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戎论》原文及白话文翻译

《徙戎论》是西晋陈留圉人江统的一部政治论著，文中称“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鉴于当时游牧民族大量内迁杂居，后有齐万年等人在边关作乱的情况，加上当时游牧民族天性骁勇，弓马便利，游牧民族和华夏农耕民族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尚未汉化、文化习俗也各不相同，汉人轻视胡人野蛮残忍穷困，而胡人又怨恨汉人轻视，且十分嗜血残暴，比如羯赵太子石遂喜欢将美女斩首，把人头用冰镇的方法做成标本，放在金盘中供左右近臣传阅欣赏，他还在宫内招纳了许多貌美的尼姑，宣淫之后，便把她们杀掉碎尸，再与牛羊肉加上调料一起大锅煮熟，大家一起开怀大嚼，并打赌谁能吃出哪块是人肉哪块是牛羊肉，可谓残忍变态之极。据说当时很多没有接受过汉族教育的胡人帝王都有类似残忍的记载。  


有鉴于此，江统提出了将内迁关中的胡人迁出关外的政治主张，这样就算他们有心作乱，也有要塞阻隔所以危害没那么大。但是，《徙戎论》在当时西晋朝廷由贾南风当政的情况下并没有被采纳，《徙戎论》在后人的看法里也是毁誉参半，正如文中所言，担心迁徙会导致疲惫饥饿，只怕把他们逼上绝路，之前的叛乱还没有平息，新的叛乱又要开始了。但是，在古时候，人口迁移政策并不少见，比如历史上很著名的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等。而且就算到了现代，只要国境内文化习俗不同，贫富差距极大都容易让国家产生混乱，比如中东阿拉伯地区等国因为宗教文化不同，直到如今也是个火药桶。假设到了今天，如ISIS这种极端宗教人群在中国境内人数众多且势大，那肯定也是会造成民族矛盾冲突的。还有如欧洲因为大量接收中东难民的政策，也给欧洲带来了很多不稳定因素。

就在江统写《徙戎论》的当年，朝廷刚刚平定了持续五年之久的秦雍地区齐万年的羌氐之乱，耗费兵力钱财无数，名将周处战死。《徙戎论》提出随后不到十年即发生了五胡乱华，五胡乱华时期，胡人看见男人就杀，看见女人就俘虏，把被俘虏的女人当做军粮，他们将这些女子命名为“双脚羊”，晚上奸淫，白天当粮食，汉族几乎到了灭族的边缘，西晋时期北方汉人有一千两百多万，百余年间被杀得只剩下300多万。直到后来冉闵颁发了历史上有名的“杀胡令”，再加上后来前秦苻坚在汉人王猛的帮助下，统一了北方。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进行汉化改革，移风易俗，下令鲜卑族易汉服、讲汉话、改汉姓、通汉婚、定门第、改籍贯，以北魏为基础建立的北齐、北周也继承了北魏的民族融合政策。最终中国在胡汉混血的杨坚手中才结束了近300年的战争，才再一次完成了统一。

原文：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柔怀也。当其强也，以殷之高宗而惫于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猃狁，高祖困于白登，孝文军于霸上。及其弱也，周公来九译之贡，中宗纳单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犹四夷宾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边塞，而侯应陈其不可，单于屈膝未央，望之议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为寇贼强暴，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埸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统，诸侯专征，以大兼小，转相残灭，封疆不固，而利害异心。戎狄乘间，得入中国。或招诱安抚，以为己用。故申、缯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当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鄋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齐桓攘之，存亡继绝，北伐山戎，以开燕路。故仲尼称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战国方盛，楚吞蛮氏，晋翦陆浑，赵武胡服，开榆中之地，秦雄咸阳，灭义渠之等。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

　　汉兴而都长安，关中之郡号曰三辅，《禹贡》雍州，宗周丰、镐之旧也。及至王莽之败，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

　　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侵之。永初之元，骑都尉王弘使西域，发调羌、氏，以为行卫。于是群羌奔骇，互相扇动，二州之戎，一时俱发，覆没将守，屠破城邑。邓骘之征，弃甲委兵，舆尸丧师，前后相继，诸戎遂炽，至于南入蜀汉，东掠赵、魏，唐突轵关，侵及河内。及遣北军中候朱宠将五营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毙，任尚、马贤仅乃克之。此所以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虽由御者之无方，将非其才，亦岂不以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疢笃难疗，疮大迟愈之故哉！自此之后，余烬不尽，小有际会，辄复侵叛。马贤忸忲，终于覆败；段颖临冲，自西徂乐。雍州之戎，常为国患，中世之寇，惟此为大。汉末之乱，关中残灭。魏兴之初，与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将军夏侯妙才（夏侯渊）讨叛氏阿贵、千万等，后因拔弃汉中，遂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此盖权宜之计，一时之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今者当之，已受其弊矣。”

　　夫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此必然之势，已验之事也。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著先零、罕并、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著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是以充国、子明能以数万之众制群羌之命，有征无战，全军独克，虽有谋谟深计，庙胜远图，岂不以华夷异处，戎夏区别，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难者曰：方今关中之祸，暴兵二载，征戍之劳，老师十万，水旱之害，荐饥累荒，疫疠之灾，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恶初附，且款且畏，咸怀危惧，百姓愁苦，异人同虑，望宁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诚宜镇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兴功造事，使疲悴之众，徙自猜之寇，以无谷之人，迁乏食之虏，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羌戎离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

　　答曰：羌戎狡猾，擅相号署，攻城野战，伤害牧守，连兵聚众，载离寒暑矣。而今异类瓦解，同种土崩，老幼系虏，丁壮降散，禽离兽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为尚挟余资，悔恶反善，怀我德惠而来柔附乎？将势穷道尽，智力俱困，惧我兵诛以至于此乎？曰，无有余力，势穷道尽故也。然则我能制其短长之命，而令其进退由己矣。夫乐其业者不易事，安其居者无迁志。方其自疑危惧，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无违也。迨其死亡散流，离逷未鸠，与关中之人，户皆为仇，故可遐迁远处，令其心不怀土也。夫圣贤之谋事也，为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乱，道不著而平，德不显而成。其次则能转祸为福，因败为功，值困必济，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终而不图更制之始，爱易辙之勤而得覆车之轨，何哉？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若有穷乏糁粒不继者，故当倾关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计，必无挤于沟壑而不为侵掠之害也。今我迁之，传食而至，附其种族，自使相赡，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为济行者以廪粮，遗居者以积仓，宽关中之逼，去盗贼之原，除旦夕之损，建终年之益。若惮暂举之小劳，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烦苦，而遗累世之寇敌，非所谓能开物成务，创业垂统，崇其拓迹，谋及子孙者也。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汉宣之世，冻馁残破，国内五裂，后合为二，呼韩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质柔服。建武中，南单于复来降附，遂令入塞，居于漠南，数世之后，亦辄叛戾，故何熙、梁槿戎车屡征。中平中，以黄巾贼起，发调其兵，部众不从，而杀羌渠。由是於弥扶罗求助于汉，以讨其贼。仍值世丧乱，遂乘衅而作，卤掠赵、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为四。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近者郝散之变，发于谷远。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荥阳句骊本居辽东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俭伐其叛者，徙其余种。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今百姓失职，犹或亡叛，犬马肥充，则有噬啮，况于夷狄，能不为变！但顾其微弱势力不陈耳。

　　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后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于计为长。


翻译：

华夏周边各族，地处偏远，语言不通，货币不同，与华夏风俗迥异，居住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和华夏地处偏远、山河阻隔。《春秋》主张华夷之辨，不去干涉其内政，但也不许他们扰乱中原。周边各蛮族尚武好斗，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又以戎狄最为严重，衰弱时臣服华夏，强盛时就举族进犯，即使圣主贤君治理他们也颇费心力。周边各族强盛之时，商朝高宗为鬼方所劳神，周文王为昆夷、猃狁而忧心，汉高祖被匈奴困在白登山，汉文帝为防备匈奴在霸上驻军。当各蛮族衰弱时，周公曾接受边地的朝贡，汉宣帝曾接受单于的朝见，在汉成帝、汉元帝时，汉朝已然衰落，周边各蛮族却十分恭顺，其实是前代君主用兵得力的缘故。所以当匈奴请求守卫边疆时，侯应认为不可；单于到未央宫跪拜时，望之仍认为他有不臣之心。因此有道之君治理周边各蛮族时，都大力加强国防建设，修筑长城。虽然各蛮族叩头进贡宝物珍奇，边城并不放松守备，当他们起来作乱时，军队也不加以远征，只是希望境内安宁，疆域不受侵扰而已。

当年周朝衰弱，诸侯互斗，周边各蛮族乘机渗入中原。有的诸侯国招抚它们为已用。所以申侯引犬戎入寇，颠覆了西周；秦襄公在西周之后统治关中时，羌戎各蛮族也骤然崛起。春秋时后，义渠、大荔蛮族居住在秦、晋两国境内；陆浑、阴戎驻扎在伊水、洛水之间；鄋瞒蛮族的祸害及于济水以东，攻击齐、宋、邢、卫各国。周边各蛮族从南北两面进攻中国，中国形势十分危急。这时，有齐桓公崛起，包围和存续各弱小诸侯国，尤其是北伐山戎，为燕国拓展疆土。所以孔子特别称赞管仲保卫华夏习俗的功绩。春秋战国交际时，中原各诸侯国强盛起来，楚国吞并了蛮氏，晋国灭掉了陆浑，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开辟了榆中地区，秦国从咸阳崛起，吞并了义渠各蛮族。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兵威震邻，打击胡人，驱逐越人，五岭山脉和长城防线驻扎大量军队，虽然统治残暴，徭役繁重，民变四起，但经过他的治理，中原地区却不再有各种夷狄了。

汉朝兴起，建都长安。关中各郡被称作三辅，就是《禹贡》当中的雍州，西周首都丰、镐的旧地。等到王莽政权失败，赤眉军攻入关中，长安城在战乱中荒废，百姓四处流亡。汉光武帝建武年间，任命马援担任陇西太守，讨伐叛乱的羌人，迁徙他们的参与人口到关中，居住在冯翊、河东空闲之地，与汉民族杂居。

各蛮族内迁几年后，繁衍生息，一方面自恃实力强大，又想推翻汉人的统治。汉安帝永初年间，骑都尉王弘出使西域，征发羌、氏各部作为卫队。于是羌人惊慌奔走，互相煽动，两州的胡人一起造反，杀死当地将领和官员，攻破屠杀各地城池。邓骘前往征讨，大败而归，胡人更加势大，以至于向南攻入蜀汉，向东抢掠赵、魏之地，攻打轵关，侵犯河内。朝廷于是派遣北军中候朱宠率领五营士在孟津抵御羌人，十年战乱之中，交战双方都疲惫了，任尚、马贤仅仅打败了羌兵。羌乱之所以为害深重、多年不能平定，一方面是由于朝廷抵御无方，任命的将领能力不足，另一方面难道不是因为叛乱从中原腹地开始，因而难以迅速弭平吗？自此以后，胡人叛乱不能彻底平息，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大将马贤、段颖前往征讨，有时还遭遇失败。从此雍州的戎人常为国家之患，近代的叛乱者数他们势力最大。

在汉末的战乱中，关中地区遭到严重破坏。曹魏兴起之初，与蜀国各据一方，居住在两国边界上的胡人，有的在蜀有的在魏。魏武皇帝曹操曾派将军夏侯渊讨伐叛乱者阿贵、千万等，后来因为放弃汉中，就迁徙武都胡人到秦川，想以此削弱敌寇加强国力，以便抵御蜀国。这只是权宜之计，不能惠及万世。现在我们面临的形势就源于魏国的这项痹政。

关中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加上泾、渭之流灌溉，帝国往往建都于此，作为帝王之都，经济发达位置险要，戎狄不宜居住在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今因为他们衰弱就把他们迁到京畿地区，士绅和百姓对此习以为常，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他们从内心深处反而生发出仇恨。如果他们人口大大增加，就会生出不臣之心。他们本性凶残贪婪，又心怀怨恨，一有机会便会叛乱。而他们住在我国境内，没有自然险阻的阻隔，可以袭击没有防备的汉家子民，收集没有收割粮食，所以能够成为严重的祸害。这类事情是必然的，而且已经发生过。

当今朝廷应该做的事，便是乘着兵威正盛，叛乱还未平息，迁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的诸羌到先零、罕并、析支之地；迁徙扶风、始平、京兆的氐族，到陇右、阴平、武都等地。朝廷应该供应他们在迁徙途中的粮食，使他们可以自足，跟随自己的酋长返回故土，最终得到安顿。胡人和汉人从此不再杂居，各得其所，既符合历史经验，又创立了处理此类问题的范例。即使胡人以后想进犯中原，由于地处偏远、山河阻隔，即便作乱也为害不广。当年赵充国等人之所以能够以几万兵力制服羌人，兵不血刃地获得胜利，虽然是因为用兵得法，难道不也是因为汉族和胡人各自居住在不同地区，因而官军容易守卫边塞，才获得成功的吗？

质疑我的人会说：这次关中平叛，历时二载，用兵十万，又逢旱涝灾害，瘟疫流行，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叛乱首领刚刚被杀，其余叛乱者悔恨自己的罪恶，刚刚归附朝廷，十分恭顺和畏惧，当地百姓和外族人十分忧虑，都希望朝廷能够让他们休养生息。而你却马上要做这么一桩大事：迁徙疲惫而饥饿的，只怕把他们逼上绝路，之前的叛乱还没有平息，新的叛乱又要开始了。

对此，我会回答说：羌戎蛮族十分狡猾，他们相互联络，或攻城或野战，杀伤杀害地方官员，聚集兵力作乱已经很长时间了。而现在他们势力瓦解，民众或被俘虏或者离散。你认为这是他们实力尚存却改过自新呢，还是穷途末路被迫归降呢？我的回答是，他们只是因为走投无路而已。但这时朝廷却能够掌控他们的命运，迫使他们迁徙。热爱自己事业的人不会改变行当，安于居所的人没有搬迁的愿望。现在乘着胡人畏惧朝廷兵威，我们正可以驱使他们。现在正逢胡人死的死，逃的逃，与关中的汉人无不结仇，正好可以把他们迁移到远方，使他们不再怀念关中土地。圣贤谋划大事，都是未雨绸缪，或者是转祸为福，现在你碰到了难题却不改弦更张，却是为什么呢？ 况且关中人口百余万，大约一半是戎狄，我们无论是安顿他们还是迁徙他们，都需要供给粮食。如果有人没有粮食吃，朝廷本来就需要打开关中的粮仓补给他们，免得他们叛乱。现在我们迁徙他们，供给他们粮食，使胡人各归其族，相互赡养，而秦地的汉人还能够得到剩下的一半粮食，两族人民各得其所，而关中也能从此安定。如果朝廷不愿意短期内的稍微辛苦一点，一劳永逸地问题，就不能说是有远见卓识、为子孙后代着想了。

并州的胡人，大多是匈奴人的后裔。汉宣帝年间，匈奴内乱，一分为二，呼韩邪单于势力衰弱，不能自保，于是迁徙到长城以北，臣服汉朝。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南匈奴单于又来归附，朝廷就让他们进入边关，居住在漠南，几代以后，也是动辄叛乱，所以何熙、梁槿多次前往征讨。汉灵帝中平年间，因为黄巾军起义，朝廷征发匈奴兵，匈奴人拒绝听从，还杀了羌渠单于。因此於弥扶罗单于求助于汉朝以平叛。匈奴人还乘着天下大乱入寇，，掳掠赵、魏之地，一直打到黄河以南。汉献帝建安年间，又派匈奴右贤王把呼厨泉单于骗到京城软禁，而任凭其部落散居六郡地区。魏元帝咸熙年间，朝廷认为匈奴一部太强，就把他们分为三部。晋武帝泰始初年，又分为四部。于是有刘猛在国内作乱并连结国外敌人；最近又有郝散之变，在谷远发生。现在匈奴五部之众，户口达到数万，人口之盛，超过了西戎。但是他们天性骁勇，弓马娴熟，却远远超过氐、羌各蛮族。一旦叛乱，并州地区就危险了。

荥阳的句骊族本来居住在辽东塞外，魏王曹芳正始年间中，幽州刺史毋丘俭讨伐他们的叛乱，迁徙他们残余的人口。刚迁徙的时侯，不过几百户人家，经过子孙的繁衍，现在已经有几千户。几代人之后，一定势力强大。现在一般百姓失去生机尚且逃亡叛乱，狗和马吃饱了还相互撕咬，何况是夷狄，岂能不作乱！只是考虑到句骊族的势力还很弱，我就不细说了。

国家的忧患不在贫困而在于贫富不均，不在人口稀少而在于人民不安定。以我晋朝土地之广大，人民之富足，难道还需要异族居住在国内，然后从他们身上获得税收吗？这些人都可以向他们颁发命令，让他们回到故土，使他们不再想念移居地，也是华夏少了一个祸患。如果朝廷这样做，中国和四方都会从中得利，福泽还会惠及千秋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