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以及海南汽车走私案和洋浦风波

海南经济特区，为中国七个经济特区中面积最大的省级经济特区和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其余几个分别为深圳、厦门、珠海、汕头、喀什、霍尔果斯。1988年4月13日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海南建立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以减免关税等优惠措施为手段，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以达到促进特区经济技术发展的目的，博鳌亚洲经济论坛就在海南召开。围绕海南的发展方向，也有过多次争论。有的主张贸易突破，有的坚持无工不富，有的认为旅游先行。还有一些干部群众在相当长时间里认为，海南应"吃小灶"，只要网开一面，放开"黄赌"，海南很快就可以赶上东南亚国家和台湾地区。只是，为什么海南经济特区到现在却没有发展起来呢？

以下为海南和深圳的对比图：


海南没有发展起来，原因包括：

1：交通不便，由于没有海底隧道和跨海大桥，海南的对外运输只能依靠海运和空运，过海耗时耗力，受天气因素制约大，而内陆多山，交通路网基础设施也并不是非常完善，导致运输成本较高。如果遇到大风大雨，海南的货物需要等较长时间才能运送，很多瓜菜都直接在海南两个港口烂掉。

2：气候原因，由于是海岛，所以容易受到台风影响，对岛内的工业、农业和交通运输都会造成一定的不便。

3：人口不足，没有足够的廉价劳动力，海南是特区中人口最稀少的一个。而且由于海南是一个岛屿，与内地联系不方便，不利于吸引外来的劳动力与投资，劳动力打工出行成本相对最高，并且在给予相同的工资时，没有其它特区有吸引力。

4：经济基础薄弱。海南成立为经济特区时，工业程度十分薄弱，只相当于全国50年代初的水平，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当时数十万的闯海者来到海口的时候，他们发现在这里找工作非常困难。过多的外来人口涌入使得当地政府认为海南岛已经严重超载，所以后面采取了驱逐态度，并收紧人才政策，要求各企事业单位优先录用本省人，对离职下海的外省人和来寻求机会的外省人严格要求拥有暂住证方可劳动，本来应当开放的人才政策突然收紧，赶跑了很多开路先锋。


5：为保护海南当地环境，不破坏旅游业，海南重化工用地的价格，比亚洲各国高出了20%-30%。

6：短期投机方式盛行。
前有1985年的"汽车事件"，后有1989年的"洋浦风波"，加之上世纪90年代初的房地产"泡沫经济"以及接踵而至的金融信用危机，使海南陷入困境之中。
短短3年，房价增长4倍。带着几万元"闯海"的个体户，一觉醒来已身价百万;一幢大楼尚未封顶，已"转嫁"几十次。但是，缺乏产业支撑、缺乏最终消费需求的房地产热只能是一场"击鼓传花"式的游戏。1993年下半年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政策，海口、三亚600多幢商品楼工地突然沉寂下来。当时700万人的海南，积压房地产项目竟占全国的十分之一，455万平方米的空置商品房长期无人问津，"烂尾楼"四处林立。1995年，海南经济增长率从全国第一跌入倒数第一。


汽车走私事件介绍：
所谓汽车走私事件，指的是当初邓小平南下时，针对海南讲过一句话，“如果用20年的时间把海南的经济发展到台湾的水平，就是很大的胜利”，此言被当成中央精神传达。当时的海南行政区党委书记、公署主任雷宇“激动得夜不能寐”。在这个背景之下，国务院下达文件，给予海南以准特区的特殊政策，各种规定共二十项，后称之为“海南二十条”。其中极具实惠价值的一条，是海南开发建设所需各种生产资料，均可免税进口，只是，这个《纪要》又明文规定“上列进出口物资和商品只限于海南行政区内使用和销售，不得向行政区外转销。”之所以禁止向行政区外转销，是因为需要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生存和发展，怕影响到国内企业生存。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和鼓励下，海南开始了快速发展的新一轮的冲刺。而为了又快又多地利用政策，完成原始积累，雷宇想到了进口国内稀缺物资这条生财之道，筹措资金，为开发建设进行原始资本积累。于是，进口和倒卖小轿车的现象便出现了。开始是小批量的，慢慢便增加到成百上千辆。经营的单位也由最初的一两个外贸企业，扩展到许多企事业单位与政府部门，政府虽然严格规定进口汽车只限于岛内销售和使用，但还是有一些单位通过各种渠道，把进口的汽车转销到了内地。

对于这种明显违法的行为，海关采取了十分宽容的做法，即‘罚款’（实际是补税）放行。这种做法，后来也得到了国家工商管理当局的认可；在一次全国性的工商管理工作会议上，国家工商管理总局进一步明确规定，海南进口的汽车可“罚款放行”销往内地。这个消息传到海南，尤如喜从天降。海南领导层连夜研究布署，并立刻由主管领导亲赴香港，大批订货。这一批订购的各式轿车，达二万辆之多。于是，全国各地的采购人员一时云集海口，一批批各色豪华轿车跨过琼州海峡，通过雷州半岛的国道，源源不断地流向内地，掀起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汽车狂潮。

当时弄到一张批文，倒卖一辆汽车就可以赚个上万元。一时间，全岛陷入疯魔，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在1984年上半年，海南的进口汽车才两千多辆，到7月份，区政府一下子批准了1.3万辆汽车进口，比上半年的月平均数高出36倍。仅半年，全岛便出现了872家公司，个个直奔汽车而去。甚至部队也参与了运车出岛的大行动，海军动用军舰，以调防名义，把汽车全部换上军用车牌，到湛江卸船后，把军用车牌拆下，拿回海南继续运第二批。

9月，海南大量进口汽车引起中央关注，国务院派人前来调查，海南地方政府的上报材料与实际情况大有出入：“一、海南进口的所有汽车，都是在岛内销售的。二、目前已经到货的车，不足1.5万辆。三、海南对进口物资的管理，十分严格，一律不准出岛，违者要受处分。”但就在上报这份材料的同时，成千上万的日本汽车，正在海口市的港口源源卸下。

到年底，国务院特区办已经不再相信海南的报告。12月，雷宇被召到广州，省政府明确命令他停止汽车进口。至此，狂潮才戛然消歇。1985年初，由中纪委、中央军委、国家审计署等机构102人组成的庞大调查组，进驻海南。不久后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在一年时间里，海南非法高价从全国21个省市、及中央15个单位炒买外汇5.7亿美元，各公司用于进口的贷款累计42.1亿元，比1984年海南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0亿元。

1985年，当时的新华社通稿说：“原广东省海南岛发生一起大量进口和倒卖汽车物资的严重违法乱纪事件。这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以来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冲击了国家计划，干扰了市场秩序，破坏了外汇管理条例和信贷政策，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不仅给国家造成很大的损害，也给海南的开发建设增加了困难，延缓了海南岛开发建设的进程。”作为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和事件主要责任人，雷宇于是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洋浦风波介绍：
而洋浦风波，指的是围绕洋浦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洋浦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县(今儋州市)境内，是个濒临北部湾的半岛。这里土地贫瘠干旱，十种九不收，素有“三多三少”之说，即荒地多、石头多、仙人掌多，水少、林少、村庄少。尽管洋浦不适宜农业开发，但发展工业和转口贸易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这里海岸线曲折，港湾深阔，是难得的天然良港；洋浦港近连香港、台湾省和东南亚各国，远接日本、朝鲜半岛，处在亚太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和国际海运航道的中心位置，可发展成为国际货物的重要集散地；洋浦附近资源丰富，有储量可观的石油、天然气，以及盐、钛矿、褐煤、油页岩、石英砂、石灰石矿等，具备提供能源和发展建材工业的理想条件。早在1887年，清朝两广总督张之洞就提出了建设洋浦港的设想。1988年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洋浦成为海南开发的试验地。这一举措，当时在国内属首创。

然而，仅洋浦开发区中的“七通一平”就需要100多亿元的投资，而海南1988年财政收入才4.2亿元，国家一年给予海南的低息贷款也只有2亿元。怎么办？出路就是吸引外资！于是产生了经济特区中的洋浦开发模式，即“引进外资成片承包，系统开发，综合补偿”的利用外资进行开发的方式。

1988年6月，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开发洋浦的初步协议，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工程建设和房地产开发经营，是当时香港最大的建筑商之一，其股权构成部分为：于元平17%、李嘉诚17%、日本熊谷组37%。于元平是公司的董事会副主席兼总经理以及法人代表。

12月31日海南省委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让外商承包，成片开发洋浦的请示报告。开发理念是吸收外资进行成片土地开发，公用设施建设全部采用外资，再由开发企业招商进行工量项目建设，投资风险完全由开发商承担。作为让利条件，海南省拟定洋浦开发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使用权一次性有偿出让给开发企业，期限70年，出让价格每亩人民币2000元。熊谷组承诺用15年左右将洋浦开发区建设成一个“公用设施完善，以外向型工业和出口加工业为主的综合性对外开放经济区”。

当时洋浦最吸引眼球的是税收政策，企业所得税和其他开发区一样为15%，不同类型的企业还有一定年限的免税或者半税待遇，企业自用设备、机械、零配件等均享受免关税待遇。

在外汇和金融方面，洋浦允许商家保留现汇并自由汇往区外和境外，允许外资银行在区内设立营业机构经营外币和外汇业务。区内将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在外汇管理部门的监管下企业可以相互调剂外汇，调剂价格浮动。这些金融政策，即便当下的中国也未能实现。

此外，洋浦将引入新加坡裕廊工业园的行政管理模式，推行“主办制”，实现真正的“小政府”。主办制下，主办相当于局长，局长下面分设多级主办，各自有决定权，只要符合规定，无须请示，行政环节少。行政运作实行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权分立，政府部门只管决策，执行交给法定单位执行（事业单位），双方并不是上下级从属关系。

以上诸多改革举措后来统称为“洋浦模式”，名噪一时。谭启夙总结了6大特点，分别是：外商全权负责开发、三权分立的行政管理、境内关外的海关监管、不干涉企业管理的经济管理、两级司法系统以及大尺度的金融改革。

孰料，正当海南人民为洋浦的开发前景欢欣鼓舞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风波以空前猛烈的强度骤然掀起。1989年3月，五名全国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大会上联合发言，提出海南省拟将洋浦港中心地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每亩2000元人民币的低价租给日本企业熊谷组，期限长达70年，此举欠妥。随即，二百多位政协委员也就这个问题分别联名递交了提案，在国内外激起强烈反响，外商观望，“引狼入室”、“新租界”等大帽子，纷纷扣在海南省的头上，国内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甚至上街游行，贴出了“声讨海南卖国”的标语口号。

当时的发言如下：

海南省拟租给日本人土地计45000亩，约为香港岛的一半面积，租期70年，必要时还可再延长70年，而每亩的租费竟只为2000元，这个数据也可以形象化一些，2000元意味着什么？你要租南京路商店里的一个柜台，每月的租金也要3000元左右，而海南岛土地的租金每亩只2000元，租期70年的租金总和是9000万人民币，9000万是个什么概念？如果把文化广场建成文化中心，投资要1亿元美金，9000万人民币，只能造一个比较好的宾馆，就是说，半个香港大的地方，出租70年，只能造一座宾馆，70年意味着什么呢？清政府是战败国，向老牌帝国主义英国政府割地赔款，香港的租期99年，这9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还要再等50年，现在还没有到期呢。

面对这种指责和“声讨”，海南省主要领导人一面立即就洋浦开发问题发表讲话，说明实情，澄清误解；一面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指出一些人对洋浦开发的指责“完全是离开时间、地点、条件看对外开放政策”。并向中央陈述了海南省委对洋浦出租的想法和理由，也反驳了新闻界不切实际不负责任的指责，也列举了国际间买卖土地并不涉及国家主权的众多例子。也得到了一些其他省市的支持，当时的上海市委负责人说：海南这样没什么错嘛，上海也打算这样搞，准备开发浦东。天津市委书记也表示：这样做有好处，天津也要搞有偿出让，让外国人开发成片土地，我们自己没有钱开发嘛，如果国家拨这笔钱当然好了。

正在国内外舆论沸沸扬扬之际，4月28日，邓小平审阅中共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3月31日写给他和杨尚昆的《关于海南省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作出批示：

“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

这48个字的重要批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决策是正确的”，这是对海南省委勇于走改革开放之路的鲜明支持。“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体现了强烈的时不我待的机遇意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展示了这位伟人的宽广胸怀。是年5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派出以经叔平任组长的调查组，到海南进行调查和考察，对洋浦开发作出了公正评价。“手续要迅速周全”，这是对加快海南发展的嘱托。这场风波最终在党中央及邓小平等同志的干预下得以平息。但尽管如此，“洋浦风波”还是让中央关于洋浦开发的审批搁置了3年多，一直到1992年才获通过，通过审批时，邓小平已经南巡，中国市场在一夜间全面开放，洋浦开发区先机尽失。回首往事，如今一头白发的洋浦退休官员谭启夙叹道：“如果当时没有这场风波，洋浦恐怕早已发展起来了！

由于受洋浦风波以及之后的政治形势的影响，洋浦经济开发区92年通过审批，直到1993年9月才正式封关运作，洋浦开发被整整延误了4年。这4年间，比海南特区起步更晚的浦东已经初具规模，原来准备在洋浦落户的大公司和大项目也全部转到浦东。当初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洋浦模式，被后起的浦东、天津、苏州等开发区普遍使用。

而熊谷组早先承诺以重工业开发为中心，计划引入年处理原油250万吨的炼油厂年产45万吨的乙烯厂年产52万吨的尿素厂等重大项目，可是实际运作到1998年，熊谷组几乎没有引进任何工厂。

谭启夙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日资的退出。1989年的“洋浦风波”后，日本政府认为洋浦已经和政治争论扯上关系，说服日本财团不要介入洋浦开发，日本驻华使馆也告诫在华财团不要介入。这无异于釜底抽薪，彻底瓦解了香港熊谷组背后的支撑力量。失去了日本财团的支持，熊谷组只能自己想办法，手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洋浦的土地。1992 1994年，海南出现房地产热，洋浦土地开发公司也风光了几年。而这种依靠卖地的房地产开发模式，后来被各地效尤，成为今日土地财政的滥觞。

除此之外，最大困难还是项目引进。洋浦管理局当时没有招商局，熊谷组又黔驴技穷，只能争取政府项目。1996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投资156亿元的亚洲最大的化肥厂定址洋浦；印尼金光浆纸厂也决定在洋浦投资12.8亿美元设厂。

这两个大项目正是中央对洋浦的关照。据谭启夙透露，中海油的化肥项目是中央直接指定；金光浆纸厂最初选址是云南或者广西，中央出面告知，只有选择洋浦才能成立独资企业。

就在洋浦开发蓄势二次启动时，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两个项目同时叫停。金光浆纸厂一直到2005年才开始投产，中海油的化肥厂因并购需要而改址海南省东方市，导致洋浦很多围绕化肥厂而引进的下游项目不得不中止。

熊谷组更是受到重创，为了完成当年的合约投资，于元平准备将洋浦开发区打包成一个项目在香港上市融资，最后也因两大项目“出事”而搁浅。1998年，朱镕基第三次视察洋浦，于元平希望中央能够再给予政策倾斜，朱镕基表示政策已经给得足够多了。

在土地问题上，管理局与土发公司冲突不断。熊谷组招商不利，管理局主动出击赴省外招商，承诺给商人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其中包括擅自定下的廉价土地，结果惹恼了熊谷组，质问管理局“怎么能随便改动我设定的土地价格？”最后的解决办法是管理局自己掏钱补交不足的部分。

1998年6月，熊谷组决定不再投入洋浦开发，外商成片开发的设想至此落下帷幕，“小香港”模式以彻底失败告终。洋浦土地开发公司的股东后来几经易手，最终于2005年被政府回购，转变为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管理开发。

除了这些之外，压垮海南的也包括疯狂的房地产泡沫，在1989年~1993年，海南的地价在短短数年间增长十余倍，房价在数月间增长几倍，导致本来就迫切需要招商引资以吸纳海量就业和移民的海南岛，由于房地产价格飙升，投资者畏于高地价而不敢投资或者撤资，新近移民畏于高房价而无力置业安家，人去楼空，使得海南岛出现了中国第一批“鬼城”，整个海岛陷入了无可自拔的恶性循环。

最后到1993年6月底，中央发文打击恶性房地产投机，可惜已经为时已晚，海南岛的房地产市场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医了。最后留给海南岛的只剩下烂尾楼、金融坏账。到1995年，海南岛萧条的景象已经掩饰不住，建省初期的近万家外来投资企业还剩下不到1000家。以后的数年间，海南的人均收入长期全国倒数，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恩格尔系数为国际上常用的一种测定贫困线的方法，为家庭食品支出与总收入的比值，它随家庭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即恩格尔系数越大就越贫困）

海南建省前后，大陆市场仍未启动，购买力低下，无论热带水果还是海岛旅游，海南凡是能赚钱的买卖，都只能向国外打主意。资金、资源和消费市场都不能指望国内，使得建省筹备组的领导人反复强调“走出去”的指导思想。

因为没有项目引进和人口引进，最终火爆的房地产泡沫破裂，海南一蹶不振，十年没有缓过来。洋浦的土地无人间津，2005年时地价仍在2万元／亩左右，当年最火的商业用地，包括洋浦大厦周边的核心商业区，至今还是荒草萋萋。

“1989年因为‘洋浦风波’而错过发展机遇；1992年起步，3年时间基本完成基础建设，迎头撞上治理整顿和房地产泡沫；1996年转身重启，却又遭遇东南亚金融危机。”在谭启夙这些洋浦元老的记忆深处，风风雨雨二十年，洋浦留下的是“生不逢时”“命运多舛”的无限感慨。海南这个全国最大的特区，也随着后来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陷入了长达数年的经济低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