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无法跳出历史周期率？

1945年抗战胜利在即，为推动国共合作，毛泽东特邀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议员赴延安考察访问，并于7月4日下午，请黄炎培等人到家作客。在一番长谈之后，毛泽东问及黄炎培的考察感想，于是黄炎培诚恳地提出下列问题：“我一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渐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历史周期率呢？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里总结表示，王朝循环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管理的循环，而造成经济循环的原因，则是帝国开支超过税收。

但凡国家刚成立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解决前朝留下的问题，比如清理旧权贵重新分配土地、打击功臣和地主防止利益集团坐大等等。

同时，为了让国家长治久安，开国君臣们往往不怎么折腾，基本以休养生息为主，那些大工程大项目都废掉，让工人们回家务农。皇帝和功臣们又往往是从底层起来的，又或者经历了残酷的打天下过程中，深知创业之艰难，因此也往往具有艰苦朴素的基因，四菜一汤也不觉得寒碜，至于奢侈品什么的更没有市场。

这样一来，国家的花销就少了很多。除了给官员发工资，给有爵位的功臣赏赐财物，朝廷也没什么可以花钱的地方。

每年收来的赋税，大部分可以存起来，等到需要用钱的时候再取出来。

而战争又把以前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都清理一遍，让农民脱离大地主的约束，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扩大了税基。如果说旧王朝的纳税人口只有30%左右，那么新国家的纳税人口可以达到70%以上，财政收入翻番。

所以，只要自己不要像秦二世那样乱折腾，不要像元朝那样权臣内斗，不要像一些皇帝那样大兴土木，往往两代人的时候就能达到所谓的盛世，但是，随着王朝维持日久，麻烦开始变多了。

比如各地农民受了洪涝灾害，总要组织人手带着粮食赈济灾民吧？黄河改道、京杭大运河淤泥堆积，得休整河道保证水路畅通吧？国家周围的邻居不可能都是安分守己，总得派军队驻扎边境吧，说不定三天两头还得打一仗。

而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是极度烧钱的，士兵有牺牲，需要给抚恤，有立功的，也得加官进爵。一旦加官进爵的人数多了，意味着国家官员队伍的膨胀，可能达到开国初年的好几倍，国家公务员队伍也越来越多，而这些每一项都是巨大的开支。

同时，随着国家走向太平盛世，税基却在日渐缩小。

原因就是吸血鬼越来越多了，那些开国君臣坐稳了江山后，他们的子孙后代必然会接过上一代的班，成为江山的新主人，而且每个家族的每代人不会只生一个，因此，这个利益集团，必然是无限膨胀的。比如朱元璋在制定优厚的皇室子弟待遇时就低估了明朝皇室的人口增长速度，规模越来越庞大的皇族宗室实际上逐渐成为了明朝沉重的财政负担。后来明朝为供养庞大的皇族宗室就把大量土地划为皇室直接经营的皇庄，从而引起了广大无地农民强烈的反抗情绪。

皇族、权贵和官员有了优势资源后，自然是多吃多占了。

有关系的占着茅坑不拉屎，加上各种搜刮民脂民膏，鱼肉百姓，这也导致国家晚期必然伴随着制度老化，控制力削弱等老年病，苛捐杂税让自耕农们受不了，土地兼并愈发严重，一些人不是跑到山里当匪，就是到大地主家里做佃农。
所以，开国初年有70%的纳税人口，这个时候差不多又回到30%左右，而且这30%的纳税人口还是穷的要死的苦逼，这样一来，财政支出自然超过税收。比如明朝后期就是一边要打仗，一边养的官吏太多，财政没钱了、只能开始裁员、征税，这些措施又进一步导致了底层人的生活水深火热发生起义。

另外一方面，魏征还说过：“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说的是经过乱世的人民阈值低，稍微给点利益就满足了，反而是太平盛世的人民阈值高，一旦欲望得不到满足，便觉得国家辜负了自己，对国家不满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可以说一个国家存在的时间久了，自然会产生很多既得利益者，他们会占用很多资源，成为吸血者，最终导致国家资源不够分配，贫富日益分化。直到有一天，国家养不起既得利益者，也养不起老百姓，便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

想让国家存在的久一点，则需要定期清算既得利益者，只有如此才能重新分配蛋糕，让贫富差距不那么大。所以凡以战争得江山清洗旧势力的国家，总是生存的久一点。凡是继承前朝的西晋、北宋等等，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王朝。

另外，随着世界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再加上股票、期货、杠杆等金融工具出现，资本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增值，以前100年才能成为百万富翁，现在差不多几年就可以，资本迅速积累的同时，则是更加剧烈的两极分化。

因为工人不可能通过打工积累起第一桶金，他们只能在工厂日复一日的做到死，每月领点工资糊口而已。资本家越来越富，到最后，资本家有钱却不买东西，工人想买东西却没钱，而工厂的东西卖不出去导致破产，紧接着便是工人下岗市场瘫痪。

毛泽东为了跳出历史周期律，当时的回答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同时，为了避免经济危机，他的方法是公有制。

那些多吃多占的既得利益阶层在知道身边有人监督自己后，就不敢肆意妄为了，而公有制的作用在于保证不会出现两极分化。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国家的，那资本家就没有生存的土壤，也不可能积累起巨额财富，而且在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国家，没有追逐利润的市场竞争，也不会出现产能过剩之类的事情，没有了两极分化和产能过剩，也就没了所谓的经济危机。

但是，我们也知道，最后他失败了，当初和兄弟们一起干掉了黄四郎，但是，当兄弟们自己要变成黄四郎的时候，又该怎么办呢？打了那么多年仗，难道还就不能享受享受？ 毛泽东认为世界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事物不断走向反面，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因此，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内张贴了一张大字报，标题全文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还表示：“有一些人不想前进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好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他们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说造反有理，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要赋予人民权力，让人民参与到国家的运作中去，但当人民得到这项权力以后，便从组织他们的力量中挣脱出来，然后就不知道如何使用权力了，同时，造反是以下对上，当一批人造反成功后，又迅速成为另一批人造反的对象，然后循环往复没有尽头。

1975年，毛泽东看到《念奴娇 · 登多景楼》时老泪纵横，这是南宋词人陈亮所写的一首词：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陈亮借批判东晋统治者偏安江左，来谴责南宋统治者不图恢复中原。

也许对于是否能打破历史周期律，那个时候的毛泽东，也不确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