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巾起义为什么失败？

读《三国演义》的时候，看到张角与两个弟弟商议说：“至难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顺，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可以说，张角等人通过治病救人和传教，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加之朝廷腐败，苛捐杂税，巧取豪夺，以至民不聊生。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中应该也算已得其二。

据记载说，张角利用他在民众中的威望，将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的信众分为三十六方 ；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由他统一指挥，也因此，一个月内，全国七州二十八郡都发生战事，黄巾军势如破竹，州郡失守、吏士逃亡，震动京都。

但是，黄巾起义虽然声势很大，可惜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这又是为何？

有人说，黄巾军虽然声势浩大，但是毕竟是乌合之众，而东汉也还没有到立即亡国时候，皇甫嵩和朱儁都是难得的将才，同时，黄巾在许多地方起事，各自为战，人数虽多，却不能统一指挥，齐心协力。

而且因为有人告密，以至于张角不得不仓猝起事，准备不周。而其中最致命的还是黄巾的首领们不懂得怎样打仗，比如当初中国红军如果不是有老毛四渡赤水来了几手神来之笔，估计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共党就要被灭了。

所以说仗要活打，不能死打，历来百姓起义之初，纵然声势浩大，人数众多，但终不像官军训练有素装备精良，让一伙平时拿着锄头种地的人去对抗身穿甲胄的职业军人，难度还是太大了。所以，能够打硬仗就打，不能打硬仗就避开。避开就是兵法上说的‘以走致敌’，是为的不给消灭，回手来狠打敌人。为将帅的，要时时记着‘制敌而不制于敌’。自己力量弱，死守一座城池，最为失策。守得越顽强，越会全军覆灭。兵法上说：‘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拿南阳这一支黄巾军说，起初以张曼成为帅；曼成阵亡，众推赵弘为帅，死守个南阳城；赵弘阵亡，又推韩忠为帅；韩忠突围未成，被杀，众推孙夏为帅，还军再守南阳，直到完全战败，被朱儁消灭。这是极大错误。张角和他的兄弟张梁起事后死守一个广宗城，起初被卢植围困，随后又被皇甫嵩围困，直到覆灭。天宽地广，进退在我，何苦死守孤城？死守一城，等着挨打，又无可靠外援，岂有不败之理！”

也因此，后面的造反者吸取了黄巾军的教训，开始流动作战，但却陷入了流寇主义的误区中。

所谓流寇主义，指的是不愿在艰苦工作中建立根据地和政权、发展军队，只想用流动游击作战去扩大政治影响的主张。
比如黄巢，在十年战争中，始终是流动作战，未能建立比较稳定的根据地，没有可以依靠的物质基础。往往是前面攻取一地，随后又放弃了。最后，几十万农民军进了长安，好像钻进口袋，减少了人民的支持，断绝了粮源和兵源。

还有如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也是如此，长期采取的办法就是“追赃助饷”，攻下一地抓住官员或富户就刑逼他们交出钱粮。但每个地区的官府和大户财产毕竟有限，李自成、张献忠的军队吃完后就只能再去夺占新地，多年转战过程中在某地短暂停留便走，当时被官府称为“流贼”。

可以说，反黑暗政府的小股武装在起家之初还可以取财于官府和豪富，但建立正规军队就必须以建立政权来支撑，而建立赋税制度是政权运转的先决条件，组织生产又是获得稳定钱粮来源的保证。考查李自成、张献忠的征战活动，找不到一条关于如何组织农业生产或分配土地的命令。他们自身没有文化，又找不到有学识的知识分子辅助，而大顺军中宋献策一类的谋士都属江湖方士，只会小权谋而无治国大智慧，进城后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最后吃完富户后也会向城市平民阶层索取。

毛泽东评价李自成也是如此，毛泽东认为李自成在进驻北京之前的形象还是很完美的，他认为李自成是农民利益的代表，对他均田、均富的思想非常赞同。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保卫工作谈话中讲到李自成，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始终是好的，老百姓都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

但对于李自成为什么失败，毛的看法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因此，在古田会议上，毛特别强调说，要与流寇主义思想做斗争，历史上黄巢、李闯王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允许了。

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他还写道：“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天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然而流寇主义在今天破产的农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们的意识反映到游击战争的领导者们的头脑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视根据地的思想。因此，从游击战争的领导者的头脑中驱除流寇主义，是确定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前提。”

对于如何避免胜利后的骄傲问题，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也要求各级干部以李自成为鉴，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此外，还有1949年3月23日，著名的进京赶考，告诫大家要提高警惕，不能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并再次强调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