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王朝的财政政策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政府，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1：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社会。2：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养活这个官僚制度。但是，随着政权的延续，官僚机构作为整个帝国的维稳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庞大，让古代的农业社会逐渐养不起，在建立初期与和平时代，还可以通过正规的税收来养活，可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或者到了王朝后期，官僚体系膨胀过于迅速，仅靠正规的税收就无济于事了，而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往往是财政危机引发的失衡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汉武帝之前，经过秦末战争后，民生凋敝，汉代初期推行黄老之术，也就是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政府几乎从经济事务中退出，放手让社会力量发展经济，很快，国库充盈，民间富裕，当时的官僚制度，只负责必要的行政、税收、武装以及供养皇室，非常简洁，税收也主要依靠农业税和人口税，所需官员数量并不多，由于养官所需很少，汉武帝甚至可以一连十几年免除农业税。

然而，这个制度却有个缺陷，税收弹性不足，每年财政收入几乎是固定的，农民税率也是固定的，人口和土地数量的变化也不大，但一旦出现异常情况，需要动用预算外的大额开支，就会出现财政紧张的情况。

汉武帝时期，本来继承了文景之治的成果，是个财政富裕的时代，但由于发动对匈奴的作战，迅速耗空了国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而且战争使得人力从农业抽调进军队，生产力还会受到影响，在汉代，一场战争的花费，可以达到中央官吏俸禄的几十倍，仅靠农业税无法弥补财政赤字，从政治角度来看，打击匈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从财政角度来看，即便打赢了匈奴，也得不偿失。为了获得更多收入，汉武帝尝试了几乎所有可能的财源，从卖官进爵，到发行减值货币，再到加强商业税等，但均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开支，其中，商业税的征收需要一套严密的财政班子，在这套班子没有建立起来，征收商业税并不容易，为了征收商业税，汉武帝雇佣了大批酷吏去征税，并颁布了《告缗令》，鼓励互相揭发财产，民间也掀起了一股告密热潮，产生了很多弊病。而卖官当吏的人太杂，也会导致帝国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并且会败坏官僚系统，是杀鸡取卵的办法，而发行减值货币如“皮币“、“白金币”等，也导致民间大量偷铸假币，希望以此牟利，政府则又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去监管市场，到最后不得不被废止。最后，汉武帝依靠政府对自然资源的垄断，建立一系列国有企业，当时，盐和铁是最主要的自然资源，围绕着盐铁也形成了一系列工业部门，汉武帝垄断了盐铁的经营权，民间为了购买盐和铁，就必须向政府支付更高的价格，这就成了汉武帝的战争经费。而且，简单的横征暴敛容易激起民变。“盐铁官营表面上并没有直接征税，不会引起人民的任何抱怨，可以达到“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的效果，但是，盐铁官营也存在一些问题。 为了完成规定的任务，官营铁器只注重产量，所生产的铁器多为应用很少的大农具，根本不适合农民使用。不仅如此，官营铁器还存在成本高、质量低、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官营盐铁的价格昂贵，许多贫民都根本买不起。

汉代之后的大部分朝代都继承了武帝的衣钵，在建立资源垄断上大做文章，到汉昭帝时期，仍没有取消的盐铁专卖制度引起了广泛的不满，导致了《盐铁论》记载的大辩论。这就是在辩论“国”要不要退的问题。盐铁会议时，为盐铁专卖辩护的人说那是为了筹集抵御匈奴的军费，而反对盐铁专卖的人则强调儒家的经典原则——“不与民争利”。

唐代则为中国现代经济提供了另一个蓝本：土地公有制，它的源头是北魏，并经过北周和隋，最终传给了唐。它规定：一个人出生后，政府分给他一块耕地，作为交换，一旦他成年，就必须向政府缴纳土地税，当他死亡时，政府把耕地收回，以便发给其他新生人口。

唐代还允许每一级政府、每一个衙门拥有经营性土地和资金，这些衙门都可以参与到市场经营活动，挣钱来筹措一部分财政资金，维持自身的运转，但唐代的官营效果很差劲，常常处于亏本状态，原因在于政府控制土地的成本太高，虽然可以短暂获利，但长远来看，不仅会扰乱民间秩序，也无法保证政府持续获利，而政府由于不懂得经营规律，所做的商业活动要么无法盈利，要么只能强买强卖，结果，政府不仅没有从经营活动中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反而导致唐代的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状况一直不佳。

也是因为糟糕的财政，唐玄宗时不得不委曲求全，建立了节度使职务，在此之前，中央政府是把一个地方的军权、财权和行政权分在不同的官员手中，但随着中央财政的崩坏，皇帝往往拿不出钱来养活边关的军队，于是，他把边关的军权、财权、行政权合并起来授予同一个人，让他自己想办法收税，再用这些税养活军队打仗。节度使的设置，破坏了正常的官僚制度，无法产生有效的制衡，使得节度使反而大权在握，有力量反抗中央，并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