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涯

毛泽东16岁之前，一直住在家乡湖南湘潭韶山，这是一个交通不便的山村。他家世代务农，父亲是一个精明能干亦农亦商的富农，家教很严，一心想让儿子懂点文墨，会打算盘，好继承家业。

毛泽东8岁被送进私塾，一直读到16岁，中间曾停学二年，经过同父亲力争，才又读了一年。六年私塾，读《论语》、《孟子》、《左传》这些经书，后来他说起自己的幼年，“学的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套，这种学习的内容虽然陈旧了，但是对我也有好处，因为我识字便是从这里学来的。”

回忆起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还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

但旧时私塾，老师只点书，并不讲解，学生只是死记硬背，因此，当时他并不是很喜欢读这些经书。他最喜欢看的是《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及《说唐》、《说岳》这些杂书。私塾的规矩，认为这都不是正经书，不许学生看。他总是偷着看，甚至在课堂上将正书放在上面。

当然，死记硬背在某方面也有一定作用，如严复致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说：“寒家子女，少时皆在家塾，先治中文经传，古文亦无不读。非不知辞奥义深，非小学生所能了解，然如祖父容颜，总须令其见过。至其人之性情学识，自然须俟其年长乃能相喻。四书五经亦然。以皆上流人不可不读之书，此时不妨先教讽诵，能解则解，不能解置之，俟年长学问深时再行理会，有何不可。且幼年讽诵，亦时研练记性；研练记性，亦教育中最要事也。若少时不肯盲读一过，则终身与之枘凿，徐而理之殆无其事。”

巴金则曾说：“我背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但是当时也只能说是似懂非懂。可是我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但是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读得多，即使记不住，也有好处。”

毛泽东后来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四书五经这类古籍仍属案头之书。同他关系最深的老师杨昌济，是一位学贯中西的理学家，对中学、西学都持批判态度，主张用“新时代之眼光来研究吾国之旧学”，“合东西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他在堂上讲课，在课外辅导，将儒家学说讲得很活，不厚古薄今，而是古为今用。这于毛泽东探究古籍，活学活用，有极大帮助。

不过当时有的塾师喜欢体罚，打学生; 父亲也因不服管教，打过儿子。毛泽东的个性自幼特别倔强，为此作过英勇反抗。有一次逃到山中，转了3天3夜才找回来；有一次以跳塘威胁父亲，从而赢得胜利。这样，使老师和父亲以后不再使用这种教育手段了。　　

由于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分士农工商四民，“学以居位（做官）曰士”。要做官，非通经籍、应科举考试不可。朱熹注的四书，从元朝以后即定为科举用书，成了法定的教科书。农工商子弟读书，一般不是为了应科举，而是为了略识之无，便于记账之类。于是，他们另求简便之路，便有蒙学——儿童的启蒙用书。旧时村塾蒙学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此外还有《增广贤文》、《幼学琼林》等。这类书，用简短的骈俪句式，且多押韵，儿童读来，琅琅上口，便于记忆，既能识字，又长知识，以至终生不忘。其中贯注的自然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等，活泼鲜明，通俗易懂，因之能在民间广泛流传。所谓“读了《增广》会涉骂，读了《幼学》会讲话。”因为《增广》多谈世态人情，《幼学》多词汇典故。这些书的内容虽同属封建文化的范围，不免宣扬封建思想意识，甚至还有庸俗无聊和迷信荒诞的东西，但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规范方面，还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是不可一笔抹杀的。

文革时期曾有人批判《三字经》，认为：“此书内容非常反动，浸透了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的毒汁，通篇皆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的唯心史观和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之类的封建道德伦理。”“在历史上起了极坏的作用，流毒又广又深。”当然，《三字经》里面也有很多奖勤教俭，鼓励读书，传授学习方法的内容，如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还有如赞家贫而苦读者：“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幼学琼林》里面则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学习吟诗作赋，还蕴含了一些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如小过必察，谓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谓之落井下石。管中窥豹，所见不多；坐井观天，知识不广。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此魏征之对太宗；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此子产之讽子孔。


13岁到15岁这两年，毛需要在地里干活，夜晚还要帮助父亲记账。这段时间，毛泽东对《 三国 》、《 水浒 》等等小说尤其喜爱，熟记其中的一些故事。难能可贵的是，他在阅读中能进行独立思考，“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 三国 》、《 水浒 》这些小说中还充满了战争的描写，加上《 左传 》中那些战争的记载，这对于毛泽东后来数十年特别是游击战争初期的军事生涯，显然是有启发和帮助的。

例如《 水浒 》中洪教头的故事、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他都在自己的军事著作和哲学著作中当作例证加以引用。因此，当年曾经有人这样挖苦过他：靠《 三国演义 》、《 孙子兵法 》、《 曾胡治兵格言 》等等，来指挥战争。

毛泽东曾说：“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许多故事，我们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讨论过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旧时的私塾让儿童读四书五经，大概只能起认字与死背（锻炼记忆力）的作用，而于儿童的智力开发，知晓世态人事，是不起什么作用的。鲁迅曾说他幼年在私塾读那些古书，并无多大好处，帮助开窍的，乃是《三国》、《水浒》，后来是《聊斋》，一生受益的不是经学而是杂学。鲁迅是世家子弟，在文化之邦绍兴城读的私塾，塾师也比农村的高明，尚且如此，何况处于韶山这样内地山村的农家子弟毛泽东呢？

在毛泽东读私塾的那个时代，《水浒传》并不像今天这样被称为“古典文学名著”，可以公然去读，大致从明思宗——崇祯时起，《水浒传》就被历朝帝王列为禁书。这是由于明思宗时，山东有李青山等人的起义，聚众于梁山，攻掠城池，阻断漕运。起义被镇压后，兵部尚书等上书，将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归罪于始作俑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于是，“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尽令速行销毁，不许隐匿，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等朝，也屡次颁令严禁《水浒》。

至于《三国演义》，据陈康祺《郎潜纪闻》中载：清初曾敕命翻译《三国演义》为满文，因当时武将不识汉字，打仗作战，往往参考三国战争的记述；甚为得力。张德坚在《贼情汇纂》中也说，太平天国之“诡计何所依据？”“盖由二三‘黠贼’采稗官野史中军情仿之，行之往往有效，遂宝为不传之秘诀。其裁取《三国演义》、《水浒传》为尤多。”毛泽东也显然从它学习到了些战争的知识。

至于《西游记》，毛泽东则认为唐僧是个乡愿，一味劝人为善，如果不除恶务尽，则“妖为鬼蜮必成灾”。对于《红楼梦》，毛泽东也是十分推崇的，他曾说：“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对《红楼梦》评价之高，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据毛泽东自己说，《红楼梦》他至少看过5遍。在毛泽东少年时，社会上对《红楼梦》仍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伪道学斥之为淫书，甚至编出种种故事，说，《红楼梦》的作者死后堕入拔舌地狱之类，肆意谩骂；还有人则认为《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废者”。

鲁迅则说，读《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毛泽东则认为，一部《红楼梦》写的是四大家族的兴亡史。“《红楼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20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300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20世纪70年代谈及《红楼梦》时又说：“作者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谈情说爱）就是掩盖它的。”

《红楼梦》问世以来，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已经构成一门专门的学问——红学。从最早的评点派，到后来的索隐派，以至胡适、俞平伯考证派的新红学。毛泽东则不同意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引派，以及胡适、俞平伯等派观点，欢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红楼梦》的学术成果。1954年10月，当看了李希凡、蓝翎评论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的文章后，十分兴奋地当作一件紧急大事，写信给政治局的同志予以推荐，以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后来，13岁时的毛泽东读到了《 盛世危言 》一书，这是他接触到的第一本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著作。作者郑观应是清末的一个改良主义者，从他自己取的一个别号“杞忧生”可以看出他的忧国之心。他思考中国贫弱的原因，主张在“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原则下，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例如，实行保护关税，发展机器制造工业，以商战对商战，并设置议院等等。这是康有为、梁启超以前，鼓吹维新改革最有影响的著作。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甚至30年之后还能向斯诺讲述这书的大要。对书籍的广泛兴趣，经常思考祖国的现状和前途，是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显露出来了的特色。　　

作者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说：“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幼读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都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其驯致富强，亦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

郑观应是以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当作“富强之本”的；同魏源等人专讲“师夷长技”的观点有区别，更不同于洋务派官僚的“遗其体而求其用”，只重“船坚炮利”的主张。然而，郑观应仍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总之，不敢摆脱孔孟纲常人伦的本体，仍是一个“圣之时者也”的人物。他的改良主张，经过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早已宣告“此路不通”。不过，对于孤处山村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本一二十年前出版的书，确是顿开茅塞的新鲜读物，尤其作者的教育救国思想激发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毛泽东说：“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得到复学的准许后，毛泽东到另外两处私塾又读了一年，然后去湘乡东山小学。

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要做到“船坚炮利”，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以培养人才，书中特别重视教育：“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夫泰西诸国、富强之基，根于工艺，而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书中“学校”、“西学”、“考试”、“日报”、“教养”、“女教”、“技艺”等篇，都是有关教育的，以大量的篇幅介绍西方和日本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如“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尝考日本自其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返国后，即广设大小学堂”。“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　　

郑观应后来有《盛世危言续编》等著作问世，影响已逐渐减小。他晚年多病，几十年的哮喘痼疾使他求助于道教养生术，练气功之外，还问乩求丹，终堕左道，甘心受骗。致友人书说：“既不能兼善天下，又不能独善其身，故欲借修仙以求偿救世之宏愿。”正如他自己诗中所说：“三著《危言》祝太平，心存救济利名轻，贾生痛哭终无补，九转丹成问上清。”

除了《盛世危言》外，毛泽东还读了一本小册子《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介绍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以及对越南、缅甸宗主权丧失的情景。他读过之后，回忆说：“甚至现在我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在家里，毛泽东不满于父亲的专制，他从不愿受约束，好自行其是，有过很多“忤逆不孝”的抗争。用他后来风趣的说法，“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他热爱母亲。母亲是一个善良、谦和、公正和乐于帮助别人的农村妇女，她的品德给了儿子良好的影响。她对神佛的信仰很虔诚，经常向儿子灌输宗教信仰。因此，少年毛泽东也信过神佛。

1909年，一个新派教师李漱清回到韶山，向人们宣传维新思想，反对宗教迷信。毛泽东同他很谈得来，在他的影响下，又读了上述《 盛世危言 》等新书，终于破除了对神佛的迷信。

16岁时，毛泽东的父亲决定送儿子到湘潭一家米店去做学徒，以培养经商的本领，好继承家业。这时毛听说邻县湘乡的东山书院改成了一所新式的高级小学，由于求知的渴望，坚决要求到东山小学去读书。父亲拗他不过，终于让步了。

1910年早秋的一天，毛第一次离开家乡，到湘乡县立东山高小读书，从此也就离开了这个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风气闭塞的山村。这种独立不羁的品质，帮助这个少年作出了决定一生命运的第一个重大抉择。

在这所新式小学，毛泽东除了仍读经书之外，第一次受到了新式的学校教育，学习了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和英语。在这里，由于他领悟力、模仿力高，古文写得好，教员都看重他，国文教员尤其喜欢他。他写的好些篇文章在校内传诵一时，以至几十年之后，人们还记得其中的一些题目：《 言志 》、《 救亡图存篇 》、《 宋襄公论 》等等。校长和教师都很器重这个学生，说：“学校取了一名建国材”。在东山小学的同学中，毛泽东也有几个家境相近的友伴，如后来以诗人闻名的萧三（当时名萧植蕃）就是一个。萧的回忆中有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借一本《 世界英杰传 》给毛泽东，书中有华盛顿、林肯、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书还来的时候，毛泽东抱歉地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原来他在整本书上加上了许多圈点。他特别钦佩华盛顿，经过8年艰苦战争，赢得了美国独立。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在东山小学，毛泽东第一次知道康有为和梁启超，并且十分崇拜这两个人物。
1898年的戊戌政变，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康有为、梁启超亡命日本。痛定思痛，梁启超认为，中国当时的贫弱落后，受列强欺凌几十年，各种国家权利均归人手，不只是因为有“最腐败之政府”，更因为有“最散弱之国民”，而后者为更重要、更深层次上的原因。他决心致力于思想启蒙工作，以提高国民的素质。1898年12月，他在日本横滨创刊《清议报》，以“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为宗旨。这个报刊1901年末停刊后不久，梁氏又于1902年2月在横滨创刊《新民丛报》。当时都遭清廷禁止在国内发行的这两种报刊，在政治上，鼓吹保救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主张君主立宪；但更重要的是，梁启超在那上面发表了一系列鼓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道德思想的文章，如《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传略》、《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乐利主义者之泰斗边沁之学说》、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论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等。这样，跟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价值标准、伦理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得以介绍过来，在长期囿于封建文化观念的中国知识界中，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梁启超著述极丰，方面甚广，虽然思想观点复杂多变，矛盾共处，然而学识渊博，不失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的文章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从朱执信、柳亚子到胡适、蒋梦麟，从陈独秀到吴玉章、林伯渠，从鲁迅到郭沫若、邹韬奋，都有过这方面的回忆。

梁启超认为只有有了新的国民，才可能有新的国家，新的政治。“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所以，“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欲救今日之中国，莫急于以新学说变其思想”。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梁启超不遗余力地进行启蒙宣传。他的这些文章，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最终推翻清王朝，起到了部分的舆论动员和理论准备作用。


毛泽东曾借到了一套《 新民丛报 》。这是梁启超于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时，1902年在横滨创办的刊物，1907年就停刊了。康、梁作为两颗明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1898年，那时他们代表着维新改革的历史要求，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待到毛泽东从旧刊物上接触到梁启超的时候，明星的光芒早已暗淡下去了。但梁启超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对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介绍，仍使他觉得无比的新鲜。由于年龄和知识的增长，他对这些新学的理解和接受显然要比几年前读到的《 盛世危言 》更多。特别是梁启超的那种“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的文章，更使他神往。

他有意模仿这种笔调，也很能写一点这种文体的政论了。这时他还取别名“子任”，可见对梁仰慕的程度（梁启超号任公）。1918年，他和蔡和森、何叔衡、萧三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织新民学会。从学会命名中就可以明显看出梁启超影响的印记，因为梁在《 新民丛报 》发表过一篇很长的系列文章《 新民说 》，曾轰动一时，在全国发生很大影响。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只读了半年。这个学校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他想到长沙去，他听说，那里有很多更高级的新学校。正好这时候学校的国文教师贺凤岗应聘到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他愿意带这个学生到长沙去读书。好不容易说服了父亲。1911年春天，毛泽东挑着行李步行到湘潭县城，再乘船到长沙，进了湘乡驻省中学堂。来到长沙，对于毛泽东后来的道路，是一个更大的转折点。长沙是湖南全省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晚清几十年中新旧斗争的激烈场所。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黄兴、陈天华等许多人，都先后在这里活动过。只是来到长沙之后，毛泽东才更直接地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这时，清王朝已经临近了自己的末日，它的腐败统治导致列强入侵，国土沦丧，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在毛泽东来到长沙的一年以前，长沙城里曾发生饥民抢米风潮，遭到地方当局的残酷镇压，旗杆上悬挂着示众的人头。事件发生的当时他还在韶山家中，那许多天里，他都和友伴讨论这事，为饥民深感不平。后来他对斯诺说，这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也正在这时，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许多地方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就在毛泽东来到长沙前夕，广州爆发了进攻督署的起义，七十二烈士殉难，这一震动全国的可歌可泣的壮举，也给了毛本人很大的影响。

8年之后，他在自己编的《 湘江评论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回顾说：“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毛泽东，就正是一个“跃跃欲试”的“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他积极参加了湘乡驻省中学堂的学生运动。他和几个激进的同学不但剪掉自己头上的辫子，还“出其不意强剪”别人的辫子。有无辫子，是清王朝用来区别顺逆的标志。不久，四川保路运动爆发，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继起者则为湖南，学生界尤其愤激，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

湖南地方当局“横加干涉，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议于岳麓山头”。他说，他自己“当时也是这许多人里的一个小卒。我们学校里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地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的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袍卸下一丢，说‘快习兵操，准备打仗’”。

清王朝不但应该推翻而且将要被推翻，这一点在毛泽东已经是完全清楚的了。尽管带着一种年轻人对于政治的幼稚认识，他还是在很认真地思考着中国的未来。“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按指辛亥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正如他自己说的，他这第一次发表的政见，竟没有能弄清楚当时革命派同改良派政治上的分野。但他这“有些糊涂”之中仍有不糊涂之处，在他所属意的三驾马车中，辕马毕竟是孙中山而不是康、梁。


1911年10月10日（夏历8月19日）的武昌起义，改变了中国发展的道路，也改变了毛泽东发展的道路，使他在湘乡驻省中学只读了半年左右就中断了。当时，湖南是全国第一个响应独立的省份，10月22日，成立了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正副都督的湖南军政府。只有10天，立宪党人谭延闿组织了一次兵变，伏兵杀害了焦、陈二督，自己接任都督。一个月里政治风云的变化真是太大了。毛泽东在长沙，目击了这一切。焦、陈举义之前，他曾经准备响应湖北军政府的号召，到武昌去参加革命军。听说武汉街道潮湿，还特地找朋友借得了一双雨鞋。湖南宣布独立以后，不必去武昌了，可以就近在长沙参加革命。他不愿意参加当时正在组织起来的学生军，就在这年10月底，他到长沙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旅）第五十标（团）第一营左队里当上了一名列兵。

那时清朝皇帝还没有宣布退位，他参军，是要为完成革命尽一份力量。后来他这样叙述了当年的兵营生活：“剩下的饷银，我都用在读报纸上，贪读不厌。当时鼓吹革命的报刊中有《 湘江日报 》，里面讨论到社会主义，我就是从那里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的。我也同其他学生和士兵讨论社会主义，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　　

毛泽东在兵营里，同穿着军装的工农分子有了直接的接触，其中有矿工和铁匠。他跟这些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当年的副班长于1950年夏天，给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来信，毛主席亲切地写了回信。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权达成协议后，不久就宣告解散，南北“统一”了。毛以为这一场革命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要他做了，决心退出军队，回到他的书本子上去，他一共当了半年兵。　　

他一连投考了几个学校，警察学堂、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实业学堂等等，都不惬意，有的住了个把月又退出来。1912年春天，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省立第一中学。但他对这个学校也不满意，以为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他从一位很器重他的国文教师那里借了一部《 御批通鉴辑览 》，读得很有兴味，觉得与其上学，还不如自学更好，可以多读自己喜爱的书。

他在这个学校里的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 》，被保存了下来，让后人得以了解他当年的思想境界和文字能力。这样，他在该校只读了半年就退学了，订了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　　

图书馆的墙上挂着一幅《 世界坤舆大地图 》，每天经过，毛总要停下来细看一阵，感到世界真大！中国古称“居四海之内”，把自己和整个世界等同起来，其实从地图上看，它只占地球总面积的很小一部分；湖南更小，湘潭简直找不到地名。他想，世界上的事、中国的事，真是太值得研究了。在图书馆，“我读了亚当·斯密的《 原富 》，达尔文的《 物种起源 》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 逻辑 》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其中一些都是18、19世纪欧洲社会学说方面的名著，待到严复把它们介绍到中国来的时候已经有些过时了。这时，在西欧先进国家，马克思主义早已出现并且正在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亚当·斯密等人的学说已经显得很暗淡。但是，这些较之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经典来说，依然还是进步的东西，这是不论《 论语 》、《 孟子 》直到《 御批通鉴辑览 》中，都完全没有的全新的道理。因此，这些书多在社会上发生很大影响。毛泽东从严复译述的这些书中受到了一次比较系统的启蒙教育。这里应该特别提到《 群学肄言 》，即“社会学研究法”，毛以为不只是社会学，对各个学科的研究都是有益的。读过之后，他在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兴奋地介绍这本书：“为学之道在是矣!”“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还有那著名的《 天演论 》，这是严复根据赫胥黎的《 进化论与伦理学 》一书编译而成的，其中夹有许多译者的评论。如认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反对中国人“好古而忽今”的思想；中国要救亡图存，只有“早日变计”，“力今以胜古”。康有为鼓吹维新的重要著作《 新学伪经考 》，是以对儒家经典作出新的阐发来反对“恪守祖训”的封建顽固派的。跟康梁不同，严复原原本本地介绍西方的名著，着重介绍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使中国人比较系统地了解西方学术，给维新派提供了新的有力武器。严复的这些译本给了青年毛泽东很大的影响。后来，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 》一文中，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被并列于“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这半年的自修是很惬意也极有收获的，但因遭到父亲的反对而无法继续下去了，父亲希望儿子能进正规的学校念书。为了能继续从家庭取得有限的费用，以维持最低的生活，而又得到学习的机会，他最后不得不考入免收学膳费的师范学校。1913年春季，将近20岁的毛泽东考入了湖南公立第四师范。他又是以第一名被录取的。校长看了他的作文试卷，深为叹服，说，“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第二年春季，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直到1918年夏季毕业，他在这所当年很有名气的学校学习了五年半。


毛泽东利用在第一师范五年半的时间，专攻社会科学，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他的思想处在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化之中，他自己对这段生活作了这样的评价：“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他回忆说：“这所新学校有许多校规，我只赞成其中的极少数。首先，我反对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我想专修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也不去钻研，所以这些课程我得到的分数很低。”“幸亏我的社会科学各课得到的分数都很高，这样就扯平了其他课程的坏分数。”这是一件很能够显示性格特征的轶事。他是一个从来不愿受约束而要按自己主见行事的人。对于当时像他这样一个立志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来说，学社会科学远比自然科学有兴趣是十分自然的事，无可非议。但对自然科学知识的忽视，就毛泽东的一生来说，毕竟是一种遗憾。　　

毛泽东幸运的是，在第一师范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和很好的同学。当时给他影响最深的是伦理学教师杨昌济。杨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共达10年之久，自幼服膺程朱之学，青年时期即具有爱国思想（留学时改名怀中）。与当年一般竞学法政、实业、军事等科的留学生不同，他在外国潜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归国时正逢辛亥革命，谭延闿想延揽他做教育司长。他不愿做官，只是选择了一个冷清清的位置，当一个师范教员。很显然，这是由于他不满现实，有所抱负，想从教育着手，为国家培植人才。毛泽东认为杨昌济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难得的是，在众多学生中，杨昌济对毛泽东也最为欣赏。他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人多务农。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据杨昌济好友章士钊回忆，1920年曾接到杨去世前的信，称述毛泽东与蔡和森二人的学行；“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先重二子。”

在第一师范的教师中，给予学生以良好影响的，还有徐特立和方维夏等，他们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共产党人。同学中的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罗学瓒、张昆弟等，也都是关心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的热血青年，围绕在杨昌济老师的周围。后来他们和毛一起组织了新民学会。建党以后，他们成为湖南最早一批党员骨干，并且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这些师友都和毛有着很深的关系，彼此之间都有着良好的影响。　　

毛泽东还希望结识本校同学之外的有志青年。1915年11月9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唯此耳。”这里指的就是著名的《 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 》（毛泽东三字的繁体共二十八画）。这启事的内容，据他后来对斯诺说的，是“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这应征的五六个人中，有当时在长沙长郡中学读书的李立三和罗章龙。罗，在复信中写道：“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他们结识以后来往颇为密切，经常交谈读书心得，交换读书笔记。后来新民学会成立，罗章龙是最早的会员之一。　　

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曾从法国给毛泽东写信，就他在国外见闻中举出许多实例，深有所感地谈到四种迷，即属于对外界事物的认识和判断的四种错误：第一是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之是非，这就叫“感情迷”；第二是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拿一部推断全体，这就叫做“部分迷”；第三是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判断结局，这就叫“一时迷”；第四是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这叫做“主观迷”，也可说是“信仰迷”。毛泽东回信说：“四种迷，说得最透彻，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虽然这四种错误不属于一般理解的逻辑错误，却反映了毛当年如何注意从逻辑学的角度辨别正误，从而发现自己的主观随意和对客观认识不足之处。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好学深思的情况，从现在保存下来的他所写的一本笔记和一本书的批语中可以窥见一斑。他当年的读书笔记、读报摘记等是很多的（如杨昌济翻译的《 西洋伦理学史 》讲稿，就工工整整抄了七大本），曾积有一大网篮，存放在韶山家中。马日事变后，有族人畏祸，将这些搬到后山烧毁。他幼年的塾师将这一本笔记保存下来。　　

笔记本共47页，1万余字。前面11页是手抄《 离骚 》和《 九歌 》全文，可见他对楚辞爱好之深。后面36页冠以《 讲堂录 》之名，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科的笔记，当是1913年10月至12月，听杨昌济讲修身课和上国文课时所记。其内容颇为驳杂，有文字训诂、警句摘录、古人的里籍年代，间或稍加评骘，有几处也记及圆周率、经纬度等自然科学常识。笔记中偶有发议论处，现在很难分辨这些究竟是学生本人的意见还是教师的意见。但至少可以认为，这些经过选择而记下的意见大抵是学生所赞同的。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出这个青年学生读书之博，用力之勤，由此还可以窥见当年他所受的影响。　　

《 讲堂录 》中，孔孟儒家学说占有突出的地位。在中国的文化遗产中，跟老庄的主要是出世的思想不同，孔孟主要是入世的思想。显然，毛泽东正是怀有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抱负，才对孔孟学说发生兴趣的。例如，他摘录了孟子说的“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样的话；提到了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提到了自许“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王船山，等等。可贵的是，青年毛泽东并没有全盘接受孔孟的思想，而进行了一些独立的思考。例如，他写道：“‘君子谋道不谋食’（按：见《 论语·卫灵公 》），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谋夫食也。‘志不在温饱’（按：宋代王曾的名言：“曾平生之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安见温饱之不可以谋也。”列宁在《 哲学笔记·费尔巴哈〈 宗教本质讲演录 〉一书摘要 》中认为，费尔巴哈提出的道德不是别的，只是一切人的利己主义的论点，可以算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毛泽东的这些议论显然也是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胚芽的。

《 讲堂录 》中还记有曾国藩的语录：“不说大话，不骛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记下了曾撰《 圣哲画像记 》中所标举的32个人；以及曾所倡导的“八本”：即读书、作文、养生、事亲、居家、立身、做官、行军等项的基本准则。他对曾国藩的赞赏显然是受了杨昌济的影响。这里应当附带说明一下，旧时尤其是湖南的读书人，包括一些有为之士，一般容易受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宗”曾国藩治学、办事、处世、为人的影响。

曾国藩一生究心宋明理学，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声称不仅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且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的道统，因而笼络了一批汉族封建知识分子。对于曾国藩鼓吹程朱之学，重视伦理道德修养，杨昌济很是推崇，他的著作《 论语类钞 》中，认为曾国藩抓住了他自己所主张的“大本大源”。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说：“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树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日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一个认真的思想家、哲学家，无不从探究世界的本源入手，来建立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本源是来自精神，还是来自物质？借学校自学的毛泽东，也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为此付出了艰巨的精神劳动，这从现在幸存的另一件实物得到证实。这件实物就是1917年至1918年杨昌济教伦理学所用的课本《 伦理学原理 》（德国泡尔生著、蔡元培译）。在这约10万字的课本上，毛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了12100余字的批语，全书逐字逐句都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等符号，可见他在学习中是何等的专注而深思。泡尔生是19世纪康德派唯心论哲学家，致力于伦理学调和动机论与功利论的研究。毛泽东的批语，除了少部分是对原书一些章节的提要以及“此语甚精”、“此不然”之类表示是否赞同的短句之外，绝大部分是他发抒自己对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的各种见解，以及对原书的批判或引申，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古今中外诸家的哲学思想，以及“五四”前夜的国事与思潮。总之，处处显示着追求真理和改革国家与社会的精神。　　

从这些批语中清楚地看到：青年毛泽东在哲学思想上的杂学庞收，从孔孟程朱陆王，到颜习斋、顾炎武、王船山、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现在又加上了康德、叔本华，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甚至还有佛学的东西，这使他当时的思想成了一堆十分庞杂的混合物。

这里，我们既看见了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例如说什么“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认为客观物质世界不能离开主观而存在；也看见了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倾向。例如说，“其知也，亦系经而知之”，“此种言语在其起源确已合于客观界之事实，乃由种种之经验而来者也。由一人而论，从幼小之时即兼而习之，似为构成于先天，而从历史观之，则纯成乎经验，而非所谓先天识觉也”，这就接近于唯物主义的经验论了。

在这里，我们还看见了朴素的辩证法，例如，《 讲堂录 》有“天下万事，万变不穷”的话；批语中则有“此世界中变化万殊”的话。在谈到中国朝代更迭历史时，有这样的思想：“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三国竞争之时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这种循环论中，分明显现着对于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认识。但有时又流露出了对于发展观的主观随意性：“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毁，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岂不愈于旧宇宙耶？”这种说法看来是从佛教哲学中“劫”这一范畴而来的。

还有这样一大段：“观念即实在，有限即无限，……生即死，死即生，……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否认了任何差别，这就从辩证的思维走向了相对主义，有点类乎庄周的“齐物论”了。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圣贤豪杰创世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因以成其为豪杰焉。本性以外之一切外铄之事，如制裁束缚之类，彼者以其本性中至大之动力排除之。”这里又是以是否探得“大本大源”来区分上智下愚：“圣人者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杨昌济虽奉孔孟程朱之学为正宗，却又攀援附会，把古今中西哲学思想冶之于一炉。学生自然也受这种影响。例如在泡尔生论及大人君子义务感情之处，《 批语 》以为“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此外，“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的观点，“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和康德二元论的影响。

我们不必惊讶青年毛泽东当时有着多么芜杂的思想，重要的是透过这些芜杂思想所显现出来的真知灼见。例如，他在写了“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一句之后，紧接着说：“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又例如阐述带有佛家观点的“生灭成毁”之后，这样写道：“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这就说明，这个学生的艰苦的哲学思维，是为他的现实的政治观点服务的。必须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这种革命思想和革命精神，是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已经有所显露的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为要“改造国家与社会”，《 批语 》中许多地方说到必须从改造自我或“实现自我”做起，不但要实行“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而且要实行“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实现自我”，是杨昌济讲授伦理学的一个专题。毛泽东称之为“精神的个人主义”：“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这种唯心主义观点自有其积极的意义：救国必先救民。有赖于人人求得真理，实现自我。当然，那时他还没有接触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但他的这些意见是不是与《 共产党宣言 》中所说的，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有某种暗合呢？

这个学生当年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服膺于王船山、颜习斋等的“经世致用”的“实学”，力求实践自己的理想。他的“野蛮其体魄”的锻炼身体的方法，在学校中几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正好说明他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身体力行的精神。　　

《 讲堂录 》和《 伦理学原理 》上的批语，都是听课和阅读的当时随手记下来的片断东西。我们研究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思想见解，应该更加重视他在1917年4月用“二十八画生”这个署名，在《 新青年 》月刊（第三卷第二号）上发表的《 体育之研究 》一文。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 青年杂志 》第二卷起改名《 新青年 》出版后，杨昌济就把它介绍给了毛泽东和其他学生。这在当时是一个在全国知识界和广大青年中风靡一时的刊物。特别是当1916年袁世凯死了之后，刊物变得更加激进，大力鼓吹民主与科学，为后来“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思想的动员。杨昌济在《 新青年 》上发表文章，也带动他心爱的学生毛泽东向这个刊物投稿。　　

毛泽东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他曾经写过一篇《 心之力 》的文章，被杨昌济奖掖备至，打了100分。可惜这篇文章世人已无法看到。《 体育之研究 》这篇极可珍贵的文章，似可说是弥补了《 心之力 》失传的遗憾。全文8000余字，共分八节，详细论述了有关体育的各个方面。文章本着严复的《 原强 》、梁启超的《 新民说 》等文的论点，提出了德智体“三育并重”的主张，力求变化民质，出现身心并完的一代新民。这篇文章自然观方面的唯物主义倾向，比《 伦理学原理 》的批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说：“夫知识之事，认识世间之事物而判断其理也，于此有须于体者焉。直观则赖乎耳目，思索则赖乎脑筋，耳目脑筋之谓体，体全而知识之事以全”。感觉活动有赖于感觉器官，思维活动有赖于大脑，这显然是唯物主义的认识。文章对于一切事物无不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对立事物经常在互相转化这一辩证法思想，也作了精辟的阐述。“人之身盖日日变易者：新陈代谢之作用不绝行于各部组织之间，目不明可以明，耳不聪可以聪，虽六七十之人犹有改易官骸之效，事盖有必至者。”　　

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学者，体育之研究与实践不过是一个例证。正如他自己说的，他是在第一师范时期开始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他主持学友会，为全体同学服务。主办夜校，为失学的工人服务。他的抱负与理想，总是力求付诸实践，而且常有凡俗之不敢为的举动。他在《 讲堂录 》中说：“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他从旧的《 民报 》中看到两个学生旅行全国一直走到打箭炉（按即今四川康定）的记载，很想效法他们的榜样。于是在1917年的暑假，邀了当时在教小学的朋友萧子升徒步旅行。他们像旧时的“游学先生”一样，不带一文钱，穿着草鞋，背着包袱雨伞，漫游了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在这次漫游中接触了各阶层的人物，特别是贫苦的劳动者，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所没有的知识。毛泽东的实践家的品质高于他的理论家的品质，这一点在他学生时代就有非凡的显露。　　

还应该提到一件可以看出他的胆识的事情。1917年11月，段祺瑞政府所委派的湖南督军傅良佐在桂军谭浩明部压迫下弃城逃走，长沙一时成了真空，一夕数惊。毛泽东以学友会总务的身份领导了护校活动，“学生自愿军”手持军训课用的木枪，“分夜逡巡，警卫非常”。北洋第八师王汝贤部奉令增援傅良佐，一天晚上该部的一支队伍到达长沙近郊，因不知桂军入城没有，不敢贸然前进，在距离学校两里地的猴子石徘徊。毛泽东分析了形势，于是联络附近的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几支真枪带头，扼守妙高峰制高点。在苍茫夜色中，毛泽东指挥这一支只有木枪的队伍切断通道，形成了包围圈，警察在山头鸣枪，同时大放炮竹虚张声势，迫使这支北洋军缴了械。当然，这事也跟倾向直系的王汝贤不愿为皖系的傅良佐出力有很大关系，但毛的过人胆识毕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正式发表的论文以及笔记之类来看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时的思想，正如他自己后来说的：“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这是一个十分确切的概括的说明。一方面，以民主的思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明显倾向为主的杂学庞收的混合物；另一方面，坚定的反帝、反军阀、反封建。这是学生时代毛泽东的思想的主流。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主流，一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他就能够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毛泽东来说，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不论作为封建时代思想体系的孔孟学说，或是康德的先验论哲学，或是乌托邦主义，同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格格不入的。必须彻底清理早期所受的思想影响，清理这一堆思想的混合物，这是一个何等艰巨的任务。列宁在20岁时就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22岁就写了《 什么是“人民之友” 》一书。这是许多不同的条件造成的。

俄国与西方联系多，中国与西方长期隔绝。在中国内部，湖南又是一个极为闭塞的省份。列宁出生在一个民主的知识分子家庭，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而毛泽东只有在克服了父亲的反对之后才能念一点书。更重要的，当时俄国资本主义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资本论 》已经有了俄译本，特别是俄国出现了普列汉诺夫这样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且列宁能直接阅读马恩的原著。这些条件毛泽东都不具备。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是十月革命以后的事，马列主义的许多重要著作，更是30年代后才陆续翻译过来。历史注定了毛泽东以及中国第一代共产党人，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前，先要接触那些欧洲已经过时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学说。不破不立，不破除这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不能牢固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

毛泽东当年在较短的时间内，克服了十分驳杂的思想而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真是异乎寻常的艰难。他终于做到了这一点，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可是由于思想也往往是“先入为主”的，彻底清理极为不易。青少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起了某种“怀旧”之情，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发生“沉重的负担”这类感叹。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最后两年，主要是按照自己的读书计划在那里自修，对不感兴趣的课程则应付了事，甚至根本不去上课。教师们都能谅解他，把他当作一个特殊的学生。对于一个有自学能力的好学的人来说，自修，也许是一种最好、最有效地利用时间的学习方法。不少成大事业大学问的人，都有过这种独立自学的经历。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9个学期中只选修了12门功课，甚至这12门课他也很少去听。他选修法学的课程不过是作为研究历史和哲学的一种附属修业。正如梅林说的，“作为一个思想家，马克思在大学时代就已经独立地工作了。他在两个学期中所获得的大量知识，如果按照学院式的喂养方法，在讲堂上点点滴滴的灌输的话，就是20个学期也是学不完的”。这一点上，青年毛泽东同青年马克思颇有近似之处。　　

1918年6月，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他在1920年6月7日写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入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从此，毛泽东结束了他的学生生活。随即进行了组织新民学会、组织勤工俭学等等活动，开始了他投身革命洪流的新阶段。　　

从毛泽东在学生时代的这些事迹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早就是一个有抱负、有理想、有胆识的人，他不仅是一个特别用功、好学深思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他如此关心着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不断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所有这些，都是值得今天青年一代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