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的起源和地位

所谓商人，也指从事商品交易或商业活动的人。商人古已有之，在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居住着一个古老的部落，他们的首领叫契，契协助大禹治水有功，他的部落被称为商部落，后来，由于农牧业的迅速发展，他们生产的东西有了过剩，契的六世孙王亥很会做生意，他发明了牛车，经常用牛车拉着货物，赶着牛羊，到外部落去搞贸易，因商人善于经商，所以外部落的人把他们这些做生意的人称为“商人”，这就是“商人”称呼的由来，并沿袭至今。而王亥也可谓是中国商业第一人，即中国商业的鼻祖。王亥也因此被后人称为五路财神中的中斌财神，另外四位为文财神：比干（东）、范蠡（南），武财神：关公（西）、赵公明（北）。

只不过我们这位王财神最后的结局不大好，王亥最后一次经商是到黄河以北的有易氏。据《竹书纪年》记载：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也就是帝泄十二年，即公元前1810年，王亥和弟弟王恒一起从商丘出发，载着货物，赶着牛羊，长途跋涉到了河北的有易氏（今河北易水一带）。有易氏的部落首领绵臣见财起歹意，杀害了王亥，赶走了王亥的随行人员，夺走了货和牛羊。王亥的弟弟王恒曰兼程逃回商丘，王亥之子上甲微非常悲愤，欲为王亥报仇。但由于诸多原因，当时未能立即出兵，4年以后，即帝泄十六年、公元前1806年，才借助河伯之师，灭了有易氏，杀了绵臣，为父王王亥报了仇，商部落到了商汤时期建立了商朝。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产品过剩，有大量的物资，另外一个则是交易，从而开始了物资的流转，也由此开创了一个通过物资交流而积累财富的商业模式。

但是，尽管商人所获颇丰，但自秦汉以后，古时候商人的地位并不是很高。在秦汉以前，商被周灭之后，商朝遗民被迫集中到洛阳，并受到监视，商朝遗民不仅失去了政治权利，还失去了土地，更加依赖东奔西跑做买卖维持生计，久而久之，买卖商品的商业成为商朝遗民的主要行业了。

而到了春秋时期，商业更是得到空前发展，齐国、宋国等一些国家自开国以来就在推崇商业，从中在经济上大获其利，使其国富民强。
齐国著名贤相管仲对于商人非常重视，他提出：“夫商群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价，负任担荷，服牛格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弩贵。是以羽旎不至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也就是使商人居处相聚而集中，他们观察年景凶饥，了解国内情况，观察四时，注意本乡货物，而预知市场物价。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以周游四方；料定物资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所以，各种珍宝争相齐聚...。

他将商业放在了国家战略的高度，还提出一国中有“二君二王”的说法，商人被抬到了与“君王”同等的地位。出任齐相后，管仲推出了诸多政策，以促进工商业发展。比如，在税收方面，对于鱼、盐和手工业产品出口，实行免税，以刺激齐国的出口；同时，还规定关税与市税不可并征、对商人的空车和挑担子的商贩也不能收税。不仅如此，自管仲改革后，齐桓公与列国会盟，荣登霸主宝座，还和其他国家提出5条盟约，其中有两条直接涉及保护商业：“无忘宾旅”——保护来往客商；“无遏籴”——保护粮食贸易，不可阻止和垄断粮食贸易。此后的两次会盟，增加了降低关税、市税等内容：“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以及“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薮泽以时禁发之”等惠商措施。

各国也纷纷出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吸引各路资本和商人。
比如同样重视商业的郑国，政府甚至与商人“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承诺“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只要商人不叛国，政府绝不对商人有任何强制。
还有晋国的强盛，亦与重视商业有关。晋文公采取“轻关易道，通商惠农”，吸引外商投资；到了晋悼公时，实行“国无滞积”“公无禁利”的政策，开放山泽之利。

纵观整个春秋战国的千年，但凡强盛一时的诸侯国，几乎都很重视工商业，商人的地位，也在春秋战国达到了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巅峰。也涌现出了诸如范蠡、子贡、白圭等一批著名商人，而富商弦高用12条牛犒劳偷袭郑国的秦军，使秦军以为郑国已经知道偷袭之事，不敢攻郑，只好班师返回，上演了历史上富商救国的一幕也被载入史册。
  
但是，随着秦朝统一，王权不断加强，在中央集权和高度统一的文化机制的高压下，中国的商业慢慢开始没有得到自由发展的市场，商人也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在官民的夹缝中求得生存。

秦国自商鞅变法时，就致力于把秦国变为军国主义，在经济上，商鞅提出通过中央集权扩充国有经济，比如“壹山泽”政策，国家独占山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也就是说，盐，只有公家才有资格出售，任何个人都不得私下买卖。冶铁，只能在官方的工业作坊里进行，任何人都不能在自己的小作坊里随便冶铁。如此一来，贩卖私盐的商人也就失去了市场。

同时，他还提出重农抑商军事激励政策。重农：利用户籍政策、连坐制度，限制了人们的迁徙自由，老百姓只能待在政府分配的土地上终年的劳作。政府还通过律法给百姓下达了固定的农业生产任务，并强制要求必须完成，否则严惩。通过以牺牲百姓的职业选择自由为代价，来满足秦国发动侵略所需要的庞大军粮后勤需求。户籍制度使人民不能随便迁徙，无法逃脱兵役和税收。 农业恰恰既可以提供军粮，又可以束缚人民不去迁徙，这样一来，兵和粮就都解决了，也因此，后来的朝代也大多基于这点实行重农抑商原则。

抑商：对商人征收重税，从商人口袋里掏钱以充实国库。如果商人经商失败，还要惩罚商人的妻子、女儿卖身给政府为奴。在这样的高压下，商人自然大大减少，没有了多样化的社会上升通道，人们只能选择老老实实在家务农。
《商君书弱民篇》中还提到：商人因为有钱，就最不会贪图政府的赏赐，也就最不会和政府合作，而且有钱了以后还可能与王侯结交，势力过大，会影响统治阶级。也因此，商人在很多时候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

军功：重农和抑商都是在对人的自由进行限制、封堵，唯独军功制度是激励和上升通道，斩杀的敌人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极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商鞅认为商业不仅让国家失去了从军杀敌、务农种田的劳动力。再者，商人只是做买卖，对国家的整体财富并没有做出贡献，更没有让国家的腰包鼓起来。相反，大量的财富通过商业交易向民间聚集，无形中也是挖了国家的墙脚，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商人的流动不便于政府管理，同时有钱之后也会让别人形成经商的念头，并且不愿意打仗卖命。商鞅的这些政策可以说都是为战争而服务的，国家有钱了，自然可以养起更多军队，人民只能种田，自然可以提供更多军粮，同时奖励军功，人民自然悍不畏死有战斗力，因此，秦国军队得以打败六国一统天下。

秦始皇对商人也并无多少好感，对他来讲，商人有可能更像是个移动的钱包，在秦始皇极为欣赏的《韩非子》中，就把商人当作“五蠹”之一，所谓五蠹( dù )，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韩非出于君王的利益点上，把他们归类为：
1：学者，儒以文乱法，那些著书立说的人，依托仁义道德来宣扬先王之道，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比如到了现在要控制舆论，该和谐的要和谐掉。
2：言谈者，那些纵横家们，弄虚作假，招摇撞骗，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
3：带剑者，侠以武犯禁，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以图显身扬名，结果触犯国家禁令。比如现在禁枪。
4：患御者，那些逃避兵役的人，大批依附权臣贵族，肆意行贿，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比如一些国家要强制服兵役。
5：工商之民。那些工商业者，制造粗劣器具，积累奢侈资财，囤积居奇，待机出售，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
韩非曰：“此五者，邦之蠹也。”蠹，蛀虫。韩非认为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

到了汉朝，汉随秦制，刘邦建国时，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能乘车，商人出去有的时候走路走不动，要弄辆马车，你可以骑马车，但是马车上面不能有盖子，一有盖子就是违规。同样交税，当年是人头税，汉律人出一算，有两种人交2倍，一种是商人，一种是商人家的奴婢，禁锢不得为吏。当时汉朝很穷，没有马车只能坐牛车，这个时候就出台一个政策，你捐钱可以当官，叫“纳粟拜爵”，当时有养100头羊就可以做官，但是你是商人捐再多的钱也不能做官，这是汉朝初期的时候。

到了唐朝，虽然商业繁荣，但是商人地位也不高。唐太宗时期，规定工商杂类不预士伍。唐太宗当时搞科举制度，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但后面还有：“我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裕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贵贱异等，杂用五色，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

后来到了宋朝，建立了正常的征收商业税的体制，商业税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也占到相当的比例，因此宋朝商人地位还算不错，但是也仅仅是在宋朝，其他朝代的商人地位实在是不高。

除了对商人的歧视之外，政府常常会打击商业。比如迁徙，比如清算。当改朝换代以后就建都，会把老首都的有钱人连根拔起带进新首都，以前的有钱人都是有田和商铺的，当一个大家族一下子连根拔起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在这里所有的田地和商业马上归零，秦朝、汉朝、隋朝、明朝都是通过这样的手段把财富归零，把首都建起来的。

到了我们新中国成立时期，资本家就属于地、富、反、坏、右，需要被消灭掉了，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目的是使资本主义绝种，还有一个有趣的罪名，投机倒把罪。当时所有的工商企业全部国有化，民营企业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绝种。就算是到了现代改革开放后，最开始个体户也是被人看不起的。

但这些抑商政策毫无疑问对发展经济没有太大帮助，因此，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商业才开始慢慢被重视，出现了“下海潮”，到了现在，我国越来越多的群众关注商人，不仅因为他们赚得的巨额财富，更因为他们获取财富的智慧和经营中带来的商业文化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