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日本连续获得两诺贝尔奖

2025年，日本免疫学家坂口志文教授因其在调节性T细胞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的发现不仅重塑了人类对免疫系统的认知，更为自身免疫疾病、器官移植及癌症治疗带来了革命性前景。这一发现被认为为癌症、自身免疫病和过敏性疾病的治疗打开了新思路。因为这个突破，以后风湿性关节炎和红斑狼疮等人体自己打自己的疾病大概率是要被治本了，并且据说该研究最终目标是让人体自己消灭癌细胞，其意义和重要性可以说是不言而喻。

此外，还有京都大学的北川进也登上诺贝尔奖的榜单并摘得化学奖，他的获奖理由是“在金属有机骨架（MOF）领域的开创性贡献”，研究成果让化学从“分子合成”走向“空间设计”。所谓MOF，是由金属节点与有机配体自组装成的晶体网络，内部孔道密布，像一座微观的城市。这两位同为1951年出生、今年七十四岁的科学家，以不同的路径、相似的信念，在同一周里把日本科研再次推到了世界的聚光灯下。
日本获得诺贝尔奖，在国内也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国内的网络平台，赞美者有之，对我国制度反思者有之，嘲讽者亦不再少数。

日本为什么能拿那么多诺贝尔奖呢？早在2001年，日本政府就提出要在未来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当时给人的印象是“狂妄”和“不自量”。但从现状看，自新世纪算起的25年来，已有22位日本人或日裔科学家获奖（自1949年诞生第一位诺奖者算起，共有30人）。照这样的节奏，50年30个目标的“5030”计划，应该没有太大悬念，因为该计划已经完成了70%多，而时间还有25年。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日本有频繁的天灾以及岛国环境造成的资源短缺，使得忧患与再生、悲感，物哀成了日本人天性的一部分。这种忧患意识使得日本人总是爱谈沉没而不愿谈崛起，总是爱谈危机而不愿谈盛世，总是爱谈“还不行”而不愿谈“厉害了”。昭和泡沫、平成萧条，就连“失去的20年”也是他们自己喊出来的口号。在忧患意识的作用下，日本人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自我警戒和自我保护意识，并不断提醒自己不要得意忘形，要防患于未然。

这种忧患意识表现在诺奖上，就是一方面他们已经是诺奖的大客户，另一方面他们依旧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这些科研成果都是30年前经济高度成长时期的产物，接下来的日本社会就有可能进入“诺奖荒”。这正如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大隅良也不无忧患，说日本人今后可能不会再有诺奖获得者了。他为此抨击政府过度压缩科研经费，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日本的大学全部走进了效率（实用）优先的死胡同。

此次坂口志文获得诺贝奖，也是一样的，日本首相联线坂口志文，在接受电视直播采访的时候，坂口志文并没有如国内那样，一口一个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感谢领导，当首相问及日本政府对研究人员的支持时，其也是表示说政府给的经费不够，别说和科技大国比，就连同体量的德国也比不了。

日本媒体虽然密集报道，却普遍以研究意义为主，几乎没有渲染式的赞叹。几年前，京都大学的另一位教授获奖时，校门铁栏上只贴了一张A4纸，纸上写着“本校教授获诺贝尔奖”。没有横幅，也没有鲜花，有人认为这代表日本的一种文化，面对荣誉，应当保持理性与节制。

而中国为什么很少得诺贝尔奖呢？和日本相反，中国以往的统治阶层特别喜欢歌功颂德，好大喜功，往往自以为天朝上国，周围都是蛮夷，这一方面缘由在于中国的地理环境相对比较封闭，另外中国也确实可以算得上地大物博。这种心态也让清朝在甲午海战之前，举国上下都认为我亚洲第一，但结果却大跌眼镜。

中国好不容易有人得了诺贝尔奖，比如莫言，还能被一个司马南攻击，攻击的理由居然是因为他觉得莫言爱写社会“阴暗面”。但是，批评和揭露本来就是文学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能说真话和敢于批评的作家才是推动人类进步和社会完善的人。

如果诺奖把文学奖都颁发给热衷唱赞歌、拍政府马屁的作家，那么诺奖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此次，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据说是李白迷弟，也被国内媒体大肆报道，也因此被网友抨击说总能找到赢的点，总能蹭热度，甚至有人调侃说：记者：你对中国文化知道多少，回答：知道的比较少，但我可以了解一下。报道：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愿意学习中国文化。回答：我知道中国的李白，报道：迷恋李白。

这种文化，反映在国内一些企业上，也是总喜欢吹嘘自己遥遥领先，别人有的我都有，别人没有的我也有，似乎容易给人一种自大之感。

数学家陈省身则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对于自然界的了解不太有兴趣，外国人会研究自然，研究不赚钱的虫子，中国没有人做，中国人很实际，中国人喜欢研究赚钱的东西，喜欢研究股票，喜欢研究投资了立刻能变成钱的东西。有人对此评论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经常打仗，饭都吃不饱，哪里可能会有兴趣去搞科研，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并且，这是结果，是一种现象，而非原因。

还有人则认为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正如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家所言，制度分为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后者产权不明、法治不清、权力不受约束，沦为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一个手段，企业家商人发明了科技赚了钱也得不到保护，自然社会上愿意去创新的也越来越少。

而在清朝时期，则有李鸿章与伊腾博文之间的对话，李鸿章认为甲午海战，清朝之败，是缺乏人才。而伊腾博文则认为：“贵国人才济济！但贵国还是专制之地，众多的天才！无数的人才，一遇专制，统统变成奴才；让贵国表面上看上去非常强大，实则是外强中干！这才是我们这个弹丸之地，能够战胜你们的原因！”

尽管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但也不得不承认的是，目前国内的风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浮躁的，文化上也似乎更偏向于迷信权威，而非质疑。中国的孩子往往被教育的是听话的多，听老师的，听家长的，从国内的社会教育，到政治口号的宣传等，所以，有人认为中国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奖，既有发展慢刚起步的原因，也有文化上中国人对不能马上变成钱的东西不感兴趣的缘故，而之所以如此，和中国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不够完善亦有不少关系，当社会宣传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自然而然会对社会的环境形成一定影响。

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后于西方的？有人说公元前300年，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地球是球体，1096年牛静大学成立时，宋朝还在埋头准备科举，1452年威尼斯颁布世界首部专利法，明朝还在实行海禁，激励制度的不同，使得中国深深陷入了官本位的文化环境中，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官文化导致国内催生出鱼头酒、甚至还有霍金来了都得站起来敬酒的调侃语。

以往清朝闭关锁国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文明要想不被淘汰，就需要不断和外界互相交流，不能妄自尊大，也不能自怨自艾，更不能闭关锁国坐井观天，假如沉醉于夜郎自大，永远遥遥领先的美梦之中，不能客官的认识到差距，直视差距，是难有所进步的。

有关诺贝尔奖的新闻发布后，北京日报于10月16日发布了一篇《拿没拿洋奖项不是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的文章。文章大意是：2025年度诺贝尔奖各奖项全部揭晓，围绕物理、化学等奖项获奖者国籍而衍生出的国家科技实力对比，讨论尤为热烈。“为什么中国人又没能获奖？”“日本诺奖得主这么多，中日差距到底在哪？”有些人由此认为，中国的科研体制就是不行，一些别有用心者热衷于用诺奖数量来“敲打”中国，论证中国体制“不适合”创新，为“西方优越论”添加注脚。中国科技发展的目标，从来就不是为了获得这奖那奖。

文章发布后，支持北京日报的观点认为，该文呼吁打破“唯诺奖论”的西方话语陷阱，呼吁理性看待中外科研模式差异。

不过似乎更多的还是质疑，这些声音认为，“冰箱、手机、电脑无一为中国发明”，认为中国科研体制存在“重头衔、轻原创”问题（如院士评选黑幕），导致基础创新不足。

还有一些网友问：世界杯算不算洋奖？世界奥林匹克数学比赛算不算洋奖？奥运会算不算洋奖？这些比赛我们要不要参加？英文算不算洋文？小孩子要不要学？高考要不要考？WTO是不是洋组织？洋芯片要不要？

冠名“洋”字，还是以前晚清封建王朝时候的起名方式，各种洋人、洋货，但是，如今21世纪，全球化的时代，作为官媒，却还发布这种文章，也让一些人表示想起了百年前，调侃说感觉后脑勺又要长辫子了，甚至还有人抛出了诺奖无用论、诺奖阴谋论，只是假如我们真拿到了，估计国内的媒体又是得特大报道了，中国的一些媒体要论起编瞎话和双标，那确实是蛮厉害的。

还有人则反问道：
那么请问，那到底什么是定义中国发展水平的指标？
是人民群众的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还是幸福感越来越强？
是贪腐案官员的数量多还是金额巨大？
是房屋的租售比高还是收入比高？
是越来越多的作业还是越来越焦虑的家长、老师和学生？
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债还是比重越来越重的个税和社保？
是变化无常的政策还是扯不清的三角债？
是体制内的食品特供还是体制外的三聚氰胺和鼠头鸭脖？
是毕业即失业还是越来越多的灵活就业？

还有调侃语，比如没航母，移动棺材，有航母，大国重器。每一次新技术的发现都可以说是影响了人类的进程，许多发现可以说是拯救了千千万万的生命，08年奥运的时候，我们还在宣传我家大门常打开，而如今的社会局势，却让人感觉有几分越来越封闭了，这个洋字一出，可以说是整了一出2025年版的“闭关锁国”。

还有人则认为，官方的这一推文折射出了中国官方媒体在过去二十余年间所发生的深刻演变，从一个相对多元化、寻求外部世界认可的宣传系统，逐渐收紧为以「对普通民众道德绑架」、「舆论维稳」为首要任务的单一工具。这种将严肃议题转化为情绪化民族自信的论述方式，与当年敢于揭露社会不公、倒逼改革的舆论监督角色形成了鲜明对比。当年的《焦点访谈》等节目还算是敢于直接社会黑暗，而如今的，则似乎变成了歌功颂德的工具。

官方媒体，从一个在有限空间内推动社会进步的监督者，逐渐转变为一个以舆论维稳为首要任务的宣传工具。如今的一些媒体，对社会热点事件的报道口径高度统一，甚至闭口不谈，批判性声音被边缘化。当媒体不再是反映社会真实脉搏的镜子，而仅仅成为维护权力的工具时，自媒体的兴起，官方媒体公信力的流失和整个社会活力的下降，或许将是无可避免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