短处，到今天才进行，已经觉得迟了。如果再因循守旧，或者办办停停，其后患不忍再说。如果不对陈规稍加改变，如果不用一些懂得洋务之人，使人人都通晓西方技艺，将来即使有好的海防政策，数十年后也没有去主持这个好政策的人才，其结果必然是名存实亡，逐渐颓废。现在唯有中外一心，坚持变法图强，不去听那些浮泛不切实际的议论。祖宗之法万万不可拘泥，新的变革之风一定要开。一定不要急功近利，一定不要怕耗费巨资，精心果断，坚持不懈，百折不回，大概就可以军力渐强，人才渐渐长进，机械制造渐渐精良，使部队从能守到能攻，使国家从贫弱富强，会有那么一天吗？这是天下的臣子民众所企盼的啊！

　　【评说】

　　“塞防”、“海防”之争，是在下列背景下发生的：

　　咸丰十年（1860）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及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在我东南沿海发动侵华战争。5月3日，攻占舟山群岛的定海。然后沿海北上，6月8日攻占烟台。8月24攻陷大沽炮台，天津陷落，10月13日进入北京。24日，清政府分别于英法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割地赔款。这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震动了朝野上下。一些开明人士意识到，现在“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必须破除陈规，变法图强。尤其是要加强海防，学西洋之技，训练新式海军，抓紧购买和制造西式舰船、枪炮。同年九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一次上奏海防亟宜切筹，朝廷命军政大员详细筹议。就在这个背景下，李鸿章于十一月初二上《筹议海防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塞防”的要害是在西北，防止民族叛乱和沙俄的入侵。其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就是最大的赢家，战争中沙俄出兵后以”调停有功”自居，胁迫清政府割让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同治三年（1864）浩罕汗国贵族、军事首领在沙俄的支持下阿古柏发动叛乱，建立“哲德沙尔”政权；同一年，维吾尔族首领妥明叛乱，先后攻占库车、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喀什格尔等地。俄国却趁着中俄边境混乱之时，借口保护伊犁。“借”得伊犁一带大片中国领土。同治六年（1867），左宗棠奉命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甘平压了回民暴动，然后入疆，歼灭阿古柏割据势力。阿古柏兵败身亡。并陆续收复被妥明等叛乱分子占据的库车、哈密、玛纳斯等地，并准备剿抚并用，收复被叛乱分子占据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据点乌鲁木齐。就在这时，朝廷下达密旨，要军政大员详细筹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的《海防亟宜切筹》提出建议，针锋相对提出这份《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

　　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陈请六条，作为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後久远之图。其中提到与“塞防有关”是：肯定之前曾国藩的“暂弃关外专清关内”国策；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匮，尤虑生他变”，“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二是“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具体办法是“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

　　左宗棠的奏折则针锋相对。认为“西北无虞，东南自固”，“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对塞防“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理由有四：一是泰西诸国“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各国一以占埠头、征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二是俄人狡猾，对中国西北长存觊觎之心。趁乱“窃据伊梨也，乘我兵势纷繁，未遑远略，因借口代守，图攫其财利以为自肥。”因此必须加强边备，“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三是西北军饷供应严重不足：“所获实饷不满五百万两，而应出之款不下八百余万两。况关外粮运愈远愈费，甘肃全局应图渐复旧制，经费又将有增无减也”。况且乌鲁木齐尚未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地可缩而兵不能减，兵既增而饷不能缺，非合东南财赋通融挹注，何以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四是海防军费已够用，不必裁撤西北边防军队和军饷：“始事所需，如购造轮船、购造枪炮、购造守具、修建炮台是也；经常之费，如水陆标营练兵、增饷及养船之费是也。闽局造船，渐有头绪。由此推广精进，成船渐多，购船之费可省，雇船之费可改为养船之费。此始事所需与经常所需无待别筹者也”。


　　对于这场论争的判断，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各执一词，或是认为“”侵略者主要来自大海，丧权辱国，衅端屡起，以海防为重点有什么不对”，“李鸿章加强海防是有一定的正确性的,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来“重路轻海”的国防战略思想,对近代中国国防的重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或是针锋相对：认为“这场大辩论是关系到要不要收复新疆，要不要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问题。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海防并重论”，是符合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他特别从饷需的角度驳斥了李鸿章的谬论，把收复新疆提到保障全国安全的高度”；“在全国大吏中，既有力量和信心，又有胆识和魄力，足以担负起这一重大任务者，左宗棠一人而已”。“”李氏之议甚为偏激,是从道光朝平息张格尔作乱后，系统治理西北边政思想立场上之大倒退”。这样一来，李鸿章就变成不顾国家利益的卖国贼。

　　有人认为这两种看法都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甚至于左宗棠和李鸿章对此的评价也相左：左宗棠倒认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李鸿章在奏折中也从自身经历出发，体谅左宗棠作为西北军事统帅的苦衷：“从前办粤捻各贼，何尝不屡简统帅。臣亦曾备位其间，深知甘苦。饷权疆政非其所操，不过徒拥空名（见此折“用人”条，本文未选）”李氏主张暂弃新疆无非是基于集中力量确保核心地带的战略思想，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无关，更不是媚敌求荣求利。

　　再说，这是朝廷用密件私下征询对国防大事的处置意见，作为国家重臣尤其是主要当事人，就应该有所担当，知而不言，言无不尽，不计后果厉害，吐露心声，供中央枢要参考不管说得对不对，都是为朝廷或国家筹谋。遵循正常途径发表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不是什么罪行，何况是遗臭万年的卖国罪！

　　再者，“海防”与“塞防”争论的真正原因是财力不足，分歧的实质在于这个积贫积弱国家如何分配极其有限的财力最为有利。粥少僧多，根本无法满足各方基本需求。晚清时代又雪上加霜，割地赔款。作为“海防”和“塞防”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了富国强兵都叫苦不迭，都盯住对方饭碗内的一点残羹。左宗棠曾直言不讳：“饷事奇绌，实缘时论正急洋防，所有各省关常年协款均被占去。”“大抵财源只有此数，洋防不减，塞防增无可增，将来非从此着想，别无生发。”李鸿章也直言：“西师不撤，断无力量兼谋东南。”只要看看西征和海防费用支出的实际情况，就不能不承认他们说的都是老实话。原定每年拨给海防费用四百万两，但自光绪元年（1875）七月至六年底“共出银四百八十二万六千六百十八两有奇”（李鸿章：《海防经费报销摺》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全集》奏稿卷48第40页）。而其中近81万挪作他用，即平均每年不到73万两（按五年半计）。左宗棠的西征军的情况又怎样呢?从光绪元年至三年，已支银2645万两，还欠下内外债务1077万两。两项合计共3722万两，平均每年1240多万两。（《光绪元年正月初一至三年十二月底止军需款目报销摺》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3页）。如果加上赔付俄国的900万卢布（合银510多万两），则为收回新疆而付出4200余万两，其中包括两次借外债共800万两。（没计四年、七年续借的750万两。而且这些外债的利率都比正常的高一至三倍）这些枯燥的数字说明，那些年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力不从心，只好把能够动用的财力主要用于西征。西征军统帅是左宗棠，而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办海防也义不容辞。他们关于海防、塞防何者为重的争论说到底就是争军费。硬说这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却未免过于牵强!

　　朝廷既没有采纳李氏的意见，也没有赞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张，而倾向于海防塞防并重。但这个看似全面的主张在积贫积弱的晚清不过是一纸空文。

　　第二，两人的奏章都有远见卓识，都都闪烁着救国、爱国的思想光辉。李鸿章的奏折，更有变法图强的时代意义。对今日，皆有借鉴参考价值

　　李鸿章曾协助曾国藩同太平军作战。1862年春，。他率领淮军及淮扬水师乘所雇英国轮船从安庆沿江抵达上海。接着同英国和法国在上海的军队协同作战，他对于西方大炮的精纯，子弹的细巧，西式操练的雄整，印象非常深刻。尤其是作为一位熟悉洋务的军事专家，认识到拥有一支海军的重要性。在这封奏章中，他对天下大势和中国当时的状况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已为西方列强环伺，国家处于危急之中，中国正面临“三千年一大变局”。而当时之中国现状是：“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於成法，牵於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要打破这种“万马齐喑”的局面，当务之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只有打破陈规，变法图强，“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至于如何变革图强，就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人之技”，他诫谕部属“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而秘法”。他曾劝曾国藩仿效日本和俄国，“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其中改变八股取士的旧的人才选拔制度，培养精通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又是最重要的：“若不稍变成法，於洋务开用人之途，使人人皆能通晓，将来即有防海万全之策，数十年后主持乏人，亦必名存实亡，渐归颓废。”当然在他列举的变法图强的各项举措中，加强海军建设、巩固海防又是他最优先考虑的重点。也是他这一奏折的核心所在。当我们读到奏章的结尾一段：“惟有中外一心，坚持必办，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勿急近功，勿惜重费，精心果力，历久不懈，百折不回，庶几军实渐强，人才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而能战，转贫弱而为富强，或有其时乎”，其中对中国当时状况的清醒分析和化解之道，不能不佩服其真知灼见，对其革故鼎新的决心，不能不令人鼓舞，以对富强中国的企盼以及透露出的拳拳爱国之心，不能不不能不为之感动；其中真理的光辉，足以烛照后人！

　　左宗棠的奏章中同样闪烁着睿智和真知灼见：

　　他认为国家土地一寸也不能丢失，他举乾隆皇帝为例来表达自己捍卫疆土的决心：“高宗先平准部，次平回部，拓地二万里”，“当时盈廷诸臣颇以开边未已、耗费滋多为疑，而圣意闳深，不为所动。盖立国有疆，制置方略各有攸宜也”

　　他对西北边塞的军事处置，强调常备不懈，显示出他是位杰出的军事家，“重边镇而严内外之防”：“无论乌鲁木齐未复，无撤兵之理；即乌鲁木齐已复，定议划地而守，以征兵作戌兵为固圉计，而乘障防秋”，对今日的新疆治理和西北防务，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特别是他对沙俄本性的认识更是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俄罗斯，北方名邦，非如寻常无教之国，谓将越乌垣、红庙子挟逆回与我为难，冒不韪而争此不可必得之瘠壤，揆之情势，殆不其然”显示他不仅是个杰出的军事家，而且是个目光锐利、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对于今日也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第三，两人的奏章以及其中透露出的治国方略都有片面性

　　左宗棠:“俄人狡焉思逞，宜以全力注重西征，西北无虞，东南自固”；“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沙俄狡猾，美英法同样狡猾，至于“西北无虞，东南自固”，同样是一个武断，这中间并无因果关系。美英法不会因为沙俄在西北边塞受挫，就会停止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占。至于说西方列强并无侵占中国的野心，他们只想同中国做生意获利，这更是一个与实际不符的误判：

　　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别有奸谋。缘其国用取给于征商，故所历各国一以占埠头、征海口为事，而不利其土地、人民。盖自知得土地则必增屯戍，得人民则必设官司，将欲取赢，翻有所耗，商贾之智故无取也。惟其志在征商也，故设兵轮船、议保险以护之，遇有占埠头、争海口之举，必由公司召商集议，公任兵费，而后举事。自通商定议，埠头、口岸已成，各国久以为利，知败约必妨国用也；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辙发难端？

　　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禳我伊梨，势将久假不归。大军出关，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师日迟，俄人日进。宜以全力注重西征，”其于海防情势言之甚明，

　　李鸿章奏章也有其片面性:

　　他赞成曾国藩“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认为是老成谋国之见。至于“”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更是没有认识西北边防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另外，对一个国家而言，在一个短时间内，集中财力人力解决先解决当务之急，也是处置国务的必要手段。当时西北的形势危急。同治三年（1864）浩罕汗国贵族、军事首领在沙俄的支持下阿古柏发动叛乱，建立“哲德沙尔”政权；同一年，维吾尔族首领妥明叛乱，先后攻占库车、乌鲁木齐、哈密、玛纳斯、喀什格尔等地。俄国却趁着中俄边境混乱之时，借口保护伊犁。“借”得伊犁一带大片中国领土。同治六年（1867），甘肃回民领袖白彦虎起兵反清同治八年（1869）反攻西安，被左宗棠击退，后退入新疆，与外来势力阿古柏合流。左宗棠奉命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甘平压了回民暴动，然后入疆，歼灭阿古柏割据势力。阿古柏兵败身亡。并陆续收复被妥明等叛乱分子占据的库车、哈密、玛纳斯等地，并准备剿抚并用，收复被叛乱分子占据的最后一个也是最主要的据点乌鲁木齐。此时如果按“海防派”建议，撤裁军队和粮饷，无意思自毁长城，前功尽弃，西北边塞难保，国土将大片沦丧。所以有人据此将李鸿章的奏折定为卖国之论，原因也就在此

　　至于李鸿章建议对待新疆地方政权，可以按当时清朝的附属国越南、朝鲜之例，“略奉正朔可矣”，这也属于处置失当。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李鸿章奏章的不足之处。

　　首先，弃边守本之说并非起于李鸿章，而是魏源。鸦片战争后，他最先提出紧缩外围以加强沿海防务。他在《筹海篇·议守》中说：“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益，其命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此皆开国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弃化外……外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而如之何？曰：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魏源：《筹海篇（一）议守》见《海国图志》卷一，第5页，道光甲辰古微堂板。）魏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代表。提出”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开启了了解世界、向西方学习的新潮流，这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标志。

　　接着便是“同治中兴”的曾国藩了。他的“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被李鸿章展之为“殆老成谋国之见”　

　　《马关条约》签订后，甚至一贯以主战著称的张之洞也建议将新疆部分土地划给沙俄，以换取支援我国对日开战：“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八第2页）

　　其出发点与李鸿章相同，不过是两害相权求其轻。这些都同为了私利向敌人投降和出让国家利权的卖国勾当绝对不能混淆。至于李鸿章更是从海防派主要代表人物，站在本派立场上发声的

　　其次，某些关于国策的错误言论甚至发自公认的民族英雄和革命烈士之口。如孙中山，被尊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初，就打算将东北交给日本人管理，以换取日本对辛亥革命的支持：“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与森恪的谈话》（１９１２年２月３日），《孙中山集外集》１６７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1915至1918年间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在内的日本人表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与上原勇作的谈话》、《与河上清的谈话》、《与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同上书第225、228、236页。）

　　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爱国志士谭嗣同为了变法图强，甚至主张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卖给英国、沙俄，以换取经费。他在给挚友贝元征的长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第211页，中华书局1981）谭嗣同在变法失败，荣禄等捉拿变法骨干时，不愿听友人劝告逃走，反而挺身而出，引颈受戮前慷慨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样的烈士，恐怕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卖国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