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否会成为日本，经历下一个失去的30年？

2024年的第一个月，A股大盘跌破2800，就业也不乐观，人口下滑趋势明显，房地产也不景气。以至于很多人在问，我们是否会重蹈日本覆辙，陷入失去的几十年？

有人的观点是不会，因为日本人创新非常保守，只龟缩在技术迭代较慢的汽车和机械等领域，一旦出现重大颠覆性技术变革，只能望尘莫及。比如1988年日本曾霸占全球半导体50%的市场份额，但此后创新缓慢，被中国台湾、韩国赶超，2019年时份额只剩下10%。新世纪以来，日本还先后错过PC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产业浪潮，错过了经济转型的时代机遇。日本经济停滞，根本还是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太慢。

同时，国内人口虽然开始负增长，但14亿人的消费市场规模巨大，上限和天花板远超日本。

且中国制造正在从原来的袜子、简单加工等低端制造，向高质量、高技术、高附加值领域持续升级。近两年新能源车爆发，中国抓住机遇弯道超车，2023年实现汽车出口522万辆，同比大增57%，首次跃居全球第一。中国还占据全球锂电池一半市场，以及垄断全球80%以上的光伏份额。2023年，汽车、锂电池、光伏合计出口金额超过万亿，同比大增30%，高端制造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此外，卡脖子最狠的半导体领域，华为打破老美科技封锁，量产了堪比7nm的消费级芯片，有望带动国产芯片全面破局。民用客机领域，国产大飞机已经商用，仅国内的制造和服务产业链条，就有望带来万亿级别的增量市场。其他前沿科技创新领域，比如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AI大模型、卫星互联网、创新药等，国内也在努力追赶。很明显，我们正在不遗余力的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现在大家体感经济放缓，主要是房地产为主的发展模式到头，但由于房地产体量巨大，新的经济动能一时半会难以顶上。但只要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完全还有可观的增长潜力。

还有人则认为我们的情况可能比日本还糟糕，甚至连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都发文讲过类似的问题，他认为中国不仅会重蹈日本覆辙，而且还会比日本更糟。有人认为日本出现过的问题，我们有，日本治病的方子，我们没有。进入衰退周期后，日本通过海外投资获得的利润帮助日本稳住了日元币值，同时，日本出台了一系列稳定的政策，不会朝令夕改，保护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利益，而反观国内呢？新《公司法》88条引起争议，潮汕地区闭店潮也反映了不少现象，同时，在失去的30年里，日本每年只有几百人的高净值移民出国，并没有出现富豪疯狂移民海外的现象，而国内呢？

人口一旦崩了，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维持，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是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但是日本人口直到2009年才开始负增长，在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也维持了20年的人口正增长，目前，日本也是中日韩三国中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国家，日本经济泡沫前有一个收入倍增计划，显著增加了国民收入，当时日本盛行的意识形态，还叫做“一亿总中流”。在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的国民收入水平我们是远远还未达到的，日本在泡沫前已经是发达国家，民众手拿大笔现金来打车，想获得失去的三十年前提是你有东西可以失去，就算泡沫破裂后，日本国民可支配收入依然维持了继续增长，直到1997年增速才开始放缓，2010年才开始首次下降，此后又连续波动，并没有出现断崖式的大幅下跌。与中国“未富先老”不同，日本90年代经济和房产崩盘的时候，人均接近4万美元，属于“先富后老”。

老百姓有钱了，才更加能够抵御冲击，可以在国内形成一定的内循环，确保经济相对稳定，国民消费水平较强，使得对外贸易能维持进出口平衡，维持了友好的国际环境。

只不过中国的国情和日本不一样，日本的主权是掌握在美国手里的，在领土上还有驻军，中国则不同，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都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政党手里，而且工业门类最齐全，有些行业目前还是领先的。

以我自己的观点来看，这和曾经玩过的一个游戏要塞十字军东征有点相似，当领主收税过高时，民众的快乐指数会下降，这个时候人口会减少、并且流失，虽然领主收的税可以用来养更庞大的军队，但是军队并不能产生经济收益，如果人口持续下降，则百业凋敝，到时也维持不了那么庞大的军队，自然会失败。除非领主用军队去征服其他领主获得经济收益，亦或者减少税费甚至增加福利，否则这局游戏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状况比30年前的日本还严重，他曾经成功预言08年的金融危机，瑞达利欧认为中国经济高度绑定房地产，中国家庭70%的储蓄都投资房地产，导致房价下跌，股市下跌，对整个经济体造成了巨大的创伤和打击。

其次，地方政府的债务过于巨大，在经济腾飞的时候地方政府的钱都是靠卖土地和借贷，现在土地不好卖，钱也借不出去，已经借出去的钱还有一些坏账。

并且，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放缓，目前我们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5.3%。消费下降，内需不足，民众对经济不乐观。

至于是否会继续投资中国，瑞达利欧认为任何经济都有周期，有高潮就有低谷，他会选择继续投资，但目前正在缩减投资的比例，不宜让中国成为占投资主导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