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问题实际是社会问题，政府应是责任人

如今的结婚率越来越低，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能够让一个一直以来以家庭为中心，崇尚多子多福、吃苦耐劳的民族变成如此这般境地，其原因也不可不谓令人深思。

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结婚？总结起来最主要的原因无非是生存太累、结婚成本太高。首先是生存累，一些人能够口口声声说996是福报、一些企业能够毫无顾忌的让人加班甚至拖欠工资，而过低的工资、过高的工作时间，导致一些普通人在生存压力面前压得喘不过气，哪还有时间谈情说爱？

其次则是结婚成本高，物欲横流，而其中又以高房价、高彩礼为人所诟病。尽管对于天价彩礼，政府如今也意识到它的危害，并开始进行整治，不过收效貌似不高。

网络上有个老大爷曾经表示说民国的时候有一袋米就能娶个媳妇，我们那个时候结婚就两个被子就行了，而如今的社会已经把孩子们教育的完全向钱看，向别人看。还有个大妈则说：我们这一代根本不看经济的，你人好哪怕家里身为分文也会嫁给你，而现在则是房子、车子，但就是没有爱情。房价已经把正常人压垮了，要么暴发户，要么家里原来有矿，这一代人没有幸福感，我们小时候固然穷，但是很快乐，而现在的欲望越来越大。

一些普通人在资本、舆论的宣传洗脑下，为了虚荣和所谓的面子，一场婚姻下来导致因婚致贫，更有甚者拿几十年积蓄甚至举债结婚，面子大过天，哪怕后面吃糠咽菜，也因此，钻戒才会被称为最大的营销骗局。消费主义一遍又一遍洗脑所谓的仪式感，只剩下普通人强行给自己加戏。美国亿万富翁凯文奥利说：“当你准备结婚时，最糟的选择就是为了婚礼负债累累，大笔花钱听起来浪漫，但其实是最傻的做法，我结婚时身无分文，我和妻子说，何必要四处举债呢？让我们邀请朋友过来，买几箱啤酒，再点一些披萨，我们可以玩的很开心，你能为朋友做的最好的事就是举办一场派对让大家都玩的开心。何不把钱省下来花在投资上？我很不愿意看到人们花成千上万美元只想着他们必须为了朋友这样做，只为了在外人面前扮演幸福，别买那些愚蠢的钻戒，别在没用的东西上透支未来，你完全不需要一件2万的婚纱，这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事实上，很多人的婚礼都是办给别人看的，很多亲朋好友也并不在乎你的婚礼，他们只在乎这一顿饭值不值随礼而已，很多女性都希望自己的婚礼独一无二，但现实中的婚礼却都是千篇一律，而一场高昂的婚礼下来，最后的赢家也只有资本和婚庆公司而已。

而对于房子，一直以来，房地产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都是一块巨大的收入来源，也因此最难整治，房价对于一些地方政府犹如鸦片一般，难以戒除，加上城市化的发展，房价高涨，不少人因此也赚的盆满钵满，当社会和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时，矛盾还尚未显露，而一旦经济下行，高房价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形炸弹。为了卖房，政府和资本、媒体、舆论也在有意无意宣扬30岁前要买房，没有房子不能结婚，有了房子才是成功人士，把房子和成功挂钩、并且最无耻的是和教育挂钩，社会上一些人群受舆论影响下，自然而然也催生出了无房不嫁的想法，不过，如果按照她们的观点来看，那比如央视主持人赵普、演员陈赫、以及绝大多数外国人可都算不上男人了，因为他们都是租房住的。而高房价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无异于饮鸩止渴，杀鸡取卵。

没有哪一个正常国家会在教育、医疗、住房上大发横财，因为这些是一个国家人民的生存之本，是生存和发展的最低保障，在这些地方上大发横财实际上是在与民争利。正常的家庭用家庭收入的30%去支付居住性支出，已经是极限，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应该远远低于30%，很多国家甚至用20%就可以了，北欧国家是10%这样的水平，如果一个地方一个家庭的收入的50%用来解决居住问题，甚至超过这个家庭的50%，用三代人的钱来解决居住问题，它已经形成了一种严重的剥削，地租经济的暴利也进一步导致实业的退出，从而导致就业压力的增加，地租的失控实际上是国家治理的失败。

国家治理的失败也必然导致社会矛盾激增，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最根本的乃是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群众需要的无非是生存、公平、以及希望，当群众对社会有信心、有信任，民众有上升通道的时候，整个社会自然而然处于上升阶段，而当一个社会人心坏了，公平和希望不存，社会上都是尔虞我诈，虚荣攀比，重利轻义，那么这个民族也将陷入衰败。一个民族不可能以它拥有的货币作为安身立命之根本，GDP看似飞速发展，实则危机四伏。宋朝GDP很强，但有弱宋、大怂之称；清朝GDP也很强，但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以至获得东亚病夫之称号，民族自信也被挫败到极点。

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其兴衰都可以从内部找到原因，而其中，政府又往往是第一责任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梁不正则下梁歪。中国社会为何变得如今这般唯利是图？和政府宣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黑猫白猫论也离不开关系，为了政绩，可以肥猪赛大象，为了赚钱，可以有官倒、军队经商、可以笑贫不笑娼、可以与民争利、可以教育医疗乃至一切市场化。春秋战国时期，为何人才都往秦国走？因为秦国求贤，其他六国虽有短暂变法，也曾辉煌一时，但终究没有触及根本，因此而人亡政息。而人才往哪里走，哪个国家也往往能够崛起，到近代，美国吸引了大批科学家变得繁荣，俄国彼得大帝改革而图强，日本以明治维新而崛起，中国为了变强也曾付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探索。而如今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嘲讽小镇做题家的声音；出现了民众与政府互不信任、公信力缺失的情况；出现了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出现了张核子、张珊珊、北极鲇鱼、许可馨等未能得到公平处理悬而未决的事情；也出现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发展或一己私利而破坏营商环境的状况，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该说改革也已迫在眉睫。如何吸引人才？如何留住人才？如何缓解人才的生存压力？如何让民众得到希望？如何改善社会矛盾？能够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民族复兴才有希望，当年被国外嘲讽东亚病夫之旧况才不至于再次发生。

但是，改革是要面对原有既得利益者的阻力的，是会引起激烈反抗的，改革的对象也往往是社会中最有实力的群体，比如要进行工作时长改革，势必会损害到一些不良资本家的利益，要进行医疗改革，势必会损害到医院的利益，要动房子，则势必会损害到地方政府、银行、房地产商的利益，因此，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开始。中国体量大，做大蛋糕相对简单，分好蛋糕则触及利益，引发矛盾。其中，改革最大的问题是同自己人周旋，阻力大多来自同志、战友甚至亲人，能否狠心拿起手术刀，切除固有顽疾，没有政治勇气和血性、智慧是不行的。只不过在历史上，改革往往以失败为结局，也因此被称为变法困境、改革困境，因为改革变法所借助的力量恰恰是你所要改革的对象，借助的是现有的社会统治阶级、官僚体系、现有的社会贵族系统，通过他们来革他们自己的命，让他们把自己的利益丢掉，重新组建利益分配的新结构，因此往往是不现实的，比如毛泽东曾经希望把罢工写入宪法，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在毛的积极倡导下，“罢工自由”最终被写入了宪法。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部宪法颁布。其中第4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只不过，1982年，第四部宪法颁布，公民享有的“罢工自由”被从新宪法中取消了。

中医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英国作家切斯特顿说：“我把大半生都耗费在了批判和谴责我的祖国的现存制度上了，我认为，这是一个英国人所能做的最爱国的事情。”只可惜，由于中国的官本位制度，以及政府官员为歌功颂德之需要，一些人口口声声爱国，见不得别人说国家这不好那不好，而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指出缺点错误，知错能改、亡羊补牢，善莫大焉，否则只能如皇帝的新衣一般，掩耳盗铃，最后只能是积重难返、病入膏肓，正如宋朝时，口口声声宣扬自己为盛世，表面上看繁花似锦，而从所谓盛世到灭亡，只用了三年。

孩子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国家民族要复兴，没有优秀的下一代是不可能的。要解决生育率底下的问题，不应该只是喊口号，在各地贴一些标语，喊着让年轻人为了祖国多生孩子，这是没有用的。政府应该要想办法减轻年轻人生孩子带来的负担和焦虑，学习德国打击一些资本的无良营销宣传，打击消费主义陷阱，树立正确的消费观、生育观。同时，降低生孩子的成本，落实产假、劳动法等有关政策，打击控制房价、烂尾楼、改变人们的住房观念等等。瑞信银行曾公布过一份数据，数据表示在中国除了生育成本高，后期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也是极高的，占到了一个家庭平均收入的43%，接近一半。如果再摊上房贷，基本就是房奴+孩奴，一生为奴了。

并且如今中国公务员人数已经突破710万，能养得起这么多“铁饭碗”吗？宗庆后就曾经表示他和某省委书记聊天时，该书记表示在县里当领导时，吃皇粮的才几百人，而现在要三万人，但不少地方的人口却反而还在不断流失，如此庞大的公务员数量将给当地财政及纳税人带来很大的负担。一个社会，国家治理机构和人员规模与其经济基础的承受能力要相适应，如果治理国家的机构和人员规模大大超过经济基础所能承载的能力，正常的经济发展将受到严重抑制和影响，经济和社会可能发生大的动荡，国家治理体系可能崩溃。当经济下行时，国民经济供养的承受能力大大降低，纳税与供养的关系极易紧张，也极易出现欠发工资退休金、企业倒闭、下岗失业、金融不稳、找不到工作、债务所迫、生活困苦、大病大难等等对社会绝望，对政治不信任，形成社会极不稳定，最终双输的局面，并且大量的单身人口也将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公务员人数的增加意味着政府支出的增加，土地财政的失利意味着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也因此，在此情况下还传出了高校学费涨价的新闻，进一步提高民众生存成本。要改变此种情况，也应该实行开源节流，缩减政府开支，改善企业营商环境，同时进行教育改革，学习一些优秀的教育分流制度，减少无意义的考试、刷题，而不是千军万马都进入大学，最后却是学了一些落后于时代没用的知识，教育沦为形式主义。应鼓励职业教育，改善科研环境，提高科学家、工程师待遇，提高蓝领薪资和社会地位，以增加就业机会做大蛋糕、并且改善底层工作环境，落实劳动法，落实双休、产假制度，减少无意义的加班，以减少企业招工难和企业、员工的就业生存压力。

在古代，为了鼓励生育，政府甚至会以立法的形式直接奖励或惩罚，以及通过制度进行宏观调控。比如越王勾践时代为鼓励生育：“令壮者无取老妇，令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将免者以告，公令医守之。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生的越多，国家补助的粮食、牲畜甚至是酒肉就越多，生男孩的家庭，能领到两壶酒和一条狗，生女孩的家庭，能领到两壶酒和一头小猪。生孩子的时候，还有公派的医生负责安全，生的男丁多了养不了，国家出钱帮你养，生两个国家给补助，生三个国家帮你养一个。

汉代刘邦则曾下令：老百姓要是生一个儿子，可以免除2年的徭役。唐太宗时期曾经下令，男人20岁以上，女人15岁以上，如果配偶去世了，服丧一段时间后，就必须要再找媒婆撮合结婚。《晋书•帝纪第三》则记载：“冬十月辛巳，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也就是说，17岁还未成婚的女性，国家将强制配给丈夫。

国外一些地区则有各种生育福利补贴，比如法国据说生育一个孩子享受40万元补贴，并免除孩子的学费，甚至包括公立大学！俄罗斯在产假时据说可以带薪休息3年，而在产假的前一年半时间中，国家还会发放生活费，大概是平均工资的40%。此外，俄罗斯妈妈生育一个孩子，最多可以领取34万卢布的生育津贴，而生育三个孩子，国家还会免费赠送土地。

当今之世界，仍为竞争之世界，如果中国不发展起来，除面临衰退命运之外，崇洋媚外之风将不减，中国人的国际地位和民族自信依然难以提高，普通人就算润到国外，估计也难逃歧视，除非自身实力强劲，比如此前疫情爆发以来，海外就出现一些中国人乃至亚裔面孔人士遭遇各类挑衅、侮辱甚至攻击等歧视性言行，以及被当地政府或执法部门粗暴对待的新闻，对这种情况，外交部再怎么喊出坚决制止，严厉批驳也是没什么用的。同时打铁还需自身硬，提高自身竞争力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