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为什么失败？

在历史上，有许多的皇帝官员确实是想做一些事情的，没有谁是想自己的家业败净，落得一个亡国的下场，也没有谁是不想自己功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但结局往往不如人意。秦始皇想千秋万代，但二世而亡，崇祯，也可以说是非常勤政的了，但依然免不了身死国灭，为何？
历史上也不乏一些名臣在朝代中期就发现了很多弊端，想进行改革，以富国强兵，但是，往往是失败者多，成功者少，我们能记得住的，好像也就是一个商鞅变法，其他的诸如王安石变法、王莽改制、北魏孝文帝改革、张居正改革、戊戌变法等，包括现代的文革，似乎都是以失败告终，这又是为什么？

要改革，那往往是出现了病症，改革，也就是针对这个病症所开出来的药方。病在何处？往往是土地兼并，国库空虚，财政入不敷出。以王安石变法为例，宋朝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民力有限，而要养的官却太多，加之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

冗兵、冗官，加上最高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财政出现赤字，政府亏空，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要搞钱，则只能再苦一苦百姓，历来国库亏空，要么打百姓的注意，要么打商人的主意。财政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

外敌的入侵也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宋朝虽然表面上一派繁荣，但其实内部已经蕴涵着深刻的矛盾和问题。


王莽改制的背景也差不了多少，统治阶级多畜奴婢，田宅无限，奢侈挥霍，弄得民穷国虚，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他的呢？也大差不差，总结起来就是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官员的工资要钱，军队打仗要钱，各种基建要钱，官是越来越多了，可民的产出却并没有增多，钱从何来？指望农民一年到头种那么几亩地来赚钱？他就是累到死，一年也赚不了几个钱啊。

政府通过税赋等手段，把农民的钱进一步给集中到了官僚阶层，这个时候去改革，往往是需要劫富济贫的，但是，这势必会触及到富人的利益，就比如范仲淹改革，连2年都没搞到，就彻底失败。他砍恩荫、限制官僚滥进，加强官员考核，得罪了官僚集团，又提议恢复府兵制，得罪了吃兵饷的军队集团，当兵的和当官的都得罪了，怎么可能搞的下去，再搞下去，可能自己的命都没了。

我们都知道，官员多了，人员多了，就要裁员，百姓养不起那么多的官，要裁汰不称职的官员，精简机构，并且减少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以解决官多为患的问题。但是这必然会因触动官僚贵族的利益，而遭到他们的激烈反对，而具体要精简哪个呢？当然是那些没有背景，只会老老实实做事的人，把这些人裁剪掉之后，单位明显运转不下去了，那怎么办？只有再增加人员，这么来回一折腾，不仅人数没减下来，反而增加了更多的官僚，那么多人拼命挤进官僚系统，当然不是为了拿死工资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政治改革难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官员罢黜之后还需要安置，如果安置不当必然不满，比如李自成，而农民呢，也往往没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见影的好处。

人性都是自私的，都是往往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就好像现在，谁不知房地产的弊端很大，但是要降房价，那已经买房了的人首先不乐意。随着新政的推进，反对的声音不断增多，“朋党之争”常被当作打击的利器，从而引起皇帝的反感与猜忌，因为“朋党”会危及皇帝的权威，触犯其核心利益。范仲淹改革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


可以说，历朝历代变法的真正目的，往往是富国，而不是富民。要解决财政亏空，唯有开源节流，古往今来要嘛是生产力突破性发展，比如爆发工业革命，比如农药化肥杂交水稻的发明，让亩产不断增加；要嘛就是对外开战，对外抢劫，比如秦国、以及一战、二战，要嘛就是财富的再分配。但是前二者往往都难以实现，王安石的变法，实际上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内损下益上，夺商人、地主、农民之利归国家财政，把整个社会作为了“取财”的对象，变法中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发展生产，而是以青苗、免役等名目“加赋”的结果，因而在新法推行时，它损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导致变法的社会基础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