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传》读后感

看《贺龙传》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贺龙南昌起义前的故事，起义之后，则是历史上常讲的六次围剿、万里长征、开辟晋西北等情节，不过由于抗日战争时的贺龙被安排坐镇后方，解放战争时期贺龙则是做起了后勤保障工作，负责动员以及物资筹备。也正是因为长期在后方工作，贺龙在战绩上比起其他人要落后一筹，所以在开国十大元帅中被列为第五位。也正因为此，很多人对贺龙的事迹也并不是非常了解。

很多人可能只知道我党开国将帅里面，林粟二人的军事能力十分出众，稍微军迷一点的，还知道彭徐二人，或者还有刘伯承被奉为军神的故事，但要论我党开国将帅里面的人物影响力和号召力，那不得不提一下贺龙。据说当年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红军第二军团创始人之一的周逸群（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在南昌起义的时候给中央写的报告中承认“师长以下莫不视贺龙为神人，故当时唯有利用贺之主张及言论为宣传之资料。”周恩来起草的南昌起义命令，也不是以党中央名义发出，而是以贺龙的名义发出。

提到贺龙，很多人只知道两把菜刀闹革命，还有南昌起义总指挥，其他方面可能就了解不多了。要讲贺龙，首先离不开他的家族，他的家族也是一个传奇，在那样的家风下，贺龙自然也受到不少影响。据土家族古籍《桑植县志》里记载：“乙卯（公元1855年）春，清军班师回部，解匪首三十余人……刘氏仗义兜头。”这段记载说的就是贺龙的堂曾祖父贺廷璧的故事，贺廷璧自幼习武，在当地很有威望，因为率领穷苦百姓揭竿而起，所以被清政府砍头示众，行刑时，贺廷璧的妻子刘氏跪在贺廷璧前面，用衣襟接下了这颗被砍下来的头颅捧回洪家关！

据说，贺廷壁在被捕之前曾对妻子刘氏说过一句话：“如果哪一天我要面对刽子手的屠刀，即使死了，我的头也不能落到地上！”英雄悲剧莫过于人头落地，这是古人之说法，头颅不落地那就代表着自己宁死不屈，并且坚信自己后继有人。也因此，贺廷璧聚众造反，刘氏女仗义兜头的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甚至被编为戏剧。贺廷壁就义的41年之后，也就是公元1896年，贺龙出世。

贺龙的曾祖父贺廷宰是一个秀才，在家乡教书，热爱公益，而贺龙的祖父则是个武举人，继承父亲遗志，修建洪家关大桥，以致家产耗尽。虽然这些事迹我们不知真假，但家族长辈的言传身教，对后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贺龙这个家族也可以算是武术世家，贺龙从小也跟着长辈一起学武，不过到贺龙这时候，家庭已经十分贫困。由于受长辈言行熏陶，贺龙从小痛恨贪官污吏，因而和当地富家子弟经常发生冲突，早在青少年时代，有个富家公子羡慕保长的威风，说长大以后也要做保长。结果贺龙瞅了他一眼，说老子长大要做打保长的人。由于贺龙会一些武术，所以打架不怎么吃亏，也因此，少年的贺龙以愤世嫉俗，爱打抱不平，仗义疏财，敢于同恶势力相抗争而闻名乡里。贺龙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声望，和这个脱不开干系，毕竟谁都希望在自己招受不公的时候，有英雄能够为自己挺身而出，打抱不平。

贺龙8岁时和父亲同时因为与灾民一起吃大户被抓，关入大狱，若不是遍地饥民，沾了“罪不罚众”的光，贺龙同他的父亲是绝难幸免一死，12岁时，在桑植县打当地一名恶霸武秀才打出了名，14岁时，贺龙开始当起了骡子客，也就是把甲地东西驮到乙地去卖，后来还加入了哥老会，贺龙的姐夫谷绩廷则是哥老会龙头大哥。据说当时的民间，在哥老会兴盛的地方，你想做任何事情，不经过哥老会的同意，你就做不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参加哥老会，成为哥老会的自己人。曾经在泸州驻军的朱德、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民盟主席张澜，都参加过四川哥老会。

正因有这样的江湖地位和声望，贺龙才能在军阀混战的民国初年，用两把菜刀拉起队伍，在湖南军阀中左右逢源。《红星照耀中国》里说：“贺龙可以到全国任何一座村庄，向哥老会亮出自己的身份，然后拉起一支武装来，甚至几次将地方哥老会的武装力量，全部收编至红军麾下。”

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最后从湖南苏区撤出时，据说有步枪四万多支。这支红军在他自己的去西北的长征路上所经受的艰难困苦较之江西红军主力甚至更大。在雪山上死去的有成千上万，又有成千上万的饿死或被南京方面炸死。但是由于贺龙的个人感召力和他在中国农村的影响，他的许多部下宁可与他一起在路上死去，也不愿意离去，在长征路上有成千上万的穷人参加，填补缺额。最后他率众约二万人——大多数赤着脚，处于半饥饿和筋疲力尽状态——到达西藏东部，与朱德会师。

后来辛亥革命爆发，由于贺龙的声望，因此，被留学日本回来的陈图南介绍，于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开始了从军生涯，这也算是贺龙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不过，在参加中华革命党的过程中，由于他先后两次“菜刀革命”都在军阀混战中遭到失败，并先后三次入狱。这些失败使他更加认清军阀、官僚的本质，也使他迷惑：正确的道路在哪里？

在贺龙的初始阶段，他的革命多次获得他的父亲及姐妹们的大力相助。但是，他的父亲、弟弟、姐姐和几个妹妹，先后因此惨死，他15岁的弟弟更是被蒸死，家族中更有109人成为烈士。在南昌起义时，虽然彼时他已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了，算的上是“功成名就”了。如果他继续沿着升官发财、追名逐利的路走下去，那么在旧军队追求飞黄腾达、享受荣华富贵，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蒋介石也曾以江西主席的头衔和将其所部扩编等条件拉拢贺龙。当蒋得知贺龙要率领部队参加南昌起义时，还以300万大洋，外加一座汉阳兵工厂和上海、南京各置办一栋别墅的优厚条件，再次收买他。一边是荣华富贵的诱惑，一边是严峻的白色恐怖，贺龙“大路不走走小路，皮靴不穿穿草鞋”，毅然决然地率领20军开赴南昌参加起义，所以，不得不佩服老一辈领导人舍生取义的气魄，没有点济世救民的胸怀，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没有贺龙的支持，八一南昌起义能不能发动还是个大问题。

1938年1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第二战区军事会议。朱德、彭德怀以及八路军3个师长林彪、贺龙和刘伯承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后，蒋介石单独召见贺龙时，问了一个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你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南昌暴动？”
贺龙说：“我和委员长政见不同而已。”
蒋介石又问：“你家里可好？”
贺龙悲愤地说：“房子不知被烧了多少遍，人嘛，都被你们杀光了，只剩下我一个拿枪的了”。
因为贺龙的原因，他的家乡洪家关前后遭受三次血洗之灾。
第一次是1919年，贺姓族人遇难30多人。
第二次是南昌起义后的1928年，敌人出于对贺龙的仇恨，对洪家关进行了疯狂的烧杀屠戮。
第三次是在红军长征以后，敌人叫嚣“诛灭贺龙九族，鸡犬不留”，杀害80多位贺氏族人。

谁都知道，南昌起义最终失败了，贺龙的20军损失殆尽。上级原本计划派贺龙、刘伯承等人去苏联学习军事，但贺龙主动请缨返回湘西，收拢旧部再次发动起义，又拉起了一支革命队伍。后来，他与周逸群、段德昌等人合作创建了红二军团，开辟了湘鄂西苏区。红二军团顶峰时发展到3万多人，一度超过了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

如果没有夏曦的残酷整肃，拥有段德昌、卢冬生、孙德清等虎将的红二军团，发展势头不会弱于红四方面军。但不幸的是，在夏曦的治下，几万人的部队仅仅剩下三千人和“三个半党员”。贺龙则对此表示：“哪怕所有的人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非服从不可。捕杀师、团干部，我和夏曦争，从来争不赢。”

书中有一段情节也很让人感慨，当时，红二军团长征经过毕节时，毕节城里住着一位 57 岁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周素园。他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反清举义的领导人，曾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和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在西南军政界有相当高的威望。红军即将解放毕节时，国民党毕节专员劝他一起逃走。周素园断然拒绝说：“我不走，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何况，你们也打不赢红军。贺龙当年就是闻名的虎将，你莫 去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红六军团占领毕节后，红军到了周素园的家，看到这位当过大官的人家， 居然没有多少财富，却有很多书籍，其中许多是被国民党政府严令禁止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有些已被批注得密密麻麻、圈圈点点。王震听了汇报后，连 忙前去拜访。一见面，王震笑着说：“周老先生，你当过大官呐，红军来了， 你为什么不跑？”周素园说：“我当过大官，没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又没发 过不义之财，没得家产，两袖空空，何必跑？”王震又问：“你有不少马列 主义书啊？”周素园笑了：“孙中山的革命失败了，如今的中国乱成了这个 样子，我总该寻找救中国的真理嘛！我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足足 10 年了。 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可惜人老了，只能纸上谈兵喽！”

王震大为感动，向贺龙作了汇报。不久，贺龙以主席名义请周索园担任 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他工作很有成效。因而，比较顺利地团结了一批 上层开明人士。

当红军准备撤离毕节的时候，贺龙指示说：“周素园年纪大了，身体不 好，经受不住和我们一道长征。他老先生为人刚正，影响不小，我看可以转 到香港去为我们党作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他的长处。”贺龙还指示把一批黄 金和银元送给周素园作路费、生活费及活动经费。周素园知道后十分激动他说：“我在黑暗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作些贡献却到处碰壁。现在 参加了红军，才找到了光明。请告诉贺龙同志和几位首长，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

贺龙听了十分感动他说：“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就赞成这样的人， 就是拿 18 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们就同患难，生死与共喽！”。最后，周素园经过长征顺利到达陕北，担任红军大学的教员，并从事中国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50年8月，周素园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此后，周素园相继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等职，并于1958年2月1日因病逝世，享年79岁。

1936年10月，贺龙率领红二方面军，历经千辛万苦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标志着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然而，三大主力红军成功会师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统一指挥权的问题。当时张国焘正闹分裂，统一领导会师后的三大主力红军，是否接受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前敌总指挥部的调遣，成为检验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是否服从领导的试金石。

当时，红四方面军虽然在南下成都平原的过程中受到巨大损失，但仍然有3万多人，其实力超过红一方面军，是三支主力红军中最强大的。如果再考虑到一方面军内徐海东的红十五军团原本隶属红四方面军建制，红四方面军的优势更明显。

而张国焘是出了名的硬手腕，不听话的将领都被他杀掉了，所以红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害怕他的黑手。草地分兵时，陈昌浩和徐向前心里面明明知道北上是正确的，但张国焘一声令下，就违心的带领部队南下。

这个时候，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的态度就极其重要了。当周恩来代表组织征求贺龙的意见时，贺龙慷慨地表示，坚决听从彭德怀的指挥。这样一来，彭德怀可以指挥红一和红二方面军，从官兵数量上已经超过了红四方面军，把自己的兵权交出去，是一次站队，也是对当时中央组织极大的支持。

1947年春天，蒋介石大举进攻延安，当时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野战部队隶属晋绥联防军，按惯例应由贺龙指挥，但他当时正担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远在晋绥前线。
彭德怀向毛泽东主动请缨，在贺龙没有回延安之前，由自己先代行指挥。毛泽东同意了，任命彭德怀担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于是，彭德怀取代了贺龙的指挥权。随着战争的需要，贺龙晋绥野战军的三个纵队也先后加入到西北野战军当中，划归彭德怀指挥。

这些部队大都是贺龙一手带出来的，从创建湘鄂西苏区开始，再到红二六军团、红二方面军、八路军120师，他和这支部队一起出生入死，相互之间有深厚的感情。
把自己带了一二十年的老部队交出去，一般人在感情上确实难以割舍。
但贺龙不打折扣地执行命令，他对部下说：“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军队要指挥嘛。”“我带的部队，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有问题。”
这是贺龙第三次把部队无条件交给组织。
后来，上级进一步明确，彭德怀主管前线打仗，贺龙主管后勤工作。
于是，打了一辈子仗的贺龙当上了后勤大总管，在陕甘宁和晋西北这样人口稀少、地瘠民贫的地方，他艰难地为西北野战军筹集粮食、运送武器弹药，并千方百计地为前线部队补充兵员。
主席称赞，贺龙是西北野战军和延安的“萧何”。
彭德怀和贺龙的工作作风差异很大，贺龙的指挥风格宽和而直爽，而彭德怀性格暴躁，经常忍不住骂人。许多长期跟随贺龙的将领，一时难以适应，上下级之间产生了摩擦。
这些问题引起了贺龙的焦虑，他专门赴陕北去给自己的老部下们做思想工作，维护彭德怀的权威。贺龙对此曾表示：彭总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要服从彭总的领导！诸将闻命，莫不敢从，可见贺龙的军中威信。

也因此，彭德怀对贺龙的良苦用心一直心怀感激，建国后多次要求突出贺龙对西北战场的贡献。
1955年授衔时，元帅的本来排序是陈毅第五、贺龙第六，主持中枢工作的彭德怀提议改成贺龙第五、陈毅第六，无人有异议。甚至就算排名第五，也有人为他叫屈。

不过，因为当时朱德、彭德怀、林彪都成为军委副主席，而且贺龙的元帅排名居于这三人之后也没什么可奇怪的。而刘伯承则因为资历比贺龙老，在中央苏区参与指挥中央红军作战，其重要性和影响力超过长年偏居外围转战的贺龙，红军时期位居中枢重要职位，抗战时期129师最后发展到30万人规模位居第二，其后过长江解放南京，转战大西南，所以刘伯承排名在贺龙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