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真和林彪的分歧，黄克诚将军的眼力

抗日战争时期，当日本投降后，国共双方都意识到了东北的分量，于是分别派部队和干部挺近东北，期间，共产党中对时局看得比较清楚的首推林彪和黄克诚。当时共产党方面东北局书记是彭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忙着接收华东、中原，对于东北似乎是鞭长莫及。而共产党所在的华北正毗邻东北，且东北已在苏联红军的控制之下。在毛泽东看来，东北这块“肥肉”已经炖在“锅”里了，建立自己的政权机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甚至有建都长春之议。

10月19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了《关于集中主力与国民党争夺辽宁、安东的方针》。23日，中央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毛泽东甚至提出：关上东北的大门，海上守住安东(今丹东——笔者)、营口，陆上守住山海关、锦州，不让国民党军进入沈阳。即使不能达成此目标，亦可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迫使蒋介石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11月3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还有如下说法：“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当时，为阻止国民党军队开进东北，中共军队进行了武力拦阻。

但是，抗战后国内和平成为首要课题，军事力量处于弱势的共产党更是要极力避免战争；军事力量的翻转是在东北战事结束之后，因此在这个时候，共产党的首要目标就是在和平条件下参政议政。具体到东北，也由最初的“独占”，随着国民党进军东北，共产党部队逐步后撤，改变为“平分”。到1946年4月，四平争夺战之前，“平分东北”仍是毛泽东要坚持的一点。四平之战是和战决策的分水岭。失去四平后，东北联军迅速退往哈尔滨，平分东北已然不可能。

彭真遵照中央的指示，占领大城市以利将来的谈判达到和平；林彪则称遵照中央的指示，工作重点在于建立根据地，准备长期斗争。

在当时，不论是国内连年战争人心思定，还是国际上的和平呼吁，盼望和平的声音是绝对的主流。1946年初，国共签署了停战协定，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上，有些领导认为和平来了，于是提出“最后一战”的口号，意思是不怕牺牲，再打一场硬仗，多占一些地盘，有利于和平时期的谈判。但具体到东北三国(中美苏)四方(美、苏、国、共)在和平的主流下，最终却选择了残酷的战争，这并非彭真和平努力的失败，实际上也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党派的努力能够达成，最终的解决只有靠枪杆子。而在这样具体环境下的彭真与林彪，正分别代表了最终是“和”还是最终是“战”两个相反方向的选择，两个人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1945年11月24日，中央通知东北局：国民党可能派兵袭击沈阳，我军准备在沈阳城与敌人展开巷战。为此，东北局的每个干部都发了步枪、手枪和手榴弹。在次日，林彪两次建议东北局和自治军总部移到海龙，部队绝大部分撤离城市，准备建立以延吉、临江、通化为中心的根据地。彭真则坚持留在沈阳做最坏的准备。看似在走和留的问题上，彭真和林彪直接产生了分歧，实际上仍是目前方针的分歧。

12月24日，国民党军进入沈阳。同一天，意识到问题严重的刘少奇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
东北情况我不会比你们更清楚，但我对你们的部署总有些不放心，觉得是有危险性的。你们主力部署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周围及南满，似乎仍有夺取三大城市的态势。你们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乡村，如果顽军一旦控制大城市，你们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时，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动。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否则恐有一时陷入被动之危险。

12月28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的指示电：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正当林彪准备分散部队时，中央根据与国民党谈判以目前占领区域为界停战的先决条件，又要林彪主动出击。也就是说，在和战问题上，中央的态度是随着谈判所达成或可能达成的条件在转变。但对于前线部队来说，这样的转变却是难以适应的。对于彭真来说，因为缺少相关经验，如何布置工作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林彪在这个时候也产生了怀疑，他在1946年1月5日电询中央：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在东北主力目前应集中力量作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仍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盼复。

1月6日，中央即回电：国内和平有望，目前阶段并可能是最后的一战。
这封回电表明中共中央对国内和平有很大的信心，但后来的事实却证明这并不可靠。中共中央之所以有此判断，是源于1月初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的正式成立。“军调部”四处加派小组赴各战区督促停战，最初确实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但仅仅一年这个调停组织就在战争的巨大轰鸣声中寿终正寝了。
这封电报对于彭真来说则充满希望，完全符合他争取和平的思路。

中央的复电实际是毛泽东的意见：“我们完全不应怀疑东北问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实行和平合作的可能。”

林彪坚持不同意见，再发给中央的电报中：“毛主席：敌人和谈是个阴谋。蒋介石企图利用和谈，在关内停战，调集精锐在关外大打，先解决东北，再像磨盘那样南北夹击我们。恐怕还得立足于打，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这是我对和战的根本性意见，请主席头脑清醒考虑之……”

敢叫毛泽东“头脑清醒考虑之”的人物大概没两个。历史证明林彪在这个问题上对了。东北战火初起，还有一些错误的电报指示，诸如“化四平街为马德里”，“最后一战”，“把长春变为马德里”等等。在经过失败和流血的教训后，才按照林彪“分散建立根据地”，“实行运动战”，“立足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意见办了。

1946年3月6日至8日，彭真主持召开东北局和东总干部会议。会上，林彪 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对东北局的工作提出了尖锐批评。但没人附和林彪的批评意见。8日会议结束时，林彪又发言作了自我批评。

当时东北的这种情况，曾造成东北局的激烈争论和下面干部的思想混乱。在东北局里，林彪、高岗、陈云、张闻天等不同意彭真的方针和做法，而彭真则强调他是在贯彻毛主席的路线和指示精神。一直争论到第二年(即1946年6月)，中央才决定改组东北局，由林彪任书记，彭真(不久即回到中央)、高岗、陈云任副书记。

四平战后，和平已不可能，全面内战也已开始。四平保卫战中，林彪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果断选择了撤出四平，在后世的军事评论家来看，这次撤退是影响后来东北战局走向的重大因素之一，如果没有这次及时的撤退，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可能就打光了。也是再四平保卫战一个月后，林彪被任命为东北局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战事第一，毛泽东要把重担交给只是中央委员的林彪，这样的安排需要巨大的勇气。因为，当时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除了彭真以外，尚有陈云、张闻天、高岗。毛泽东选择将军政全权交于林彪(既是东北局书记，又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并不是一个符合常理的选择，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当时，黄克诚再得知苏军占领东北，即致电中央：“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是否同意与否，要下决心进军东北，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战争。”到东北后，他也始终关注根据地建设。11月26日，在那封著名的关于“7无”的电报中，他向毛泽东提议：“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农村根据地，作长期战争之准备。”同一天，又致电军委：“东北敌特工、土匪甚多，如不及早建立根据地，我主力在东北亦很难应付。”

11月29日，又致电东北局：“已进入及将进入东北之主力及新组建成之部队，数目特别巨，但若无党政民之支持，无粮食经费的充分供给，无兵员的源源补充，将大减弱强大力量，目前东北大城市为顽军占领，乡村则备土匪所占据（大都与顽联系），我们则处于既无工人又无农民之中小城市，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作战，且有陷入不利地位之危险，因此，运用冬季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之五个月期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各级党与政权，应成为当务之急。”

12月17日，在给君军委的电报中说：“三师及杨、梁等师，干部均感没有根据地，非肃清土匪无法解决目前困难，亦不可能生存发展，但迄今仍未划固定地区，向林总商讨，林孤掌难鸣，向东北局建议，则从不回电，对目前既不确定持久方针，又无救急办法。使情势无论上下均感惶惑，且有人提及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

当从中央到地方都觉得东北形势很好时，他在那里来个个“7无”。简直把形势描写的一团漆黑，当一些人还把美械装备的敌人视为不堪一击的“土顽”时，他在那里一笔一笔地算计了敌人的“8条进步”。当有些人还从未从“独霸东北”中清醒时，他在那里提出了“有遭遇西路军危险之可能的”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