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历史人物是如何评价中国人的？

人们常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身处迷局之中的人往往看不到自己身上的缺点，所以古人也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同时，一些统治者为了歌功颂德又往往夜郎自大，或者掩盖一些事实真相，因此要想真正的发展好并了解自己的国家，确实也应该听听他人的意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随着交通工具和信息技术的发达，我们与外界的交往也日益频繁，一直以来，中国在历史上的大多时期都在世界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以至于中国人自诩为天朝上国，周边不过是蛮夷之地，就算到了如今，不少国人称呼外国时依然是日本鬼子、韩国棒子、越南猴子，好像也只有些白种人能入他们法眼。

不过，别人又是怎么看我们的呢？在清朝时期，早有不少西方人士来到中国留下了他们的看法，而清朝也可以说是中国封建专制的最高峰，鲁迅曾经说：满清之于中国，杀尽了中国人的骨气廉耻，再辅以残酷的文字狱和高压的民族歧视政策，以数百年之力打造了一个奴性十足的奴隶民族。因此，他认为：“中国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比如，清朝时期，一些大臣就喜欢自称奴才，史学家陈垣是这么说的：“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鲁迅先生说：“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

毛泽东年轻时则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表示原来中华民族，几万万人，从几千年来，都是干着奴隶的生活，只有一个非奴隶的“皇帝”，（或曰皇帝也是“天”的奴隶）。皇帝当家时，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

为何呢？也许对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国家来说，在消除了外部隐患后，主要的精力就在于内部维稳，对于统治者来说，君强民弱才方便管理，就好像一群羊一样，如果总有刺头羊，那无疑要麻烦很多，而如果都是温顺羊，任人宰割，那才能安心睡大觉，所以古代大臣说自己是为天子牧民，民众在他们眼里只待吃的羊而已，而羊是狼的生存根本，所以大家也懂爱护羊群的重要性，但是奈何抵挡不住绵羊的诱惑，也抵挡不了生育狼崽的诱惑，我不吃，其他的狼也吃，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那我的自我约束就对羊群没有意义，徒然减少自己的份额而已，如何让狼少吃羊，如何让羊心甘情愿被吃而不敢反抗不能反抗不知反抗，就成为了一门学问。

比如乾隆为了维持统治，大兴文字狱，直接禁止老百姓说和想，别的皇帝是你骂他杀头，乾隆则是你不说话才能活命，比如吴英案，也就是广西一个老秀才，读了一辈子书，如今己年过六十，身体又多病，眼看朝不保夕，又不甘心这样默默无闻地死去，便想把自己对国家和皇帝的忠心化作一纸策书，想敬献给皇帝，也算是对社会有所贡献，不枉来一趟人世，于是他跪在路上拦住广西布政使朱椿，送上建言书。

在以往，皇帝对民间的建议要么嘉奖要么无视，比如秦朝国君为了图强甚至发起求贤令，燕昭王想要招纳贤才，还留下了千金买马骨的典故。而乾隆的处理结果却是让吴英的这份拳拳报国之心被凌迟给碾压的粉碎，当时，广西布政使朱椿朱椿连夜给广西巡抚姚成烈写了一个汇报，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案件。列举出吴英之罪有二：一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居然敢批评国家的政策；二是行文中犯了“圣讳”，因为策书中有一段，两次用到了皇帝的名讳“弘”字，而没有避讳。

姚成烈便写了一份奏折，向乾隆皇帝呈报了此案，并提出如下几点处理方案：

一. 秀才吴英生逢盛世，有批评指责朝政之处，殊属丧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宽，应以大逆罪凌迟处死。

二. 吴英的两个儿子吴简才、吴经才；亲弟弟吴超；亲侄子吴逢才、吴栋才，均己年过十六，应按照“缘坐”律，先行刺字后，即斩立决。

三. 吴英的继妻全氏、妾蒙氏；儿媳彭氏、马氏以及未成年的幼子懋才、张才；还有幼孙亚宣、亚二；幼侄伟才、观奇、亚三；都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

此案报到京城后，姚巡抚的处理方案基本获得通过，乾隆为了表示“仁慈”，只是将第二条中的吴英弟弟及子侄的“斩立决”，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

作为专制独裁的统治者，它需要的不是底层民众自发的政治热情，而是驯服和沉默的奴性。作为社会底层的读书人，不管是把上书皇帝作为晋升的途径来投机，还是想通过上书来建言献策“表忠心”，都是一厢情愿，过于天真的事情。

在此大背景下，各级官吏为了迎合皇帝的需要，为了表示对清朝统治的忠诚，不惜制造大量的文字冤狱。

而民众呢，也只得适应环境，在此环境下不得不使出难得糊涂、趋炎附势、吃亏是福、识时务者为俊杰、民不与官斗、好死不如赖活着等等所谓的生存法制，也正因为此，当时的许多知名人士对清朝评价十分之低。人民被驯化成绵羊，国家衰败、政治腐败、国民精神的羸弱，造成了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当时西方和日本都认为“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

爱因斯坦评价当时国人时说：这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的虐待，待遇比牛马还不如，他们丝毫不了解自己命运的可怕，连小朋友都无精打采，看起来呆板愚钝。

罗素则评价中国人贪婪、胆小、冷漠，他说中国人有不想统治他国的美德，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美德让中国人在国际上显得虚弱，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自豪的不屑打仗，那么这个国家就是中国。而余秋雨在知道罗素的评价后表示罗素先生一针见血最知中国人的心。

英国学者巴罗则认为，中国畸形的奴才精神是中国满洲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对清政府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满洲君王用独特的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臣民，并按自己想要的模式塑造了臣民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思想与意识所控制，...自从满洲女真征服中国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任何前进的迹象，或者可以说是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大步向前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正在沦为半野蛮人。”巴罗还认为中国人普遍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清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奴隶。他说“在这样的封闭国度中，人人都是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为只犯了一点小错误或因为官府中某位高级或低级的官员的微妙心情而挨一顿板子，挨完打之后还要被迫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员来教育自己、惩罚自己而谢罪。"通过这样的方式，满洲君王将中国人的荣誉观、价值观、尊严感全部瓦解，所以在中国，人的尊严这个概念被彻底消灭。

也正因为如此，钱学森表示：“想要瓦解一个民族，只要抽掉男人的脊梁和血性，拿走女人的廉耻和善良，经济落后了，十几年就能追上，社会风气坏了，几代人也难以修复。”

同时，这也导致当清末遭到列强入侵时，百姓们往往要么旁观，要么看热闹、幸灾乐祸。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根据英军记载，英军突破虎门要塞沿江北上进攻乌涌炮台，珠江两岸数以万计的当地民众平静的观看清朝军队和英军开打，就好像在看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互撕，甚至当清朝官船被击沉时，两岸居民甚至发出喝彩的嘘嘘声，泰晤士报的特派记者发现当英军进攻城镇的时候，百姓还跑到岸边向英军售卖水果和蔬菜，以至于林则徐给道光上奏的时候说有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给英国人带路。而当左宗棠进军福建漳州路上时，沿途百姓甚至都不愿意卖柴草米盐给他们，楚军的一切生活用品都要自带，非但如此，军队安营扎寨还要付给当地百姓租金，否则他们就拿起锄头、菜刀与军队拼命，以至于左宗棠发出不与贼斗而先与官仇的感慨。

尽管专制统治者费尽心机愚民弱民，也总有羊是不甘被吃的，近代以来中国也依然涌现出一批能人志士为了中国崛起而奋斗，诞生了五四青年节，有人被环境所改变，但也有人选择改造环境。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没有和群众利益站在一起的政权，自然最后也会被群众推翻。建国后，中国人的精神风貌焕然一新，朝鲜战争一战扬威，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列强尊重，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曾经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也一去不复返。同时，毛泽东为了改造国人思想，搞出了破旧立新以及文 革，只可惜结果不如人意，他自己表示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同时，他也认为：“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加拿大记者马克盖恩曾经表示：毛泽东统一了中国，给予人民一套新的道德观，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廉洁的政府……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毛泽东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的所谓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产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不过，随着第二代领导人核心的上位，此前的政策也被改旗易帜，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富带后富。如今，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七十来年，中国人的风貌也几经变化，不过也遗留很多问题和潜在社会危机。

有人说自己有个德国朋友是这么评价我们中国人的，他说：他认为我们中国人并不爱家，并不像我们说的那么注重家庭，我们其实更爱金钱，在德国的中国人确实很勤奋，积蓄也更多，但是他们不认为中国人比德国人更有经商的天赋，而是我们比他们更节约，更能省钱而已，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完成财富的积累，中国人周末很少度假，就连假期也都不休息，会不停的工作，把孩子交给老人，除了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外，忙的没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玩，只关心学习分数而不关心快乐与否，而在我们口中都说是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需要挣更多的钱，但是每一代都说自己赚钱是为了下一代，那么，究竟是哪一代会真正使用这笔钱呢？

很多中国人只是把生命陷入了永无止境的攀比之中，生命如此短暂，他们不知道我们这个账是怎么算过来的？我们为了工作，还可以忍受长时间的夫妻两地分离，而在他们眼中，夫妻不在一起3个月，基本可以考虑离婚了，虽然我们比当地人富裕，可是没有人羡慕我们生活，说我们就是金钱的机器根本不懂生活。

据说很多德国人生活基本以简单舒适为主，对物质看的很低，不太追求所谓的奢饰品、名利双收，周末大多和家人朋友到大自然中骑行徒步游泳等，心态宁静。而很多外国人则认为中国人上班太卷了，他们周末绝对不加班，都是用来玩。

清华大学历史教授则认为，现在我们举国上下都在讲发展，但一想，所有的发展都是物质发展，物质欲太强，现在我们已经陷入一个群体的迷失，我们忘了社会的发展，最根本的是人自身的发展，人发展好了很多事能做好，如果人发展不好，连人都不会做，这个社会也就没有了幸福指数。


还有人认为我们这代人唯一的价值观就是不择手段赚钱，唯一的尊严就是我比你有钱，既没有贵族担当、也没有士人气节、也没有血性，同时，皮鞭只要没抽到自己皮肉上就不会哼哼一声。

每个人对同一个事物都会有不同的看法，这些评价，有人赞同，也会有人反对，同时，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诚然，中国即使在每个最黑暗昏聩的朝代末期，也总会有不肯同流合污之辈，有陈公博周佛海之类的汉奸，也会有如杨靖宇那样的英雄，我们不必贬低自己的民族崇洋媚外，也不用自诩为天朝上国自认为高人一等。

不过，如今社会上躺平声音、小镇做题家、房奴车奴卡奴孩奴、以及孔乙己文学等声音的盛行，以及各种媒体、舆论的导向，也确实反映出了当下的一些问题，没有哪个社会是完美的，毕竟社会就是由不完美的人所组成，有危则意味着也有机，有病则有医，对各种社会危机的处理，也许就能决定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

同时，环境对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同样是中国人，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主流特点都各有不同，就算是同一个人不同时期想法也有不同，比如曾经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汪精卫。不过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梁不正则下梁歪，从大概率上来说，作为政府，确实应该考虑应该塑造一个怎样的环境，毕竟国家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人才的竞争，战国时，人才归于秦才让秦国崛起，而同样一人，在国军中的兵被俘到共军中去却能爆发惊人战斗力，为何？制度、环境很重要。

国家是体，行业是面，企业是线，每个人都是线上的一点，也是船上的一员，保持对世界和自己所处的各种群体有清醒的认识，并且不要人云亦云，在各种“流行观念”中随波逐流，也许才能避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