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天论原文及白话文翻译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 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 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 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 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 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 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 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 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 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 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 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 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 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 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 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 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 天也。

　　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 以乱；治乱非时也。

　　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 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 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 “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志意修，德 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 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 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 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 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 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闇而政险，则是 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祆则可畏也：楛耕伤稼，楛耨失岁，政险失民；田薉稼恶，籴 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祆。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 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夫是之谓人祆。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 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祆。祆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 甚尔，其菑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亦可畏也。传曰： “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 夫妇之别，则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 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 吉，以为神则凶也。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 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明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 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 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矣。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 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 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 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乱生其差，治尽其详。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 为，匿则大惑。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 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

　　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 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 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 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 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之谓也。

翻译：

大自然的规律永恒不变，它不为尧而存在，不为桀而灭亡。用导致安定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吉利，用导致混乱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凶险。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而节约费用，那么天就不能使他贫穷；衣食给养齐备而活动适时，那么天就不能使他生病；遵循规律而不出差错，那么天就不能使他遭殃。所以水涝旱灾不能使他挨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他生病，自然界的反常变异不能使他遭殃。农业这个根本荒废而用度奢侈，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富裕；衣食给养不足而活动又少，那么天就不能使他保全健康；违背规律而恣意妄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吉利。所以水涝旱灾还没有来到他就挨饿了，严寒酷暑还没有迫近他就生病了，自然界的反常变异还没有出现他就遭殃了。他遇到的天时和社会安定时期相同，而灾祸却与社会安定时期不同，这不可以埋怨上天，这是他所采取的措施造成的。所以明白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区分，就可以称作是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了。

　　不做就能成功，不求就能得到，这叫做自然的职能。像这种情况，即使意义深远，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思考；即使影响广大，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干预；即使道理精妙，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审察，这叫做不和自然争职能。上天有自己的时令季节，大地有自己的材料资源，人类有自己的治理方法，这叫做能够互相并列。人如果舍弃了自身用来与天、地相并列的治理方法，而只期望于与自己相并列的天、地，那就糊涂了。

　　布列于天空的恒星互相伴随着旋转，太阳月亮交替照耀，四季轮流控制着节气，阴阳二气大量地化生万物，风雨普遍地施加于万物。万物各自得到了阴阳形成的和气而产生，各自得到了风雨的滋养而成长。看不见阴阳化生万物的工作过程而只见到它化生万物的成果，这就叫做神妙。人们都知道阴阳已经生成的万物，却没有人知道它那无形无踪的生成过程，这就叫做天。只有圣人是不致力于了解天的。

　　自然的职能已经确立，天生的功绩已经成就，人的形体也就具备而精神也就产生了，爱好与厌恶、高兴与愤怒、悲哀与欢乐等蕴藏在人的形体和精神里面，这些叫做天生的情感。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身体，就其功能来说，它们各有自己的感受对象而不能互相替代，这些叫做天生的感官。心处于身体中部空虚的胸腔内，用来管理这五种感官，这叫做天生的主宰。人类能够控制安排好与自己不是同类的万物，用它们来供养自己的同类，这叫做天然的供养。能使自己的同类顺从自己叫做福，使自己的同类反对自己叫做祸，这叫做天然的政治原则。搞昏了那天生的主宰，扰乱了那天生的感官，抛弃了那天然的供养，违反了那天然的政治原则，背离了那天生的情感，以致丧失了天生的功绩，这叫做大凶。圣人清醒自己那天生的主宰，管理好自己那天生的感官，完备那天然的供养，顺应那天然的政治原则，保养那天生的情感，从而成全了天生的功绩。像这样，就是明白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了、明白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了，天地就能被利用而万物就能被操纵了，他的行动就能处处有条理，他的保养就能处处恰当，他的生命就能不受伤害，这就叫做了解了天。

　　所以最大的技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做，最大的智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考虑。对于上天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天象中那些可以测定气候变化的天文资料罢了；对于大地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适宜条件中那些可以便利种植庄稼的地文资料罢了；对于四季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规律中可以安排农业生产的节气罢了；对于阴阳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和气中可以治理事物的因素罢了。圣人任用别人来掌握这些自然现象而自己所做的只是去掌握治理国家的原则。

　　社会的安定或混乱，是由上天决定的吗？回答说：太阳月亮、行星恒星、祥瑞的历书，这在禹与桀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由上天决定的。那么，是季节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在春季、夏季纷纷发芽、茂盛地生长，在秋季、冬季积蓄、收藏，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季节造成的。那么，是大地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得到了大地就生长，失去了大地就死亡，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大地造成的。《诗》云：“天生高大的岐山，太王使它大发展；太王已经造此都，文王使它长平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上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取消冬季，大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废除宽广，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叽里呱啦就中止行动。上天有经久不变的规律，大地有经久不变的法则，君子有经久不变的规矩。君子遵行那常规，而小人计较那功利。《诗》云：“礼义上我错误不犯，何必担忧人说长道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楚王外出时随从的车子有上千辆，并不是因为他聪明；君子吃豆叶、喝白水，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这种情况是时势命运的制约造成的。至于思想美好，德行敦厚，谋虑精明，生在今天而能知道古代，这些就是那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所以，君子慎重地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君子慎重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进步；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退步。所以君子天天进步的原因与小人天天退步的原因，道理是一样的。君子、小人相差悬殊的原因，就在这里。

　　流星坠落、树木发响，国内的人都害怕，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啊。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那太阳、月亮发生日食、月食，旋风暴雨不合时节地突然袭击，奇怪的星星偶然出现，这些现象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君主英明而政治清明，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在同一时代都出现，也没有什么妨害；君主愚昧而政治黑暗，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样都没出现，也毫无裨益。那流星的坠落、树木的发响，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

　　在已经出现的事情中，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才是可怕的。粗放地耕种而伤害了庄稼，粗放地锄草而妨害了年成，政治险恶而失去了民心，田地荒芜而庄稼长不好，米价昂贵而百姓挨饿，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政策法令不明确，采取措施不合时宜，具有根本意义的农业生产不加管理，发动劳役不顾农时，那么牛就会生出像马似的怪胎、马就会生出像牛似的怪胎，六畜就会出现怪异的现象，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礼义不加整顿，内外没有分别，男女淫荡混乱，而父子互相猜疑，君臣离心离德，外寇内乱同时到来，这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人事上的反常现象实产生于昏乱。上述这三类反常现象交错发生，就不会有安宁的国家了。这种人事上的反常现象解说起来道理很浅显，但它造成的灾难却很惨重。这是可怕的，但不值得奇怪。古代解释经文的书上说：“各种事物的怪现象，经书上不作解说。”没有用处的辩说，不是急需的明察，应该抛弃而不加研究。至于那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相亲，夫妻之间的区别，那是应该每天切磋琢磨而不能丢掉的啊。

　　祭神求雨就下雨了，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它就像不去祭神求雨而下雨一样。太阳、月亮发生了日食、月食就营救它们，天气干旱了就祭神求雨，占卜算卦然后决定大事，古人并不是认为这些做法能得到所祈求的东西，而只是用它们来文饰政事罢了。所以君子把这些活动看作为一种文饰，但老百姓却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把它们看作为一种文饰就吉利，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就不吉利了。

　　在天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太阳、月亮更明亮的了，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物品之中没有什么比珍珠、宝玉更明亮的了，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比礼义更灿烂的了。太阳、月亮如果不高挂空中，那么它们的光辉就不显著；水、火如果不积聚，那么火的光辉、水的光泽就不大；珍珠，宝玉的光彩不显露于外，那么天子、诸侯就不会把它们当作宝贝，礼义不在国内施行，那么功业和名声就不会显著。所以人的命运在天，国家的命运在礼义。统治人民的君主，推崇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喜欢财利、多搞欺诈，就会危险；玩弄权术、坑人害人、阴暗险恶，那就会彻底灭亡了。

　　认为大自然伟大而思慕它，哪里及得上把它当作物资积蓄起来而控制它？顺从自然而颂扬它，哪里及得上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盼望时令而等待它，哪里及得上因时制宜而使它为我所用？依靠万物的自然增殖，哪里及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们根据人的需要来变化？思慕万物而把它们当作与己无关的外物，哪里及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去它们？希望了解万物产生的原因，哪里及得上占有那已经生成的万物？所以放弃了人的努力而寄希望于天，那就违背了万物的实际情况。

　　各代帝王都没有改变的东西，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政治原则的常规惯例。国家有时衰微有时兴盛，但君主都凭这种常规惯例去应付它。治理好这种常规惯例，国家就不会混乱。如果不了解这种常规惯例，就不知道如何应付变化。这种常规惯例的主要内容从来没有消失过。社会的混乱，产生于这常规惯例的实施出了差错；社会安定，全在于这种常规惯例的实施十分周详。所以，政治原则中那些被一般人看作为好的东西，如果符合这种常规惯例，就可以依从；如果偏离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不可以实行；如果违反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会造成极大的迷惑。在水中跋涉的人用标志来表明深度，如果这种标志不明确，就会使人陷入深水淹死；治理民众的君主用标准来表明政治原则，如果这种标准不明确，就会造成混乱。礼制就是治理民众的标准。违反了礼制，就是昏暗的社会；昏暗的社会，就会大乱。所以，政治原则没有照不亮的地方，它对外对内都有不同的标准，对隐蔽之事或显露之事都有永久不变的规定，那么民众的陷阱就可以除去了。

　　万事万物只体现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某一种事物只是万事万物的一部分，愚昧的人只认识了某一种事物的一个方面，就自以为知道了自然规律，实在是无知。慎子对在后服从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在前引导的一面却毫无认识；老子对委曲忍让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积极进取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墨子对齐同平等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等级差别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宋子对寡欲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多欲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只在后服从而不在前引导，那么群众就没有继续前进的门径；只委曲忍让而不积极进取，那么高贵和卑贱就不会有分别；只有齐同平等而没有等级差别，那么政策法令就不能贯彻实施；只求寡欲而不见多欲，那么群众就不易被感化。《尚书》上说：“不要任凭个人的爱好，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道；不要任凭个人的厌恶，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路。”说的就是这个。

荀子确实不愧是牛人，在当年那个迷信鬼神信奉天子的年代，竟然能提出人定胜天的观念，当然这一切的缘由也离不开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古人宗教迷信十分严重，皇帝是天子，有天命，所以喜欢封禅、祭祀。但是，武王伐纣，让天命受到了一次打击，后来的春秋战国和秦朝，王权开始从天上跌落下来，平民开始上升，各国都开始重视人谋，《左传》开始记载吉凶由人，天道远，人道迩等思想开始流行，从唯心开始边唯物。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统治者要维护统治，就要借助宣扬天的权威来巩固王权，只不过，天上哪里有不变色的江山。兴亡根本不在于天意，而在于人心向背，在于人谋。

人对于事物的认识都是在不断前进的，西方也是如此，从地心说，到日心说，从宗教愚昧，到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也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