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问对》原文及白话文翻译（有删减）

《唐太宗与李靖问对》简称《唐李问对》，相传是唐代名将李靖所著，全书因以李世民与李靖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而得名。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只著录有《李靖六军镜》三卷，而没有《唐李问对》。后经宋人何远、陈师道、邹博、吴鲁等人考证，认为此书是宋人阮逸所撰。不过，也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的。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就认为此书并非出自阮逸的假托。

《唐李问对》共三卷，上卷主要论述奇正、阵法、兵法和军队编制等问题；卷中主要论述如何戍守北边、训练军队、择人任势、避实击虚、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和排列营阵诸问题；卷下主要论述重刑峻法与胜负的关系，以及义利、主客、步兵对抗车骑、分合、攻守、御将、阴阳术数、临阵交战和对兵法的理解等问题。
观看本书，最大的感受就是兵不厌诈，以及变化。用种种假象来欺骗敌人，使敌人无法判断。奇可以为正，正可以为奇。

原文如下：
太宗曰：高丽数侵新罗，朕遣使谕，不奉诏，将讨之，如何？

   靖曰：探知盖苏文自恃知兵，谓中国无能讨，故违命，臣请师三万擒之。

    太宗曰：兵少地遥，以何术临之？

    靖曰：臣以正兵。

    太宗曰：平突厥时用奇兵，今言正兵，何也？

    靖曰：诸葛亮七擒孟获，无他道也，正兵而已矣。

    太宗曰：晋马隆讨凉州，亦是依八陈图，作偏箱车，地广则用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于车上，且战且前，信乎正兵古人所重也。

    靖曰：臣讨突厥，西行数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远。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则治力，一则前拒，一则束部伍，三者迭相为用，斯马隆所得古法深矣。

    [译文]

    太宗问：高丽儿次侵略新罗，我派使臣前去谕令息兵，可是高丽不从，我想出兵讨伐，你以为怎样？

    李靖答：据调查了解盖苏文自以为精通军事，认为中国没有能力讨伐他，所以敢于违抗命令，请给我三万兵把他擒来。

    太宗问：兵力这样少，距离那样远，用什么方法对付他呢？

    李靖答：使用正兵。

    太宗问，你平定突厥的时候是用奇兵制胜的，现在征高丽却说使用正兵，是什么道理？

    李靖答：诸葛亮七擒孟获，不是用的别的方法：只是运用正兵器了。

    太宗说：晋将马隆讨平凉州的[树机能]时，也是依照孔明的八阵图用偏箱车布阵。在开阔的地形上，就用偏箱车结成鹿角车营；在狭窄的道路上，就架设木屋于偏箱车上，这样，一面战斗，一面进，[因而取得了胜利。]毫无疑义，正兵的运用是古人所重视的。

    李靖说：我讨伐突厌时，西行数千里，如果不是用正兵，怎能从事这样的远征呢，使用偏箱车、鹿角车营作战，是用兵的要则。既能保持战力，又能抗拒敌人，还能约束队伍，这三种长处结合使用，便可发挥它的威力了。


[原文]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初交锋，义师少却，朕亲以铁骑自南原驰下，横突之。老生兵断后，大溃，遂擒之。此正兵乎，奇兵乎？

    靖曰：陛下天纵圣武，非学而能。臣按兵法，自黄帝以来，先正而后奇，先仁义而后权谲。且霍邑之战，师以义举者，正也，建成坠马，右军少却者，奇也。

    太宗曰：彼时少却，几败大事，易谓奇邪？

    靖曰：凡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且右军不却，则老生安致之来哉!法曰：“利而诱之，乱而取之。”老生不知兵，恃勇急进，不意断后，见擒于陛下，此所谓以奇为正也。

    太宗曰：霍去病暗与孙吴合，诚有是夫？当右军之却也，高祖失色，及朕奋击，反为我利，孙吴暗台，卿实知言。

    太宗曰：凡兵却皆谓之奇乎？

    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参差而不齐，鼓大小而不应，令喧嚣而不一，此真败却也，非奇也，若旗齐鼓应，号令如一，纷纷纭纭，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之谓也。

    太宗曰：霍邑之战，右军少却，其天平？老生被擒，其人乎？

    靖曰：若非正兵变为奇，奇兵变为正，则安能胜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变而神之，所以推乎天也。

    太宗倪首。

    [译文]

    大宗问：我在霍邑击破宋老生的战斗中，刚刚交锋，我军稍向后退，[敌人乘机进击，]这时我亲率精锐骑兵，由南原急驰而下，予以侧击，切断了老生军队的后路，使其大败，因而活捉了宋老生。这是正兵呢，还是奇兵呢？

    李靖答：陛下的英明神武是天赋的，不是一般人所能学得来的。按兵法所说，自皇帝以来，〔用兵的方略〕都是首先运用正兵，而后讲求出奇制胜；首先讲求仁义，而后运用权谋诡诈。霍邑之战，我军因仗义而兴师，这是正兵；因建成坠马，右军稍向后退，这是奇兵。

    太宗问：当时右军稍向后退，几乎坏了大事，怎么说是奇兵呢？

    李靖答：大凡作战，用正规的战法，向前攻击便是“正兵”，有计划地退却使敌陷于不利便是“奇兵”，如果右军不后退，怎能诱致老生全力进攻呢！兵法上说：“以小利去引诱敌人，乘其混乱然后攻取它。”老生不知兵法，恃勇急进，不料被陛下断绝后路，为陛下所擒。这就是所谓变奇兵为正兵了。

    太宗说：从前霍去病用兵作战，能与孙吴兵法不谋而合，这确有其事吗？当右军稍向后退，高祖大惊失色，我从侧后乘机攻击，反而造成我军的胜利，这与孙吴兵法也是不谋而合的，你说的话确有见地。

    太宗问：凡是军队退却，都能说是奇兵么？

    李靖答：不是的。军队退却的时候，如果旗帜参差而不整齐，鼓音大小而不应和，号令喧嚣而不统一，这是真正败退而不是奇兵，如果旗帜整齐，鼓声应和，号令统一，人马纷纭，[似乱非乱，]虽然退走，但不是真正败退，其中必定有奇。兵法上说：“敌人假装败退，不要追击。”又说：“能打却假装不能打。”这些都是用奇的说法。

    太宗问：霍邑之战，右军稍向后退，这是天意吗？老生被擒，这是人力所为吗？

    李靖答：若不是[陛下]将正兵变为奇兵，奇兵变为正兵，怎能取得胜利呢！所以善于用兵的，或奇或正，在于人的运用罢了。由于奇正变化达到神妙莫测的地步，所以人们常常把它归之于天意。太宗表示赞成。


  [原文]

  太宗曰，奇正素分之欤，临时制之欤？

    靖曰：案《曹公新书》曰：“己二而敌一，则一术为正，一术为奇；己五而敌一，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此言大略尔。唯孙武云：“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斯得之矣，安有素分之邪。若士卒未习吾法，偏裨未孰吾令，则必为之二术。教战时，各认旗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为变，此教战之术尔。教阅既成，众知吾法，然后如驱群羊，由将指，孰分奇正之别哉!孙武所谓“形人而我无形。”此乃奇正之极致。是以素分者教阅也，临时制变者不可胜穷也。

    太宗曰：深乎！深乎！曹公必知之矣。但《新书》所以授诸将而已，非奇正本法。

    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击。卿谓若何？

    靖曰：臣案曹公注《孙子》曰：“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此与旁击之说异焉。臣愚谓大众所合为正，将所自出为奇，乌有先后旁击之拘哉。

    太宗曰：吾之正，使敌视以为奇，吾之奇，使敌视以为正，斯所谓形人者欤！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莫测，斯所谓无形者欤!

    靖再拜曰：陛下神圣，迥出古人，非臣所及。

    [译文]

    太宗问：奇兵与正兵是平时就先行区分的，还是临时根据情况而决定的呢？

    李靖答：按《曹公新书》上说：“[在兵力对比上]我为二敌为一时，我就分兵为二，以一部分为正兵，一部分为奇兵；我为五敌为一时，我就以五分之三为正兵，五分之二为奇兵。”这仅是大概的说法。只有孙武说过：“作战的态势，不过奇和正罢了。但奇正的变化是没有穷尽的，奇正相互转化，就像旋转的圆环没有端末一样，谁能穷尽他的奥妙呢。”这才算真正懂得了运用奇、正的道理，哪有平时就加以区分的呢！如果士卒没有学会战法，部将没有熟习号令，就必须区分为奇、正二部分来教练他们。教战时，使各队识别指挥的旗帜和鼓音，按指挥反复进行分合变化的演习。所以说奇正区分和分合变化，只是一种教战的方法。训练完成，士卒都熟习了战法，然后就能像驱赶群羊一样，任由将帅指挥他们，谁还能认清奇正的分别呢！孙武所说的“用种种假象来欺骗敌人，同时要使敌人无法察知我的真实情况”，正是奇正运用到了最高的境界。所以平时区分[奇正]是为了进行训练，而临阵对敌时的奇正变化则是没有穷尽的。

    太宗说：[奇正的运用，]真是深奥啊！深奥啊！[以上的道理]曹公是一定知道的。但《新书》的说法只是教给诸将一般的法则罢了，不是专门论述奇正的原则的。

    太宗问：曹公说：奇兵就是从侧面打击敌人。你认为怎样？

    李靖答：曹公注释《孙子兵法》时还说：“先向敌人交战的是正兵，以后出敌不意的是奇兵。”这和[奇兵就是]从侧面打击敌人的说法不同。我认为两军正面交锋是正兵，临时捕捉战机出奇制胜的是奇兵。那有拘泥于先后、侧击的说法呢。

    太宗说：我的正兵，使敌人误认为是奇兵，我的奇兵，使敌人误认为是正兵，这就是孙子所说的“形人”吧！善于变奇兵为正兵，变正兵为奇兵，这样变化莫测，这就是孙子所说的“无形”吧!

    李靖再拜说：陛下圣明，您的说法实在远远超出了古人，不是我所能及的。


[原文]

太宗曰：分合为变者，奇正安在？

    靖曰：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三军之士，止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哉。分合所出，惟孙武能之，吴起而下莫可及焉。

    太宗曰：吴术若何？

    靖曰：臣请略言之。魏武侯问吴起：两军相向。起曰：使贱而勇者前击，锋始交而北，北而勿罚，观敌进取。一坐一起，奔北不追，则敌有谋矣。若悉众追北，行止纵横，此敌人不才，击之勿疑。臣谓吴术大率多此类，非孙武所谓以正合也。

    太宗曰：卿舅韩擒虎尝言，卿可与论孙吴，亦奇正之谓乎？

    靖曰：擒虎安知奇正之极，但以奇为奇，以正为正尔。曾未知奇正相变，循环无穷者也。

    [译文]

    太宗问：军队在进行分合变化的时候，奇正表现在那里？

    李靖答：善于用兵的人，无处不用正兵，无处不用奇兵，使敌人无法判断，所以正也能胜，奇也能胜。全军官兵，只知道胜利了，而不知道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如果不是把奇正变化灵活运用到了极点，怎能做到这样地步呢。由分合而产生奇正的变化只有孙武才能做到，吴起以下都比不上他。

    太宗问：吴起用兵的方法怎样？

    李靖答：请让我概略说明一下。魏武侯问吴起：两军对垒时[要知道敌方将领的才能，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吴起答：令勇敢的下级军官率领部队前往攻击，刚一交锋就败退，败退了也不要加以制止，借以观察敌军进攻的动作。如敌人前进、停止都有节制，见到我军败退也不追击，这是敌将有智谋的表现。如果敌人全军进行追击，士卒行动毫无秩序，这是敌将没有才能的表现，要立即进击不可迟疑。我认为吴起的方法大都是这一类的，不是像孙武所说“用正兵当敌，[用奇兵取胜]”的原则。

    太宗说：你的舅父韩擒虎曾说，你可以和他谈论孙吴兵法，也是指奇正说的吗？

    李靖答：擒虎怎能知道奇正变化的奥妙，他仅仅知道以奇为奇，以正为正罢了，从来不知道奇正相互变化循环无穷的道理。


[原文]

太宗曰：古人临陈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变之法乎？

    靖曰：前代战斗，多是以小术而胜无术，以片善而胜无善，斯安足以论兵法也。若谢玄之破苻坚，非谢玄之善也，盖苻坚之不善也。

    太宗顾侍臣检《谢玄传》阅之曰：苻坚甚处是不善？

    靖曰：臣观《苻坚载记》曰：秦诸军皆溃败，唯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不果。此有以见秦师之乱，慕容垂独全，盖坚为垂所陷明矣。夫为人所陷而欲胜敌，不亦难乎！臣故曰：无术焉，苻坚之类是也。

    太宗曰：《孙子》谓多算胜少算，有以知少算胜无算。凡事皆然。

    [译文]

    太宗问：古人临阵出奇，攻敌不意，这也是奇正变化的法则吗？

    李靖答：古代的战斗，多是一些稍有智谋的人战胜没有智谋的人，一些稍有能力的人战胜没有能力的人，这些人哪能谈得上懂兵法呢。如东晋时谢玄在淝水击破了苻坚，不是谢玄善于用兵，而是苻坚不善于用兵的缘故。

    太宗命侍臣拣出谢玄的传记阅览以后说：苻坚哪些地方处理不善呢？

    李靖答：我看《苻坚载记》说：[淝水之战时]秦各军都溃败，只有幕容全一军[三万人]独能保持完整。符坚率领残兵千余骑，来到慕容全的营地，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宝劝垂杀坚，垂未杀。从秦军溃败和慕容垂一军独能保持完整的情况来看，苻坚被慕容垂所陷害就是很明显了。既为人所陷害，还想战胜敌人，不就难了吗。所以我说，没有智谋的就是苻坚这一类的人。

    太宗说：《孙子》说策划多的可以战胜策划少的，这样看来，策划少的就可以战胜没有策划的了。一切事情都是这样。


[原文]

太宗曰：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何谓也？

    靖曰：奇音机，故或传为机，其义则一。考其词云：“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机。”奇余零也，因此音机。臣愚调兵无不是机，安在乎握而言也，当为余奇则是。

    夫正兵受之于君，奇兵将所自出。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则民服。”此受之于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将所自出者也。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辅也。

    是故握机握奇，本无二法，在学者兼通而已。

    [译文]

    太宗问：黄帝的兵法，一般传说叫“握奇文”，或者叫“握机文”，究竟怎样说法？

    李靖答：“奇”可以读为“机”，所以有人将“奇”传为“机”，它们的意义是一样的。按《握奇经》上说：“[天、地、风、云]四阵为正，[龙、虎、鸟、蛇]四阵为奇，剩下的‘奇’[由大将掌握]，称为‘握机’”。所谓“奇”就是剩余的兵力[中军]，因“奇”可读为“机”，[所以有人把“握奇”当作“握机”。]我认为用兵无处不是战机，哪能只就掌握而言，应当理解为掌握机动力量[随机应便]才是正确的。

    正兵是受命于君主的，奇兵是决定于大将的。兵法说：“国家的法令平素能贯彻执行，从而教育了人民，人民就会服从调遣。”这是说兴兵作战的正兵是受命于君主的。又说：“作战行动，君主不能预为约束。君主的命令如不适应战场情况也可以不投受。”这是说[临敌制胜的]奇兵是决定于大将的。大凡将领只知用正而不知用奇的，是墨守成规的将领；只知用奇而不知用正的，是鲁莽从事的将领；奇正都运用得当的，才是辅国的良将。

    所以说“握机”、“握奇”，本来没有两种方法，在于学者融会贯通罢了。

    （按：不易与易；不变应万变；体不变，用变。道之体，以恒存为德。名之曰中。道之用，以流行无尽。名之曰化。知中则常，知化则易。守中运化。）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墓险阻。”又孙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处。”如何？

    靖曰：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倘主将有疑忌，则群情摇。群情摇，则敌乘衅而至矣。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己。若涧、井、陷、隙之地，及如牢如罗之处，事不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敌乘我。丘墓故城非处，我得之为利，岂宜反去之平。太公所说兵之至要也。

    [译文]

    太宗问：太公说：“用步兵对战车和骑兵作战，必须依托丘陵、基地以及险峻阻绝的地形。”孙子又说：天隙之地和丘陵、基地、以及无人居住的城池废墟，军队不可停驻。[两种说法不同，]为什么?

    李靖答：用兵作战，在于统一意志，统一意志，在于禁止谣言，消除疑忌。假使主将有所疑忌，那军心就动摇，军心动摇，那敌人就会乘隙而来了。安营札寨，据守阵地，应当便利军队的行动。如绝涧、天井、天陷、天隙、以及天牢、天罗等地形，都是不便于军队行动的，所以用兵时应当避开它，以防止敌人乘隙攻我。至于丘陵、墓地和城池的废墟不是很险阻的地方，我得了对我有利，那怎能放弃而不利用呢。太公的说法是用兵最重要的原则。

     [原文]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前代事迹，孰善此者?

    靖曰：苻坚总百万之众，而败于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所致也。吴汉讨公孙述，与副将刘尚分屯，相去二里，述来攻汉，尚出合击，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

    太宗曰：然，苻坚初得王猛实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坚果败，此糜军之谓乎！吴汉为光武所任，兵不遥制，故汉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谓乎！得失事迹，足为万代鉴。

   [译文]

    太宗问：兵力的使用有分散有集中，必须各得其当，从过去的事迹来看，谁运用得最好？

    李靖答：前秦苻坚统率百万大军，被谢玄击败于淝水，这是用兵能合不能分的结果。汉光武命吴汉讨伐公孙述，吴与副将刘尚分处扎营，相距二十里，当公孙述进攻吴汉时，刘尚出兵合击，大败公孙述，这是用兵分而能合的结果。太公说过：“当分散而不能分散，就是被束缚的军队；当集中而不能集中，就是被孤立的军队。”

    太宗说：是这样。苻坚最初因为任用深知兵法的王猛，所以取得中原，王猛死后，苻坚果然在淝水失败，这是军队被束缚住的缘故啊！吴汉受到光武的信任，用兵作战不受朝廷的牵制，所以吴汉果然平定了蜀地，这是军队未陷入孤立境地的缘故呀！前代这些得失的事迹，很可作为后世的借鉴。

  [原文]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巳。

    靖良久曰：诚如圣语。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奕棋，两敌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译文]

    太宗说：我看了很多兵书，千章万句，没有超出“使用多种方法以造成敌人的错误”一句话。

    李靖考虑了很久说：确如陛下所说的。大凡用兵作战，若是敌人没有错误，那我军能取得胜利呢。譬如下棋，双方势均力敌，若一着失误，则全局无救。威信争胜负，大都是由于一着失误，又何况多次失误呢。

    [原文]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实一法欤。《孙子》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不言敌来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敌亦守之。攻守两齐，其术奈何?

    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后人不晓其义，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太宗曰：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惑其强弱。殊不知守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敌与我分而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故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被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知一之谓乎。

    靖再拜曰：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己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

    [译文]

    太宗说：进攻和防守两件事情，其实都是用以致胜的方法罢了。《孙子》说：“善于进攻的，能使敌人不知道在那里防守才好；善于守的，能使敌人不知道从那里进攻才好。”但是不曾讲到，敌人若来攻我；我也进攻故人；我若防守，敌人也进行防守。这样相攻相守，要想取胜应采用什么方法?

    李靖答：从前相攻相守的战例甚多，他们都说“防守是力量不足，进攻是力量有余”。认为兵力不足便是力量薄弱，兵力有余便是力量强大，这是没有领会运用攻守的方法。我按《孙子》说：“不能取胜时，就采取防守；可以取胜时，就实施进攻。”也就是说，还没有战胜敌人的可能时，我就暂时防守；等到创造了取胜的条件，然后再进攻，并不是专就力量强弱来说。后人不了解这种意义，应当进攻反而防守，应当防守反而进攻，既然违反了攻守运用的原则，便不能把进攻和防守的方法统一起来。

    太宗说：就是这样。有余或不足使人怀疑为力量的强弱。那里知道防守的原则要对敌假装力量不足，进攻的原则要对敌假装力量有余。对敌假装力量不足，敌人必然要来进攻，这是使敌人不知其不当进攻。对敌假装力量有余，敌人就必然采取防守，这是使敌人不知其当防守。进攻和防守本来都是致胜的方法，但从敌我双方说来就分一攻一守两个方面了。我若运用得当，敌人就会失败；敌若运用得当，我就会失败，从得失成败的结局看就可以分出敌我运用的好坏了。攻和守不过是致胜的方法而已，掌握了这种致胜的方法，就能百战百胜。所以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就是说要懂得攻守之法的道理。

    李靖再拜说：圣人的兵法是很深奥的。进攻是防守的转化，防守是进攻的手段，两者都是为了战胜敌人。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这不仅是把攻守截然看作两回事，而且是把攻守的运用各自孤立起来了。虽然口诵孙、吴兵法，但不能理解其运用的奥妙，而把攻守对立起来，他怎能知其所以然呢！

    [原文]

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

    靖曰：有国有家者，曷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陈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陈而已，必也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

    太宗曰：诚哉。朕常临陈，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波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人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

    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

    [译文]

    太宗问：《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也是攻守的道理吗?

    李靖答：凡是有国有家的，何尝不讲求攻守之道呢！进攻，不仅是攻打敌人的城池和冲击敌人的营阵，还必须有瓦解敌人军心的方法。防守，不仅要有完善的壁垒和坚固的营阵，还必须保特旺盛的士气，持机破敌。[以上、所说的]，从大的方面讲，是为君的应该懂得的道理。从小的方面讲，是为将的应掌握的方法。瓦解敌人的军心，就是所谓的知彼；保持我旺盛的士气，就是所谓的知已。

    太宗说：是这样。我每逢临敌作战，必先判断敌方的策划和我方的策划谁比较周密，然后敌方的虚实就可以知道了；察明敌方的士气和我方的士气谁比较旺盛，然后我方的强弱就可以知道了。所以知彼知已是兵家的重要原则。现在的将领，即使不知道敌人情况，如果能够了解自己的情况，怎么还会失利呢。

    李靖说：孙武所谓“首先造成不可被敌战胜的条件”，这就是知已；“等待可以战胜敌人的机会”，这就是知彼。又说：“不可被敌战胜，在于自己的主观努力，可以取得胜利，在于敌人是否产生缺点和错误。”我用兵时一点也不敢违背这一教诲。

[原文]

太宗曰：《孙子》言三军可夺气之法：“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如何?

    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则其锐莫当。所谓朝气锐者，非限时刻而言也，举一日始末为喻也。凡三鼓而敌不衰不竭，则安能必使之情归哉。盖学者徒诵空文，而为敌所诱，苟悟夺之之理，则兵可任矣。

    [译文]

    太宗问：《孙子》上说，使敌军长失士气的方法是：“朝气猛锐，昼气怠情，暮气衰竭；善于用兵的人，要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待敌人懈怠衰竭的时候再打击它。”这种说法怎样?

    李靖答：凡有血气的人，能鼓起勇气与敌斗争，至死也不知道惧怕，这是气势所起的作用。所以用兵的方法，必须首先察明我士卒斗志，激励其战胜敌人的勇气，这样才可以进击敌人。吴起所说的机，把气机放在首要地位，没有别的道理，就是说只要能使人人勇于自斗，其猛锐的力量是不能阻当的。所谓朝气猛锐，并不是限于时刻来说的，而是拿一天的早晚作比喻的。敌人经过三次冲击，而士气没有衰竭，又怎能一定使它懈怠衰竭呢！学兵法的人，只是背诵空洞条文，结果为敌人所诱惑，假如能懂得使敌人丧失士气的道理，就可叫他统兵作战了。

    [原文]

太宗曰：汉高祖能将将，其后韩、彭见诛，萧何下狱，何故如此?

    靖曰：臣观刘、项皆非将将之君。当秦之亡也，张良本为韩报仇，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汉之势自为奋尔。至于萧、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设使六国之后复立；人人各怀其[日，则虽有能将将之才岂为汉用哉。臣谓汉得天下，由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车免}之功也。以此言之，韩、彭见诛，范增不用，其事同，臣故谓刘、项皆非将将之君。

    大宗曰：光武中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则善于将将乎？

    靖曰：光武虽籍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寇、邓未越于萧、张，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

    [译文]

    太宗问：汉高帝善于统御将帅，后来韩信和彭越被杀，萧何又下狱，为什么这样对待功臣呢?

    李靖答：我看刘邦、项羽都不是善于统御将帅的君王。当秦二将灭亡时，张良本来是想为韩国报仇，陈平、韩信都怨恨楚项王不肯重用，所以他们惜刘邦的势力来为自己谋求出路。至于萧何、曹参、樊哙、灌婴都是亡命之徒，投奔刘邦，高祖因为用了这些人才得了天下。假若当时使六国的后代重新复国，这些人必因怀念旧主而离去，刘邦纵有御将才能，他们又怎能为汉所用呢!我认为刘邦之所以能得天下，是由于张良借箸之谋和萧何漕{车免}之功。以此来说，韩信和彭越的被杀，以及范增的不被重用，这两件事情是相同的。所以说刘邦和项羽都不是善于统御将帅的君王。

    太宗问：光武中兴以后，为了保全功臣，不让他们主管朝政，这是善于统御将帅吗?

    李靖答：光武虽然凭籍前人的基业容易成功，然而王莽的权势不下于项羽、邓禹和寇恂的才能也没有超过萧何和张良，可是光武独能以至诚待人，使用温和的政策保全功臣，这就比高祖贤明多了。以这样事例未评论统御将帅的方法，我认为光武是成功的。

    按：汉初张良遇高祖进食时，即席借箸(筷子)画策，萧何漕挽之功，是指萧何能够持续不断提供粮草援助之功。

    [原文]
太宗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

    靖曰：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愚，兹不可废也。

    太宗曰；卿尝言天官时日，明将不法，闻者拘之，废宜然。

    靖曰：昔纣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兴，天官时日，甲子一也，殷乱周治，兴亡异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军吏以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废明矣。然而田单为燕所围，单命一人为神，拜而词之，神言：“燕可破。”单于是以火牛出击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诡道。天官时日，亦犹此也。

    太宗曰：田单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龟而灭纣，二事相反，何也?

    靖曰：其机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顺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毁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后行。此则因军中疑惧，必假卜以问神焉。太公以谓腐草枯骨无足问，且以臣伐君，岂可再乎！然观散宜生发机于前，太公成机于后，逆顺虽异，其理致则同。臣前所谓术数不可废者，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注：是一很好的工具，不可废除也，可用则用，不可用则除也）

    [译文]

    太宗问：阴阳术数可以废除吗?

    李靖答：不可。用兵是讲求诡诈之道的，假托阴阳术数，是使贪婪愚昧之人的一种办法，所以不可废除。

    太宗说：你曾说过天官时日，明智的将领不以为法，是不用的，而愚昧的将领却往往受它拘束，废除了也是应该的。

    李靖说：从前商纣在甲子日出兵遭到灭亡，而周武王在甲子日出兵获得成功，按天官时日讲，同是一个甲子日，结果是殷乱周治，兴亡不同。又宋武帝在“往亡日”兴兵讨伐南燕，将吏们以为不可，宋武帝说：“我一前往，他就灭亡。”后来果然战胜了南燕。由此来说，阴阳术数可以废除是很明显的了。然而齐将田单在即墨被燕军围困时，命一人假装神师，亲自礼拜词祭，神师说：“燕军可以破。”于是田单以火牛出击，大破燕军。这就是兵家诡作之道。天官时日的说法，也是这样的。

    太宗问：田单假托神怪破了燕军，可是太公焚毁蓍龟而灭了商纣，二事相反[但都获得成功]，是什么故呢?

    李靖答：其巩固军心的动机是一致的，不过，有的采用相反的办法而取得成功，有的顺应当时的情况而采取有利的行动就是了。从前太公辅佐武王伐纣，进军到牧野，忽然遇到宙雨，旗鼓都被折毁，谋臣散宜生想占卜问吉然后行动，这是因为当时军心疑惧，必须假借占卜问神以安军心。太公认为腐草枯骨没有请问的必要，况且反这是以臣伐君，怎能等待吉日再行举事呢。看起来散宜生产生用占卜巩固军心的动机于前，太公采用毁蓍龟成全巩固军心的动机于后。逆顺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样的。我在前面所说的阴阳术数不可废除，是为了用这种办法来防忠于未然。至于一切事情的成功，主要还决定于人的努力。

  [原文]

太宗曰：兵法孰为最深者？

    靖曰：臣常分为三等，使学者当渐而至焉。一曰道，二曰天地，三曰将法。夫道之说至微至深，《易》所谓聪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是也。夫天之说阴阳，地之说险易。用兵者，能以阴夺阳，以险攻易，孟子所谓天时地利者也。夫将法之说在乎任人利器，《三略》所谓得士者昌管仲所谓器必坚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百战百胜中也，深沟高垒以自守者下也。以是较量孙武著书，三等具焉。

    靖曰：观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别矣。若张良、范蠡、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此非知道，安能尔乎。若乐毅管仲、诸葛亮战必胜，守必固，此非察天时地利，安能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谢安之守晋，非任将择材，缮完固，安能尔乎。故习兵之学，必先由下以及中，由中以上，则渐而深矣。不然，则垂空言，徒记诵，无足取也。

    太宗曰：道家忌三世为将者，不可妄传也。不可不传也。卿其慎之。

    靖再拜出，尽传其书与李{责力}。

    （注：下学而上达）

    [译文]

    太宗问：古人的兵法，哪家是最深奥的?

    李靖答：我曾把兵法分为三等，使学习的人循序渐进，逐步达到精通。一是“道”，二是“天地”，三是“将法”。所谓“道”是极为精深微妙的，就是《易经-系辞》所说的最有智慧的人，是不用刑杀而能服人的；所谓“天”是指夜间和白昼而言；所谓“地”是指险易而言。善于用兵的人，能够利用夜间以夺取白天难以取得的胜利，能够利用不利地形去进攻处于有利地形的敌人。孟子所说天时、地利就是这个道理。所谓“将法”，是指善于任用贤能和使用优良的兵器，就是《三略》所说的“得到贤能之士就能胜利”，和管仲所说的“器械必须坚固锋利”的道理。

    太宗说：是这样。我认为不战而使敌人屈服的是上等，百战百胜的是中等，深沟高垒坚阵防守的是下等。按这样比较，孙武兵法三说法都有了。

    李靖说：看了古人的文章，推究古人的事迹，也就可以看出差别了。如张良、范蠡、孙武三人成功以后，就毫无牵挂地超然引退，不知去向，若不是懂得“道”的微妙，怎能那样呢！如乐毅，管仲、诸葛亮能够战必胜，守必固，若不是明察天时地利，怎能那样呢！其次如王猛的安定前秦，谢安的捍卫东晋，若不是善于任用良将选择才，修备甲兵以求自固，怎能那样呢！所以学习兵法，必须先由下到中等，由中等到上等，就能逐渐由浅入深了。不然的话，就不过是只尚空谈，只知道背诵兵法的条文，那是不足取法的。

    太宗说：道家的说法，忌讳三代为将，是说兵法不可妄传，但不可不传，你应慎重传授。

    李靖再拜后退出，将他的全部兵书传授与李勣。

太宗曰：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孙武十三篇无出虚实。夫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今诸将中，但能言背实击虚，及其临敌则鲜识虚实者，盖不能致人而反为敌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为诸将言其要。

    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变之术，然后语之以虚实之形可也。诸将多不知以奇为正以正为奇，且安识虚是实，实是虚哉!

    太宗曰：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此则奇正在我，虚实在敌欤？

    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为奇。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臣奉诏，但教诸将以奇正，然后虚实自知焉。

    太宗曰：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当以此法授诸将，使易晓尔。

    靖曰：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臣当以此教诸将。

    [译文]

    太宗说：我看过的各种兵书中，没有超过《孙子兵法》的，《孙子》十三篇，没有超出虚实的范围。用兵作战，如果能认识到虚实的形势，就能无往而不胜利。现在的将领中，只能空谈“避实击虚”，到了临敌作战的时候，则又很少能识破敌人虚实的，这是由子他们不能左右敌人，而反为敌人所左右的原故，你以为怎样？你尽可能为诸将讲解一下认识虚实的要领。

    李靖答：先教他们奇正相互变化的方法，然后再讲如何认识虚实的形势就可以了。现在诸将领多数不知以奇为正以正为奇的变化，又怎能认识到敌人的虚是实，实是虚呢!

    太宗问：分析敌情，就会知道敌人的利害得失；激动敌人。就会知道敌人动静的规律；使用各神侦察手段就会知道敌人所处的地形哪里有利或不利；对敌试探攻击，就会知道故人的强处和弱处。这就是以我的奇正察知敌人虚实的方法吗？

    李靖答：所谓奇正，是用以对付敌人虚实的。敌强，我就用正兵；敌弱，我就用奇兵。如果将帅不知奇正的变化，就是知道敌人的虚实，又怎能战胜敌人呢！我奉命后，只要先教诸将学会奇正的用，然后他们对于敌人的虚实自然就知道了。

    太宗说：我把奇兵变为正兵使用时，敌人还以为我是奇兵，而却以正兵打击它；我把正兵变为奇兵使用时，敌人还以为我是正兵，而我却以奇兵打击它。这样就能使敌人经常处于不利的态势，自己常处于有利的态势。你应以此法传授给各将领，使他们容易明由。

    李靖说：千章万句，不外乎《孙子》说的“我能左右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左右”罢了，我当本着这种精神教育诸将。

   [原文]

太宗曰：朕置瑶池都督以隶安西都护，蕃汉兵，如何处置？

    靖曰：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然地远荒漠，必以射猎而生，由此常习战斗。若我恩信抚之，衣食周之，则皆汉人矣。陛下置此都护，臣请收汉戍卒，处之内地，减省粮馈，兵家所谓，治力之法也。但择汉吏有熟蕃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经久。或遇有警，则汉卒出焉。

    太宗曰：《孙子》所言治力何如？

    靖曰：“以近待远，以佚持劳，以饱待饥”，此略言其概尔。善用兵者，推此三义而有六焉：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反是则力有弗逮。非治力之术，安能临兵哉！

    太宗曰：今人习《孙子》者，但诵空文，鲜克推广其义，治力之法，宜遍告诸将。

   [译文]

    太宗问：[灭高昌以后，]我设置瑶池都督使隶于安西都护，但那里的番兵和汉兵[习性不同]，你看应如何处置？

    李靖答：天之生人，本无番汉之别，但番人居住于边远荒漠的地方，必须以打猎为生，因此常常习惯于战斗。我若以恩信抚慰他们，以衣食周济他们，就能使他们像汉人一样为我所用了。陛下既设立了安西都护，我建议将驻守边境的汉兵撤至内地，以减少粮食的补给运输，这就是兵家所说的保特战斗力的方法。同时在汉族官吏中，选择熟悉番人情况的，使其散守塞外各城堡，这样就可以长久无急。一旦边境有事，就派遣汉兵出塞应援。

    太宗问：《孙子》所说保待战斗力的方法如何？

    李靖答：“以靠近战场的军队对待远来的敌人，以从容休整的军队对待疲劳的敌人，以补给充裕的军队对待饥饿的敌人”，这是《孙予》所说的大概含义。善于用兵的人，从这三种含义引申为六种办法，那就是：以诱诈对待来犯的敌人，以冷静对待急躁的敌人，以稳重对待轻率的敌人，以严谨对待懈怠的敌人，以整齐对待混乱的人，以防守对待进攻的敌人。不这样，战斗力就不能发挥。[如此看来，]不采取保持战斗力的方法，怎能临敌制胜呢!

    太宗说：现在学习《孙子兵法》的人，只能背诵条文，很少能解其精神实质而有所发挥的。这种保持战斗力的方法，你应当普遍知诸将。

[原文]

太宗曰：旧将老卒，凋零殆尽，诸军新置，不经陈敌，今教以何道为要？

    靖曰：臣尝教士，分为三等。必先结伍法，伍法既成，授之军校，此一等也。军校之法，以一为十，以十为百，一等也。授之裨将，裨将乃总诸校之队聚为陈图，此一等也。大将军察此三等之教，于是大阅，稽考制度，分别奇正，誓众行罚。陛下临高观之，无施不可。

    [译文]

    太宗问：有作战经验的旧将老卒剩下的不多了，现有的军队是成立的，没有经过战斗，如今训练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才好？

    李靖答：我以往训练军队分为三个阶段。先以五人编为一位进伍法的训练，伍法学成后，交由军校训练，这是一个阶投。军校训的方法，是一伍学成以后再教十伍，十伍学成以后再教百伍，这又是一个阶段。以后再交由副将训练，副将乃总合各军校的队伍进行阵法的训练，这又是一个阶段。大将军看到这三个阶段的教练完成以后，于是进行大阅，检查各种制度，区别奇兵和正兵，告戒将士，对违犯军令的给以处罚。然后陛下登高检阅，无论怎样指挥都是可以的。

   [原文]

太宗曰：伍法有数家，孰者为要？

    靖曰：臣案《春秋左氏传》云，先偏后伍；又《司马法》曰，五人为伍；《尉缭子》有束伍令，汉制有尺籍伍符。后世符籍以纸为之。于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自五人而变为二十五人，自二十五人而变为七十五人，此则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之制也。舍车用骑，则二十五人当八马，此则五兵五当之制也。是则诸家兵法，惟伍法为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参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参其数，得三百七十五人。三百人为正，六十人为奇；此则百五十人分为二正，而三十人分为二奇，盖左右等也。穰苴所谓五人为伍，十伍为队，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译文]

    太宗问：伍的编纽方法古人有数家，哪家是主要的？

    李靖答：据《春秋左氏传》说，“先偏后伍”；《司马法》说，“五人为伍”；《尉缭子》有“束伍令”；汉朝有“尺籍位符”的制度。后世的符籍是用纸写的，于是这种制度就逐渐失传了。我参考这些说法后，认为：由五人逐渐变为二十五人，又由二十五人变为七十五人，这就是春秋时一求战车有步卒七十二人和甲士三人的编制。若不用战车而用骑兵，则二十五名步卒相当于八骑使用。这就是根据“五兵五当”运用在车、步、骑的办法。所以各家兵法，部是以伍法为基础的。[若舍车进行步战，可以]排成“小列”为五人，排成“大列”为二。十五人，排成三个“大列”别为七十五人，再五倍之则为三百七十五人。〔除甲士十五人外，〕其余三百人为正，六十人为奇，[三百人中]各以一百五十人为左右二正。[六十人中]各以三十人为左右二奇，前进时使左右兵力相等。司马穰苴所说五人为伍，十伍为队，我现在仍然沿用这种办法，这就是伍法的大要。

[原文]

太宗曰：朕与李勣论兵，多同卿说，但勣不究出处尔。卿所制六花陈法，出何术乎？

    靖曰：臣所本诸葛亮八陈法也。大陈包小陈，大营包小营，隅落钩连，曲折相对，古制如此。臣为图因之，故外画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号尔。

    太宗曰：内圆外方，何谓也？

    靖曰：方生于步，圆生于奇，方所以矩其步，圆所以缀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缀应乎天，步定缀齐，则变化不乱。八陈为六，武侯之旧法焉。

    [译文]

    太宗问：我与李勣谈论兵法，他所说的很多与你相同，只是李勣的没有考究出处罢了。你所制定的六花阵法是根据什么？

    李靖答：我的六花阵法是根据诸葛亮的八阵法演变而成。大阵中包含小阵，大营之中包含小营，四方四角，相互联系，转弯和交叉的地方彼此对称，古八阵法就是这样的。我制定的阵图是仿效这种法，把外面[的六阵]画成方形，内面[的一阵]画成圆形。其形象六个花辩，所以称为六花阵。

    太宗问：内面画成圆形，外面画成方形，是什么意思？

    李靖答：方阵是由间隔距离的步数决定的，圆阵是由中军兵力的大小决定的。方阵是用来规整各队行动范围的，圆阵是为了联成环无间的防御的。所以方阵的步数要像大地一样的固定，圆阵的旋回像天体一样的循环无间，步数固定，旋回整齐，就可以变化而不乱。从八阵变为六花阵，仍然是武侯的旧法。

    [原文]

太宗曰：画方以见步，点圆以见兵，步教足法，兵教手法，手足便利，思过半乎！

    靖曰：吴起云：“绝而不离，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犹布棋于盘，若无画路，棋安用之。孙武曰：“地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皆起于度量方国也。

    太宗曰：深乎，孙武之言！不度地之远近，形之广狭，则何以制其节乎！

    靖曰：庸将罕能知其节者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弓广}弩，节如发机。”臣修其术，凡立队相去各十步，驻队去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立一战队，前进以五十步为节。角一声，诸队皆散文，不过十步之内，至第四角声，笼枪跪坐。于是鼓之，三呼三击，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创敌之变。马军从背出，亦五十步临时节止。前正后奇，观放如何。再鼓之，则前奇后正，复邀敌来，伺隙捣虚。此六花大率皆然出。

    [译文]

    太宗问：外画方形以显示士卒进退的步数，内画圆形以显示兵器运用的范围，要步度准确就应教以足法，要兵器运用灵活就应教以手法，手足便利，则古人布阵的方法不就思考到多半了吗？

    李靖答：吴起说：“隔绝而队形不分离，退却而行列不散乱。”这就是平时进行步法训练的结果。教育士卒，如在棋盘上摆布棋子一样，若不画好路线，棋子向那儿移动呢！孙武说：“从作战地区进行地形判断，从地形判断估计战场容量，从战场容量计算军队数目，从军队数目对比敌我强弱，从强弱对比找出致胜方法；以优势对劣势好像以重举轻，以劣势对优势好像以轻举重。”这都是由于首先判断一国的幅员和地形的缘故。

    太宗问：孙武的话，意义十分深刻啊！不考虑距离的远近、幅员和地形的广狭，怎么能够使军队的行动有节奏呢！

    李靖说：庸将很少懂得节奏的。“善于作战的人，其所造成的战势是险疾的，其行动的节奏是短促的，战势就像拉满的弓一样，节奏就像把箭突然射出一样。”我研究过这种办法，凡部署军队，各队以间隔十步为宜，驻队距前队二十步，每隔一队设一域队，前进一次以五十步为准。吹第一次角声，各队同时分散而立，其间隔不超过十步的规定，到第四次角户，各队抱枪蹲跪于地。于是击鼓为号，各队三次呼喊，三次击剌，前进到距敌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对付敌人的变化。马军从后跃土，亦注意临到距敌五十步时即行停止。正兵在前，奇兵在后，以观察敌人的虚实。[了解敌人虚实以后]再次击鼓，则奇兵在前，正兵在后，再把敌人引诱出来，乘机打击敌人弱点。六花阵法大概就是这样。

  [原文]

太宗曰：《曹公新书》云：“作陈对敌，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陈。一部受敌，余部不进救者斩。”此何术乎？

    靖曰：临敌立表非也，此但教战时法尔。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驱众若驱群羊，与之进，与之退，不知所之也。曹公骄而好胜，当时诸将奉《新书》者，莫敢攻其短。且临敌立表，无乃晚乎？臣窃观陛下所制破陈乐舞，前出四表，后缀八幡，左右折旋，趋步金鼓，各有其节，此即八陈图四头八尾之制也。人间但见乐舞之盛，岂有知军容如斯焉！

    太宗曰：昔汉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盖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语传。朕为破陈乐舞，唯卿已晓其表矣，后世其知我不苟作也。

    [译文]

    太宗问：《曹公新书》说：“布阵对敌，必先设立标柱，然后率领军队根据标柱布列阵势。若一部遭受敌人攻击，其余不去救援的斩首。”这是什么方法呢？

    李靖答：临到与敌对阵才设立标柱的说法是不对的，这不过是平时教战的方法罢了。古人善于用兵的，只教正兵的戏法，不教奇兵的战法，指挥军队要像驱赶群羊一样，叫它进就进，叫它退就退，使它们不知要到哪里去。因曹公骄而好胜，当时奉行《新书》的将领，不敢指出他的短处。如按曹公所说临敌之时才设立标柱，不是太晚了吗？我看陛下所制定的“破阵乐舞”，前面举起四面旌旗，后面排列八幅长幡，舞蹈的人或左或右，曲折旋转，疾趋缓步，鸣金击鼓，各有节奏，这就是模仿八阵图四头八尾的方法。人们只见到音乐舞蹈的盛况，哪里知道这里面包含有阵法的内容呢！

    太宗说：从前汉高祖平定天下后，曾作大风歌，其中一句是：“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是安不志危的意思。]兵法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我作的“破阵乐舞”，惟有你已知道它的用意了，后来的人也将知道我不是随便创作的。

    [原文]

太宗曰：严刑峻法，使不畏我而不畏敌，朕甚惑之。昔光武以孤军当王莽百万之众，非有刑法临之，此何由乎？

    靖曰：兵家胜败，情状万殊，不可以一事推也。如陈胜广败秦师，岂胜广刑法能加于秦乎？光武之起，盖顺人心之怨莽也，况又王寻、王邑不晓兵法，徒垮兵众，所以自败。臣案《孙子》曰：“卒未来附而罚之，则不服；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此言凡将先有爱结于士，然后可以严刑也；若爱未加而独用峻法，鲜克济焉。

    太宗曰：《尚书》言：“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何谓也？

    靖曰：爱设于先，威设于后，不可反是也。若威加前，爱救于后，无益于事矣。《尚书》所以慎戒其终，非以作谋于始也；故孙子之法万代不刊。

    [译文]

    太宗问：用严刑峻法，使三军怕我而不怕敌人的说法，我很怀疑。从前光武皇帝以孤军抵挡王莽百万之众，并没有使用严刑峻法，这是什么原因呢？

    李靖答：兵家胜败的条件千差万别，各有不同，不可用一种条件去推断。如陈胜、吴广击败秦军，能说是陈胜、吴广的刑法比秦二世更为严苛吗？汉光武起兵定天下，是因为顺应了人民怨恨王莽的心理，何况王寻、王邑又不懂兵法，只夸军队众多，所以自取失败。我按《孙子》说：“士卒尚未拥护。就使用刑罚。别人心不服：已经取得拥护而刑罚不能正确执行，这种军队就不能使用。”这是说，为将的必须先用恩爱和士卒建立良好的感情。然后才可以实施严历的刑罚，如果和士卒尚未建立良好的感情，便单纯使用严刑峻法，是很少能够成功的。

    太宗说：[《孙子》听说的道理跟《尚书》不同]《尚书》说：“威严超过仁爱，就可以成功；仁爱超过成严，就不会成功。”这是什么意思？

    李靖答：先施仁爱，后用刑罚。次序不可颠倒。若是用弄罚，后用仁爱去补救，对事情就没有补益了。《尚书》说的[重威轻爱]，是指在事情发生以后告戒人要慎重考虑法令的威信，不是说以此作为事先的教育方法。所以孙子的说法是万世不能更改的。

   [原文]

太宗曰：卿平萧铣，诸将皆欲籍伪臣家以赏士卒，独卿不从，以谓蒯通不戮于汉。既而江汉归顺。朕由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其卿之谓乎？

    靖曰：汉光武平赤眉，入“贼”营中案行，“贼”曰：萧王推赤心于人腹中。此盖先料人情本非为恶，岂不豫虑哉！臣顷讨突厥，总蕃汉之众，出塞千里，未尝戮一扬干，斩一庄贾，亦推赤诚存至公而已矣。陛下过听，擢臣以不次之位，若于文武则何敢当。

   [译文]

    太宗说：你平定萧铣之后，各将领都想没收萧铣部下文武官员的家财以搞赏士卒，只有你认为不可，并引用了汉高祖不杀蒯通之事，加以说服。以后江汉人民果然归顺了。我因此想到古人说过：“文才能使士众拥护，武功能使敌人慑服”，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人了。

    李靖说：汉光武平定赤眉军以后，乘马进入赤眉营中巡视检阅，按辔缓缓而行，[以示对赤眉并无疑惧之心]，因而赤眉军说：萧王此来是推心置腹，开诚相见。这是由于事先判断赤眉的人情本不是坏的，岂是没有分析而轻率进入赤眉军营的呢！我不久以前征讨突厥时，统率番汉两部人马，出塞千里，并末杀一“扬干”，斩一“庄贾”，也不过是推诚待人，大公无私罢了。陛下过分信任，把我提拔到这样高的地位，如果说我是文武兼备实不敢当。

    [原文]

太宗曰：昔唐俭使突厥，卿因击而败之，人言卿以俭为死间，朕至今疑焉，如何？

    靖再拜曰：臣与俭比肩事主，料俭说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纵兵击之，所以去大恶不顾小义也。人谓以俭为死间，非臣之心。案《孙子》用间最为下策，臣尝著论其末云：“水能载舟亦能复舟，或用间以成功，或凭间以倾败、若束发事君，当朝正色，忠以尽节，信以竭诚，虽有善间，安可用乎？”唐俭小义，陛下何疑!

    太宗曰：诚哉，非仁义不能使间，此岂纤人所为乎。周公大义灭亲，况一使人乎。灼无疑矣。

    [译文]

    太宗问：我从前派遣唐俭出使突厥，你却乘此袭击，大败突厥，有人说你这是把唐俭做了死间，我到现在尚有怀疑，究竟如何？

    李靖再拜答：我与唐俭同在朝廷并肩辅佐君主，预料唐俭必然不能说服突厥，所以来突厥懈怠之际纵兵进攻它，这是为了消除自家大患，也顾不得保全与唐俭的私人小义了。有人说我把唐俭作为死间，这不是我的本意。按《孙子》用间之说最为下策，我在用间篇之末曾这样论述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有用间成功的，也有因用间而失败的。假如为臣的从年轻时就辅佐君主，参与朝政公正无私，忠心耿耿能尽臣节，信实不欺，竭诚相见，这样虽有善于为间的人，又怎能发生作用呢？像唐俭这样的事乃是小义问题，陛下何必怀疑呢!

    太宗说：确是这样，不是仁义兼备的人不能使用间谍，这岂是平庸小人所能做到的吗。周公尚又为大义而灭亲，何况对于一个使者呢。现在我明白无疑了。

太宗曰：陈数有九，中心零者，大将握之，四面八向皆取准焉。陈间容陈，队间容队。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速奔，退无遽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皆救。数起于五，而终于八，此何谓也？

    靖曰：诸葛亮以石纵横布为八行，方陈之法即此图也。臣尝教阅，必先此陈。世所传握机文，盖得其粗也。

     太宗曰：天、地、风、云，龙、虎、鸟、蛇，斯八陈何义也？

    靖曰：传之者误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诡设八名尔。八陈本一也，分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号；风、云者，本乎幡名；龙、虎、鸟、蛇者，本乎队伍之别。后世误传，诡设物像，何止八而已乎？

    [译文]

    太宗问：握机阵分为九个阵，[外有四正四奇，]中央的一阵由大将掌握，周围各阵都以他的号令为准。大阵之中包括了许多小阵，大队之中包括了许多小队。可把前阵作为后阵，后阵作为前阵。由于进退都是齐一的，所以进不速奔，退不急走。四头八尾，敌人触犯的部分都可作为首部，敌若冲击中间，首尾都来救应。布阵的数目最初是五个，以后演变到八个。这是什么道理呢？

    李靖答：诸葛亮用石头纵横排列成八行[垒成八升阵]，这和[黄帝九军]方阵之法一样。我过去训练部队，必先教会这种降法。世人所传的握机文，仅仅说明了它的概略罢了。

    太宗问：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作为八阵的名称，它的含义是什么？

    李靖答：这是后人传说的错误。古人为了保守这一阵法的秘密，所以故意设立八种奇怪的名称。其实八阵本来是一个整体，不过区分为八个部分罢了。像天阵、地阵是根据旗号命名的，风阵、云阵是根据幡名命名的，龙、虎、鸟、蛇各阵是根据部队代号而命名的。后人传[龙阵像龙，虎阵像虎……]，如果各降都要假设各种物像，其何止八种呢？

[原文]

太宗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则非设像，实古制也。卿试陈之。

    靖曰：臣案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五为陈法，四为间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及乎变化制敌，则纷纷纭纭，斗乱而法不乱；混混沌沌，形圆而势不散；此所谓散而成八，复而为一者也。

    太宗曰：深乎！黄帝之制兵也！后世虽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阃阈，降此孰有继之者乎？

    靖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歧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

    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没，齐人得其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复修太公法，谓之节制师，诸侯毕服。

    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于王制也。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乐，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时，王不能用，故假齐兴师尔。

    靖再拜曰：陛下神圣，知人如此，老臣虽死无{女鬼}昔贤也。臣请言管仲制齐之法：三分齐国以为三军。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五乡一师，故万人为军。亦由《司马法》一师五旅，一旅五卒之义焉。其实皆得太公之遗法。

    [译文]

    太宗问：布阵的数目最初是五个，最终演变到八个，非因物像而设，其实这是古代的制度，你可以谈谈这个问题。

    李靖答：黄帝最初实行井田制，创立“丘井之法”[以治理人民]，并根据井田制建立了军事制度。一井用四条道路分开，八家环绕，共处一井，[中间作为公田，]它的形状像个井字，分开则为九块方地。[开始，以前、后、左、右、中]五处用作布阵，四个角落作为空地，这就是所谓阵数起于五个的由来；其后空出中央部分，由大将居中指挥，以前后左右及四个角落相连环绕在四周[成为八阵]，这就是所谓阵数演变成八个的由来。等到分合变化打击敌人的时候，则旌旗纷纷，人马纭纭，战斗似乱而阵法不乱，部队行动，有如奔流，由方阵变为圆阵，而阵势仍然不散；这就是所谓分散开就成为八小阵，合起来就成为一大阵的说法。

    太宗问；黄帝建立的军事制度，意义很深奥啊！后人虽有很高的智慧，很深的谋略，也没有能够超出他的范围的，从他以后又有谁能继承他的兵法呢？

    李靖答；周朝初兴的时候，太公就继承了黄帝的制度，开始在歧都建立井田制度，并召集兵车三百辆，虎贲三百人，以建立周朝的军制。训练时，以六步七步、六伐七伐教练战法。牧野之战，太公先以勇士百人进行挑战，[继之以主力冲击，]成就了武功，于是以四万五千人战胜了商纣的七十万军队。

    周《司马法》是根据太公所立的制度而作，太公死后，齐国人得到他的遗法。至齐桓公称霸于天下，用管什为宰相，重新整理太公的军事制度，使齐国军队成为节制之师，天下诸侯没有不畏服的。

    太宗说：儒家多说管仲不过是霸者的谋臣罢了，殊不知管仲的兵法就是根据周朝的制度来的。诸葛亮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常将自己比作管仲、乐毅，由此可知管仲也有辅佐帝王的才能。但在周室衰微的时候，周王不能任用他，所以凭借齐桓公兴师以匡正天下。

    李靖再拜说：陛下圣明，知人如此深刻，老臣虽尽力至死亦必求无愧于先贤。我愿谈谈管仲治理齐国的方法：他将齐国的人民区分为三部分，立为三军。[行政上]以五家为一轨，所以[兵制上相应以]五人为一伍；十轨为一里，所以五十人为一小戎；四里为一连，所以二百人为一卒；十连为一乡，所以二十人为一旅；五乡为一师，所以万人为一军。这也是根据《司马法》一师分为五旅，一旅分为五卒的意义演变来的。其实这些都是来源于太公的遗法。

[原文]

太宗曰：《司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欤否也？

    靖曰：案《史记-穰苴传》：齐景公时，穰苴善用兵，败燕晋之师，景公尊为司马之官，由是称司马穰苴，子孙号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又述穰苴所学，遂有司马穰苴书数十篇。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

    太宗曰：汉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几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传，何也？

    靖曰：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韩信所学，穰苴、孙武是也，然大体不出三门四种而已。

    太宗曰：何谓三门？

    靖曰：臣案《太公-谋》八十一篇，所谓阴谋不可以言穷；《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穷；《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财穷，此三门也。

    太宗曰：何谓四种？

    靖曰：汉任宏所论是也。凡兵家流，权谋为一种，形势为一种，及阴阳、技巧二种，此四种也。

    [译文]

    太宗问：有人说《司马法》是穰苴所著，是不是？

    李靖答：根据《史记-穰苴列传》记载，齐景公时，穰苴善于用兵，曾击败燕国和各国的军队，景公加封他为司马，于是人皆称为司马穰苴。他的子孙、也号称司马氏。到齐威王时，命大臣追论、整理古《司马法》，并将穰苴的兵法附记于内，遂有司马穰苴兵书数十篇。现在所有的兵家流派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都出自《司马法》。

    太宗问：汉张良、韩信将古兵法排列为一百八十二家，经过甄别删去芜伪，择其精要可用的选定了三十五家，现在为什么失传了呢？

    李靖答：〔没有完全失传，〕张良所学的就是太公的《六韬》《三略》，韩信所学的就是穰苴、孙武的兵法，然而这些兵书的内容，大体不外三门四种。

    太宗问：什么叫三门？

    李靖答：太公谈政治外交的“阴谋”有八十一篇，所谓阴谋的意义，不是“言”篇所陈的善言能够说明的；太公谈品德修养的“言”有七十一篇，其中的意义不是“兵”篇所讲的兵法能够说明的；太公谈军事原理的“兵”有八十五篇，其中的意义不是所讲的富国之道能够说明的。这就是三门。

    太宗问：什么是四种？

    李靖答：汉成帝时任宏所论述的就是这个问题，他把兵家流派区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

[原文]
太宗曰：《司马法》首序蒐狩何也？

    靖曰：顺其时而要之以神，重其事也，《周礼》最为大政。成有歧阳之蒐，康有酆宫之朝，穆有涂山之会，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齐桓有召陵之师，晋文有践土之盟，此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其实用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假之以朝会，因之以巡狩，训之以甲兵，言无事兵不妄举，必于农隙，不忘武备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译文]

    太宗问：《司马法》首先便叙述春天和冬天狩猎的事，是什么缘故？

    李靖答：利用农闲季节[进行田猎以教练战法]，并祭祀宗庙托之于神，这是为了郑重其事，所以《周礼》[将田猎]列为最重要的制度。周成王时曾在歧山的南面进行过田猎，周康王曾借田猎在酆宫受过诸侯的朝见，周穆王亦在涂山田猎会合过诸侯，这都是天子亲自主持的事。周室衰微以后，齐桓公曾与诸侯会师于召陵，晋文公曾与诸侯结盟于践土，这都是诸侯假天子之命所行之事。其实都是用“九伐之法”来威慑不遵王命的诸侯。假借朝会的名义，利用巡狩的机会，进行军事训练，是说国家无事不要轻易动兵，必须利用农闲季节[举行田猎]，这就是不忘备战的意思。所以《司马法》首先叙述田猎，不是有很深远的意义吗！

  [原文]

太宗曰：春秋楚子二广之法云：“百官像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此亦得周制欤？

    靖曰：案左氏说：“楚子乘广三十乘，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军行右辕，以辕为法，故挟辕而战。”皆周制也。臣谓百人曰卒，五十人曰两，此是每车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制差多尔。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泽之国，车少而人多，分为三队，则与周制同矣。

    [译文]

    太宗问：按春秋《左传》所载，楚庄王的军队有二广的编制，其规定说：“军中百官根据旗鼓的号令而行动，军队的事情不待命令就有所准备。”这也是来自周朝的制度吗？

    李靖答：根据《左传》上说：“楚庄王的亲兵广(车队)三十辆，每辆车士卒人数为一卒(一百人)比周制每车人数多一倍。步卒在车的右边行动，以车的右辕为准，在两车之间进行战斗。”这都是周朝的制度。我认为：按百人为一卒，五十人为一两，这样，楚国的战车，每求是用士卒一百五十人，比周制人数加多了。周制一乘车只有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为一甲，三甲共七十五人。楚国多高山大泽，车少人多，也[将一百五十人]区分为三队，这种三队区分法与周朝的制度是一样的。

[原文]

太宗曰：春秋荀吴伐狄，毁车为行，亦正兵欤，奇兵欤？

    靖曰：荀吴用车法尔，虽舍车而法在其中焉。一为左角，一为右角，一为前拒，分为三队，此一乘法也，千万乘皆然。

    臣案《曹公新书》云：攻车七十五人，前拒一队，左右角二队；守车一队，炊子十人，守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百人。兴兵十万，用车千乘，轻重二千，此大率荀吴之旧法也。又观汉魏之间，军制五车为队，仆射一人；十车为师，率长一人；凡车干乘，将吏二人，多多仿此。臣以今法参用之，则跳荡，骑兵也，战锋队，步骑相半也，驻队，兼车乘而出也。臣西讨突厥，越险数千里，此制未尝敢易。盖古法节制，信可重也。

    [译文]

    太宗问：春秋时，晋国的荀吴领兵伐狄于大卤地方，舍弃车战，改为步战，这是正兵，还是奇兵呢？

    李靖答：荀吴是用车战的方法。他虽然舍弃车战改用步战，但仍然是用车战的方法。[在进战时]以一队为左角，一队为右角，一队为前拒，共分三队，这是一乘车的作战方法，就是千乘万乘都是一样的。

    我按《曹公新书》说：攻车一乘有七十五人，分为前拒一队，左右角各一队；守车一队，包括有炊事人员十人，守护装具的五人，饲养马匹的五人，砍柴担水的五人，共计二十五人，攻守两车共有士卒百人。所以动员十万军队，就需要战车千乘，也就是需要轻、重车二千乘，这是荀吴旧法的大概情况。再从汉魏的军制来看，通常以五车为一队，设仆射一人；十车为师，设率长一人；兵车千乘设正副将领二人，如兵车再增多也是仿效这样的办法。我现在的方法是参照古来使用的，跳荡队，由骑兵组成，战锋队，由步骑各半的混合部成，驻队则由步兵和车辆组成。我西讨突厌时，越过险阻转战数里，这种制度也未敢轻易变动。因为古时的战法严整不乱，确实应当重视。


    [原文]

太宗幸灵州回，召靖赐坐曰：朕命道宗及阿那社尔等讨薛延陁，而铁勒诸部乞置汉宫，联皆从请。延陁西走，恐为后患，故遣李{责力}讨之。今北荒悉平，然诸部番汉杂处，以何道经久，使得两全安之？

    靖曰：陛下{来力}自突厥至回纥部落，凡置驿六十六以通斥候，斯以得策矣。然臣愚以谓汉戌宜自为一法，蕃落宜自为一法，教习各异，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则密{来力}主将临时变号易服，出奇击之。

    太宗曰：何道也？

    靖曰：此所谓“多方以误之”之术也。蕃而示之汉，汉而示之蕃，彼不知蕃汉之别，则莫能测我攻守之计矣。善用兵者，先为不可测，则敌乖其所之也。

    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边将，只以此蕃汉便见奇正之法矣。

    靖再拜曰：圣虑天纵，闻一知十，臣安能极其说哉。

    [译文]

    太宗巡幸灵州回到长安后，召见李靖并赐坐说：我命道宗和阿史那社尔等，率兵征讨薛延陁，其铁勒各部落愿意归顺，请求设置汉人官吏，我已经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薛延陁向西逃走，恐为后患，所以又派遣李{责力}率兵讨伐。现在北方荒漠地区都已平定，然而各部落中蕃汉混杂相处，你看用什么方法才能使得双方长久相安无事呢？

    李靖答：陛下命令自突厥到回纥的这些部落间，设置驿站六十六处，以便利斥候传送情报，这已经是策划得很妥当了。然而我以为[在训练上]，汉兵应当用汉兵的方法，蕃兵应当用蕃兵的方法，分别进行不同的训练，不要使他们混同起来，倘遇敌寇进犯时，则密令主将使蕃汉戊卒临时变换旗号，更易服装，出其不意打击敌人。

    太宗问：这是什么道理呢？

    李靖答：这就是所谓“采取各种措施以造成敌人错觉”的方法。蕃兵装做汉兵，汉兵装做蕃兵，使故寇对蕃汉兵卒无法识别，就不可能判断我攻守的计划了。善于用兵的人，首先不让故人弄清自己的企图，就可使敌人的行动发生错误。

    太宗说：你所说的正合我意，你可用这种方法秘密教育边防将领，仅从蕃汉变号易服之中，便可表现出奇正的方法未。

    李靖再拜说：圣上的英明是天赋的，能闻一知十，我哪能回答得很圆满。

[原文]

太宗曰：诸葛亮言：“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败也，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胜也。”朕疑此谈非极致之论。

    靖曰：武侯有所激云尔。臣案《孙子》曰：“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自古乱军引胜，不可胜纪。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阅无古法也；吏卒无常者，言将臣权任无久职也；乱军引胜者，言已自溃败，非敌胜之也。是以武候言：“兵卒有制，虽庸将未败，若兵卒自乱，虽贤将危之。”又何疑焉？

    太宗曰：教阅之法，信不可忽。

    靖曰：教得其道，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臣所以区区古制皆纂以图者，庶乎成有制之兵也。

    太宗曰：卿为我择古陈法悉图以上。

    [译文]

    太宗曰：诸葛亮说：“训练有素的军队，即使将帅没有才能，也不会被敌人打败，没有训练的军队，即使将帅有才能，也不会战胜敌人。”我怀疑这种说法，不一定是很正确的论断。

    李靖答：武侯[这种说法]是有所感而发的。按《孙子》说：“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曰乱。”

    自古以来，由于自己混久而造成敌人胜利的不可胜数。所谓“教道不明”，是指军队教育没有遵照古法；所谓“吏卒无常”，是指将吏士卒时任用经常变动，所谓“乱军引胜”，是指敌人取得的胜利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混乱所造成的，而不是敌人打胜的。所以武侯说：“军队训练有素，虽然将帅没有才能，也不会被敌人打败；如果军队自己溃乱，即使将帅有才能，也不能挽救于危亡。”这有什么可疑的呢！

    太宗说：教育和校阅的方法，实在不能忽视。

    李靖答：教育得法，士卒就乐于为我所用；教育不得法，纵然早晚督促责备也无济于事。我所以要专心研究古制并把它编纂成图，是希望教育官兵使之成为有训练的军队。

    太宗说：你为我选择古代阵法，全部绘制成图送上来。

    [原文]

太宗曰：蕃兵唯劲马奔冲，此奇兵欤？汉兵唯强弩犄角，此正兵欤？

    靖曰：案《孙子》云：“善用兵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夫所谓择人者，各随蕃汉所长而战也。蕃长于马，马利乎速斗；汉长于弩，弩利乎缓战，此自然各任其势也，然非奇正所分。臣前曾述蕃汉必变号易服者，奇正相生之法也。马亦有正，弩亦有奇，何尝之有哉！

    太宗曰：卿更细言其术。

    靖曰：先形之，使敌从之，是其术也。

    太宗曰：朕悟之矣。《孙子》曰：“形兵之杉，至于无形。”又曰：“因形以措胜于众，众不能知。”其此之谓乎？]

    靖再拜曰：深乎！陛下圣虑，已思过半矣。

    [译文]

    太宗问：番兵作战常用劲马奔驰冲击，这是奇兵吗？汉兵作战常用强弩互相配合，这是正兵吗？

    李靖答：按《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要从所造成的有利形势上去手求取胜之道，不可责于人，要能选择具有不同长处的人，去适应不同的形势。”所谓选择不同长处的人，也就是利用番汉兵卒的特长而进行战斗。番兵善于乘马，所以利于速战；汉兵长于用努，所以利于缓战，这就自然地适应了不同的形势，然而这并不是奇兵和正兵的区别。我以前曾讲过番汉变更旗号，更换服装，这才是奇兵和正兵相互为用的方法。马战有奇也有正，努战有正也有奇，哪有固定不变的呢！

    太宗说：你再详细地解说一下这种方法。

    李靖答：先做出假像引诱敌人，使敌人听从我的调动，就是这种方法。

    太宗说：我领悟这种精神了。《孙予》说：“欺骗敌人的行动巧妙到了极点，就会看不出形迹来。”又说：“运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以取得胜利，但许多人还不知道胜利是怎样得来的。”就是这样的道理吗？

    李靖再拜说：孙子所说的很深奥啊！陛下英明，已领会过半了。

    [原文]

    太宗曰：近契丹、奚皆内属，置松漠、饶乐二都督，统于安北都护，朕用薛万彻如何？

    靖曰：万彻不如阿史那社尔及执失思力、契苾何力，此皆蕃臣之知兵者也。臣常与之言松漠、饶乐山川道路，蕃情逆顺，远至于西域部落十数种，历历可信。臣教之以陈法，无不点头服义，望陛下任之勿疑。若万彻则勇而无谋，难以独任。

    太宗笑曰：蕃人皆为卿役使。古人云：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势也。”卿得之矣。

    [译文]

    太宗说：最近契丹、奚两个部落都来归顺，我已设置松漠、饶乐二都督，使其隶属于安北都护，我想任用薜万彻担任都护之职，你的意见怎样？

    李靖答：薛万彻的才能不如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和契苾何力，这三人都是番臣中懂得军事的。因为我曾经同他们谈论过松漠、饶乐的山川形势、道路状况和番人顺逆的情况，甚至达到西域的十数个部落，他们谈起来都是清楚可信。我教他们阵法，无不点头佩服，希望陛下任用他们不要怀疑。薛万彻有勇无谋，难以独自胜任。

    太宗笑着说：番人都能为你所用。古人说：“以蛮夷制蛮夷，中国历来是这样的。”你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