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读后感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士农工商，商居本末。直到近代由于发生了震动中国的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容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任意设厂，这才给了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国人巨大的刺激，清朝也开始允许民间兴办工厂，如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实业救国等各种呼声开始不断高涨。

商人的地位开始有所提升，比如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得到赏赐黄马褂，但胡雪岩的成功更多是依赖和权力的结合，并且也没有投资新式企业，算不上企业家，只能算商人。正如曹德旺所言：“企业家是要有家国情怀的，不要拿我和李嘉诚做对比，我不做房地产，我不为钱，我捐了八九十亿给中国，我赚的钱也是捐掉。为什么拿我跟他比呢？我是实业家，对那些为了钱的人不屑一顾。”并且，为什么美国一直针对制裁中兴华为而不针对李嘉诚呢？因为美国知道，只要中兴华为这样的企业的崛起了，中国的国力也会崛起。

在现代，人们常说制造业是立国之本，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西方国家正是通过工业革命而崛起，日本为什么敢侵略中国？正是因为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变成工业国，而清朝则还是农业国，中国人的自信也因为近代的一系列战争被打趴，以至于才有了东亚病夫、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才有了如今不少国人依然崇洋媚外、西方不少人依然小瞧中国的现状。新中国成立后，以钢为纲，大力发展工业，虽然闹了很多笑话，但之所以能取得如今的成就，也是因为新中国掌握了工业化。而本书讲诉的几位企业家如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和刘鸿生，才可以算是当时实业救国、影响近代中国的实业家的典范。

近代中国企业家主要有5个来源：
1：绅商型：以张謇为代表，这一类型一般拥有科举功名，有官场背景，属于地方头面士绅，所以张謇把大生纱厂的性质定为“绅领商办”，以区别于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
2：商人型：以荣氏兄弟为代表，他们从钱庄学徒到自己开钱庄，在办厂之前只有商人身份。
3：买办型：早期的朱葆三，后来的刘鸿生为代表，他们虽然是买办出身，在获得第一桶金后，开始投资办企业。
4：回国的海外华侨，包括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张振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照南、简玉阶兄弟，永安公司的郭乐、郭泉兄弟等。
5：知识型：代表人物如范旭东、穆藕初、卢作孚等等，他们或是留美留日的海归，或自学起家，共同之处就是创业之前没有官场背景，没有从商经历，没有雄厚资本，他们的企业不是家族企业，往往一开始就是股份制企业。他们也最具创造性和现代精神。

在他们之前，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建立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华盛纺织厂、中国通商银行等等，本质上都是官办企业，比如盛宣怀一生主要追求是当官，办企业仅仅是当官的一个阶梯，不过也依赖于这些人迈出的这一步，才让张謇等人走的更远。当时中国办企业的风气未开，新式企业对于当时的中国完全是新生事物，商办更是起步艰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由于西方国家不仅要把本国的产品倾销到中国市场，而且还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廉价原料、以及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他们处于绝对优势，中国人投身办企业，就注定不仅是赚钱那么简单，而且有迫在眉睫的救国压力，民办企业不仅需要面对西方资本的竞争，还需要面对来自官资和官企兼并的威胁，而这也往往是当时民办企业的最大威胁。

你要说从本书里能不能学到什么经营经验？那恐怕还是比较少的，本书更多的是让人看到当年的那些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看到在当初那种环境下实业救国有多不容易。

比如本书首先提到的张謇，他是1894年中的状元，这时他已经42岁了，早在1886年，他就产生过“中国需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并在家乡提倡过蚕桑，甲午战争后，他开始形成实业和教育救国的念头，我们现在网上看他的评价也是近代实业家、教育家。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纺织专业学校，开中国纺织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纺织原料供应基地，进行棉花改良和推广种植工作；以家乡为基地，努力进行发展近代纺织工业的实践，为中国民族纺织业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被称为“状元实业家”。他的“实业救国”虽不能挽救旧中国危亡，但却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1895年，他替总督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提出了“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张之洞在调任湖广总督前，授意张謇在南通筹办一个纱厂，此时，清朝甲午战败已有一年。一开始，他也有些犹豫，办厂是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但他还是答应了，其中说服自己的一个理由就是世人都说书生只会空谈，只会负气，他要做出个样子给人看看。

当年12月，张之洞正式委任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起初张謇决定纱厂是纯粹的商办，他在上海、南通、海门奔走几个月，有6个关庄布商、花布商和买办愿意和他一起集股办厂，他计划筹款60万两，沪股40万两，通股20万两，相应设立沪通董事各三人。

他选定水陆交通方便的唐家闸为厂址，取了“大生”两个字作为厂名，大生二字源自《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由通州董事先付款购买土地施工建厂。然而沪董的股款一直未到，工程只好停滞。为了筹款，张謇奔走于南京、湖北、上海、通海各地，心力憔悴，应者寥寥。无奈之下，由两江总督刘坤一做主，将之前张之洞用官款购买、搁置在上海码头三年的美国纱机作价50万两入股，这样大生纱厂便改为官商合办。

当时江宁商务局和大生纱厂已经签订了《官商合办条约》，规定将南洋纺织局现有纱机4.7万多锭连同全幅锅炉引擎，折价官股50万投资大生，也就是说官方只提供一批挤压已久的机器，并没有现金，大生至少要另外筹集商股50万两来建厂房，收购原料作为资本。在新任两江总督、南洋大臣刘坤一的过问下，1897年8月11日，张謇和官商盛宣怀达成《通沪纱厂合办条约款》，4万多锭官机对分，张謇领一半作价25万两作为大生的官股，另外25万两也由神通广大的盛宣怀帮助筹集，当年10月17日，2万多锭官机由军舰运到南通，这批机器已经在上海码头搁置5年之久，日晒雨淋，连包装木箱都破了，机器零件锈坏的占十分之三四，光是搬运和擦锈就花去6000两。然而，盛宣怀承诺的资金一直没有到位，张謇写了无数告急书，到最后一分没有兑现，张謇大为恼火，一直不能原谅盛宣怀的言而无信。

1898年3月，张謇因丁忧期满，按照惯例回京到翰林院销假。此时正是帝后两党激战方酣，维新派则爆发出强烈的政治热情。张謇协助老师翁同龢，上了不少奏议，敦促朝廷调整政策，促进工商业发展。不久翁同龢却被慈禧罢官。张謇闻讯作《奉送松禅老人归虞山》诗赠翁同龢，并前往火车站泣泪送别。张謇在北京时，有一天，天正下着票泼大雨，雷电交加。他看见许多大臣双膝跪在泥水中，仅仅是为了迎候“老佛爷”驾到。有强烈自尊心的张謇，不觉得做个这样的官员有多大的意思。历史上许多人由考上状元而官至翰林，甚至可以官至丞相。可万没想到，张断然决定弃官而从事实业。翁同龢的遭遇，也使张謇目睹了官场的险恶；7月21日，张謇也借故请假南归，继续他的“实业救国”。

在筹办大生纱厂的过程中，最初的通、沪六董中，有人退出，也有人因集股不力被撤，中途有吸收了几个人进来，最后参与建厂的4个通董比较得力，除了关庄布商沈敬夫，还包括木材商高清、典当商蒋锡坤等。在唐闸买下厂基之后，他们垫出部分股金做建筑费，着手建厂。当时对大生集股最大的要数外地为官的股东恽莘耘。在1907年召开的第一次大生股东会上，有股东质问，为什么股东恽莘耘跟办事人一样分红？张謇回答：股东分红当然不合章程，但是大生筹办的5年间困难万分，恽莘耘先后帮助集股6万两，1900年后大生渐渐稳定，恽莘耘又帮助集股6万两，合计占了全部商股的五分之一。仅恽家两兄弟的投资就有3万多两，在个人股东中最多。恽莘耘对大生并无特别的义务，对他本人却有赞助的感情，大生自1990年起有了余利，有股东提议应该给恽分红，他和各董事商议，有人觉得股东分红和厂章不合，他就提出把自己的总理红奖分出一半，沈敬夫说：“独苦总理不可，可分总理五厘，董事4人合分一成酬之。”所以，恽的所得实际上是几个办事人个人给的，和厂章并无抵触。

大生直到开机时，招股一直不顺，实收资本不足20万两，买地、建厂房，加上支付官利等其他开支，已用去19万两，资金耗尽，每天仅收棉花 一项就要1万多两，只有靠借债一条路，借债也难乎其难，无奈只有“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因为没有流动资金，张謇一度想按50万两股本，年息8厘把厂租给朱幼鸿、严信厚，只是两人贪心太重，一再压价，没有谈成。

张謇当时多数时间在南京主持文正书院，靠这份薪水养家，筹办的4年多时间里，未曾用过大生的一分钱，其他几个董事也是。张謇到上海招股没有收获，最艰难的时候，甚至没有旅费回通州。无奈间，只得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四马路卖字三天，赚取旅费。他常常跑到黄浦滩对天长叹，看江也是常叹，眼睛里泪同潮水一样涌出来，有时候旅费不够，也卖过好几回的字。状元经商，而狼狈至此，张謇在笔记中写道：那些市侩油滑的小人官吏对他冷嘲热讽，阴阳怪调，而他听着诽谤之词也不敢辩驳，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

1897年，张謇为大生起草的《厂约》开篇说：“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1899年5月23日，经过44个月漫长的筹备，大生终于正式开机。据说张謇一直不能忘怀大生最初创建时的艰苦，特地请人绘制了四副“厂儆图”，暗指创厂时遇到的事件。
第一幅是《鹤芝变相》图，寓指潘鹤琴、郭茂芝在关键时刻退股作难。
第二幅是《桂杏空心》图，指盛宣怀（号杏荪）和桂嵩请食言而肥，拒付资金。
第三幅是《水草藏毒》图，指南通知州汪树堂（汪字有水，树字含草）因不满刘坤一将地方公款拨给大生纱厂，煽动乡绅秀才发难。
第四幅是《幼子垂涎》图，指大生纱厂即将投产而资金匮乏时，浙江候补道朱幼鸿、盐务督销严筱舫企图乘人之危，低价盘下大生纱厂产权。

开机一年，大生盈利了，在支付了官股、商股的4万多官利后，还有7.8万两余利，大生熬过了严寒的冬天，此后，大生几乎年年盈利。1901年张謇等人决定再招20万两新股，一年之内就成功集到20.75万两。1904年，张謇决定扩张，筹建大生分厂。原来闪躲不肯出资的桂嵩庆此时也“自愿入股二万”。就连当初写信给两江总督刘坤一诬告张謇乱要钱的浙江候补道朱幼鸿，此时亦入股1万两。和大生一厂筹备时的艰难相比，大生二厂从筹备到开工仅29个月，很轻松地就收足了80万两股本。

大生盈利的原因主要是占有地利，靠近原料产地，可以用最优惠的价格在本地收到优质棉花；其次就是当地不缺熟练工人，且内地人工便宜，另外南通地处长江北岸，在长江口和大海之间，三面环水，地理位置独特，战争一般不太好波及这里，产品可以就地消化，也可以外销，南通以通州大布驰名，结实耐穿御寒，很受东北人欢迎，大生初创时的几个董事如沈敬夫等本身就是通州大布巨头，都有传统商业经营的经验，重视经营，所以大生产品几乎不用考虑对外开拓市场，满足本地市场就够它忙的，不过这也使得大生一直没有建立外部市场进入竞争状态，一旦本地市场出现问题，就会引发危机。

西方各国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给中国纺织市场留出了一个巨大空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1913年以后，和其他地方的纺织企业一样，大生一厂、二厂连年盈利，兴旺一时，仅1919年两厂盈利就高达380多万两，创下最高纪录。1920-1921年，上海报纸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当时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之一。大生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不过，张謇作为掌舵人，在盛极之时也不是没有警觉，他说：营业之道，先求稳固，能稳固，即不致失败，即失败亦有边际，企业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败必在轰轰烈烈之时，今吾通实业正在此时机，唯望吾实业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需坚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于诸君者，在长久之道也。

此外，大生的管理上也形成制度化，开机前，张謇为执笔的《厂约》就对自己和几个董事做了分工，职责明确，奖罚措施、利润分配方式都有具体规定，每天下午2点各部门主管举行例会，有什么问题及时在会上讨论解决。除《厂约》之外还有25个章程，规矩多达195条。还有就是不能遗漏张謇的个人影响，他有状元头衔、人脉资源，他以士绅身份，居官商之间，负责全权办厂，这是他独有的不可替代的优势，官替代不了他，单纯的商也不可能替代他。张謇和周学熙曾被合称为南张北周，但他和周不一样，在周学熙恋栈官位时，张謇已经辞去一切公职，这个决定不是轻易作出的。

大生初创主要依靠沈敬夫、高清、蒋锡坤等几位董事，尤其沈敬夫对于大生开创有特殊功勋，张謇直言，他由书生入实业，一开始得不到社会的信任，在筹款方面都需仰仗沈敬夫等人的信用。大生筹办4年，张謇奔走于南通、上海、南京，多数时间在文正书院，在第一线直接做事，硬干的一直是沈敬夫，开机之初，没有资金，全靠卖棉花和沈家的花布支撑，沈敬夫四面挪腾应急，宁可自己的布庄关门，也不让大生停秤收花。

不过沈敬夫离开大生很早，张謇和沈敬夫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开机前资金枯竭，张謇要造10间机工宿舍，沈敬夫认为7间就够了，在用人上，他们也有分歧，沈敬夫觉得外地人不如本地人朴实，1900年张謇要在厂里建一个公事厅，沈敬夫认为不必要，沈和其他同事之间也有一些矛盾，他提出辞职的直接起因是和高清大吵了一架，他辞职后，贱卖了大生全部股票，还写信给张謇要与之绝交，张謇认为沈敬夫憨直、忠实可信，只是度量不够。大生账上有一笔退隐费2000元就是给他的酬劳，送了3次他都不接受，最后张謇亲自送到他家，才勉强收下。10年后修《南通县图志》，张謇在亲自写的沈敬夫传中说，当年与自己共忧患、多次濒临危阻而气不馁、志不折、谋不二的，只有沈敬夫一人而已。

除了实业之外，张謇对教育有非常大的热情，他说自己从德国俾斯麦那里得到启示，想从教育着手救国，要办教育，不能赤手空拳，所以，只有先办实业，他觉得要普及教育就要多办小学，小学是教育之母，但是办小学需要师资，所以他第一步选择办师范。1902年，大生开机不到3年，他就筹办“通州师范学校”，那时一般叫学堂，张謇称学校还是很超前的。10年后，新生的民国教育部才通令全国学堂一律改名为学校。

建学校时，他选择了一个半废弃的千佛寺，当时寺里没有田产，只有一个和尚，安置起来比较容易，在破土动工时，工人们迷信，怕得罪神灵，也是张謇亲自动手首先拉倒一尊佛像，工人才跟着动手。测量、设计绘图都是张謇亲自动手，光填河拓地的淤泥就挖了1.4万船，到1903年建成，之后他开始住通州师范校园，通州师范对外招生，分本科和讲习科，本科生复试的试题是他亲自拟的，“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的校训出自他的演讲词，他还专门写了校歌，请上海的音乐家沈心工谱曲，并请人教唱，当中“民智兮国牢”一句，连续重复三遍，他先后请的老师有王国维、陈师曾等，还有8位日本籍教师。通州师范开学不久，他到日本考察了70天，向走在中国前面的日本学习，《大阪朝日新闻》多次报道他的行程，称他是知识精英兼实行勇士，不是一般的走马观花者。后来张謇还曾邀请美国的教育家杜威先生到南通演讲。

开办通州师范的经费大部分来自大生纱厂，在张謇主持的董事会上做出决议，原来按13份分派的余利，匀出一份，按14份分，一份作为通州师范的经费，此举得到占官股大多数的南洋大臣的同意，商股中许多股东也表示同意。通州师范耗费的钱财有三分之二来自这笔钱，其余则是他和哥哥以及沈敬夫等人从自己的分红中捐出来的。在通州师范之后，1905年他创办了女子师范学校，南通大学的前身农校、纺校、医校等专门学校也相继诞生，医学专门学校由张家兄弟私资捐办，纺织专门学校是为大生几个厂提供人才的，办学经费由大生三个厂各负担三分之一。

张謇有一次看到通州师范上课用的生物挂图，觉得教学效果不好，有意在学校旁边建一个植物园，当时他曾提议建立京师博物馆的提议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他在南通自建一个，1905年开始动工，种了大量不同品类的植物，第二年再建博物馆，后来还有动物园，合称为南通博物苑，花费约4.9万两。与博物苑相邻的南通图书馆，由他筹款2.6万两建立，每年的花费就要1.5万两。1922年，张謇70岁时，南通有60多所高小、350多所初小，还有7所初中，大体上做到了普及小学教育。

大生纱厂的出现打破了南通的千年沉寂，在这之前，南通本来是个偏处一偶的小城。随后，新企业、新事业不断出现，1910年，这个小城第一次有了夜间照明的汽灯，到1917年张謇兄弟开办通明电厂，又有了电灯。他还对公园极为看重，一连修建了五个公园，他的企业几乎吸收了当地所有的劳动力，剩下的老弱病残也被送进他办的慈善公益机构，包括南通育音堂、养老院、残废院、济良所、狼山盲哑学校等。张謇在南通的地位也一步步确立起来，南通在张謇的手里迅速变成了全国瞩目的模范城，一个繁荣富庶的地方，梁启超称之为中国最进步的城市，日本人内山完造称南通是一个理想的文化城市，当代城建学家吴良镛惊叹为近代中国第一城。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每十年要写一个总结报告，涉及中国经济、社会变化的很多方面，在1892-1901年的十年报告中有一节：张謇是使通州发展成为一个中国模范城市的主要人物。通州是一个不靠外国人帮助，全国中国人自力更生建设的城市。南通各县县长、镇守使等地方军政官员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拜访张謇。上海英文报《密勒氏评论报》主笔鲍威尔在1920年访问南通后，曾说：张謇以及他的兄长、他的儿子简直可以用君临天下一词来形容。曾在通州师范做日语翻译、辛亥革命后做过海门县议会会长的季新益回忆，在民间聚会宴客时，竟把南通纸牌中最大的那张王牌确确实实指定为张謇的代名词。

进入民国，南通被称全国模范县，1914年，熊希龄做内阁总理时，曾想全国推广南通模式，希望张謇编写一本南通自治成绩的书，分发全国，起示范作用，为此，张謇命江谦主持编印了一本《南通地方自治十九年之成绩》，不过，还没等书编成，熊内阁就垮台了。可以说南通的发展，就是从办企业入手，带动经济、教育、文化、社会全面发展，其吸引力经久不衰，直接影响和启迪了无锡荣氏兄弟、四川卢作孚等一批实业家。

在清代几百年间状元共有114人，仅江苏就有49人，然而真正脚踏实地，做出如此大事业造福于社会的只有张謇一人。1905年，他在写给农工商大臣载振的信里说，自己办厂，开垦、兴学，靠的是一友、一兄、两弟子，一友是沈敬夫，一兄是张詧，两弟子是江导岷、江谦。大生初创主要靠沈敬夫等几个元老，后来靠张詧，通州师范靠弟子江谦，通海垦牧靠弟子江导岷，博物苑用的是通州师范学生孙钺，此外，在设计建筑上用南通自己培养出来的孙支厦，水利方面用宋希尚，晚年他对沈敬夫的孙子沈燕谋也很重视，他在南通的事业靠的是这些人的支持。

大生驻沪事务所的前身是大生沪账房，后来几乎成了整个大生系统的神经中枢、金融调剂中心。大生鼎盛之时，上海等地的银行、钱庄争相给大生上海事务所提供贷款，加上宁绍帮和镇扬帮竞争激烈，他们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来借。那时，大生在银钱业眼里，简直就是香饽饽、摇钱树。大生掌握的现金最多时有两三千万，能透支的款项在五六百万之间。有熟悉当年金融行情的人说，“中国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贷款方式借钱与外商银行的，只有大生一家。”由于借贷便利，大生进入了快速扩张期。

但是好景不长，到了1921年，大生对外负债已经400万两，危机开始出现。张謇本来想在来年举办地方自治第25年报告会，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绩，不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他常引为骄傲、赖以保障南通的许多水利工程摧毁。1922年，在北京、上海报纸举办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投票选举“最景仰之人物”，张謇得票数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顶峰，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寿。也正是这一年，持续走红的市场突然走黑，棉贵纱贱，向来赢利的大生一厂亏损39万多两，二厂亏损31万多两。1922年成为大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黄金时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无奈之下，张謇寻求国外资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资金始终没有盼来，张謇向美国资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时已债台高筑，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对于股东的责难，古稀之年的张謇同样有一肚子怨言，他在股东会议上讲话表示：大生盛时，人人都说南通好，本人在二十五六年前办这个纱厂，其志不仅在纱厂，如教育、慈善、公益，都在考虑之中，并全力以赴，深感力与愿违，那时人人说好，本人觉得百端待理，不敢懈怠。等到这两年不发利息，则谣言纷起，说南通没有一个好人，我不敢说南通没有坏人，但盛极必衰，当旺盛之时，本人就想到要预防不测，目前遇到一点不顺，就变得人言啧啧，只知人利而不顾天时如何、时势如何，轻下判断，这是众口铄金。

在大生即将搁浅时，他在给股东的宣言书中表示，大生一、二两厂的股本只有369万两，而纱锭的市值在900万两以上。27年来大生仅官利就付出了1348万多两，股东所得已数倍于投资。即使大生彻底失败，他也无愧于股东。如果不是为地方自治，不是为教育、慈善、公益，对专制朝廷的高官厚禄尚且不动心，哪里会低声下气为人牛马？自己70多岁了，为人牛马30年，也可以结束了。他欠大生的债务，可以从股息和退隐费中分年偿还。股东对此不满，股东会不欢而散。（但当张说自己年老力衰，要求辞去大生三厂董事长一职时，却仍被股东公决挽留。）

张謇曾说过，他“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事实上，当时的政府对企业家行为也基本不闻不问。一个典型的例子，张謇的失败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纺织业危机，导致他的事业全面崩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没有为他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帮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纪20年代初也发生过一次经济恐慌，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紧急救济措施，为各行业提供经济贷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业、商业银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摆脱了困境，在随后的中日纱厂竞争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大生投资扩张过多，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本小事大”、“急进务广”，他建学堂、开交通、造公园、兴水利、办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厂仅为企业和公益事业的垫款就有70多万两，对其他企业的借款超过112万两，以往来名义被其他企业占用的也接近这个数字，三项合计超过了全部营运资本的45％。张謇常常以企业家之力，办社会化之事，严重拖累了大生。

另外，张謇经办的一些实业组织都不健全，没有基层负责的规定，事无巨细，表面上都要向他或者他哥哥请示，他们对于下面的实情并不完全了解，弊端很多，并且人才缺乏，尤其管理各盐垦公司的人，除了通海垦牧公司的江导岷可以独当一面，其他几乎没有第二人可以信用。同时，大生一向获利全分，首先是官利，约定是8厘，即使在筹办期间，集股面临搁浅，仍年年动用股本来支付官利，万分困难时也没有少付分毫，这是早期中国企业的通病，因为筹资难，不得已的选择，盛宣怀办轮船招商局，官利达10厘，1875-1876年盈利不足以支付10%的高额官利，也只能从流动资金中拿出来支付。

和张謇同时代的人早在1910年就指出官利是许多企业不断倒闭、不断化为泡影的原因：中国一向缺少资本，放贷利率极高，因此，投资人与此相比，要求很大的利息，但是企业的收益决不能那样巨大，尽管如此，不支付较高的股息，便难募到资金，因此不得不按高利率派息，实际上，这等于股东们在侵蚀自己的资金，他们所投资的企业一旦倒闭，受害的首先是自己。
张謇对此也很不满，希望能像外国一样，以每年营业情况为准，盈利多少，就派利多少，提奖多少，无所谓官利，也就无所谓余利，但实际上做不到。有一年年终结账，大生付给股东的息金竟然高达50%，当时已离开南通的刘厚生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觉得骇人听闻，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忠告张謇：欧美各国资本所给之股息，最多不过3%，而上海与无锡各纱厂之股息，没有超过10%者，此实在是正当办法，你们通州人，一定以多付股息为光荣，而不知其违反经济学说之原则，必须预防其危险性。张謇回信时并未引起十分注意，果然不到4年，大生就被债权人组成的银团接管。
1926年，张謇辞世，在他临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转机。张謇出殡之日，南通万人空巷，近乎全城民众都赶来为张謇送行。

对于张謇的失败，当时有人概括了二好二多和二无二差。
二好：舆论好，以状元办实业，致力地方事业；一些报道经常报道他的消息，赞誉他“执东南牛耳”。
二多：存款多，高利息、手续简便、信阳可靠，吸引了许多遗老、名士、富商的存款；同时与银行、钱庄的往来多，关系密切。
二无：无计划，办实业没有全面统筹的计划；无制度，大生早年有制度，成功之后，特别是晚年，制度形同虚设，用人、行政都交给了能干而有私心的兄长张詧，张氏兄弟一张纸条就可以让某企业、某盐垦公司到大生驻上海事务所欠几十万。
二差：舆论差，从人心向张到人心反张，张謇之子张孝若年纪轻轻就要出来选江苏省议长，以及他与军阀的关系都受到非议；团结差，内部出现问题，张氏兄弟和股东不和，张詧和侄子张孝若不和，大生其他元老与张孝若不和。

张謇晚年向让年轻的独子继承事业，而张詧与侄子时起冲突，兄弟之间微妙的矛盾逐渐表面化，但每次争执之后他都会亲到哥哥那磕头赔礼，这当中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隐情。

张謇一生坚决反对奢，认为办实业的人俭尤为重要，宁以吝自居，他晚年自号吝翁，并且他时常告诫别人不要赌钱，他自己完全不懂，也不会喝酒，看到别人穿好衣服，甚至会皱眉头不满，到晚年才有所改变，在他儿子的记忆里，他穿的衣衫，有几件差不多穿了三四十年之久。大生系统资产最多时达到2483万两，然而，张謇没有为自己积累多少私产，他每年的收入，除了家用，大半都用在了不能生利的公共事业上面。在他儿子看来，父亲事业成功的要素，包括劳苦忠实，有始有终，没有私心也是重要的一点。

胡适这样评价张謇：张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张謇独子张孝若对这一评价并不介怀，反而深有同感，“你说我父为失败的英雄，这话确当得很，就是我父亲本人也承认的，因为他生平志事没有实现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遗留了许多实地测验的具体计划，数十年来，他想办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没有成功；他想办通海一带大电力厂、大纺织印染厂，没有成功；他想垦辟沿海几百万亩的荒田，没有成功；他想疏治淮、运、江、湖、松、辽诸水道，没有成功；他想实现棉铁政策，改革盐法，和划一度量衡，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不是失败吗？”

人民网评价道：张謇是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他大器晚成，前半生勤奋读书求取功名，终于在四十一岁时一举获得状元头衔，却不满于自己当官无助于救国，毅然放弃仕途，从头再来，投身于实业和教育。之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硕果累累，开辟出多条他人未走之路，以自己的实践亲自见证了一个爱国者的满腔热情，成为历史上众人皆知的“状元实业家”。他的伟大事业为后人景仰，他的光辉成就将彪炳史册。

除张謇之外，本书还讲述了卢作孚的故事，卢作孚是中国航运业先驱，被誉为“中国船王”、“北碚之父”。 1893年4月14日出生于四川省合川县，幼年家境贫寒，辍学后自学成材，自己编著多本教材；
1910年，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投身辛亥革命；
1914年，担任合川中学教师，之后先后任报纸编辑、主编、记者；
1925年，弃学从商，奔回合川，筹办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后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不到10年，民生公司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公司。民生公司的成功，初期主要采取了避实击虚、人弃我取的经营方针，人家都拥挤在货运上，他们就从客运开始做起，人家重视长线，他就做短线。

在制度上，他们有很多创新，首先是：定期航行、新辟航线，以客运为主，避开以货运为主和船舶拥挤的航线。
其次是稳定运价，建立信誉。
第三是改进旅客服务工作，取消船工向旅客索取小费的恶习。他不断向员工解释，服务的好坏关系业务的盛衰，要求大家都能兼做服务，他也以身作则，有时甚至亲自上船为旅客服务。

从民生创业起，卢作孚一路靠的都是朋友，何北衡说过一句话：“民生公司不是实业公司，乃是朋友公司”，最初的支持尤其重要，除了他的小学老师、时任合川教育局长的陈伯遵，做过合川知县、重庆警察厅厅长的郑东琴，在民生初创时贡献很大。郑为人正直，有学问，在当地素有声望，连军阀也敬他三分。驻合川的川军师长陈书农亲口说，当年认定卢作孚实在是一个有守有为的人，所以率先赞助入股，同时劝导各将领募款入股。以小博大的“卢作孚神话”，如果背后离开了刘湘的鼎力支持，几乎不可能。

刘湘的主要幕僚刘航琛在《刘湘年谱》序言中说，1929年，刘湘有意统一川江航运，让自己的幕僚刘航琛劝说华商公司联合起来，但是航商各怀私见，不能切实合作，于是刘湘决定扶植一家中国航业公司，逐渐壮大力量，最后以这家公司为中心统一川江航运。卢作孚有头脑，有能力，为人方正，操守极佳，在峡防局局长任上颇有作为，所以虽然当时民生公司规模尚小，刘湘还是决定支持民生公司，于是请卢作孚担任新成立的川江航务管理处处长。1935年，刘湘又邀卢作孚出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扶植民生的办法除了以行政力量和四川金融界的财力给予支持，对卢作孚个人，刘湘和刘航琛等人集资5000元助他入股民生公司，使他成为享有董事会表决权的董事兼总经理，而不是只能列席董事会、只有报告义务的聘任总经理。

卢作孚当时对做官已经没什么兴趣了，但是这个职务关系到民生公司的前途，关系到川江航运的掌控权，也关系到国家利权和民族安危，于是答应任职半年，并推荐何北衡任副处长，半年后由其接任。任职期间，民生公司得到了刘湘的全力支持，加快了轮船改造和更新的步伐，增加了川江上中国轮船从未有过的救险设备、生活设施和娱乐空间，为公司迎来了良好声誉，卢作孚也在四川航运界树立了威望，使他能够顺利实现“增加资本，接受必须售卖的轮船，或合并可以合并于民生的公司”的统一川江航运的“化零为整”计划。1931年民生公司总公司迁到重庆，从此有了“长足之进展”，接连收购了多家华商轮船公司，并添购新轮。1932年又开始经营长江中下游航运业务。到1937年，民生公司已有轮船46艘，总吨位达19，182吨，成为川江上最有实力的轮船公司，成为国内航运界后起之秀。

另外，早在刘湘注意卢作孚之前，卢的才干、人品就受到另一位川系军阀杨森的器重，卢办的许多事业也曾得到川系军阀的支持。如果说卢作孚是千里马，那杨森就是那个伯乐。
杨森的名声很不好。但即便杨森坏事做绝，发现、任用、信任、支持卢作孚，也该是杨森一生的亮点。
1920年底，杨森被任命为泸永镇守使，永宁道尹，泸州也成为杨森的防区。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比邻江安县的万言书，畅谈地方政治改革与教育的关系，杨森认为：“这些说法，深获我心，我一望而知，他的建议很有价值。”写信者是江安县立中学数学教师卢思，也就是卢作孚。

转年初，杨森在泸州见到了应邀而来的卢作孚，相谈甚欢，立即延请卢作孚来泸州，任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员，卢作孚欣然同意，辞去江安教职赴任。任事不久，卢作孚即出任教育科长，开始了川南教育改革。
到杨森被赶出泸州，卢作孚在泸州只呆了一年半的时间，但就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从文化到体育卫生，卢作孚广集同道，共同推进，取得了显著成绩，获得了广泛关注。用卢作孚自己的话说，在泸州，完成了从说到干的转变。
1924年杨森奉命镇守成都，电召卢作孚任四川省教育厅长，卢作孚拒绝了官职，而是办起了成都市通俗教育馆。在成都的杨森，真是处于人生巅峰，修道路，建体育场，办通俗教育馆，不准穿长衫，不准打赤膊，推行新川政，开了个耀眼的头。但也只一年半，杨森又被赶下台，成绩斐然的卢作孚也不得不黯然离去。
两次合作，难言成功，却让二人保持了长久的交往和相互的支持。
1926年，杨森再起，占了万县，请卢作孚出任万县市政佐办，但卢作孚拒绝了，最主要的原因是，民生公司已经启航。卢作孚所能回报的是，在接民生号时停泊万县，用一个晚上草拟了万县城市建设规划交与杨森。
杨森后来以自己家乡广安为防区，也实施了文化教育的建设，卢作孚积极支持。卢作孚的事业，无论是民生公司，还是北碚乡建，杨森都给予了极大支持，尤为显眼的，就是那座惠宇，那座承载了北碚发展科学梦的漂亮大楼。这栋楼，是杨森全额捐资修建，杨森字子惠，所以此楼命名为惠宇。


卢作孚还曾在公司刊物上发布文章说：“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来的钱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卢作孚手握几千万资产，却从没想过为自己买地、买房，身后没有财产，没有储蓄，连兼职单位送的车马费都分文不留地捐出去了。许多人慕名请他兼任事业或企业的董事、董事长，最多时有几十个，包括金融企业的董事，有些是请他个人，有些是代表民生，每个兼职都有可观的车马费、津贴费，有的比他工资还高，每次单子送来，他总是写上“捐中国西部科学院”“捐兼善中学”“捐瑞山小学”等字样，这些捐赠的字条、收据现在还保存在档案馆。
他主持北碚建设，创办包括中国西部科学院等一系列事业，在全国都具有很大影响，受到各界敬重。

1938年秋，卢作孚领导民生公司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用40天时间抢运150万余人、物资100万余吨，挽救了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国民政府嘉奖；这次撤退，也被称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并且宜昌大撤退要比敦刻尔克艰巨的多。

1947年，蒋介石全面发动内战，民生公司随之陷入极大困境，到1948年3月选为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他惨淡经营一生的民生公司，已弄到“外无以偿外债，内无以供开销”，全靠借债度日。

因为交通在战争时期尤为重要，政府必然竭力要控制在自己手中。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有将民生公司收归国有的计划，1938年5月蒋介石又有将民生公司所属船只交由军政部，由运输司令部掌管分派差运的打算。卢作孚听说后，一方面主动制定了抢运存放在汉口的10多万吨军工器材的计划，一方面通过时任交通部长的张嘉璈等人设法向军政部长何应钦疏通，说明那样会导致民生公司破产，政府再另组公司也不一定有利，经过多方游说才保住了民生公司。但是这种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1938年秋宋子文又提出向民生公司投资的要求，为卢作孚所拒绝，但不得不让宋子文做民生公司董事长。宋子文做董事长后又提出由中国银行向民生公司投巨资，企图取得控股权，卢作孚再次拒绝，提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投资不能超过民生公司全部股额的30%。

1941年民生公司打算扩充新股700万元，宋子文、孔祥熙分别提出由中国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加入60%股份的要求，也被卢作孚请张嘉璈和张群出面谢绝。最后只能以民生公司所属103艘轮船为抵押发行700万元的公司债，由18家银行认购。1943年民生公司准备再发行8000万元公司债，因法币币值不稳而最终未能实行。

1950年6月，当时正在香港处理公司事务的卢作孚，在中共地下组织安排下秘密返回大陆，出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礼遇，被补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后返回重庆处理民生公司工作，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49年开始，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准备将长江上的轮船全部破坏，海船全部开到台湾。卢作孚先生在重庆和上海周密部署了长江上的轮船躲避的办法。1949年6月10日，卢作孚先生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秘密离开香港，返回内地，6月15日到达北京，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专门宴请了卢作孚先生和荣毅仁先生。在北京期间，卢作孚先生向周总理提出，通过“公私合营”的办法，将民生公司交给国家。
11月3日，卢作孚先生到香港，为保护民生公司滞留在香港、台湾和在海上的21艘海船不遭到破坏。这期间，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代表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也有代表直接接受周总理的指示。这期间，台湾也几次派要员到香港来找他，要他到台湾当“交通部长”。

1952年，“五反”运动中受别人诬陷，他不甘受辱，在重庆服安眠药自尽。卢作孚儿子评价道：“他自尊心太强了，如果自尊心不强，不会发生1952年那件事”。
卢作孚第一次当众做检讨时，他对自己被视为资产阶级是难以接受的，不光因为在当时资产阶级已被视为可耻的另类，更因为卢作孚一生提倡“造公产，不造私产”。他似乎有些愧疚，又感到很大的委屈。他没有掩盖他的情绪——对郑璧成等一批懂航运懂船的管理干部被捕或被清洗后的伤感与痛苦！在检讨的过程中，他数次流泪，甚至泣不成声。他作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批评，比如有小资产阶级意识，被城市的习惯侵蚀学会享受等，但是他对自己的总结可谓掷地有声：“我一生没有土地，没有私人投资，私人没有银行往来，没有回扣，没有受礼物，对公司有时有点欠支但立刻扣还。”

民生公司兼职研究员赵晓铃花十多年时间研究民生公司，她多方探访当年的当事人后，认为卢作孚的死，是死于他把诚信看得比性命重要，他未能兑现对民生股东们的承诺，而他的血肉之躯，亦难以承受经营多年的民生事业和员工遭受摧残，“那些如山般的猜疑、背叛、诬陷和奇艰大诽！在长时期的极度焦虑和多次重大打击之后，他选择了自杀来解脱”。

“五反”运动是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反”运动中有没有人受到诬陷？我想是有的。但正如毛泽东所言，不破不立，从被受到诬陷的个人而言，“五反”运动毫无疑问是场灾难，但从整个民族国家来说，“五反”运动则相对也有一定积极的方面，这个世界上毕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我想站在毛泽东的角度来看，只要利大于弊，那还是好的，就比如朝鲜战争，虽然牺牲了无数中国百姓的生命，但也为中国打的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为中国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但不管怎么说，对于卢作孚的自杀，我还是感到十分惋惜，关于卢作孚的自杀原因，也众说纷纭，有的说：可能是解放前卢与蒋勾结很紧，可能有政治问题，怕“五反”运动中被追出，也有人说可能是内部有派系斗争，近有轮船两艘被特务击沉，卢的周围也有特务，卢死的原因十分可疑，还有的甚至怀疑民生公司内部有职工检举卢贪污。

卢作孚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并在几方面都各有成就。他青年时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自学成材后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并以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抗日期间坐镇宜昌，组织领导宜昌大撤退，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被历史学家评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毛泽东评他是“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忘记的人”，毛泽东还表示：“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他们都是为发展我国民族工业有过贡献的人。”；蒋介石称他“作孚兄”、“民族英雄”；冯玉祥夸他是“最爱国的，也是最有作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