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政商关系

1972年，尼克松到中国来访问时，公文包里有本费正清写的《中国与美国》，费正清说“在中国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的商人没有占据主要地位，它只是一个配角，也许有几句台词，听命于帝国、官僚、外交官、将军、宣传家和党魁的摆布”。

除此外，法国作家布罗代尔写过《世界史纲》，他说“中国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人们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他说有两个政府权力最大，一个是中国政府，一个是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中国社会和穆斯林社会就有这个问题。

韩非子的《五蠹》里说：“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yǔ之器，聚沸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翻译过来就是：“因此，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那些著书立说的人，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那么。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地削名除的朝廷，也不足为怪了。”里面把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工商之民称为五蠹，所谓蠹，也就是蛀虫的意思。

中国历史上不乏很多著名商人以及各种商帮的存在，尤其是宋朝，经济更是空前发达，居于世界的最前列，著名历史学家漆侠先生认为宋朝是当时最为先进、最为文明的国家。我们虽然很会赚钱，但是我们古时候是很鄙视商人的，从政府到知识阶层到民间都是如此，而以做官为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潜规则》一书里面写到人们害怕那些吏贿赂那些吏，不是想从他手里捞到好处，而是因为他们背靠国家暴力机器，有合法伤害的权力。很多地方的百年前有钱人盖的房子，上面大多写着出过翰林之类，很少会写出过首富，商人大多身份低贱，如士农工商商排最末，其次不能当官，如李白因为是商人之后不能科举，然后是生活习俗受到限制，如明朝朱元璋对商人的规定等。

历史上著名的贤相管仲，他把齐国治理得很好，但是把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这四种人不能居住在一起，在同时期，很多当时流传到今天的典故里面都对商人进行了很多贬低的制度上的安排，比如“在礼，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这是国家对于伦理上的法典。“士大夫不杂于工商”，“工商出乡不与士齿”等。

到了后面商鞅变法，基本把秦国整个商人杀光，商鞅说国家有六个蛀虫，第一是儒生，因为没有脑子，把秦国变成一个军事性的国家，第二就是商人，所以商鞅说一个国家很穷就要打仗，打仗的时候要把这个国家的六个坏份子最好送到别的国家，一旦送到别的国家就好了，如果这六种人在我们国家，这个国家再怎么打仗也是很落后的，这就是当年商鞅的说法。

刘邦建国时，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能乘车，商人出去有的时候走路走不动，要弄辆马车，你可以骑马车，但是马车上面不能有盖子，一有盖子就是违规。同样交税，当年是人头税，汉律人出一算，有两种人交2倍，一种是商人，一种是商人家的奴婢，禁锢不得为吏。当时汉朝很穷，没有马车只能坐牛车，这个时候就出台一个政策，你捐钱可以当官，叫“纳粟拜爵”，当时有养100头羊就可以做官，但是你是商人捐再多的钱也不能做官，这是汉朝初期的时候。

唐太宗时期，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唐太宗当时搞科举制度，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但后面还有：“我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裕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

到了我们新中国成立时期，资本家就属于地、富、反、坏、右，需要被消灭掉了，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使资本主义绝种，还有一个有趣的罪名，投机倒把罪。当时所有的工商企业全部国有化，民营企业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绝种。就算是到了现代改革开放后，最开始个体户也是被人看不起的。

除了对商人的歧视之外，政府常常会打击商业。比如迁徙，比如清算。当改朝换代以后就建都，会把老首都的有钱人连根拔起带进新首都，以前的有钱人都是有田和商铺的，当一个大家族一下子连根拔起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在这里所有的田地和商业马上归零，秦朝、汉朝、隋朝、明朝都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把财富归零，把首都建起来的。

除了迁徙之外，政府还会通过对商业贸易以各种重税的方式把财富移交给国家。之所以有这种情况，也是因为我国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对于皇上来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底下的老百姓太有钱太聪明了不是什么好事，关键是国库要有钱。

对于中央集权政府来讲，没有人造反政权稳定是第一等大事，所以地方首长都要由中央来任命，其次统一思想，如战国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到了秦始皇就是焚书坑儒，之后就是独尊儒术，把有力量和胡说八道的人管起来，有钱人、书生自然也在此行列。还有就是经济上也要保证中央集权制度，怎么保证呢？就是国有专营制，这是齐国的管仲发明的，齐国为什么可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呢？因为管仲和齐桓公说过国家怎么能收很多的税收呢？一加税老百姓就造反，管仲说不能加税，这个国家是两样东西是国家必须要用的，一个叫盐，吃饭要用盐，一个叫铁，男人跑出去耕地需要铁，女人在家里需要针，盐、铁每天在用，用的量又很小，和空气一样的，所以管仲说只要把盐和铁管起来，每件东西上面加一分钱，全国如果有1000万人就有1000万分，每个人跟温水里的青蛙一样，你永远感觉不到的，这个思路延续到今天，就是必须要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能源和资源性产业由国家管起来，我加一分钱相当于在座的所有人变相收了人头税，你还没有感觉到。所以为什么中国的能源行业要被专营化，中国的通讯行业要被专营化，中国的航空行业要被专营化，在关键性、支柱性产业由国家控制。就这样把对中央政府造成威胁的两个大的利益集团彻底瓦解掉了，中央通过重要的资源扼制了民间和地方的对抗，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国家收入模式。

历朝历代都有专营企业的机构，汉朝叫金曹，除了管货币就管盐铁，唐朝叫榷务司，宋朝叫盐铁司，现代叫国有企业。被历代政权控制过的资源包括粮食、酿酒、胭脂胡粉、漕运、外贸、矿山、铁路、石油、传媒等等。

只是到了现代，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科技和信息的发展，邓小平提出不管黑猫白猫，抓的到老鼠的就是好猫，然后第一批万元户的出现，也涌现出了各种下海潮，甚至有了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杀猪刀的说法。富豪排行榜的出现以及媒体的渲染报道，商人的地位相比古时候才得到了一个很高的提升。

这个视频介绍了古代的政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