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总结抗日战争经验教训

李宗仁可以算得上一个抗日名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取得歼灭日军二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就是其指挥的。在其回忆录中，李宗仁总结过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他认为日本轻视了中国，日本人一直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认为中国是重文轻武，教育落后，所以无法和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但这一点呢，显然是错误的。

李宗仁说到中国其实和日本一样，在接受西方的先进文化，民族意识是逐渐提高，因为中国很大，人口很多，所以没有日本那么见效迅速，但日本认为中国无可救药，无法抗衡，这是完全错误的。

此外，日本在战略上是混乱没有计划的，每次都是一些中下级军官比较激进的，弄个什么事变什么的，然后再由高层来追认，这样的话，资源的分配是极其的混乱。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

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

在中国战场上，日本用添油战术，逐次增兵，从918到卢沟桥，当时日本常备师团有20个，全国动员则可以递增到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在卢沟桥事变时期，日本立刻动员全国，一开始就派30个师团，用闪电战的方式，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外一路出西北，占领兰州，切断中苏交通，然后和陇海线西进的部队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陆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进攻，与南下的部队回应，使中国西南各省的军队不能调到长江流域。那么占领上海、南京、武汉、长沙是相当容易的，然后右过秦岭占成都，中从宜昌穿过三峡占领重庆，然后左再进入广西，进入贵州，这样的话，中国主要城市全部都会被占领，只能用零星游击队进入山区，中国全国的经济和军事将进入瘫痪状态。

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而实际上日军采用的是叫添油打法，最终在中国战场也有六七十个师团，但是没有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席卷的力量，日本在事变之后没有直接去切断龙海路冲向武汉，而是自作聪明的进了山西，那里崇山峻岭的并不好打，费了半天劲，只能推进到黄河北岸，过不了黄河，然后再去围攻徐州，又花了几个月时间，然后再往西，往开封打，黄河决堤之后，又绕过来沿着长江往上打。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

所以虽然抗战初期中国的局势非常差，损兵折将，然后也失去了很多大城市，但日军的战略也同样是一塌糊涂，他们始终没有一个全盘的规划，或者是盲目的乐观。日本总以为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都拿下了之后，那中国政府只能投降了，根本没有考虑到后半盘棋，如果不投降呢？

在战术上，李宗仁认为日军是非常强，战术执行上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敌人不易有息可乘。日本高级将领虽然没有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重大错误，不犯错，执行力强，这是他的总结。

对于中国的总结，他认为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可以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而不像敌人的机械化装备，一旦离开交通线便不灵。还有我军的特点是吃苦耐劳，在任何恶劣条件下都可以继续作战，那么这就是优点，基层官兵非常的英勇，很拼。

缺点也比较多，第一个就是因为这个人员缺口很大，到处抓壮丁，抓来的未受训练，战斗力奇差，然后营养不良，骨瘦如柴，这是基层的现象。其次中央政府本质上是包而不办制，对地方一向采用分化统治，比如说抗战时期，每个省的党政军老蒋都要让其互相对立，以免这个省长的权力太大。在抗日战争之前，中央军主要的任务就是监视杂牌军，红军长征路上，中央军就是在驱虎吞狼，最典型的就是借红军的手把贵州王家烈干掉。

政治上，老蒋的独裁政权残害忠良，经济上是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贩卖烟土，制造毒品，金融市场为官僚资本所垄断，贪污之风弥漫。

在军事上，第一个就是中央系和杂牌是完全不平等的，中央军无限补充，杂牌是被反复克扣，那同样都是要冒死打仗的，你吃的好，用的好，我们这边要子弹没子弹，要炮弹没炮弹，这谁能服气？到了中后期，一些杂牌部队因为得不到补充，得不到弹药，只能采用这个向官员行贿的方法来搞到一些。

在战略上，中国第一个错误就是淞沪会战，把全国精华集中在京沪杭三角区域是非常差的，因为敌人的海陆空优势可以发挥的非常明显，所以不管在哪里打，肯定不能在上海以这样的方式打。

李宗仁认为这是意气用事，抗战应该是一个消耗战，把敌人拖垮为止，不应争一城一池的得失，而且老蒋期望的西方列强调停肯定不会发生，因为在三七年欧洲局势已经比较危险了，那英法哪里还有时间东顾。

第二个错误就是死守南京，淞沪会战之后，其实我军这边还有一些精锐部队，李宗仁认为应该把南京正面让开，然后从南北两面进行夹击，但实际上老蒋还是决定死守南京，白白浪费了十多万精锐。

接下来武汉会战，李宗仁提到当时从徐州撤回来，第五战区主要的兵力在豫南、鄂东，而敌人的主力呢，是从南京沿江西上，李宗仁主张呢，一部分兵力从豫南主动出击，夹击鄂东的敌人，这个呢，老蒋没有同意，老蒋还是决定采用以逸待劳，在鄂东豫南一带构筑这个纵深防御，但是实际上证明在这一路是守不住的，路安以西到信阳之间全是平原，无险可守，最终信阳还是被攻占，然后沿着平汉线往南推，武汉才弃守的。

到中后期，我军有四五十个师一直在滇缅边境，要打通滇缅，夺取仰光黑口，接受美国物资。李宗仁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与其去打通缅甸，我们为什么不能打通自己国家呢？我们有四五十个师的精锐可以集结于南宁一带，然后往广州湾进军，直接在广东打出一个出海口，不是一样可以接收物资吗？你又何必去缅甸的丛林里呢？后来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他发现老蒋让杜聿明围攻龙云，他才知道原来老蒋还想着这些。

还有老蒋越级指挥的毛病，经常是一个电话直接打到前线的师长那里，什么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什么都不知道，李宗仁说，我在五战区能打几次小胜仗，未受委员长直接指挥亦不无关系。
李宗仁在他的《焦土抗战论》中表示：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故敌人立在速战速决。但我们必须避我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民众、山川险阻等条件，作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泥沼之中。”


在台儿庄之战中，李宗仁以守军牵制日军的强大进攻，又从周围调集大军对孤军深入的日军进行了战略包围，最后成功围歼了敌人。而避免与武器和装备精良的日军进行正面作战，采用战术包围和聚歼对方，则是致胜的主要原因。

其次，在后期撤退时，李宗仁事先作出了细致的计划，并尽量避免与日军作消耗战，边打边退。由于身后是广阔的山林原野和沼泽湖泊地区，非常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撤退。日军的拦截线也过长，首尾不能呼应而顾此失彼，所以中国军队以微小的代价完成了主力撤退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