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为什么实行一国两制？

清朝时期，在英国占领香港之前，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荒岛，当时，岛上的居民约3000人，而英国人看中了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有成为东亚地区优良港口的潜力，直至19世纪后期清朝战败后，领域分批被割让及租借予英国使其成为英国殖民地。
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事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皇帝为此发下多道谕旨，但清朝始终不能捍卫领土完整  。
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原名称《江宁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
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俗称“新界租约”），强行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区，以及200多个大小岛屿，租期99年（至1997年6月30日结束） 。通过三个条约，英国共占有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也就是现在整个香港地区的面积。

1941年12月2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进犯香港，驻港英军无力抵抗，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香港被日本占领，开始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时期”  。
1945年9月15日，日本战败后在香港签署降书，撤出香港，香港被英国重新管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10月，解放军解放了广州，兵临深圳界河边，却停止了脚步。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害怕英国在香港的一万多名驻军？当年12月19日《香港华侨报》头版头条的报道揭出了其中的秘密：“毛泽东已保证香港地位安全，英国年内承认中共。”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毛泽东生前虽未亲自踏上香港这片土地，但却长期关注香港问题，重视香港，并为香港回归作好了战略和政治外交方面的准备。

解放军不打香港并非是到解放广州时才临时决定的，毛泽东对此问题早有考虑。早在 1946年 12月，毛泽东就对来访的西方记者说过，对香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07页。）。

1949年初，全国大局将定，毛泽东与斯大林代表米高扬谈话时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948页。）

毛泽东意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会极力阻止中共上台执政，一旦中共执政，它们就会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而香港作为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比立即收回显然更加有利些。因为英美之间、美欧之间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矛盾，英国为了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就不能完全跟着美国走，来封锁中国。相反，为了维护香港的稳定和发展，必须同中国保持较好关系。

毛泽东看到，香港是英国在远东政治经济势力范围的象征。在这个范围内，美国和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也就存有矛盾。中国把香港留在英国人手上比收回来好，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就这样，香港成了新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瞭望塔、气象台和桥头堡，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跳板。

当时，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所采取的上述政策，曾受到国际上一些共产党的批评。他们认为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过于软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会允许殖民统治的存在。毛泽东回应说：“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毛泽东 1963年 8月 9日同索马里总理舍马克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版，第 249—250页。）


正是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新中国成立不久，英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与新中国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也正因为有毛泽东这样的战略决策，当西方国家跟随美国对中国实施封锁禁运时，中国能够通过香港这一特殊管道，进口石油化工等重要战略物资。而到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在陆上的进出口通道完全被封闭之时，香港更几乎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在此期间，香港不仅对祖国内地的经济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功不可没，它本身也因此而获得快速发展，很快成长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1951年签署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就是中央治理西藏的基本法，就是实施的“一国两制”。“十七条协议”的目的，是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状况下，为减少武力解放西藏所带来的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而进行的审时度势的一个政策，此政策后来也被用于台湾。
1955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决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1956年的春天，毛泽东同志委托赴香港的章士钊先生转去一封中共中央致蒋介石的信。信中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办法：
1、除外交统一于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
2、如果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
3、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
4、国共双方要保证不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
这也是一国两制的前身。后来周恩来将其总结为“一纲四目”。


1956年4月，毛泽东主席又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但由于某些外国势力的干预等原因，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邓小平上台之后，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呼吁两岸就结束军事对峙状态进行商谈。表示在实现国家统一时，一定“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他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特殊地位。”这就给国际社会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已正式把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就台湾实现和平统一问题，提出著名的九条方针政策，又称“叶九条”，表示“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建议由两岸执政的国共两党举行对等谈判。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把“叶九条”概括为：“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种制度是可以允许的。……我们讲大政方针。没有这样的气度不行。”

4月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他在回答希思所提问题时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参加，可以做政府雇员嘛，甚至成为香港政府的成员都可以考虑。香港的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如果中国那时（1997年）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谁也交不了账。”

1982年3月20日，邓小平会见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查济民，向他介绍了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他指出：“在1997年收回香港，这件事已经定了。一切文章都在这个前提下做。现在，主要是研究这个文章怎么做的问题。”

4月27日，邓小平访问朝鲜，他在与金日成谈到香港问题时说：
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1997年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整个收回。英国的盘子是放在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这一点上的。这不行。在中国，不管哪个人当政都不会同意新界延长租期。……到1997年，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中国全收回。在这个前提下，维持香港自由岛、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们设想，那时香港收回，维持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组织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挂中国国旗，也可能有个地方的旗帜，这可以商量，因为它也有些外事活动和国际交往。保留这样一个香港对我们益处比较大。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思，正是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其根本点在于尊重香港人民，相信香港人民，一切为了香港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如邓小平所说，这“不是一时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现实出发的”。他反复向世界尤其是香港同胞阐述“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以期得到更多香港人的理解、支持和执行。

1983年初，中国政府就解决香港问题形成了十二条基本方针政策。“十二条”包括：
1：中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
2：恢复行使主权后，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
3：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法令、条例基本不变。
4：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主要官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原香港政府各部门的公务、警务人员可予留任。特别行政区各机构也可聘请英国及其他外籍人士担任顾问。
5：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均受法律保护。
6：香港特别行政区仍为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
7：保持金融中心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照常流通，自由兑换。
8：特别行政区财政保持独立。
9：特别行政区可同英国建立互惠经济关系。英国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
10：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签订协议。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
11：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
12：上述方针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规定之，50年不变。

1984年6月22日、23日，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锺士元等时，重点阐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指出这是中国政府的坚定不移的立场、方针和政策。他说：我们多次讲过，我国政府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我们说这话是算数的。

10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由200人组成的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郑重地再次承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50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他针对一些人担心中央政府的干预时说：
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看来，香港人从现在到1997年会有秩序地度过13年，13年后，会有秩序地度过50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拒绝？应该欢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分析。

他还谈到了在香港的国民党的一些机构，他说：
1997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着马岛战争胜利的骄矜之色来到了北京，以为只要手段强硬，香港问题的解决便会如马岛一样。她的顾问尤德等对此有点儿担心，凭借他们对邓小平的了解，明白撒切尔夫人把香港等同于马岛是多么的不切实际。作为专家，他们曾提醒过撒切尔夫人，还有中国政府向香港媒体透露的有关主权的信息，可她根本没有注意，仍然坚持“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在国际上仍然有效”的观点，以回应中国政府关于香港主权的立场。

与之形成反差的是，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已有了透彻了解。会谈前，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香港不是马尔维纳斯，中国也不是阿根廷。”9月24日上午9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撒切尔夫人，两人先是一番寒暄。撒切尔夫人说：“我作为现任英国首相访华，看到您很高兴。”邓小平嘴角一抿，微笑着答道：“是呀，英国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都下了台。欢迎您来呀！”

会谈一开始，撒切尔夫人就提出“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的主张。显而易见，这是对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的公然挑战。邓小平寸步不让，毫不含糊地回应道：“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邓小平强调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他又说：“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撒切尔夫人提出，有人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有可能发生波动时，邓小平回答：“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

这个“另做考虑”回应得斩钉截铁，是中国政府应对过渡期内的大的变故的严正态度。作为一个战略家，邓小平当然清楚撒切尔夫人的内心，刚刚取得马岛战争的胜利，“铁娘子”志得意满，神采飞扬，她的思维仍然没有跳出将香港类比于马岛的错误逻辑。在撒切尔夫人访华前，邓小平曾对李先念说，中国要准备把使用武力作为保卫香港的最后手段。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当撒切尔夫人提出以主权换治权，提出香港将会因此而出现“严重的波动”的要挟时，邓小平才做出铿锵有力的回答。

邓小平接着说：“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建议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有理有利有节，对方这时才领略了邓小平“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风采，再也提不出反对的理由，撒切尔夫人同意了邓小平的建议。

1984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豪德访问北京，邓小平于18日会见了他，在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便直奔主题—香港问题。他说：“1997年后，我们派一支小部队去香港。这不仅象征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对香港来说，更大的好处是一个稳定的因素。”会见结束后，外交部整理成《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他在审阅时，特意在驻军问题的一旁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可就是在这个十分敏感也特别为中外关注的问题上，一位高层领导人的一句话，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回忆：“被邀请来的香港记者极想捕捉到一点有关中央对香港回归问题谈判的信息，其中焦点之一就是回归后人民解放军是否进驻香港问题。香港记者趁人大会议期间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国高层人士聚焦的时机，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劈头盖脸地提问。”
正是在这种连珠炮似的提问下，一位高层领导回答不慎，被传到了香港的媒体上，说香港回归后，中国政府将不会驻军。邓小平在听取汇报后严厉地说：“他有什么资格对记者说那样的话？”时值全国两会，5月25日，邓小平会见两个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要借这个机会讲清楚在香港驻军的问题。邓小平对记者们说：“趁这个机会，我要对记者们说几句话。”“你们给我辟个谣。”他说：“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的讲话，不是中央的意见。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英国外相也说，希望不要驻军，但承认我们恢复行使主权后有权驻军。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邓小平显得很激动，似有不吐不快的感觉。在记者退场后，他又以平和的态度说：“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国政府在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以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后来，他在会见由200人组成的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再谈驻军问题，他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

邓小平关于在香港驻军的讲话，当天就被中央媒体播出了。26日，香港各报均以《邓公宣布在香港驻军》的通栏大标题，重点发布了这一消息，挽回关于这个问题的不实报道的负面影响。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签字仪式后，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并进行了会谈。他告诉撒切尔夫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

1989年2月2日，被邓小平称为“富有创造性的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公之于世。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有序而正常地进行。4个月后，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又使英国政府改变了香港问题谈判的合作态度，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有效性产生怀疑，甚至利用港人的“信心牌”和“民意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90年1月18日上午，邓小平会见来京的李嘉诚，他先和李嘉诚谈论稳定对中国的重要性，然后话锋一转，谈到香港问题，他说：“几年前我讲过，从1990年起，香港人就要参与行政、司法、经济、金融等各方面的管理，不然政权怎么能一下子接过去。动乱平息后，英国参加对中国的制裁，在香港问题上也放出触角，试探中国，要从政治上入手，搞“政治民主化”来保持英国在香港的影响，争取在香港得到更多的利益，使得它在1997年以后仍然管理香港，保持部分宗主国的权力。英国放出这样的空气，要价要得很高，起码比过去高了。这种讹诈的方式和主张，是难不倒中国人的。”

讲到这里，邓小平加重语气说：“我跟撒切尔夫人谈过，在主权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在考虑制定香港基本法时，我就讲不能使中央政府无所作为。如果把香港变成反社会主义、反大陆的基地，中央政府就要干预，不干预会越搞越大。”

1996年1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组建完成。12月11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上，董建华当选为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次由港人自己选择的最高行政长官。

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高悬在中国香港土地上150多年的英国国旗颓然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自此，中国正式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

从以上经过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会实行一国两制制度：
1：港澳在统一之前，均有境外武装势力。
2：用武力统一代价沉重，和平统一更符合双方利益。
3：香港和澳门制度和中国不一样，一下子取消，对经济影响较大。
4：稳定民心，保证外国人和香港人在港利益以及安全。
5：爆发朝鲜战争时，中国被西方国家制裁，可以背靠苏联阵营；中苏分裂后，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渠道越来越狭小。而中国经济建设、科技发展对外部资源的需求则一直有增无减。因此，中国定下了对西方开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由于中国的办事规则和西方的贸易规则互不熟悉，缺少熟悉两边状况的中间人，还有中国在政策、法律上对直接来自西方的人员、物资、资金也有种种限制。种种麻烦导致中国对西方经济资源的需求始终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而这正好构成了香港崛起的条件。

香港人熟悉大陆，即使在中国和西方关系最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国内地和香港间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人员、贸易往来。香港人也熟悉西方，毕竟是在英国统治下渡过了一个多世纪，他们对西方的法律、贸易规则等等都很熟悉。

这个有利条件让香港迅速获得了中国内地同西方间经贸往来的中转站地位，数量巨大的转口贸易让香港一举成为亚洲地区首屈一指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随之建立起来的还有金融中心，这一点同样得益与中国市场：来自西方世界的资金要流入中国大陆，同样需要一个便捷的交易中心。相比之下，台北、新加坡、甚至于吉隆坡，也都想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得，本质上讲就是它们背后缺乏一个足够吸纳大量资金的市场。这也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成为继纽约、伦敦之后的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不仅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也是亚洲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

而中国也需要借助香港作为窗口进口一些高科技产品和必需品，而且一些中外谈判，国际谈判等也有在香港进行的，所以最好还是保留香港的制度，而且当年80-90年代香港是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相对发达，应该保持这个优势与大陆共同发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稳定住香港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香港窗口地位。

“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
——毛泽东

“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惟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惟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乃是上策。
——潘汉年


“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中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另外，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这些深远的战略意义，会随着似箭的光阴，越往以后，越为大众所清楚。”
——廖承志

“这是值得高兴的日子，但不用太兴奋。它回来了（指香港回归），至少是名义上回来了。不过人家政治、司法、行政自成一套，本质上就是和当年的租界没区别。这不是贬低它，而是有话直说。这种单方面的事实独立，再结合我们处于弱势的意识形态地位，最终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它发展的好了，是它民主自由、法制健全，抗拒我们干涉的结果；它发展遇到困难了，就是它自由受我们限制、法制被我们破坏、经济被我们拖累的结果。总之，无论回归后，它是好是坏，都极有可能把我们当作对立面，进行导向型攻击。我本人，一点也不看好两边能互利互惠地作为一家人过日子。”
——李欣欣，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院，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社会研究局副局长，1998年4月《回归后续发展的几点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