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与火-中国股市记忆》读后感

这本书主要是讲述了中国股市的发展，从第一只股票如何诞生，再到证券交易市场的成立，以及证券市场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这几十年来出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既能看到炒股人员对金钱的狂热，也有各种黑暗内幕，还有政府部门出台的监管措施，不过书中主要是简单概述了一遍，深度还有些欠缺，所以就截取我对于本书里面一些自己较为感兴趣的内容再加上网上的一些资料做个简单的补充记录一下。

1：深圳810事件。
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因为当时上市公司数量稀少，所以有沪市“老八股”，深市“老五股”的说法，总共加起来也就这13家企业唱独角戏，由于股票供不应求，形成了粥少僧多的有价无市局面，因此市场扩容成了当务之急。当时“兴业房产”发行新股时，发售地的上海江湾体育场已出现提前2天排队的情况，发行时由于秩序混乱还差点闹出人命，于是，当时主管股票市场的人民银行想了一个主意，先发“股票认购证”，凭认购证摇号中签认购。

制度推出之后，黑市出现了爆炒认购证的情况，其中最高价居然暴涨至1万元。后来随着电脑互联网的发展，这种认购证发行股票的方式，因成本高、效益低，才逐渐被淘汰。1995年后股票发行改用全电脑上网定价发行方式，股票发行也实行了无纸化，从此股票认购证退出历史舞台。

1992年5月21日，上交所放开了当时仅有的15只上市股票的价格限制，引发股市暴涨。由于尚无涨停板限制，沪市一日涨了105%。随后，股指连飚两日。很多人希望借此一夜暴富。

1992年8月5日，深圳市发布1992年新股认购抽签发售公告，宣布1992年发行国内公众股5亿股，发售抽签表500万张，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认购1000股，每张身份证可花100块钱买一张抽签表，政府为了减少排队人数，每一名排队者最多可持有10张身份证来买抽签表。

有记者介绍，当时深圳常住人口60万，发新股时从全国各地涌进100多万人，当时广州到深圳的软座火车票30多元，但在黑市竟然炒到了200元一张，据说有人以每天50元的报酬，从新疆雇佣1500人赶来排队；一个包裹被打开后，发现里面是2800张身份证。深圳全城21个证券营业所，个个门前人山人海，约120万人在分布全市的300个网点前排了长队，到后面有人唯恐被挤出去，所以不分男女，大家都紧紧搂在一起，稍有不慎，这队就白排队了。

当时这120万人整整排了3天3夜，刮风下雨日晒都经历了，可以说真的是为了赚钱拼了，即使睡觉，也要排在队伍当中，中国人的发财梦可见一斑。从8月9号开始，越来越多的窗口关闭，10号上午，深圳各报宣布500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已发售完毕，这时还有很多可怜的人在那排队，这些没拿到新股认购表的人根本不相信，他们看到说好多内部人员把表偷偷买走，发售网点炒卖认购表猖獗，100元一张表已炒到300-500元，人们于是开始愤怒了，大批群众开始聚集，打出标语，要求惩治腐败，最终演变成冲突事件，8.10号午夜12时，警察与示威者开始发生冲突，深圳警方拘捕了12名“闹事分子”。

深圳市政府当夜紧急协商，决定增发500万张新股认购兑换表，事态才慢慢得到平息。

后来，“8·10”风波中股票舞弊者经历时4个月清查水落石出：
全市11个金融单位共设300个发售点，有10个单位共95个发售点受到群众举报；从2900多件(次)群众投诉中筛选出重点线索62件，涉及金融、监察、工商、公安等5个系统20个单位75人，其中处级以上干部22人，其中一家证券营业部的副总一个人独吞了整整一箱的认购表共5000张。到12月10日止，已清查出内部截留私买的抽签表达105399张，涉及金融系统干部、职工4180人。其中，金融系统内部职工私买近6.5万张，执勤、监管人员私买2万多张，给关系户购买近2万张。群众投诉的62条重点线索现已核查57件68人，属实和部分属实的38件，涉及43人。其中，处级干部11人，科级干部22人，一般干部职工10人；党员23人；属金融系统30人，工商系统8人，公安系统4人，企业单位1人。最后被公开处理的“罪大恶极”的9人，其中7人是单位或部门的负责人。

810事件后，深圳股市一度受到重创，股价指数从8月10日的310点猛跌到8月14日的285点，跌幅为8.1%。同时元气大伤，深指从此一直猛跌到11月23日股市价164点才止跌反弹。上海股市受深圳“8·10”风波影响，上证指数从8月10日的964点暴跌到8月12日的781点，跌幅达19%。这在上海股市实在罕见。

810事件的出现震动了各有关部门，高层也意识到成立一个专门监管机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92年10月底，也就是“810事件”发生两个月后，国务院证券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内地最高证券管理权利机关，负责证券市场管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2：深原野事件。
深市“老五股”中有一个深原野，是新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上市公司，也是新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第一起上市公司欺诈案。它的前身是一家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为150万元。1987年在深圳创办，两家国企占60%的股份，港资占20%的股份，彭建东和另一个人各出资15万元，各占10%。

不过据后来查实，“原野”创始的5个股东中，实际出资的仅有两家国营企业（即新业公司与深海公司）。彭建东私人名下的15万元股本，由深海公司“代垫”；而香港开生公司名下的30万元股本和“私人股东”李坤谋的15万元，也均由新业公司“代垫”。

随后，彭建东开始以注入资本（或他人代垫）成立公司———获取贷款搞基建———转换股权转走资金———评估资产将升值收益分配汇出并扩大账面投资额———转让法人股获利增大年度经营实绩，等一系列手段，逐渐掏空上市公司深圳原野。

经过6次股权转换，到1989年3月，原野只剩下两个股东，一个是原隶属于深圳市工业办公室的新业服装公司，占股份5%，另一个就是香港润涛公司，彭建东为该公司的董事长，占95%，1989年8月，仅剩的5％的国有股也退出深原野。

1990年2月深原野上市，上市后，从1990年5月25日至6月27日，在这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原野的股价就上涨了210％。到10月24日，股价已升到135.09元，原野成为当时股市上疯涨的大黑马，庄家获利丰厚，彭建东亲自挂帅，专门抛股套现。

1992年6月20日，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全面披露了深原野主要股东润涛公司非法窃居控股地位、虚假投资、非法逃汇、大量占用公司资金等问题，公布了对原野的财务检查结果：该公司存在将折合1亿多元人民币的公众资本、银行贷款等外汇资金转移至境外为私人谋利的行为。并且，还有折合2亿多元人民币的银行贷款逾期不还。在这同一天，工商银行起诉原野拖欠2000万元人民币及300万元美元逾期贷款。到了这时深原野的诈骗被揭露，7月7日深圳特交所责令其停牌。

1995年9月28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案进行了审理，以侵占、挪用公司资金罪，判处彭建东有期徒刑16年，附加驱逐出境，随案移送的赃款人民币29万元，依法没收，上缴国库。彭建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992年的“原野案”对于中国股市来说，是第一次敲响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产和上市公司管理层贪污腐败问题的警钟，对于股民来说，也是第一次意识到股市的风险不仅仅来自股价的涨跌，更巨大的风险是上市公司的欺诈行为。股市的种种不规范行为，促成了包括随后中国证监会在内的监管机构的诞生和一系列对资本市场规范监督的法律法规。

3：宝延风波。
1993年，深圳宝安集团通过二级市场举牌上海延中实业，打响了新中国上市公司收购兼并第一枪，史称宝延风波。这次事件中，深圳宝安集团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延中股票达19.8%，而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由此开辟了中国证券市场收购与兼并的先河，成为中国证券市场首例通过二级市场收购达到成功控制一家上市公司的案例。

当时的延中实业公司，为了募集资金，原来计划向社会发行70%，但是买的人太多了，群众太热情搞得延中实业管理层拿出了自己认购的份额出来，后来，延中实业个人股占90%、法人股10%的股本结构，是这么来的。以后它遭遇连续不断举牌收购，都是股权分散埋下的伏笔。

为了收购延中实业，宝安集团下属的三家企业，宝安上海公司、宝安华东保健用品公司和深圳龙岗宝灵电子灯饰公司受命，担任此次收购的主角。三家公司均小心谨慎，并严格控制消息，在此期间，宝安一直在慎重考虑，并进一步等待时机成熟。9月3日，上海开放机构上市，又为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政策上的可能性，于是公司当机立断，调集资金，准备9月中旬大规模收购延中股票。9月14日以后，延中实业股份每日向上走高，但每日价值上扬不高，一般仅在几分至两角之间。延中股票的一反常态，与大市凄迷的不协调并没有引起延中公司的注意，而此时宝安正大量吃进延中的股票。

由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47条对法人在股票市场上大量买卖上市公司股票达一定比例时必须作报告有明确的规定：“任何法人直接或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5%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起三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证券交易所和证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法人在依照前述规定做出报告并公布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和作出报告前，不得再直接或者间接买卖该股票。”此项规定加大了收购的难度，会使收购成本大大提高，宝安试图跳过5%报告线，以期降低难度。

9月29日，宝安上海公司已持有延中股票的4.56％，宝安华阳保健用品公司和深圳龙岗宝灵电子灯饰公司已分别持有延中股票达4.52％和1.657％，全计10.6％，早已超出5％。

9月30日，宝安公司计划下单扫盘，由于在此之前，宝安上海公司持有延中股票数为4.56％，再吃进15万股即可超过5％。宝安在集合竞价以及后来的短短几小时内便购进延中股票342万股，于是合计宝安持有延中股票数已达479万余股，其中包括宝安关联企业宝安华阳保健用品公司和深圳龙岗宝灵电子灯饰公司通过上海证交所的股票交易系统卖给宝安上海公司的114.7万股，至此宝安公司已拥有延中股票的15.98％。

9月30日11:15分，延中被停牌，电脑屏幕上映出了宝安公司的公告，本公司于本日已拥有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5％以上，现根据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章“上市公司收购”第47条之规定，特此通告。宝安在它一切都密谋已久准备就绪的情况下正式向延中宣战了。

延中实业公司管理层直到被上交所突然停牌，才知道深圳宝安要收购延中实业，事先连一点消息都没有。

时任延中实业总经理的秦国梁：“当时真是又惊又气。我第一反应就是，他们搞什么搞，这不是下山摘桃子嘛，抢别人的劳动成果吗？我们把一个街道小厂弄上市，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他们仗着钱多就要硬抢过去，哪有这样的道理？这样做算什么名堂？

我们赶快找证券方面的法律法规学习，才知道还有个5%举牌制度呐，以前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去学。好啊，你宝安违反了举牌制度，买我们延中的股票超过了5%没有及时公告，以后每增持2%也必须公告一次，他们不管，后来就一下又增持16%才公告。这个样子成为延中第一大股东，明显违规啊。

我们一方面向交易所、证监会反映宝安违规，一方面我们开新闻发布会，向媒体说明宝安收购延中过程中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着重大违规行为。深圳宝安总经理陈政立也赶到上海开发布会，对外宣布宝安收购延中是善意的，目的是要做延中的第一大股东，进入董事会，参与延中的经营管理。

后来宝安入主延中后，我听说陈政立当时在上海活动很谨慎，一天晚上要换三个宾馆，怕上海方面找他麻烦，搞诬陷栽赃什么的。哈哈，现在想想蛮好笑的。不过当时双方就是敌对关系，你死我活的感觉，宝安他们敢到上海来闹腾，也冒着不小的风险。

最后我们决定紧紧咬住宝安违规买股票这个问题不放，主要策略是先投诉再起诉，违反持股比例的事实很清楚，逃不掉的，你宝安程序上有大问题。另外，我们当时查了查账户情况，发现一些账户在宝安举牌延中前后，先知先觉，低吸高抛，估计是“老鼠仓”。

大约是一个星期后（记者注：10月6日），宝安集团领导到延中拜访周董和我，这是双方领导层首次碰面。宝安方面希望进入董事会，当时我们反驳说，虽然你们持股是第一大股东，但是这些股票合不合法还是个问题。

这次协商没什么结果，我们表达了诉诸法律的决心，并向法院递交了起诉状。起诉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宝安违反信息披露买延中股票，二是宝安的关联企业在举牌期间违法卖延中股票。

宝安最怕我们起诉到法院，先不说延中最后是不是一定赢这场官司，走上了司法程序，时间会拖得很长，宝安已经在二级市场投入了成千上亿资金，他们拖不起。“老鼠仓”，要是查证，还涉及刑事。只要我们想办法拖延，宝安就没办法。

估计宝安背后做了一些工作，在监管部门出面调解下，最后双方没有在法庭相见。证监会对宝安违规处以罚款，但是认定宝安收购延中股票有效，我们双方才达成合作协议。（1993年10月22日，证监会肯定宝安购入延中股票是市场行为，持股有效；但对宝安信息披露不及时处以100万元罚款。至此，深宝安与延中实业管理层达成合作，深宝安正式控股延中实业。）

通过上海证管办协调，双方达成共识。很重要的一条是，虽然宝安上海公司总经理何彬出任延中董事长，但他的投票权放在我们老董事长周鑫荣手里，周董在宝安入主后出任副董事长，我还是总经理，中层干部基本都没变动。

宝安这么妥协其实也看到了，周董年纪大了，很快就要退休的。何彬在周董退休后接任董事长，他本人原来是上海新民晚报团委书记，给宝安挖去当上海公司负责人，大家都是上海人，沟通没问题的。

到现在何彬和我是关系很好的好朋友，以后工作当中，宝安对我也很认可，我总经理的位子一直没变，说来也很有意思，我还年年被宝安集团评为最佳总经理。

用今天的眼光看，“宝延风波”违规的地方很多很多，有的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不合法，但是至今我仍然对举牌第一案持肯定态度，认为正面影响大过负面。宝安打响了中国资本市场并购第一枪，是需要胆量的。策划这个事的陈政立和厉伟，他们绝对是天才。

上海那个时候不大可能发动收购别人，胆子小，深圳人还是敢搞。现在很多人还很难理解，宝安把延中给买了，上海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其实，道理很简单，延中实业从一个街道小厂起家，政府投入很少，跟上海市政府关系不多，就是静安区的一个街道企业，爹不疼娘不亲的。要是政府真把延中看得很重，宝安哪有机会。

宝安后来在延中上挣了好几个亿，1998年宝安因为在其他方面资金链出现了问题，被迫卖掉延中股票救急，北大方正通过二级市场收购进入延中，就是现在的方正科技。

宝安收购延中，虽然违规地方很多，但还是真正的市场收购。后来我经历的方正举牌延中、裕兴举牌方正，还有我策划的延中举牌爱使、大港举牌爱使、明天入主爱使，这些并购案，表面看好像很市场化，但过程中掺杂了多少政府行为，就不好说了。

不管怎么说，通过“宝延风波”，让我知道了什么是资本市场的收购和反收购，明白了并购是证券市场的永恒主题，就好像爱情是小说的永恒主题一样。”

4：327国债期货事件。
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国债发行困难，国家开办国债期货试点，增加国债的流动性，针对当时的高通胀，财政部决定参照央行公布的保值贴补率，给予一些国债品种补贴，国债从固定利率变成了浮动利率，炒作空间扩大，投资者们来了兴致，当时发行于1992年的3年期国债代号为327，发行总量240亿，票面利率为9.5%，按照当时的常规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但临近兑付期，327国债的价格却在148元的上下徘徊，因坊间传闻，327的回报太低，财政部将提高利率，以148元的面值兑付，支持这一说法的，是327国债的主要多头，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它是财政部的全资子公司，中经开高调做多327，一天就吸纳了200亿的天量大单，而当时我国第一大券商万国证券总经理（万国证券一度掌控了百分之七十的A股和几乎所有的B股），有“证券教父”之称的管金生预测，他认为，高通胀已经被宏观调控压下，再让财政部多掏出16亿元补贴327，是不可能的事，327国债的兑付价格一定会低于148元，将以132元的价格兑付，因此，当市价在147元-148元波动的时候，万国证券决定联合高岭、高原兄弟执掌的辽宁国发集团大举做空327，也就是说，他们的对手是率属于财政部的中国经济开发公司和众多市场大户，主操盘人是后来创立证券市场“涌金系”的28岁的魏东。据传闻，中经开通过可靠渠道得知，财政部会上调保值贴息率，于是坚定做多。

这里介绍下做多和做空，以方便理解。
做多：投资者判断未来股票价格出现上涨，投资者按照现在的价格，买入一定数量的股票并进行等待，当价格上涨之后，再卖出，收益主要来源两次交易的差价。
做空：做空是做多的反向操作，投资者判断未来股票价格出现下跌，投资者先按照现在的价格，找第三方券商借股票然后卖出股票获得现金，等到股票价格出现下跌之后，投资者再买入股票归还，这样买进的仍然是低位，卖出的仍然是高位，只不过操作程序反了。，理论上是先借货卖出，再买进归还。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宣布提高补贴率，327国债按148.50元兑付，基本宣告了空方的死亡，中经开率领多方大举买入，原本站在空头一方的辽国发临时调转枪口转为多方，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找到上交所的管理人员，呼吁立即停牌，因为财政部突然公告改变贴息率，相当于实质性改变了327国债期货品种的交易合同内容，但上交所管理人员并没有同意。

开盘后，多方开始逼空，600亿的多单将价格推至150元，万国证券面临60亿的亏损，绝境中，管金生想到当时的交易办法允许空方在保证金制度下进行卖空，却没有规定卖空的限额，于是，万国以雄厚的资金实力，在收盘前的8分钟，以700余万元狂下1400亿元空单，把价格生生逼回147.5元，原本稳赚的多头瞬间巨亏40多亿元，然而当天晚上，上交所宣布当日收盘前8分钟的所有抛单无效，327国债期货的收盘价为151.30元，万国证券亏损56亿濒临破产，管金生被迫辞职，几个月后因违规交易被判17年，这场变故，也让我国国债期货试点宣告夭折。

临阵倒戈的辽国发高原、高岭兄弟就此人间蒸发，下落不明，中经开在后来的证券市场中多次违规，涉及四川长虹、东方电子、银广夏等大案，最终走上不归之路，公司灰飞烟灭，中经开的主操盘手魏东在这一事件中赚了约2个亿，他和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称为327事件四大赢家，但多年之后，当时多头的几大赢家也无一善终，2008年魏东跳楼身亡，年仅41岁，当年6月8日，涌金系掌门人魏东身故的第32天，原国开行副行长王益被中纪委“双规”，外界认为这是魏东事件的余波。袁宝璟四兄弟则是三人死刑一人死缓，周正毅锒铛入狱16年，刘汉兄弟被判极刑。

1995年2月23日的“327”国债券期货事件无疑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股指期货到2010年才正式推出，而新的国债期货仿真交易到2012年才推出。根据现有的资料去分析1995年的事件，1995年中经开的特殊背景，和中经开在市场上疯狂做多的行为来看，中经开很有可能参与内幕交易，在市场并不确定是否增加贴息率的时候，已经得到内幕消息，确定财政部一定会加息。

根据1995年上交所规定，个人持仓不得超过3万口，机构不得超过5万口，最多只允许开40万口，不论是万国证券，还是中经开，辽国发，都大大超出上证交易所的持仓额。但是最终处理该事件的时候，只严肃处理了管金生和万国证券。而同样违规的中经开，则成为此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对于管金生最后八分钟的砸盘，一些人认为是胆大妄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管金生也可能是受到中经开，辽国发的影响，看到他们都违规拉盘，直逼着万国破产，万国同样也可以违规砸盘，保护万国免于破产。有人认为时任上交所总经理的尉文渊取消最后的8分钟，其目的还是为了保护万国证券，因为即使万国证券按砸盘价格当天盈利了，但万国既无真实持仓，又无法应对接下来的多头的攻势。1995年的国债期货市场是有很多漏洞，使得这些本来违规的交易得以在1995年2月23日进行。“327国债期货事件”中，管金生被控“扰乱市场”而身陷牢狱，尉文渊也因监管失察而无奈请辞。英国金融时报则将2月23日称为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5：股市十二道金牌
1996年初，中国股市已经走熊了三年，许多股票已跌无可跌，广大股民深套其中而痛苦万分。然而，春节过后，股市突然连连跳空高开，宏观政策也利好不断。3月30日，央行宣布4月1日起停办新的保值储蓄业务。4月1日，国务院批示要“稳步发展，适当加快”。沪深两个交易所也采取优惠措施吸引券商和资金，促使人心振奋，入市踊跃，股价狂涨。至12月12日，上证综指比4月1日上涨了124%，深成指上涨了346%，涨幅达5倍以上的股票超过百种。深发展从6元涨到了20．5元，四川长虹从7元涨到了27．45元。

为了维稳，管理层从10月份开始，连发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这一个管理办法和4个通知，先后使用了“规范、管理、坚决制止、防范和严禁”等关键词，可对疯狂的股市没有生产丝毫的影响。管理层接着又连发了《券商自营业务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督》、《严禁操纵市场行为》、《进一步加强市场稽查工作》、《加强风险管理和教育工作》等文件，并恢复了涨停幅限制措施，但股市依然我行我素地往上涨。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重要位置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明确指出“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针对股票市场情况所发的“准社论”，当天是星期一，开盘之后的4分钟时间内，沪市即跌停，深市也满盘皆绿。12月24日与12月9日相比，沪市跌去了31%，深市跌去了38%，1200亿元的纸上财富蒸发了。

此后，上述管理层的十二个关键措施就被戏称为股市的“十二道金牌”。


6：香港金融保卫战
1997年下半年，美国著名金融家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在亚洲各国和地区发起了连番狙击，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几十年来积存的外汇一瞬间化为乌有，由此引发了二战后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层面冲击最巨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6-7月间，索罗斯把矛头对准了港元，开始有计划地向香港股市及期市发动冲击。

香港金融保卫战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截至1997年12月底，香港的外汇储备为928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仅次于日本和中国内地。不过香港股票是可以卖空的，这一点正好被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用来诱使股票下跌，到1998年8月的时候，港币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香港股市暴跌，索罗斯和他所率领的外资银行，已经是胜利在望。8月14日，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对国际炒家予以反击，香港金融管理局在股票和期货市场投入庞大资金救市，这一天是星期五，随后三天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公假，股市休市，选择这一天就是为了让炒家不及还击。

据当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事后回忆：“决定政府入市干预的前一晚，我坐在床头哭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怕这个决定如果错误了，害了中国香港，我怎么向中央政府、向市民们交代。”对于当时的香港而言，真的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因为在此之前，香港的繁荣一直都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的基石之上，当时学界的主流观念，也秉持自由市场这一立场。西方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甚至声称，如果香港政府入市干预，是“对自由经济原则的践踏”。

1998年8月28日，是期货结算日，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合约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香港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元甚至十多亿美元的老本，反之港府前些日子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要扔进大海，当天双方交战场面之激烈比前一天惊心动魄，香港全天成交额达到790亿元港币，创下当时的记录。香港政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收盘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国际炒家遭遇首次惨重失败。

决战日这天，索罗斯这些大鳄虽然亏了钱，但并没有准备撤退，他们准备坚守，耗尽港府的资金。就在这个关键时刻，9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中央人民政府一贯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香港金融市场和联系汇率制所做的努力。”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则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表示：“如果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香港。”据说，当听闻朱镕基此言时，正在喝茶的索罗斯将茶杯掉落在桌上。

9月6日，港府推出整肃市场30条，10月30日，恒指重返万点大关，香港金融秩序稳住了，宣告了炒家们的失败，为了赢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香港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自入市以来，香港政府动用了100多亿美元，消耗了13%的外汇基金。虽然索罗斯最后的盈亏情况并没有对外公开，但金融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此战香港政府惨胜。不过也有媒体测算，此战，索罗斯赔了8亿美元。

7：亿安科技事件始末
亿安科技前身为深圳市锦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大股东欠钱不还，被广东亿安科技集团给重组了，亿安科技老板名叫罗成，早年在珠海做电子企业起家，1995年在广州组建亿安集团，主要从事交通基建，由于主营业务杂乱，不怎么赚钱。由于基建主业投资长、回报慢、债务和资金流的压力大，于是，罗成想到了炒股。

1992年5月7日，亿安科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1998年10月，罗成通过集团控股的多家公司拨出18亿元，又通过股票质押融资19亿元，利用700多个账户，分布54家证券营业部，炒作亿安科技股票。1998年，亿安科技股东人数是29080人，到1999年8月降到3000人，一年时间，控盘流通股超过80%，成为超级大庄家，随后，亿安科技的股价开始出现了天天向上的走势。

中国股市创立之初曾有过百元股，后来经过1991年、1992年的大规模反复拆细之后，百元股基本上消失了，但到了2000年2月15日，亿安科技收盘104.88元，百元股的奇迹又出现了。亿安科技股价超过百元之后的第五天，一向不显山露水的亿安科技董事局主席罗成和集团副总裁和亿安科技的总经理一行在北京亮相，几位高管都一致大谈亿安科技拥有绝对优势的核心技术，而竭力回避对亿安科技的股价进行评价。

2001年1月10日，鉴于亿安科技股票出现的种种异常行为，中国证监会宣布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股价案，对持有亿安科技股票的主要账户进行重点监控。

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作出决定，对联手违规操作“亿安科技”股票的广东欣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广东中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广东百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广东金易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作出重罚，罚没款近9亿元。同年7-9月，亿安科技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李鸿清等五人被刑事拘留，两年后，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获刑3年6个月-2年3个月。同时，中国证监会还详细披露了“亿安科技”股票操纵事件的前前后后。而罪魁祸首，亿安科技董事局主席罗成，则下落不明，神秘消失。

就中国证监会披露的内幕来看，“亿安科技”股票的飙升纯属庄家操纵行为。拒查，上诉广东的这四家公司自 1998年10月5日起，集中资金，利用627个个人股票帐户及3个法人股票帐户，大量买入“深锦兴”（后更名为“亿安科技”）股票。持仓量从1998年 10月5日的53万股，占流通股的1.52%，到1999年1月12日最高时的3001万股，占流通股的85%。同时，还通过其控制的不同股票帐户，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

这些行为正好与“亿安科技”股票价格的飙升启动相吻合。这四家公司通过它们控制的股票帐户进行几乎没有成本的对敲买卖，来影响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联手操纵“亿安科技”的股票价格，大肆牟利。截至2000年2月5日，上述四家公司通过控制股票帐户共实现盈利4.49亿元，股票余额77万股。

“亿安科技”股票暴跌始自2000年1月中旬。鉴于“亿安科技”股票出现的种种异常行为，中国证监会在2001年1月10日宣布，证监会正在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股票案，已对持有亿安科技股票的主要账户进行重点监控。受此消息影响，当天，亿安科技股票以42.66元跌停开盘，全天均封死在跌停板上，且成交极度萎缩。“亿安科技”股票在此后接连跌停。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
1：通过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2：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3：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4：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第七十四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禁止法人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买卖证券。”。
就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事实来看，这四家公司进行违法操作行为确凿无疑。炒作“亿安科技”的这四家公司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公司法》和《证券法》，肆无忌惮地操纵其股票价格，谋取暴利。


8：庄家吕梁
庄家一词来自于赌  场，被庄家控制的股票就是庄股。中国的股市历来就有无庄不成股的说法，而吕梁就曾经是中国股票市场上的“超级庄家”，曾被誉为点石成金的传奇大师。吕梁起初只是个小有名气的文人，也曾是一个优秀的财经记者，《百万股民“炒”深圳》的长篇纪实报道，曾让他名声大振。

1998，吕梁与炒股大户朱焕良相识，朱焕良因在股市低迷大量吃进万科股票而发大财，并作为小股东代表进入万科董事会。1997年，朱焕良炒作以养鸡为主业的“康达尔”股票，他囤积了5843万流通股，占到康达尔流通股的90%。但天有不测风云，香港突遭“禽流感”，康达尔5万只鸡一夜之间全部瘟死，康达尔股价遭遇滑铁卢，朱焕良被套住了，他的2亿元深陷泥潭，于是，他找到业内运作股票颇有名气的分析师吕梁求援。

吕梁答应合作，接走朱焕良一半仓位，但要求朱焕良承诺剩下的一半仓位5年内不得减持，朱焕良也答应了。1998年，吕梁和朱焕良签了一个为期五年的联合坐庄的双簧式协议。朱焕良必须长期锁仓，并且协助吕梁购买康达尔法人股。

1999年，吕梁接过公司控股权之后，把“康达尔”改名叫做中科创业，随后两年时间，他以中科创业为支架，介入中西药业、鲁银投资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编织起“中科系”，吕梁在国内人气爆棚，信服吕梁、紧跟吕梁的机构和大户越来越多。

天赐良机，1999年“5·19”行情爆发，吕梁的股票狂涨，吕梁不遗余力在报纸上鼓吹中科创业要进军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养鸡股摇身一变，全然一个高科技大牛股。2000年2月，中科创业股价冲上80元，市值62亿，翻了6番，2月18日，吕梁结婚，他命令交易员把该股收盘价做成72.88元，讨彩头为妻儿发发。

2000年2月21日，中科创业股价一度摸到84元，吕梁和朱焕良的协议开始变味了，承诺5年不减持中科股票的朱焕良开始违背约定疯狂套现，“中科系”内部老鼠仓发生，老鼠仓在不断蔓延，合伙人董沛霖因银行诈骗案被拘，股民也纷纷割肉，2000年12月日开始，高傲了将近两年的中科创业股价崩盘，创造了连续9个跌停的纪录，50亿元市值烟消云散，并波及其他“中科系”股票，“中科系”轰然倒塌，开创了中国证券史上某系股票集体跳水的先河，朱焕良则变现十几亿元外逃。

2001年1月10日，证监会宣布对这起事件进行查处，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查处令刚公布，在北京机构中名望极高的吕梁出现在媒体面前，他主动约见记者，陈述中科系坐庄内幕，并写了一篇1.8万字的自述，后来，吕梁本人在控诉了朱焕良的背信弃义之后，在监视居住的情况下，居然神秘的消失了，至今没有音讯。2003年4月，以丁福根为首的吕梁的7个部下，被判处2年零2个月至4年有期徒刑。

9：红光实业造假上市
1997年5月，红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网发行，它在招股说明书中预计，公司1997年全年净利润7055万元，每股税后净利润0.35元，在当年是很不错的业绩，所以，红光实业同年6月挂牌上市，顺利发行了7000万股，募集资金4．1亿元。

然而，上市半年即报出巨额亏损，募集资金亏掉近一半，因而红光实业创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纪录”。1998年1月9日，红光公司董事会发布公告：公司重要设备因超期服役要停产大修及进行技改。但在半年多前公布的招股说明书中，公司对这件严重影响公司业绩的重大事件没有任何披露和说明。同年4月30日，红光发布1997年报，全年亏损1．98亿元，每股亏损0．997元。1998年11月20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对红光公司的调查结果，指出：红光公司一是编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资格；少报亏损，欺骗投资者；隐瞒重大事项。二是挪用募集资金违规买卖股票。三是未履行重大事项的披露义务。

在红光的申报材料中，1996年盈利5000万元，实际是亏损1.3亿元。1998年11月20日，证监会公布处罚通报，没收红光公司非法所得450万元并处罚100万元。对上市推荐人国泰证券公司和成都证券公司、主承销商中兴信托、审计机构成都蜀都会计师事务所等均给予没收非法所得和罚款处罚。


10：琼民源骗局
琼民源案件是我国证券市场自建立以来最严重的一起证券欺诈案件。琼民源全称海南民源现代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参股股东民源公司系经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始创于1988年7月。琼民源曾经是中国股市1996年最耀眼的大黑马之一。

1993年，琼民源在深圳上市，1995年的时候，它半年的收益还不到1厘钱，但是，到了1996年，它的每股收益达到了0.227元，增长了827倍，与此同时，它的股票也是暴涨，1996年一年它的股票涨了10倍。

2月28日，琼民源跳高开盘后就大幅震荡，创出了成交天量，换手率高达30%，成交金额达13.25亿元，占当日深市成交金额的13.2%。当晚，琼民源被停牌的消息正式公布。

事后调查显示，琼民源公司1996年的利润总计有6.7亿元，其中6.66亿是虚假的，真实的利润只有区区500万，同时，它还虚增6.57亿的资本公积金用来送配，配合炒作，琼民源的控股股东民源海南公司曾与深圳有色金属财务公司联手，于“琼民源”公布1996年中期报告“利好消息”之前，大量买进“琼民源”股票，1997年3月前大量抛售，获取暴利。

1998年11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琼民源案”做出一审判决：琼民源原任董事长马玉和因犯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公司聘用会计班文昭也以同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11：兰州证券黑市
兰州证券黑市到底有多黑？所谓的证券交易系统完全是虚假的，在电脑中按照虚拟股票交易系统，模拟股票交易、假报单、假成交、真诈骗、通过所谓的经纪人拉客户，以赠送电脑、减免手续费、提供免费午餐为诱饵，在诸多优越的条件下，吃着每天一顿的免费午餐开始“炒股”，不久，他们就发现，在这里做股票，只有一个结局——亏损。自己没有融资，但账上却显示欠了公司的一大笔钱且全买了不知何时吃进的股票；自己不想买的股票，经纪人却自做主张大数目吃进；这里的电脑在股市行情看好时，不是停电，就是死机，或者出现系统紊乱，客户想买的股票总是无法到手；股票下跌时，客户永远无法及时抛出股票，直到造成巨额亏损，公司才以保全公司资金为由，为客户强行“平仓”。

这顿证券黑市的免费午餐，不知道使多少个家庭倾家荡产，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起震惊全国的兰州集资诈骗系列案，共涉及14个案件，案件被揭露后，当地政府维持展开了全省性的专项打击证券黑市斗争，全国26个城市开始整顿清零了数百家黑证券市场，兰州证券诈骗案成为了2001年全国经济秩序整顿第一大案。

1999年6月23日，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平交易处与证监部门对涉嫌诈骗的兰州新兰天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进行检查时，该公司两名负责人秦立东、李建宾仓惶携款潜逃。7月2日，受害投资人将秦、李二人团团围住追讨损失时，竟有约20至30名不明身份的人，身带手枪、手持刀子、铁棍闯入该公司将秦、李二人“保驾”护送走，去向不明。

关于此次事件的后续，本书没有详细报道，只有一张图片显示2005年1月10日，兰州证券黑市的主犯之一王成被一审判处死刑，要知道，本书是央视财经频道推出的电视系列短片《中国股市记忆》的同名书籍，另外，在一篇博客上找到一些相关文字：

兰州市的证券黑市缘何如此猖獗？在诈骗者面前，有关部门缘何显得如此软弱无力？
据记者调查与暗访，发现一些非法证券交易场所的确有着相当复杂的社会背景，在政府和一些相关部门，这些公司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所谓的“关系”。在一些由各部门联合组织的检查中，往往留下一层空楼，连电脑都搬得一台不留，检查一结束，又迅速开张。

在中国证监督会兰州特派办，记者了解到，由于没有必要的手段，证监会能管得了合法机构，但却管不了非法机构，像这样的诈骗机构，必须要依靠公安机关立案查处。据甘肃省工商局介绍，工商部门只要一查封，这些公司就会借机将“股民”割肉甩出，携款潜逃，踪影全无。所以，面对此类案件，工商部门轻易不敢查封，只有向公安部门移交。

工商以涉嫌诈骗将案件移交公安，而兰州市公安局总认为“证据不足”，而且认为这样的案件太多，一个要立案，所有的都要立案。因此，尽管甘肃省公安厅厅长蔚振忠多次批示要求立案查处，但是，时至今日，兰州市公安局依然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据记者了解，近一两年来，证监会与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多次向甘肃省公安部门移交了非法证券机构涉嫌诈骗的案件，但是，最终都在兰州市公安局卡了壳。记者曾先后两次到兰州市公安局就此类事件进行采访，都被对方以不能违反公安部门新闻发布纪律为由予以委婉谢绝。

从中国银监会的《处理非法集资专题》一文中看到：
兰州证券诈骗案的揭露，最初缘于2001年2月《中国经济时报》两名记者一篇石破天惊的报道。面对股民的凄惨状态，两名记者（记者王克勤和王宏）气愤难平，下决心把事件弄个水落石出，于是从2000年11月开始着手调查。

《兰州证券狂洗“股民”》发表后，国务院领导连续作出重要批示，甘肃省委省政府也开展了全省性的专项打黑斗争。2001年2月13日，甘肃省政府召集省市公安、工商等部门，并约请中国证监会驻兰州特派办等部门的领导，召开打击集资诈骗活动紧急会议，部署省内各部门查处打击集资诈骗活动专项行动，要求省、市办案单位迅速行动，抓捕犯罪嫌疑人，查封账户，查扣赃款赃物，不管涉及谁，一查到底，决不手软，将受骗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甘肃警方历时一年有余，经过异常艰苦的努力工作，终于在兰州集资诈骗案的侦破工作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一大批犯罪嫌疑人员纷纷落网，涉案的14家集资诈骗公司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先后移送检察机关起诉。

从2003年4月起，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公开审理了“力鑫”、“立祥”、“王成”等系列集资诈骗案，涉案犯罪嫌疑人分别以集资诈骗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两名记者的报道文章，把近150名犯罪分子送进了囚牢。此后，全国26个城市也清理整顿了数百家黑市公司。兰州证券诈骗案成为2001年“全国经济秩序整顿第一大案”。

证券黑市雇用大批无业人员到股票交易所游说股民，许以高额回报、十倍融资、专家帮助炒股、包赚不赔等优厚条件，诱骗不明真相的股民参与黑市交易，空买空卖，直至洗空股民账户。其实，股民只要摆正心态，摒弃一夜暴富的想法，擦亮眼晴，就不会受骗上当。区分证券黑市公司和合法券商的关键是看它们有没有相关部门颁发的证券经营许可证。如果没有，股民就要多长个心眼。不要相信那些打着信息服务、信息咨询等名义从事证券交易和代理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根本不具备从事股票交易的资格。合法的券商不会许诺股民一至十倍的融资，而证券黑市正是以此为诱饵来欺骗股民。

中国网上则有文章报道：
王克勤对股民投诉的这些公司继续进行调查，发现他们都没有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券经营许可证”及股票交易席位号，也就是说根本没有资格进行证券交易。他又找证券专家和一些业内人士进行咨询。

华夏、国泰、君安证券公司的一些经理、高管，向王克勤反映了兰州有多家证券黑市，跟真股市没有任何关系——与深圳和上海交易根本没有联线，他们只是通过卫星接收器，建成一个模拟的股票交易系统，所谓的买入、卖出不过是掩人耳目。股民从自己口袋掏出钱来，只是装进了这些所谓证券公司老板的腰包，根本就没有参与股票投资。王克勤听了万分震惊。
为使采访客观公正，王克勤约见那些“黑股市”的经理。经理没约来，却接到一个经理打来的电话：王记者，这事你别管了，管了对你没好处，你写文章不还是为钱吗？咱们都是为了挣钱，你开个价，多少钱能使你停止调查？30万？王克勤回答说：你给多少钱都不行，我管到底了！此时，另一家公司的副经理却主动打电话约王克勤见面。

在这家公司的6楼办公室，王克勤如约而至，看到屋里站着四个身着黑西装，留着板寸头，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为稳定情绪，王克勤点燃一支烟说：我今天是来搞调查的，你们这算什么意思？那位副经理叫走了两人后，坐在王克勤身边说：我欢迎你来采访。但你要清楚，稳定压倒一切，这些股民到处上访，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有悖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王克勤反驳他说：你甭讲这个，我王克勤在甘肃省人民政府的院子里整整工作了15年，论政策论思想，我身上熏出来的味道都比你大，我今天是来调查证券问题的，你把这些事给我讲清楚：一，你们的钱到底是否跟深圳交易所和上海交易所有关？二，你们有否证券经营许可证？三，你们到底是怎么交易、经营的？他说我不能讲，这都由我们老大说了算。王克勤说你联系你们老大，我要见他。他又说老大忙，没时间。

这次正面接触后，王克勤和家人就开始不断接到恐吓电话，他的妻子备感不安，可第二天，受害股民的一个电话，又把王克勤叫了出去，妻子也不好再说什么了。她说：王克勤，你是对的，你做的是善事，是正义的，但要考虑我们及你自己的安全。

2000年12月中下旬，王克勤开始寻求合作者，《中国经济时报》的王宏成了他的生死铁杆兄弟。
为掌握更多受害股民的情况，12月底，王克勤设计了一份《股民调查表》，先后复印了近千份。但他俩没想到，这些调查表却在股民那儿遇到了阻力。

那些诈骗公司怕调查表成为证据，即收买了一批股民。并扬言：王克勤是骗子，是利用股民的调查表讹诈证券公司。他们向股民恐吓说：谁把调查表交回证券公司就退钱给谁；谁若不收回调查表，就血洗谁的家。于是，一些股民受诈骗公司的蛊惑和威胁，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上访信，状告王克勤制造社会不安定，发动股民动乱。

一天中午，王克勤在报社所在的省政府门口被十几个人突然包围：王记者，你把调查表退给我们，我们再也不申诉、上访了。其实他们是想把调查表拿回去，跟证券公司谈判退钱。就在王克勤回到报社商量怎么办时，一个股民来电话说：调查表不能退。若退了，那些证券公司的老板，就会拿着这些调查表对更多的股民说：是他们花了很多钱，才把调查表买回来。你正好中了他们的圈套。在这些股民的支持下，“二王”坚定了跟这些诈骗者、黑恶势力斗争的信心。

随着采访的不断深入，王克勤所受到的恐吓也不断升级。面对每天不断增加的恐吓电话，为防止意外，王克勤在腊月廿三那天，把妻子和儿子送上了公共汽车。

送走妻儿，熬了四天四夜，“二王”终于在腊月廿八那天写完了稿子。两天后，就是万家团圆的除夕夜。是夜，他怕家里的电话被不法分子监控，暴露妻儿住地，专门跑到楼下，打了个公用电话给远方的妻子：你们好好过年，我们都是好人，好人会一生平安的。语调颇含悲壮，但妻子没流泪。她很坚强，不然王克勤也走不到今天。

此时，王克勤不知道自己和王宏撰写的稿件能否发表？10天后的2001年2月3日，王克勤接到王宏的电话：《中国经济时报》在当天的时报周刊上发表了他们采写的《兰州证券狂洗“股民”》。2月9日，王克勤的传呼机映出一条留言：王克勤，我们已知道你家的地址，今晚来接你的老婆孩子。片刻，他又接到一个电话：我们要血洗你家！王克勤立即报案。当天，4个身着便衣的刑警，荷枪实弹地住进了他家。

文章发表后引起全国关注，王克勤承受着更大的压力。一天下午，在办公室处理稿件的王克勤，接到一个股市经纪人打来的善意电话：王记者啊，有个公司的老板扬言要用500万买你的人头，你可要小心啊。王克勤心中一凛，觉得自己要有所准备，他在电脑上敲了二份遗嘱。给父母写的是：如果你们看到这封信，我可能不在人世了。我从小受父亲教育，要做正直的人，好男儿应该报效国家，为平民百姓多做好事，我没有辜负父母的养育和教导……。给妻儿写的是：我对不住妻子孩子，你嫁了这样一个不要命的丈夫，希望你们很好地活下去……。他把遗书存进软盘，交给了在兰州工作的妹妹。

《兰州证券狂洗“股民”》发表后，朱镕基总理连续做出重要批示，甘肃省委省政府也展开了全省性的专项打黑斗争，“二王”的这篇文章，把近150名犯罪分子送进了囚牢。紧接着，全国26个城市也整顿清理了数百家黑证券市场。兰州证券诈骗案成为2001年“全国经济秩序整顿第一大案”。现在，兰州证券诈骗案涉及的14个案件中已有4个做出了一审判决，其中11人以“集资诈骗罪”，分别被判处4至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其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审理中。

12：蓝田事件
蓝田事件是中国证券市场一系列欺诈案的之一，被称为“老牌绩优”的蓝田巨大泡沫的破碎，是继银广夏之后，中国股市上演的又一出丑剧，成为2002年中国经济界一个重大事件。与银广夏相同的是蓝田股份玩的也是编造业绩神话的伎俩。

中国蓝田总公司始建于1980 年7月，1994年8月，蓝田的1828万国家股划归农业部持有，农业部成为蓝田股份的第二大股东。1996年6月18日，以养殖、旅游和饮料为主的蓝田股份，作为农业部首家推荐上市的企业，发行上市，号称中国农业第一股。蓝田股份曾经在1998 年抗洪救灾时，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之后，斥资2亿元的费用，长时间地插播“野藕汁”、“野莲汁”的广告， 给广大电视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它仿佛是中国农业企业的典型， 一个以养殖、 饮料和旅游为主的企业。在不到 10 年间，它就创造了总资产规模增长近 10 倍， 总资产达220 亿元的奇迹。据说是有希望进军世界500 强的大型企业。一个内地欠发达地区，以农副产品起家，且创造了不可思议的效益的企业，的确创造了中国农业的“动人神话”。

最先挑破这个破绽的是一个叫刘姝威的女人，她为此获得了由中央电视台评选的“2002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并被称为“中国股市的良心”。2001年10月，她以一篇600字的短文对蓝田神话直接提出了质疑，这篇600字的短文是刘姝威写给《金融内参》的，它的标题是《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文章在对蓝田的资产结构、现金流向情况和偿债能力作了详尽分析后，得出结论是蓝田业绩有虚假成分，而业绩神话完全依靠银行贷款，20亿贷款蓝田根本无力偿还。

一篇短文好似一根银针扎在了蓝田股份这个巨大的肥皂泡上。一幕股市丑剧由此开始被揭开，蓝田的贷款黑洞公布于众。

12月13日，蓝田股份有限公司起诉刘姝威“该文所述事实完全失实”，属“捏造事实”。请求湖北省洪湖市人民法院判令刘姝威“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 誉、消除影响、赔偿经济损失 50 万元，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与此同时，蓝田集团总公司总裁瞿兆玉、副总裁陈行亮两个首脑人物“登门造访”；恐吓电话和电子信件接连不断。（瞿兆玉：曾担任沈阳电信局宣传部长、沈阳行政学院副院长， 后弃官回故乡经商。靠着他一点点小聪明和股票的投机性，成为湖北省直至全国的经济巨头、创造了中国股市神话的著名人物。后来，以瞿兆玉为首的蓝田公司及主要人物受到了有关司法部门的收审）。从2002年1月10号开始，刘姝威陆续收到了来历不明的四封恐吓信，信称 “1月23日是你的死期”。刊登那篇 600 字“惹事”文章的《金融内参》，也急忙发表“本刊启事”——《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一文， 系作者个人观点， 不代表本刊编辑部。 虽然没有了“创造现金流量的能力”， 但对付一个没有靠山后台的普通知识分子，蓝田的实力还是绰绰有余。

刘姝威， 最后只有借助媒体的力量， 公布了她长达 2 万多字的 《蓝田之谜》 ， 详尽剖析蓝田股份，彻底戳穿了虚假的“蓝田神话”。2002 年，戏剧性的一幕拉开了，力量对比发生了微妙变化。刘姝威成为媒体聚焦的中心，得到了舆论的 有力支持，蓝田事件彻底地曝光在世人眼前。此后不久，国家有关银行相继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新的贷款。由此，蓝田赖以生存的资金链条断裂。最早在公开场合提出蓝田资金链断了的，是中国蓝田的掌门人瞿兆玉，2001年11月底，蓝田股份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瞿兆玉承认由于银行不再给蓝田发放贷款，导致蓝田陷入困境。2002年1月21日、22日以及23日上午，蓝田股份被强制停牌。

事后查明，蓝田从上市之初的申报材料，到以后每年的财务报告，全部涉及造假，他们不但套牢了十几亿的银行贷款，而且在二级市场上蒸发掉了超过25亿的流通市值，商业银行和中小投资者成为蓝田最大的受害者。因涉嫌提供虚假财务信息，蓝田公 司的 10 名管理人员被拘传，生态农业（原蓝田股份）被强制停牌，随后，蓝田 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被法院驳回。 2004年11月，瞿兆玉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2005年1月，刑满出狱，2008年10月20日，瞿兆玉因为农业部孙鹤龄行贿受赂一案，被再度判刑，有记者调查获悉，除孙鹤龄以外，目前至少还有3名司局级官员涉及蓝田案，在蓝田股份上市、配股以及无偿移交国家股的过程中，他们或推波助澜，或出谋划策，最终随着蓝田案曝光而落马。

而刘姝威一个文弱、普通的知识女性，面对前所未有的恶势力，她不可能不害怕、不悲伤、不委屈。但是，处于背水一战的刘姝威还有一个信念支撑——那就是当国家利益受到侵犯时，一个学者应有的良知和责任与义务。

13：关于“中国股市是不是赌 场”的争论
2001年1月，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吴敬琏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 场，而且很不规范。赌 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随后，以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为代表的五位经济学家公开联手反驳吴敬琏的观点，由此揭开了中国股市大讨论的序幕。

争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来展开：
1：不规范的股市出现了一些让人难以接受的问题，比如《基金黑幕》暴露了机构投资者的问题，而中科创业、亿安科技则暴露了上市公造假、庄家操作市场等问题。
2：吴敬琏的观点包含3个意思，中国股市是赌 场、全民炒股是不正常的现象、市盈率过高。

五位经济学家的反驳主要是：
1：是资本市场还是赌  场？五位学者认为吴的看法仍停留在计划经济下，物质生产部门创造财富，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财富的认识上。而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进而提高财富创造能力的作用不能抹煞。
2： "全民炒股"并非事实。韩志国称中国股民仅占全国人口５％，美国占２５％，何来的"全民"？董辅礽称股民积极参与恰是市场意识、投资意识的培养。
3：如何看待投机行为。针对吴氏对中国股市炒风日盛的担忧，五位学者认为证券市场中投资、投机皆不可少，投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先导。诸如此类针锋相对观点还有"泡沫论"、 "市盈利论"等等。

对于吴敬琏先生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目前市盈率过高，经济学家董辅认为：“虽说目前市场的市盈率已不低，但还算正常，不会有大的风险。”董先生还解释了其中的两个原因：目前中国上市公司数量有限，此外，上市公司股本不是全流通。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近日也明确表示，“中国股市不是泡沫市”。

吴敬琏指出的：资本市场要扩大，应该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直接投资，这是件好事。但是发展到现在的全民炒股，这就不正常了。这说明我们没有为大众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场所。他说，许多人根据股市的涨落，作出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分析，希望在炒作中得到回报。但在炒作过程中，挣钱的人不是靠生产发展创造财富而赚钱，却是将别人口袋里的钱转到他的口袋里。这好比想拔自己的头发来离开地球一样，是无法发展全民经济的。因此，吴敬琏认为全民炒股不正常。

青年经济学家、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则认为全民炒股很正常。截止到2000年12月31日，我国沪深两市的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总数为5801万，在这些投资者中，真正在二级市场上从事股票交易的，估算最多仅3000多万户而已。即使以5801万户计算，也仅占我国总人口的4.6%，与美国投资者人数占总人口的25%左右相比还相距甚远。
其次，“全民炒股”是形成社会化投资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目前的投资体系中，社会投资仍然偏低，因此，投资者人数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第三，“全民炒股”是培养人民群众金融意识的一个有效途径。人民群众的金融意识———投资意识、投机意识、利率意识、风险意识和信用意识的培育是改革深化与进步的一个突出表现。
第四，“全民炒股”是引导社会资源流向并且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条件。
第五，“全民炒股”是中国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实践。“全民炒股”也是改革深化与社会进步的突出表现。

另外，也有人认为，中国股市就好像掉进灰堆里的嫩豆腐确实不干净。拿上市公司来说，红光实业、大庆联宜等靠欺诈上市，而且上了市就下不去；闽福发、活力28的大股东用白条配股，骗取中小投资者的钱财；康赛集团靠行贿上市，将数十名省部级以下政府官员拉下水。拿券商来说，违规挪用客户保证金、透支申购新股、炒股屡见不鲜；为了获得主承销资格大肆向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行贿，如为了获得湖北兴化配股的主承销资格，先后有三家券商向公司原副总经理佃国炎行贿数百万元。拿二级市场来看，投机成了市场的主旋律，绩优股名落孙山、绩差股鸡犬升天的现象比比皆是。在中国股市炒股，完全可以不看上市公司的业绩，只要庄家有资金势力，想炒多高就能炒多高。这些确实与赌  场没有两样。

其次，中国股市的不干净，不能全怪股市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像灰堆一样的周边环境造成的。如上市公司及券商行贿，是由于首先有政府官员受贿，有下级政府官员向上级政府官员行贿。又如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是由于首先有政府机关的数字出官而发展成官员虚报数字以谋求更高的官位。再如上市公司的欺诈上市，是由于社会商誉极差，欺诈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在这样一个大染缸里，中国股市的方方面面都耳濡目染，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呢？

第三，中国股市这块嫩豆腐既然是掉在灰堆里，要把它弄干净，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试想一想，一块掉进灰堆里的嫩豆腐，能用几个耳光把灰尘打干净吗？能靠刮起八级大风把它吹干净吗？既打不得，也吹不得，只能把它慢慢地从灰堆里挪出来，用清水一点一点地洗。如果操之过急，只会把股市这块嫩豆腐就有破碎的可能。目前，面对今天的中国股市，管理层就处在这样一种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历次证监会对违规事件的查处都面临这样一个循环：“不管就乱，一管就死，一死就出利好，一有利好就涨，一涨就乱”，管理层很难拿出一个既严厉打击违规又保证股市快速发展的两全之策。

还有人认为违法违规者与守法者之间存在不公平。虽然有了新《刑法》、《证券法》，但没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以至于有蓝田股份这样的上市公司管理层，伪造政府公文、银行文件、财务报表而只需罚款了事、不担刑事责任。以至于有华侨投资这样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拒绝公布某年年中报告，闹出世界股市绝无仅有的笑话，却至今不负法律责任；以至于出现了红光、郑百文等等“著名”的疮疤、产生了诸多后遗症。股市上，违规者是否早就肥了自己？而90%以上的、老老实实的、几乎没有机会违法的小股民、小股东，却要承担股价暴跌、股票停牌、将来甚至除牌的严重损失、乃至全部的投资损失。根本原因在于：对于直接责任人，有多少判了刑事责任、做了(非象征性的)经济处罚？

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刘占军说，吴敬琏的观点肯定有道理。他说的这些问题，谁都看到，特别在中科事件出来以后，更加突显出来。年前庄股大跳水，绝不是偶然的。一些强庄股只靠内幕消息，就能把一只股票任意拉升。而业绩优良的企业在股市上却表现平平，这不是我们设立股市的初衷。

他认为，吴敬琏的观点，“道理多于偏激，理性多于感性，决非信口开河”。他说，把这种问题说出来，有利于中国股市的发展。但对吴敬琏说股市并没有创造财富，刘占军表示了不同看法。“虚拟资本到底创造不创造价值？这在理论界还有争论。但中国证券市场把中国经济激活了，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却是不争的事实。”他反问道：“老百姓的钱，不放在股市而放在银行里，就能赚钱吗？在过去十年，中国的银行改革缓慢，股市虽不好，但比银行还透明，效率还要高。”

刘占军说，中国股市只有10年的时间，正在逐步成熟，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主要是监管不到位，是政府的监管方式不能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再有就是处罚过轻。像“中科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如果罚他个倾家荡产，让他把牢底坐穿，看看以后谁还敢效法？但现在法律不够健全，给这些幕后控制人钻了空子。

14：监管风暴
2000年，中国股市已经创立10年，从深原野开始，一些上市公司造假，庄家操纵市场的事件时有发生，并且违规违法的胆子越来越大，危害越来越深，比如中国上市公司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有：
1、业绩造假，其中佼佼者当数银广夏、郑百文、麦科特、蓝田、ST黎明、ST张家界；
2、虚假信息，翘楚者当数华纺投资、美尔雅、中关村、中科健、粤宏远、万家乐；   
3、违规委托理财，代表者有辽河油田、联通国脉、长春长铃，大量的是没被证监会抓住的漏网之鱼；   
4、关联交易，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代表者以三九医药为典型；   
5、不及时发布预警预亏公告。

于是，管理层开始重拳出击，史称“监管风暴”。

2001年3月，第一位由中央政府聘请，由香港人担任的副部级官员，史美伦放弃美国护照，到中国证监会走马上任，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上市和监管工作，她认为，在市场上，上市公司会保护自己，机构投资者会保护自己，庄家有自己的利益，而中小股民却没有声音，作为监管者，要保护他们。

在其上任之后的9个月里，证监会先后颁布了51件有关监管的法律法规，有80多家上市公司和10多家中介机构受到公开谴责、行政处罚，甚至立案侦查，其中包括亿安科技、中科创业、博时基金、银广夏以及三九集团等，充分显示了监管部门加强市场规范建设的决心。

2001年1月11日，中国证监会在公布正在查处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的第二天就宣布彻底追查中科创业案。1月15日，时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的周小川在2001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会上指出，中国证监会要对庄家操纵股市等问题进行集中查办，并提出将在8个方面加强监管：
    1、切实加强上市公司的监管。
    2、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3、A股推行独立董事制度。
    4、出台上市公司收购暂行办法。
    5、建立董事长谈话制度。
    6、加强证券公司的监管。
    7、加强证券公司高级人员的资格管理。
    8、规范各种资产管理公司及其代客理财。
2月5日，证监会表示将对28家违规机构进行查处，媒体用上了触目惊心的标题———“证监会向庄股宣战”。

2001年2月20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不到300字的小消息称，中国证监会表示，根据《证券法》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将于近期发布连续亏损上市公司依法暂停及终止上市实施办法。2月23日，中国证监会发布“退市令”。

在这份名为《亏损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的公告中，对连续三年亏损上市公司就暂停上市、恢复上市和终止上市的条件、法律程序、信息披露、处理权限等事宜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办法》规定，上市公司预计第三年仍然连续亏损的，董事会应及时作出风险揭示公告。公司年报后，属连续三年亏损的，证券交易所依法作出有关暂停上市的决定。公司暂停上市后，可以在45天内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宽限期以延长暂停上市的期限。宽限期自暂停上市以后起为12个月。公司向交易所申请宽限期的，应作出申请宽限期的决定，并向交易所证明近期盈利的可能性及公司采取的具体措施。董事会经充分研究认为确实扭亏无望的公司就不应提出宽限期，直接依法终止上市。

中国证监会的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上市公司终止上市后，股东权益如何保障时表示，上市公司终止上市后，如果没有破产或解散，仍然属于股份有限公司，必须遵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并接受原批准设立机构的管理，继续履行对股东的相关义务。股东股权的转让由证监会另行制定管理办法。


4月30日，证监会九大区稽查局同时挂牌成立。这九大区分别是：上海、深圳、成都、广州、天津、沈阳、西安，武汉和济南。


监管来了，股市也跌了，2004年9月，史美伦离职返回香港，此时上证指数已经从2245点跌到了1260点，有人把责任归到了监管上。

经济学家刘纪鹏在分析股市大跌的原因时指出，核心在于中国股市的泡沫太多，而大量的违规资金的涌入，则是这种泡沫形成的重要原因。

这种泡沫的形成有两股合力。一是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举措，实际上使一批合格或不合格的资金削尖了脑袋进场，比如为管理层一度力推的，给予许多政策倾斜的，与国际接轨的所谓战略投资者，不到半年的时间就销声匿迹了；另一种力量则是来自于一系列的市场化举措，与国际接轨的实质是偏袒上市公司的种种优惠融资政策，比如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定价，配股条件的一降再降，没有条件的所谓增发，以及反复融资的可转换债券。

不可否定，这些市场化的做法在西方国家是常用的，但是，国外的企业大多对投资有硬约束，对再融资也十分谨慎，而国内不同，一向“吃光财政吃银行，吃空银行吃股民”，对“圈钱”有一种天然的冲动。在这种天然的冲动下，近年来上市公司的钱已经圈到了不知如何使用为好的程度，因为可融资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企业投资的需要。

因此，上市公司参股券商便成了一种时尚，而不断增资扩股的券商也正好找到了最好的股东，从市场圈走的钱又会回到市场追逐推动泡沫。


15：逃亡者
股市成立以来，中国股市到底出现多少个逃亡者？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统计。其中，比较知名的有：
庄家吕梁，他把康达尔的“鸭子”搞成了高科技的概念，以一个闪亮的名字“中科创业”坐庄炒作，事情败露后，在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人间蒸发。
亿安科技董事局主席罗成，动用全集团力量坐庄爆炒自家股票，成就了中国股市的第一只百元股，事发后，第一时间失踪。
新疆啤酒花公司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于2003年11月失踪。
原ST圣方董事长唐李，因涉嫌财务造假和职务侵占逃亡，圣方公司自掏腰包20万悬赏征集线索，他是被自家公司悬赏追捕的逃亡者。
原中信证券投行部执行总经理谢风华，因卷入ST兴业内幕交易案，携妻举家外逃，成为内幕交易逃亡第一人。

16：股市黑嘴
股市里的黑嘴，不管是说大话，还是说不着边际的话，目的一般很明确，就是要把你的钱，变成他的钱。

2005年4月，重庆的张先生看到华鼎财经首席分析师吴敬远主持的股评节目，被其“波段翻番计划”所吸引，于是，按照热线的电话，报名成为华鼎财经的核心会员，每季度会员费3万元，张先生按照指令买入两只股票，结果不到一个月就被套30%左右。2006年5月，无锡章女士看到上海天力投资顾问公司汪梦飞的荐股电视节目后，花4万元咨询费，成为炒股团队会员，委托汪炒股，7个月下来，章女士账户里的20万资金只剩4万多。

相较而言，上述被黑嘴忽悠的仅仅是几十万级别的小打小闹，2008年11月，事发北京的汪建中案，才叫“大嘴”。

汪建中，1968年出生，2001年成立北京首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曾出版《首放板块实战技法》，曾预测众多热点和多次大行情，由此名声大噪，奠定江湖地位。但遗憾的是，汪慢慢把路走歪了，动了坏心眼，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在报告发布前，动用实际控制账户买入所推荐的股票，咨询报告向社会公布后卖出股票，进行操纵买卖，期间，共操作55次，45次合计盈利1.5亿元，10次合计亏损0.25亿，净获利1.25亿。

2008年10月23日，证监会对汪建中做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25亿元，处罚1.25亿，总额2.5亿元，这是迄今为止对“黑嘴”的最高天价罚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