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胡之争：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

1930年，有一个著名的学案，叫梁胡之争，争论的俩人分别为梁漱溟和胡适，争论的主题是：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

梁漱溟致信胡适，问：“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封建军阀。您却认为不是，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有什么道理。”

可见九十年前的中国，包括学界都公认中国最大的敌人是列强。但胡适却认为不是。

胡适回答梁漱溟说：“什么都归结于帝国主义，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鸦片固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帝国主义扣关门，为何日本藉此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

胡适的这番话对周作人的触动很大，周作人非常支持胡适的观点。周作人说，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日本人学中国，只学好的不学坏的，日本的皇宫里没有太监，日本的妇女不用缠足，日本不用八股文选拔官吏，日本人也不抽鸦片。

清朝皇族载泽赴日访问时，则向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请教过清朝为什么会败这个问题，伊藤博文则说：贵国并非没有人才，然而贵国乃专制之地，不管天才、地才、一遇专制，皆为奴才，此乃贵国愚昧落后不能强盛的根源，也是我们战胜你们的原因。

所以古人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一个国家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国家，而是能不能正确的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

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健康的躯体，把几十年来的发展红利牢牢攥在手里的那帮人，就是这个躯体上的肿瘤。阻碍国家进步和发展的。正是这个肿瘤，有没有勇气割除这个肿瘤，才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不过对于胡适，还是有不少争议。据说其有魅日行为，支持不要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在美国呆了几年，没争取到援助，没给抗战出过力，还到处宣扬不应抗战的言论，气的蒋介石破口大骂，并在日记中写道：“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乃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其人格等若野犬之狂吠。”

宋子文给蒋介石的信中，则有这么一段话：适之（胡适）言数年前太平洋会议时，深觉中国既无外援，又无充实军力，足御强寇，固在演说中主张放弃东三省。会后，承斯汀生诫适之：东北问题，牵涉三千余万中国同胞，君何得肆意断送！

日军侵占东北之后，胡适的意思就一个：反正东北已丢，我们又打不过，不如成人之美，将东北送给日本人，并承认伪满，如此便可获得和平发展的机会。

1949年8月，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际，毛泽东则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再次提到胡适，称其为“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控制的新式知识分子”。

至于底层民众为何会贫穷？一来和自身也有关系，二来和既得利益集团吸食了太多民脂民膏也有原因，有一部纪录片叫《愚公移山》，里面讲的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纪录片中曾经讲到当时普通渔民平均一年的收入就可以买一套房子，而如今呢，要掏空六个钱包以及一辈子的积蓄才能买到个房子，怎么会不贫穷？而这利润的大头又是被谁给拿去了呢？各种资本宣扬消费主义、各种医疗、教育、养老、生育难题也迟迟得不到解决，底层百姓又怎么敢去消费。

我们的教科书宣传那十年是浩劫，嗯，对于特权官员来说，也确实是浩劫，而对于普通百姓，只可惜那时候的资料都太过于敏感，能让人看到的资料信息并不多，不好加以评判。

历史上是贫穷阻止了多数人接受良好的教育，无法使人口优势转化为优质人力资源。当下我们虽然实行了九年义务教育制，文盲已经很少了，但是如今的教材则被不少人诟病称呼为防自学教材，教材上应该有的知识有一块没一块，更不要提毒教材事件了，还有人则评论说现在的教材如果是教鼠标使用，正常教材应该是：单击右键是菜单，单击左键是选择，双击左键是打开。
人教版则是：
第一章，鼠标对我们使用电脑的重要性
第二章，鼠标的历史
第三章，鼠标的结构
第四章，我们已经知道单击左键是选择，那么双击是什么功能呢？快和小伙伴们一起讨论一下吧！

甚至于一些大学校园里也基本上学不到什么和企业里有用的知识，以至于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企业则面临无人才可用的局面。清华大学社科院院长彭凯平甚至说，中国孩子现在的问题是学习无动力，社交无能力，对真实世界无感觉，生命无意义，教育不知该何去何从。虽然话是有点极端，并不是所有孩子都这样，中国也不乏优秀人才，但也还是让人警醒。

至于贪污腐败，则更是不用讲，古代历朝历代之亡，无不是官僚特权贪腐问题严重，《大明王朝》里面的经典台词：历来国库亏空，要么打百姓的主意，要么打商人的主意，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以至于最后掠无可掠，官逼民反。

有句电影台词里面中鲁迅讲到：国民政府是世界上最讲究自尊和爱面子的政府，从来只能说他好不能说他坏，你说他坏是为他好，是为促其进步，送他一句真心的劝告，他却要回送你一颗带毒的子弹。放到如今这么个时代，则也有那么几分似曾相识的味道，正常人是反对不公反对特权是说事实，别人则可能说你带节奏，50W，润出去。

央视网最近则也发文说要切实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注重从就业、增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托幼养老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急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多推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措，也希望能执行落实下去吧。

对于一国来说，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对于一人来说，最大的敌人也同样亦是自己，不学无术，则就业艰难，不多读书，不独立思考，则愚昧无知人云亦云，被各种割韭菜了还给别人数钱，抱怨无用，精进自己不断抗争或许才是正道。

历朝历代从不缺乏歌颂老百姓的诗词歌赋，但是，那些勤劳耕种，养活了统治阶级的平民之辈，在中国的历史上往往是个抽象的历史符号，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官员才是社会的中心，大多数的中国老百姓，往往难以除却官本位的心理文化沉淀，人们习惯于把地方的领导者称呼为父母官，而官员则是替天子牧民，号称州牧，民众不过是绵羊，并且把一个地方建设的好坏寄希望于清官好官的作为，希望能够出一个包青天，但历史上包青天往往是少数的，在没有完善律法的制约和监督下，清官如同凤毛麟角，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贪婪的，是好逸恶劳的，虽然有一些统治者如朱元璋、雍正等人针对腐败制定过不少严苛的制度，但根本目的，还是在于维护政府与官僚集团的利益平衡，对民生几乎没有太大改善，官也很少站在民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不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此外，朝代发展到中后期，统治阶级队伍往往十分庞大，食利阶层的庞大，往往让民众苦不堪言，特别是一些政府竭泽而渔的税收政策，更是让农民的生活雪上加霜，以至于古诗中出现了苛捐杂税猛于虎的感慨，很多平民到了如今21世纪都还没有纳税人意识，2024年，广州地铁上的一段广告语引起舆论关注，这原本是常识的一段话：消费也会缴税，我就是光荣纳税人，到如今都有很多人也并不知晓。

如果勤劳努力，省吃俭用可以致富，那中国百姓毫无疑问将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可惜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历史上吃饱饭的时候往往是少数，所以有人认为古代社会是法家锁喉、儒家捏肋、佛家抽脊，在儒家典籍中，记载了三千多礼仪规则，如此繁琐的礼节已经超出了礼貌的需要，不过是为了强化尊卑阶级，体现所谓的面子而已。为了体现所谓的孝道，古代儿女还要丢掉农活工作去守孝，而佛家的宿命论则给了底层一碗心里鸡汤，以彻底磨灭底层的反抗意识，很多走投无路的人，往往会把苦难归咎于自己，认为自己是上辈子造了孽，这辈子才来受苦。
中国曾自诩为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可在公元前403年，古希腊就有了陪审团制度，以确保案件在审理过程中无法被操控或者贿赂，1215年英国就颁布了自由大宪章，国王也要遵守法律，这是法治的起源，1644年，英国就出版了《论出版的自由》一书，提出了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理念，而清朝还在实行文字狱，1689年，英国颁布了权利法案和宽容法案，确定了君主立宪制，这是民主的起源，1693年，英国就已经出现了公务员财产公开制度。而我们几千年都在期待出现一个青天大老爷，其实各国都有各国的优劣，世界各地也都有璀璨的文明，只有真正开眼看世界，才能真正读懂历史。

爱因斯坦曾经在到访‌中国后，在日记中对中国人做出了一些评价，这些评价包含了一些负面词汇，具体如下：‌
他认为中国人“肮脏且迟钝”，并观察到中国人喜欢蹲着吃饭，这种方式让他难以接受，认为如同欧洲人蹲在厕所里大小便一样。
他描述中国人“勤劳，但却呆板迟钝，缺乏逻辑思维，没有数学天赋”，像机器一样工作。民众思想僵化，只能守着自己的土地，是一个需要时时刻刻想着谋生的国家，这样的国家的人民是无法深刻探讨物理的。
他还使用了一些其他带有歧视和偏见的词汇，如“智力低下”、“劣等民族”等。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评价是基于爱因斯坦个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观察和感受，并不能代表所有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也不能作为对中国人的全面和客观评价。如今，历史车轮走到了21世纪，不要让中国历史再重蹈覆辙，是我辈需要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