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读后感，以及部分原文摘选

对于法家，一方面，作为被统治阶层，法意味着各种规矩的限制，人是向往自由的，但毕竟没办法回到原始社会，所以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并且，法律的制定，也可能成为统治阶层的工具，集权专制，公器私用，严刑峻法，株连九族，苛政猛于虎，如果统治阶层制定的法律只体现个人的意志，那么制定的法律也将会是恶法，造成各种顺民愚民政策，比如西藏以前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农奴如果敢反抗农奴主，触犯农奴主利益，农奴主便要按《十三法典》或其他法律，处以各种刑罚。包括：挖眼、刖足、砍手、推崖、溺水直至砍头等。还有如印度的种姓制度，贱民就连影子也有罪。就算在一些现代国家里面，一些法律政策的制定也同样可能造成人祸，比如苏联的政策曾导致乌克兰大饥荒；美国的禁酒令曾经导致美国黑社会的发展壮大和警察的日益腐败，犯罪率不断上升；还有如一些国家的毒品合法化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等等。

并且，每个国家的法又有所不同，比如有些国家是世袭，有些是选举，有些色情和大麻合法，有些废除了死刑，有些是一夫多妻，还有些则是政教合一等等，而这些都和我国都有所不同，在我看来，法不过是一小部分人依靠国家暴力机器制定的规矩罢了。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我搞不好是要被韩非归类于五蠧之列的。在韩非的眼里，五蠹指的是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学者（指战国末期的儒家），言谈者（指纵横家），带剑者（指游侠），患御者（指依附贵族私门的人），工商之民。韩非曰：“此五者，邦之蠹也。”蠹，蛀虫；

但另一方面，虽然谁都向往自由，但我也赞同无规矩不成方圆，自由如果没有边界，那势必会侵犯到别人的自由，而且和统治阶层相比，普通民众的力量要远远小于权贵，倘若没有法制的保护，那更加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所以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对于底层民众来说，也是一种保护，这种保护也依赖于法的制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这是法家的理念，当初商鞅变法，为此不惜得罪太子，当时秦国太子犯法，商鞅直言自古变法不能成功基本上都是因为上层不遵守新法。现在太子犯法，那就要处理太子。最后因为是君王的儿子，所以不能用刑，但是教育太子的人要代替太子受罚。监督太子的赢虔被处于劓刑，教育太子的公孙贾被处于黥刑。太子犯法都被处理了，之后秦人才开始接受新法，商鞅变法才开始深入人心，但这也让商鞅成为孤臣，最后惨遭五马分尸。

对于统治阶层来说，法也是一种保护，若没有法，臣强君弱，必有祸乱，正如书中所言，大国的祸害在于大臣权势太重，中小国家的祸害在于君主身边的近臣太受宠信，比如秦国的灭亡也可以说是秦二世太崇信于赵高。同时，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国泰方能民安，国家如果混乱，自然容易引来他人觊觎，国家要想太平，则也离不开法制的建设。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乐也，国家的安定从来不能寄希望于别的国家不侵略自己，要让别的国家不敢侵略自己。

所以说，法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法律的制定也并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往往需要根据时代的需要进行变化，否则可能会引发社会动荡，很多法规其实是不合理的，或者说某段时间内是合理的，但是根据时代的发展，逐渐不合时宜；也有一些法规是合理的，但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利益，转而把其变得不合理。我国2003年的“孙志刚案”催发了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2012年的“唐慧案”则推动了劳动教养制度走向末路；2018年的宝马男被反杀事件则引发了正当防卫的改革。还有比如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即修改宪法，此次修宪，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罢工自由”才首次写入了宪法。1982年再度制定宪法，“罢工自由”被删除。这些都是法规的改变。

《韩非子》中也表示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有个宋人在田里耕作；田中有一个树桩，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在树桩上碰断了脖子死了。从此这个农人便放下手中的农具，守在树桩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自己倒成了宋国的一个笑话。现在假使还要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那就无疑属于守株待兔之类的人了。并且，刑罚轻并不是仁慈，刑罚重并不是残暴，适合社会状况行动就是了，乱世当用重典。因此，政事要根据时代变化，措施要针对社会事务，比如秦国商鞅变法，日本明治维新，俄国彼得大帝改革，都是通过变法进行图强。

法家的理论有三个关键词，分别为法、术、势。法指的是公开颁布的法律法规，术指的是君主统治臣民的统治权术，势指的是权势，主要指君王统治权力。在法家理论中，有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的说法，慎到认为君王如果想实行法治，必须重视权势，这样才能令行禁止，否则人微言轻，即便聪明如尧舜，那也会连几个普通人也治理不了，有了权势，昏庸如桀纣等人也能使天下大乱。申不害则侧重治国手段、领导艺术等，他更关注统治者如何控制和管理下属，他的术分两类，一类是通过法令来管理手下，一类是通过权术手腕来管理。不过如果太重术则也可能沦为阴险伎俩，最后反而身败名裂。所以古人认为“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止于术”。商鞅则详于法而略于术，但是法家主张的依法治国在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很难实现。韩非则被称为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是因为他把三人的理论融为一体，韩非认为申不害提倡运用术而商鞅主张实行法。所谓术，就是依据才能授予官职，按照名位责求实际功效，掌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能力。这是君主应该掌握的。所谓法，就是由官府明文公布，赏罚制度深入民心，对于谨慎守法的人给予奖赏，而对于触犯法令的人进行惩罚。这是臣下应该遵循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受蒙蔽；臣下没有法，就会在下面闹乱子；所以术和法缺一不可，都是称王天下必须具备的东西。”徒术而无法，徒法而无术，都是不可以的。

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大臣，韩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二个国家。晋国的旧法没有废除，而韩国的新法又已公布；晋君的旧法令没有收回，而韩君的新法令又已下达。申不害不专一地推行新法，不统一韩国的法令，奸邪的事就增多了。所以奸人认为旧法令对自已有利，就依照旧法令行事；认为新法令对自己有利，就依照新法令行事；他们从旧法和新法的矛盾、前后政令的对立中取利，那么申不害即使频繁地让韩昭侯运用术，奸臣仍然有办进行诡辩。所以，申不害凭借兵力雄厚的强韩，经过十七年的努力还没有成就霸业，就是因为君主虽然在上面用术，但没有在官吏中经常整顿法令，结果带来了害处。商鞅治理秦国，设立告奸和连坐的制度来考察犯罪的实情，使什伍之家同受罪责，该厚赏就一定厚赏，该重罚就一定重罚。因此秦国人民努力耕作，劳累了也不休息、追击敌人，再危险也不退却，结果使秦国国富民强，但是没用术来识别奸臣，那不过是用秦国的富强帮助群臣罢了。等到秦孝公、商鞅死后，秦惠王继位，秦国的法律没有被荒废，而张仪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逼迫韩、魏的事件上。惠王死后，秦武王继位，甘茂把秦国的力量牺牲在与周打仗上。武王死，秦昭襄王继位，穰侯越过韩、魏两国向东攻打齐国，经过五年，秦国没有增加一尺土地，而穰侯却增加了陶邑的封地。应侯范雎攻打韩国达八年之久，给他自己增加了汝南的封地。打那时以后，许多在秦国执政的人，都是应侯、穰侯一类的人物。所以打了胜仗，大臣就尊贵起来；扩大地盘，就建立了私人的封地。这是君主不能用术去了解奸邪的缘故。商鞅纵然频繁地整顿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了他变法的成果。所以凭借强秦雄厚的实力，几十年还没有成就帝王霸业，就是因为官府虽然不断地整顿法令，但君主在上面不能用术，结果带来了害处。

同时，他还认为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申不害说：“办事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越权的事即使知道了也不说。”办事不超越职权范围，可以说是守职；知道了不说，这是不告发罪过。君主用全国人的眼睛去看，所以没有比他看得更清楚的；用全国人的耳朵去听，所以没有比他听得更清楚的。假如知道了都不报告，那么君主还靠什么来做自己的耳目呢？商鞅的法令规定：“杀死一个敌人小头目，升爵一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五十石的官；杀死两个敌人小头目的，升爵两级，想做官的给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职和爵位的提升跟杀敌立功的多少是相当的。如果有法令规定：“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做医生或工匠。”那么他房屋也盖不成，病也治不好。工匠是有精巧手艺的，医生是会配制药物的，如果用杀敌立功的人来干这些事，那就与他们的才能不相适应。现在做官的人，要有智慧和才能；而杀敌立功的人，靠的是勇气和力量。如果让靠勇气和力量的人去担任需要智慧和才能的官职，那就等于让杀敌立功的人去当医生、工匠一样。所以说：申不害的术和商鞅的法，都还没有达到很完善的地步。

秦国以法家为治国思想，迅速强大并最终灭六国而一统天下，秦始皇看了韩非的文章，曾说：“寡人若能见到此人，与他交游，便是死也没遗憾了。”可见法家思想对于秦国的魅力之大。但是，有人说秦国成也法家，败也法家，秦二世而亡，陈胜吴广起义，最终导致秦国留下了一个暴秦的名声，所以后世汉代初期以黄老治国，休养生息，后续则开始独尊儒术，但尽管独尊儒术，实际上也依然是外儒内法，离不开法家。《韩非子》这本书被誉为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它是写给统治阶层看的，古时不少帝王也都是让臣民崇尚儒家，而自己却潜心学习法家，《韩非子》与《资治通鉴》也曾被列为帝王的必读之书。所以，尽管已经过去了两千多年，《韩非子》一书也没有任何佚失，也可见其价值，而反观不少古籍，则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对于当时盛行一时的儒家和墨家，韩非也是有所批判的，他认为在严厉的家庭中不会有强悍不驯的奴仆。在慈母的娇惯下却会出败家子。我由此得知威严和权势能够禁暴，而道德再好也不足以制止混乱。现在一些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一定会说：“要得民心。”如果得民心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那么伊尹、管仲就没有用处了，只要听任民众就一了百了了。民众的认识就像婴儿的心智一样，是不能信从的。婴儿不剃头就会肚痛，不剖疮就逐渐加重；而要给婴儿剃头和剖疮，必须由一个人抱着，由慈母给他处理；即使这样他还会哭喊不止，因为婴儿并不知道给他吃点小苦会带来大的好处。如今君主加紧督促开荒种田，为的是增加民众的收入，却被认为太残酷；制定刑法，加重惩罚，为的是禁止奸邪，却被认为太严厉；征收钱粮的赋税，为的是把它们用于救济灾荒、供养军队，却被认为太贪婪；使国内民众必须知道披甲上阵，而不准私自免除兵役，为的是征服敌人，却被认为太凶狠。上述四项措施，本是为了治国安民，可是民众却不欢迎。君主所以要寻求圣明通达的人，就是因为民众的认识是不能信从和作为标准。当初大禹疏通江河。而民众却用瓦石去填塞；子产提倡开荒种桑，而郑国民众却要责骂。大禹使天下人获得利益，子产使郑国得以保全，但都受到人们的诽谤，可见民众的认识显然是靠不住的。所以选拔人才时希图得到贤人智士，治理国家时指望顺应民众心理，都是造成混乱的根源，是不可能用来治理好国家的。

而且孔子、墨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墨家分为三派，他们对孔、墨学说的取舍相互矛盾，各有不同，却都称是得了孔、墨的真传，孔、墨两人不能复活，叫谁来判断社会上这些学派的真假呢？

治理国家，不是依赖人们自觉为自己办事的善行，要的是那种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要是靠人们自觉地为自己办事的善行，国内找不出十几、几十个；要是形成人们不敢做坏事的局面，就可以使全国整齐一致。治理国家的人需要采用多数人都得遵守的措施，不能用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的办法，因此不应该推崇德治，而应该实行法治。

如今的巫祝为人祈祷时总是说：“愿你长生千秋，万寿无疆！”这种千秋万岁的声音在耳边喋喋不休，可是使人多活一天的应验也没有；这就是人们看不起巫视的原因。现在世上的儒家游说君主时，不谈现在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反而说一些过去治理国家取得的功绩；不去考察官府法令这样的事务，不了解奸诈邪恶的实情，却都去称道上古流传的美谈和先王就的功业。儒家侈谈什么：“要是听从我的主张，就可以称王称霸。”这就是游说者中的巫视，实行法治的君主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明君办实事，去无用，不空谈什么仁义道德，也不听信学者的言论。

澹台子羽有着君子的仪表，孔子信以为真君子，就收他为徒；同他相处时间长了，却发现他的品行和他的容貌很不相称。宰予说起话来非常文雅，孔子相信他是真文雅。就收他为徒，同他相处时间一长，却发现他的智力远不及他的口才。因此孔子说：“按照容貌取人吧，在于羽身上行不通；按照言谈取人吧，在宰予身上行不通。”看来，即使凭借孔子那样的聪明，也还有看人失实的结论。现在流行起来的巧辩大大超过了宰予，而当代君主听起话来又比孔子还要眩惑；因为喜欢他的言论，就去任用他这个人，这怎么能不出差错呢？因此，魏国听信孟卯的花言巧语，结果带来了华阳之战的惨败；赵国听信赵括的纸上谈兵，结果造成了长平之战的大祸。这两件事，都是任用能说会道的人而铸成了大错。如果炼铜造剑时只看所掺的锡和火色，就是欧冶也不能断定剑的好坏；可是用这把剑到水上砍死鸽雁，在陆上劈杀驹马，那么，就是臧获也不会把剑的利钝搞错。如果只是打开马口看牙齿，以及观察外形，就是伯乐也不能判断马的好坏；可是让马套上车，看马究竟能跑多远。就是臧获也不会把马的优劣搞错。如果只看一个人的相貌、服饰。只听他说话议论，就是孔子也不能断定这个人能力怎样；可是在官职上一试验，用办事成效一考察，就是庸人也不会怀疑他是愚蠢还是聪明了。所以，明着手下的官吏。宰相‘定是从地方官中选拔上来的，猛将一定是从士兵队伍个挑选出来的。有功劳的人必定给予奖赏，那么俸禄越优厚他们就越受鼓励；不断地升官晋级，那么。官职越高他们就越能办事。高官厚禄，公务大治，是称王天下的正道。

只可惜，韩非虽有大才，却没有成就大功，从成绩来看，法家要属商鞅的成就最大。这并不是说商鞅要比韩非厉害，而在于他得到了明主。韩非第一不得明主，他是韩国公子，应该也有当韩王的可能性，所以也许他表现的越厉害，韩王就越忌惮。韩非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第二不得其时，韩王不能用韩非之法，第二就算用韩非之法，重用韩非，但是当时离秦国灭韩也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了，而秦国则实际上已经变法了100年以上，国力相差太远，且嬴政时期猛将如云，谋士如雨，嬴政个人能力也要比韩王强，韩国是很难承受秦国的泰山压顶，就好像蜀汉刘备虽然得了诸葛亮，但依然第一个败亡，被人评论为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是一样的道理。

《韩非子》 一书是在韩非子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文章首先两篇为《初见秦》和《存韩》，《初见秦》一文中所称“大王”，指的是秦昭襄王，但是，据史书记载，韩非在秦昭襄王时没有到过秦国，不可能向他上书；况且这篇文章主张灭韩，与韩非“存韩”的思想也不合，因此很难把它定为韩非的作品。《战国策·秦一策》也收录这篇文章，列为张仪的说词；其后又有范雎、蔡泽、吕不韦所作等说法，但目前都缺乏确凿的证据。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难言》之后的内容，讲诉了向人进言的困难以及伴君如伴虎，所以摘选部分如下：

难言：
难于进言的情况是：言辞和顺流畅，洋洋洒洒，就被认为是华而不实；恭敬诚恳，耿直周全，就被认为是笨拙而不成条理；广征博引，类推旁比，就被认为是空而无用；义微言约，直率简略而不加修饰，就被认为是出口伤人而不善辩说；激烈明快而无所顾忌，触及他人隐情，就被认为是中伤别人而不加谦让；宏大广博，高深莫测，就被认为是浮夸无用；谈论日常小事，琐碎陈说，就被认为是浅薄；言辞切近世俗，遵循常规，就被认为是贪生而奉承君主；言辞异于世俗，怪异不同众人，就被认为是荒唐；口才敏捷，富于文采，就被认为是不质朴；弃绝文献，诚朴陈说，就被认为是粗俗；动辄援引《诗》《书》，称道效法古代，就被认为是死记硬背。这些就是我难于进言并深感忧虑的原因。

所以法则虽然正确，未必被听取；道理虽然完美，未必被采用。大王若认为这些话不可信，轻则看成是说毁诽谤，重则使进言者遭到灾祸、死亡。所以伍子胥善于谋划而吴王杀了他，孔子善于游说而匡人围攻他，管仲确实贤能而鲁国囚禁他。这三个大夫难道不贤吗？但三处的君主不明智。上古有商汤，极其圣明；有伊尹，极其聪明。极其聪明的去进说极其圣明的，这样尚且多次进说不被采纳，还要亲自拿着炊具做厨师，亲近熟悉后，汤才知道他贤并重用了他。所以说：用最聪明的去进说最圣明的，未必一到就被接受，伊尹说汤就是这种情况；用聪明的去进说愚蠢的必定不被接受，周文王进说殷纣就是这种情况。所以文王进说纣而纣囚禁了他；翼侯被烤死；鬼侯被做成肉干；比干被剖心；梅伯被剁成肉酱；管仲被捆绑；曹羁逃奔陈国；伯里子沿路乞讨；傅说被转卖；孙膑在魏遭受膑刑；吴起在岸门拭泪，痛心西河将成为秦地，最后在楚国被肢解；公叔痤推荐国中杰出人才反被认作糊涂，公孙鞅出奔到秦；关龙逄被斩；苌弘被剖腹；尹子陷入牢狱；司马子期死后尸首浮在江上；田明被分尸；芯子贱、西门豹不斗而被人杀害；董安于死后被陈尸市中；宰予不能逃避田常政变；范睢在魏被打断肋骨。这十几个人，都是仁义、贤能、忠良而有本领的人，不幸遇到荒谬昏庸的君主而死去。那么即使贤圣也不能逃避死亡和刑辱，为什么呢？就是昏君难以劝谏，所以君子难以进言。况且合情合理的话是逆耳冲撞的，除非贤圣没人能听进去。

爱臣：
宠臣过于亲近，必定危及君主本身；臣子地位太高，必定取代君位；王后和妃子没有了主次等级，一定会危及正妻所生的嫡子；君主兄弟不服，必定危害国家。我听说千乘小国的国君没有防备，必定有拥有百乘兵车的臣子在他身边窥视，准备夺取他的百姓，颠覆他的国家；万乘大国的国君没有防备，必定有千乘之国的大夫窥视在侧，准备夺取他的权势，颠覆他的国家。

因此奸臣势力扩张，君主权势就会消亡。因此诸侯强大是天子的祸害；群臣太富是君主的失败。将相控制君主使私家兴盛，这是君主应排斥的。万事万物中，没有比君身更高贵、比君位更尊崇、比君威更强大、比君权更隆盛的。这四种美好的东西，不借助于外界，不求助于别人，处理恰当就都得到了。所以说：君主不能使用他的财富，最终会被奸臣窃取，这是天下的君主要牢记的。

过去商纣的灭亡，周朝的衰微，都是因为诸侯的强大；晋国一分为三，齐国被篡权，都因群臣太过富有。燕、宋的君主之所以被杀，都是因为这种缘故。所以在上对照商、周，中间对照燕、宋，都是走的这条道路。因此英明的君主蓄养他的臣下，让他们完全依法办事，立足于防备，所以君主不赦免死囚，不宽有罪犯，赦免死囚。宽宥罪犯，这叫做威势散失。国家将要倾覆，君权先旁落于大臣之手。因此大臣的俸禄即使很多，也不能凭借威势在城中炫耀；大臣党羽即使很多，也不能拥有私人兵力。所以臣子在国内不准有私人朝会，在军中任职的时候不能与他国私下交往，个人的财物不能私自借给私家。这是明君用来禁止大臣奸邪的办法。因此大臣出外不准有许多人马随从，不准在车上携带任何的兵器；如果不是传递紧急文件，车上带有一件兵器的，也要判处死刑，决不赦免。这是明君用来防备意外的办法。


主道：
道是万物的本原，是非的准则。因此英明的君主把握本原来了解万物的起源，研究准则来了解成败的原因。所以君主虚无冷静地对待一切，让事物以它反映的内容来确定名称，让事情以它自身的性质去形成。保持无成见的虚心，才知道实在的真相；保持冷静，才知道行动的准则。进言者自会形成主张，办事者自会形成效果，效果和主张验证相合，君主就能够无所事事，而使事物呈现出真相。所以说：君主不要显露自己的喜好，君主显露自己的喜好，臣下就会去粉饰自己的言行；君主不要显露自己的意图，君主显露自己的意图，臣下就会去伪装自己的观点。所以说：除去爱好，除去厌恶，臣下就表现实情；除去成见，除去智慧，臣下就告诫自己。所以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来思考，使万物处在它适当的位置上；存贤就也不表观为行动，以便察看臣下依据什么；有勇力也不用来逞威风，使臣下充分发挥他们的勇武。因此君主离开智慧却仍有明察，离开贤能却仍有功绩，离开勇力却仍有强力。群臣恪守职责，百官都有常法，君主根据才能使用他们，这叫遵循常规。所以说：寂静啊!君主好像没有处在君位上；廖廓啊!臣下不知道君主在哪里。明君在上面无为而治，群臣在下面诚惶诚恐。明君的原则是，使聪明人竭尽思虑，君主据此决断事情，所以君主的智力不会穷尽；鼓励贤者发挥才干，君主据此任用他们，所以君主的能力不会穷尽；有功劳则君主占有贤名，有过失则臣下承担罪责，所以君主的名声不会穷尽。因此不贤的却是贤人的老师，不智的却是智者的君长。臣下承担劳苦，君主享受成功，这就叫贤明君主的守常之道。

君主原则在于不能被臣下看出自己的心意，君主作用在于不能被臣下了解自己的想法；君主保持虚静无为的态度，在暗中观察臣下的过失。看见好像没看见，听见好像没听见，知道好像不知道。了解臣下主张以后，不要变更它，用验证办法来考察臣下言行是否合一。每个官职只有一人，不要让他们相互通气，那么万事万物的真相都会显露出来。君主掩盖行迹，隐藏自己的想法，臣下就无法探测；君主去掉智慧，不表现自己的才能，臣下就无法揣度。保守自我意图而验证臣下，谨慎地抓住权柄而牢固地掌握它。杜绝臣下的窥探，破除臣下的揣测，不要让人贪求君位。不能谨慎地插好门栓，不守好自己的门户，阴谋篡权的臣子就会像老虎一样闯入。不慎重从事，不掩盖真实意图，贼子就将产生。杀死君主，篡夺君位，人们没有不归附的，这样的奸臣就叫虎。在君主身边做奸臣，知晓君主过失，这样的奸臣就叫贼。君主应该解散他的朋党，收拾他的余孽，封闭他的门户，铲除他的帮凶，国家就没有老虎了。君道大不可量，深不可测，同一名实，检验法度，擅自行动的诛灭，国家就没有贼子了。因此君主有五种受蒙蔽的情况：臣下使君主闭塞是蒙蔽，臣下控制财利是蒙蔽，臣下擅自发令是蒙蔽，臣下私自给人好处是蒙蔽，臣下得以扶植党羽是蒙蔽。臣下使君主闭塞，君主就失去君位；臣下控制财利，君主就失去恩德；臣下擅自发令，君主就失去控制权；臣下私自给人好处，君主就失去英明；臣下得以扶植党羽，君主就失去支持者。这就是君主要独据、不能让臣下把持的原因。

君主的原则，以静退为贵。不亲自操持事务而知道臣下办事的拙和巧，不亲自考虑事情而知道臣下谋事的福和祸。因此君主不多说话而臣下就要很好地谋事，不作规定而臣下就要很好地办事。臣下已经提出主张，君主就拿来作为凭证；臣下已经作出事情，君主就拿来作为凭证。拿了凭证进行验核，就是赏罚产生的根据。所以群臣陈述他们的主张，君主根据他们的主张授予他们职事，依照职事责求他们的功效。功效符合职事，职事符合主张，就赏；功效不符合职事，职事不符合主张，就罚。明君的原则，要求臣下不能说话不算数。因此明君行赏，像及时雨那么温润，百姓都能受到他的恩惠；君主行罚，像雷霞那么可怕，就是神圣也不能解脱。所以明君不随便赏赐，不赦免惩罚。赏赐随便了，功臣就懈怠他的事业；惩罚赦免了，奸臣就容易于坏事。因此确实有功，即使疏远卑贱的人也一定赏赐；确实有罪，即使亲近喜爱的人也一定惩罚。疏贱必赏，近爱必罚，那么疏远卑贱的人就不会懈怠，而亲近喜爱的人就不会骄横了。

有度：
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强大，也不可能一直衰弱。君主依法办事，国家就强大；君主不依法办事，国家就衰弱。有了楚庄王、齐桓公，楚、齐就可以称霸；有了燕昭王、魏安釐王，燕、魏就可以强盛。现在这些国家都衰弱了，是因为群臣官吏都去干那些使国家动荡而不是使国家安定的事情。这些国家本已经混乱衰弱了，他们的群臣又都丢掉国法而营私舞弊，这就如同背着干柴去救火，国家会更加混乱和衰弱。

如今这个时代，一个国家能够除掉奸邪谋私之行而遵循国家法令的，老百姓就能安宁国家也就能安定；能杜绝图谋私利的行为而实行国家法令的，军队就会强大而敌人相对弱小。所以明察得失又有法度的规定，凌驾于群臣之上，那么这样的君主就不可能被臣下欺诈；明察得失而又以法度作为标准以了解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可能被天下轻重颠倒的事所欺骗。现在如果按声誉选用人才，群臣就会背离君主在私下结党营私；如果根据朋党的关系来推荐官员，那么老百姓就会致力于结党勾结而不求依法办事。官员不称职，国家就会混乱。以虚假的名声为依据奖赏，以诽谤的流言作为依据施行处罚，那么喜欢奖赏而厌恶处罚的人，就会丢掉国家法定的职责，玩弄个人手段，互相包庇利用。因此忠臣无罪却遭遇危难而死，奸邪之臣没有功劳却坐享安乐利益。这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如果像这样，群臣就会废弃法度而设法捞取个人权势，不把国家的法令当回事了。屡次进出奸臣的家门，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去；天天想着自己的好处，一点也不考虑君主国家的利益。君主的下属官吏虽然很多，但都不是朝廷所需用来尊崇君主的；各种官员虽然一应俱全，但却不是君主所需用来承担国家大事的。所以下臣我说：衰亡的国家朝廷中没有人。朝廷里没有人，不是朝廷中的臣子少了；私家致力于互谋私利，不致力于富强国家；大臣们致力于相互推崇，不致力于尊崇君主；小臣们拿国家的俸禄去培养私交，不把官员职责当回事。之所以会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君主在上面不依法决断政事，而听凭下面的大臣胡作非为。所以圣明的君主用法制来选拔人才，不凭自己的意愿来用人；按法制来考核臣下的功绩，而不靠自己的主观来推测。有才能的人不被埋没，坏人坏事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能进用，遭受诽谤的人不被免职，那么君主就能明辨臣下的功过是非而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君主依法办事就可以了。

君主的祸患在于相信别人。
相信别人，就会被别人所控制。
臣子对于他的君主，没有骨肉亲情，只是迫于君主的权势不得不侍奉。
做君主而太相信自己的儿子，那么奸臣就会利用君主的儿子来成就他的奸私。
做君主的太相信自己的妻子，那么奸臣就会利用君主的妻子而达到他个人的目的。

做君主的亲自考察百官，就会时间不够，精力不足。而且君主用眼睛看，臣子就修饰外表；君主用耳朵听，臣子就修饰言辞；君主用脑子想，臣子就夸夸其谈。先王认为这三种器官不够，所以放弃自己的才能而依赖法术，严明赏罚。先王掌握着关键，所以法令简明而君权不受侵害。独自控制四海之内，聪明多智的人不能使用欺诈手段，阴险浮躁的人不能使用花言巧语，奸邪的人就没有什么可依赖。臣子远在千里之外，不敢改变说辞；地位处在郎中，不敢隐善饰非；朝廷的群臣，集中的或单独的，不敢相互逾越职守。所以政事不多而时间有余，是君主运用权势所得来的。

所以矫正上面的过失，追究下面的奸邪，治理纷乱，判断谬误，削减多余，纠正错误，统一民众的规范，没有比得上法的。整治官吏，威慑民众，除去淫乱怠惰，禁止欺诈虚伪，没有比得上刑的。刑罚重了，就不敢因地位高轻视地位低的；法令严明，君主就尊贵不受侵害。尊贵不受侵害，君主就强劲而掌握要害。所以先王重法并传授下来。君主弃法用私，君臣之间就没有区别了。

二柄：
圣明的君主用来控制臣下的工具，不过是两种权柄罢了。两种权柄就是刑和德。什么叫刑、德？回答是：杀戮叫做刑，奖赏就叫德。做臣子的害怕刑罚而贪图奖赏，所以君主亲自掌握刑赏权力，群臣就会畏惧君主的威势而趋向君主奖赏的利诱。可是真正的奸臣却不是这样。他们对所憎恶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以惩罚；对所喜爱的人，能够从君主那里取得权力予奖赏。如果君主不能使赏罚的威严和利益掌握在自己手里，而是听任他的臣下去施行赏罚，那怎整个国家的人就会害怕奸臣而轻视君主，就都会归附权臣而背离君主了。这是君主失去刑赏大权的祸害。老虎能制服狗，靠的是爪牙；假使老虎去掉它的爪牙而让狗使用，那么老虎反而会被狗所制服。君主是要靠刑德来制服臣下的，如果做君主的丢掉刑赏大权而让臣下使用，那么君主反而会被臣下所控制了。

君主要想禁止奸邪，就要仔细去审察形名。形名就是指言论和职事。做臣下的发表一定的言论，君主根据他的言论授予相应的职事，专就他的职事责求他的功效。功效与他所作的事情相当，职事和他的言论相当，就奖赏；功效不符合职事，职事和他的言论不想当，就惩罚他。所以群臣言大功小的就要处罚；这并不是惩罚他功小，而是要罚他的功与他的言论不相当。群臣言小功大的也要罚；这不是不喜欢建立的大的功效。而是他的言行不符的危害比立下大功还要大，所以要罚。

所以君主喜欢任用贤能的人，群臣就粉饰行为来迎合君主的欲望，这样群臣的实情便不会显露；群臣的实情不显露，君主无法分辨臣下的好坏。所以越王勾践喜好勇敢，以致民众大都轻视死亡。楚灵王喜爱细腰，结果国内就有很多人为了了使腰身纤细而节食饿死。齐桓公心性妒忌而好女色，所以竖刁自行阉割以便掌官内宫。齐桓公爱好美味，易牙蒸了自己儿子的脑袋去进献。燕王子哙喜爱贤才准备将王位让贤，所以子之表面上不接受君位。所以君主流露出厌恶情绪的，群臣就会将这方面的事情掩盖起来；君主流露出喜好情绪的，臣下就会假称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君主的欲望表现出来，群臣就会借此表现自己的情态。所以子之假托贤名来篡夺君位，竖刁易牙借着君主的欲望来侵害君主。其结果，子哙因兵舌而死，齐桓公死后直到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安葬。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君主把真情流露给了臣下招致的祸害。臣下的真情不一定就是爱戴他的君主，而是看重利益的缘故。如果君主不掩盖自己的真情，不隐藏自己的意图，而使臣下有机会来侵害自己，那么群臣充当子之、田常这样的角色就不难了。所以说：去掉喜好厌恶，群臣暴露本色。群臣暴露本色，国君就不会受蒙蔽了。

八奸：
臣下得以实现奸谋的途径有八种：一是同床，二是在旁，三是父兄，四是养殃，五是民萌，六是流行，七是威强，八是四方。

什么叫同床？即宠幸夫人，受宠的年轻美貌姬妾，她们善于谄媚便巧和利用自己的姿色，这些正是君主所迷恋的。她们总是趁着君主在安居快乐、酒醉饭饱的机会，来央求她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这是让君主一定听从的手段。做臣子的通过内线用金玉财宝贿赂她们，让她们迷惑君主而答应臣子请托的事情，这就叫“同床”。

第二种是在旁。什么叫在旁？就是指倡优侏儒，君王身边的亲信是侍从。这些人在君主没下令的时候就应承，没指派任务的时候就应承，总是事先领会君主的意图，察颜观色来预先猜测君主的心意。这些人都是一致行动、一个腔调，统一口径和行动来改变君主的心意。做臣子的通过内线用金玉珍宝贿赂他们，在宫外帮他们干不法之事，让他们影响君主，这就叫“在旁”。

第三是父兄。什么叫父兄？就是指君主的兄弟叔伯，他们是君主亲近宠爱的人；大臣和朝廷的官吏，是与君主谋划国家政事的人。这些人都竭尽全力参与议政，而君主一定会听从的。做臣子的用音乐美女来侍奉君主的叔伯、兄弟，又用花言巧语来笼络大臣和朝廷管理，让他们在关键时刻进言，事成之后就进爵加禄，这样来耸恿他们，使他们干扰君主，这就叫“父兄”。

第四种是养殃。什么叫养殃？就是君主喜欢修饰宫室台池，喜欢打扮美女狗马来来使自己欢愉，这是君主的灾殃。做臣子的用尽民力来修饰宫室台池，加重百姓赋税来打扮美女狗马，这样来娱乐君主而扰乱他的心事，顺从他的欲望，而在其中夹杂私利，这就叫“养殃”。

五是民萌。什么叫民萌？即，做臣子的散发公家财物来取悦民众，行小恩小惠来赢得百姓，让朝廷民间都鼓动起来称颂自己，这样来蒙蔽君主而达到他的欲望，这就叫“民萌”。

六是流行。什么叫流行？即，作为君主，话全闷在肚里不与人交谈，很少听到臣下议论，容易被花言巧语打动。做臣子的寻求国外善辩的人，供养国内能言的人，让他们来为自己的私利进说。说出华美的言语，流利的辞句，用有利的形势来诱导他，用祸害来恐吓他，编造虚假的言辞来损害君主，这就叫“流行”。

七是威强。什么叫威强?即，统治者是靠群臣百姓来形成强大威势的。群臣百姓喜欢的，君主就喜欢；不是群臣百姓喜欢的，君主就不喜欢。做臣子的收罗带剑的侠客，供养亡命之徒，用来耀武扬威，倡言顺从他的一定得到，不顺从他的一定要死，这样来恐吓群臣百姓从而实现个人意图，这就叫“威强”。

八是四方。什么叫四方？即，做国君的，国小就侍奉大国，兵弱就害怕强兵。大国勒索的，小国一定听从；强兵压境的，弱兵一定服从。做臣子的，加重赋敛，耗尽钱粮，削弱自己国家去侍奉大国，求助大国威势来透迫自己君主；严重的，招引大国军队压境来挟制国内，轻些的，屡屡引进大国使者来震慑君主，使他害怕，这就叫“四方”。所有这八种手段，是臣子实现奸谋的途径，是当代君主受到蒙蔽挟制以至失掉权势的原因，是不可不明察的。

明君对于宫内的夫人美女，欣赏她们的美色而不理睬她们的禀告，不让她们有私人的请求。对于身边的近侍，使用他们，一定要严察他们的言论，不准夸大其辞。对于父兄和大臣，听取他们的意见，但一定要使他们用受罚担保后果，不许胡乱举荐。对于观赏玩乐的东西，在法令上一定要有依据，不准群臣擅自进献或裁减，不让群臣猜测到君主的心意。明君对恩惠的施行，凡是发放国库的财物和官仓的粮食，有利于民众的事，一定要用君主的名义，不要让臣下将恩德归于自己。对于议论，赞美称颂的人所称颂的，毁疵者所憎恶的人，一定要去核实他们的才能，查明她们的过失，不让群臣相互吹捧或诽谤。对于有勇力的人，作战立功不破格行赏，私斗犯法不赦免罪行，不让群臣用财物收买人。明君对于其他诸侯国的要求，合法的就听从，不—合法的就拒绝。所谓亡国之君，并非没了这个国家，而是这个国家的存在全然不归自己所有。让臣下用外力控制国内，就是统治者丧失自己的国家了。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而听从大国，这比不听从亡得更快，所以不去听从。群臣知道君主不听从，就不去同国外诸侯勾结；国外诸侯知道君主不听从，也就不接受臣下诈骗自己君主的胡说了。

十过：
十种过错。第一种叫献小忠，这是对大忠的祸害。第二种叫贪图小利，这是对大利的危害。第三种叫行为怪僻，自以为是，对其他诸侯国没有礼貌，这是丧身中最严重的了。第四种叫不致力于治理国家而沉溺于音乐，这是使自己走上末路的事情。第五种叫贪心固执喜欢私利，这是亡国杀身的根源。第六种叫沉溺于女子歌舞，不关心国家政事，这是亡国的祸害。第七种叫离开朝廷到远方游玩，又不听谏士的规劝，这是使自己遭受危险的做法。第八种叫有过错却不听忠臣劝谏，而又一意孤行，这是丧失好名声并被人耻笑的开始。第九种叫内不量力，外靠诸侯，这是削弱国家的祸患。第十种叫国小无礼，不听谏臣，这是断绝后代的形势。

孤愤：
当权的重臣独揽国家大权，那么外交和内政就要被他们利用。正因如此，列国诸侯不依靠他，事情就得不到照应，所以其他诸侯国就要为他们唱赞歌；各级官员不依靠他，自己的功业就得不到上报，所以各级官员都会为他们所用；君主的侍从官员不依靠他，就不能接近君主，所以他们为他隐瞒罪行；学士不依靠他，就会俸禄薄而待遇低，所以学士为他说好话。这四种辅助势力，是奸臣用来粉饰自己的手段。重臣不能忠于君主而推荐自己的政敌，君主不能越过四种帮凶来洞察他的臣下，所以君主越来越受蒙蔽，而重臣的权势越来越大。

迎合君主的心理，投合君主的好恶，本来就是重臣得以进升的途径。他们官职大，爵位高，党羽又多，全国都为他们唱赞歌。而法术之士想要求得君主重用，既没有受到信任和宠爱的亲近关系，也没有亲呢和熟悉的交情，还要用法术言论矫正君主的偏邪之心，这是与君主心意相反的。法术之士所处地位低下，没有同党孤立无援。拿关系疏远的和关系亲近、受到宠信的相争，在常理上不能取胜；拿新客和故旧相争，在常理上不能取胜；拿违背君主心意和投合君主好恶相争，在常理上不能取胜；拿地位低贱的和位尊权重的相争，在常理上不能取胜；拿一个人和一国人相争，在常理上不能取胜。法术之士处在“五不胜”的情形下，按年计算也不能晋见君主；当权重臣凭借“五胜”的条件，又日夜单独向君主进言。因此，法术之人由什么门路得到任用，而君主到什么时候才能醒悟呢？因此，凭借必定不能取胜的条件，又与重臣势不两立，法术之士怎会不危险？重臣对那些可用罪状诬陷的，就用国家法律来诛杀；对那些不能强加罪名的，就用刺客来暗杀。这样说来，精通法术而违背君主的人，不为官吏所诛杀，必定死在刺客手里了。而结党拉派串通一气来蒙蔽君主、花言巧语歪曲事实来便利私家的人，一定会受到重臣的信任。

君主的近臣不一定有才智。君主认为某人有才智而听取他的意见，然后和近臣讨论该人的言谈，这是和愚蠢的人讨论才智。君主的近臣不一定品德好。君主认为某人有美德而礼遇他，然后和近臣讨论他的品行，这是和品德不好的人讨论美德。智者的计谋由愚蠢的人来评判，贤者的品德由不贤的人来衡量，那么品德好、有才智的人就会感到耻辱而君主的论断也必然荒谬了。

想谋得官职的臣子当中，那些品德好的人将用精纯廉洁来约束自己，那些才智高的人将用办好政事来推进事业。那些品德好的人不可能用财物贿赂侍奉别人，凭借精纯廉洁更不可能违法办事，那么品德好、才智高的人也就不会奉承君主近侍，不会理睬私下请托了。君主的近臣，品行不像伯夷那么好，索求的东西得不到，财物贿赂不上门，那么精明强干者的功业就要被压制，而诽谤诬陷的话也就出笼了。办好政事的功业受制于君主的近侍，精纯廉洁的品行取决于近侍的毁誉，那么品德好、才智高的官吏就要被废黜，君主的明察也就被阻塞了。不按功劳裁决人的才智和品德，不通过事实的多方验证审处人的罪行和过错，却听从左右亲信的话，那么没有才能的人就会在朝廷中当政，愚蠢腐败的官吏就会窃居职位了。

大国的祸害在于大臣权势太重，中小国家的祸害在于君主身边的近臣太受宠信：这是君主的通病。再说臣下犯了大罪恶，君主有了大过失，臣下和君主的利益是相互不同的。凭什么这样说呢？即：君主的利益在于具有才能而任以官职，臣下的利益在于没有才能而得到重用；君主的利益在于具有功劳而授以爵禄，臣下的利益在于没有功劳而得到富贵；君主的利益在于豪杰效力，臣下的利益在于结党营私。因此国土减少而私家更富，君主地位卑下而大臣权势更重。所以君主失去权势而大臣控制国家，君主改称藩臣，相臣行使君权。这就是大臣欺骗君主谋取私利的情形。所以当代的重臣，在君主改变政治情势而仍能保持宠信的，十个中还不到两三个。这是什么原因呢？是这些臣下的罪行太大了。臣有大罪的，他的行为是欺骗君主的，他的罪行是当处死刑的。聪时人看得深远，伯犯死罪，必定不会跟从重臣；品德好的人洁身自爱，耻于和奸臣共同欺骗君主，必定不会跟从重臣。这些当权者的门徒党羽，不是愚蠢而不知祸害的人，必是腐败而不避奸邪的人。大臣挟持愚蠢腐败的人，对上和他们一起欺骗君主，对下和他们一起掠夺财物，结帮拉派，串通一气，惑乱君主败坏法制，以此扰乱百姓，使国家危殆受侵、君主忧劳受辱，这是大罪行。臣下有了大罪而君主却不禁止，这是大过失。假如君主在上面有大过失，臣子在下面有大罪行，还想要国家不灭亡，是不可能的。

说难：
大凡进说的困难：不是难在我的才智能够用来向君主进说，也不是难在我的口才能够阐明我的意见，也不是难在我敢毫无顾忌地把看法全部说出来。大凡进说的困难：在于了解进说对象的心理，以便用我的说法适应他。进说对象想要追求美名的，却用厚利去说服他，就会显得节操低下而得到卑贱待遇，必然受到抛弃和疏远。进说对象想要追求厚利的，却用美名去说服他，就会显得没有心计而又脱离实际，必定不会被接受和录用。进说对象暗地追求厚利而表面追求美名的，用美名向他进说，他就会表面上录用而实际上疏远进说者；用厚利向他进说，他就会暗地采纳进说者的主张而表面疏远进说者。这是不能不明察的。

事情因保密而成功，谈话因泄密而失败。未必是进言者泄露了秘密，而是谈话中触及到君主心中隐匿的事，如此就会身遭危险。君主表面上做这件事，心里却想借此办成别的事，进说者不但知道君主表面所做的事，而且知道他要这样做的意图，像这样的情况进说者就会身遭危险。

用人：

明君设立可以得到的赏赐，设立可以避免的刑罚。所以贤者奋力立功得赏而没有伍子胥那样的灾祸，不贤者少犯罪而不会遭到驼背被剖那样的冤枉刑罚。君主树立难以达到的标准，而去怪罪臣下没有达到，臣下就会产生私怨；臣下丢掉特长而去从事难以胜任的事情，心头就会积下怨恨。

功名：

明君立功成名的条件有四个：一是天时，二是人心，三是技能，四是势位。不顺应天时，即使十个尧也不能让庄稼在冬天里结成一个穗子；违背人心，即使孟贲、夏育也不肯多出力气。所以顺应了天时，即使不很努力，庄稼也会自然生长；得到了人心，就是不用督促，民众也能自我勉励；凭借技能。即便不急于求成，事情也会很快完成；得到了势位，即使不进取，名声也会大振。好像水的流动，好像船的飘浮，把握自然之道，推行畅通无阻的法令，所以称为明君。

有才能而没有权势，即使是贤人，也不能制服不贤的人。所以在高山上树立一尺长的木头，就能俯临千仞深的峡谷，木头并不长，而是位置高。夏桀作天子，能控制天下，不是因为他贤，而是因为他权势重；尧作普通人，不能管理好三户人家，不是因为他不贤，而是因为他地位卑贱。千钧重物依靠船就能浮起来，销株轻物没有船就沉下去，不是因为千钧轻而销铢重，而是因为有没有依靠船的浮力这种势的差别。所以短木居高临下凭借的是位置，不贤者制服贤人凭借的是权势。做君主的，天下合力来共同拥戴他，所以稳定；天下齐心来共同推举他，所以尊贵。臣下发挥特长，竭尽所能，所以忠诚。用尊贵的君主驱使忠诚的臣子，就会出现长治久安的局面，建立起功业和名望。名、实相依赖而成立，形、影相对应而出现，所以君臣愿望相同而各自要做的事情不同。君主的祸患在于没有人响应，所以说，一只手单独来拍，虽然很快，但发不出声音来。臣子的忧患在于不能专职，所以说，右手画圆的，左手画方的，不能同时成功。所以说，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君主如同鼓槌，臣子如同鼓，技能如同车，事情如同马。所以人有余力容易响应召唤，技巧高超容易办成事情。建立功业的人力量不够，亲近的人忠诚不够，成就名望的人权势不够，贴身的人不贴心，远方的人不交结，那就是名不符实了。圣人的道德如同尧舜，行为如同伯夷，但势位不为世人所拥护、就会功不成，名不立。所以古代能够成就功名的人，众人用力帮助他，身边的人真心交结他，远处的人用美名赞誉他，位尊的人用权势拥戴他，正因如此，所以君主的丰功伟绩就如同泰山一样长期在国家之中建立了起来，君主的盛名威望就如同日月一样在天地之间永放光芒。这就是尧所以能南面称王而保持名位，舜所以要北面称臣而献功效忠的原因。

亡征：

凡属君主国家弱小而臣下封地强大的，君主权轻而臣下权重的，国家就可能灭亡。君主轻视法令而好用计谋，荒废内政而依赖国外援助的，国家可能灭亡。群臣喜欢私学，贵族子弟喜欢辩术，商人将财富囤积国外，百姓崇尚武力私斗的，国家可能灭亡。君主喜好修建宫殿楼阁池塘，爱好车马服饰玩物，总是让百姓疲劳困顿，压榨挥霍百姓财物的，国家可能灭亡。办事挑选吉日良辰，敬奉鬼神，迷信卜筮，喜好祭神祀祖的，国家可能会灭亡。君主听取意见只凭爵位的高低，而不去验证意见是否正确，只通过一个人来通报情况的，可能灭亡。官职可以靠权势求得，爵禄可以用钱财买到，可能灭亡。办事迟疑而没有成效，软弱怯懦而优柔寡断，好坏不分而无一定原则的，可能灭亡。极度贪心而没有满足，追求财利而爱占便宜，可能灭亡。喜欢浮夸言辞而不合于法，爱好夸夸其谈而不求实用，迷恋华丽文采而不顾功效的，可能灭亡。君主浅薄而轻易表露感情，泄露机密而不加隐藏，不能严密戒备而通报群臣言论的，可能灭亡。凶狠暴房而不随和，拒绝劝谏而自认高强，不顾国家安危而自以为是的，可能灭亡。依仗盟国援助而怠慢邻国，倚仗强国支持而轻侮邻近小国的，可能灭亡。外来的侨居游士，把大量钱财存放在国外，上能参与国家机密，下能干预民众事务的，可能灭亡。民众只相信相国，下面不服从君主，君主又宠信相国而不能废弃他的，可能灭亡。国内的杰出人才不用，反而去搜罗国外的人士，不按照功劳考核政绩，而喜欢凭借名望任免官员，侨居游士升为高官而凌驾于本国原有大臣之上的，可能灭亡。轻视正妻嫡子，庶子和嫡子并重，太子还未确定而君主就去世了的，可能灭亡。君主狂妄自大而不思悔改，国家混乱还自我夸耀，不估计本国实力而轻视邻近敌国的，可能灭亡。国小而不处卑位，力弱而不畏强势，没有礼仪而侮辱邻近大国，贪婪固执而不懂外交的，可能灭亡。太子已经确立，君主却又娶强大敌国的女子作为正妻，太子的地位就会危险，这样一来群臣就会变心；群臣变心的，可能灭亡。胆小怕事而不敢坚持己见，问题早已发现而没有决心去解决，知道可以怎样做，但决定了又不敢去做的，可能灭亡。君主出国在外而国内另立君主，做人质的太子没有回国而君主又另立太子，这样国人就有二心；国人有二心的，可能灭亡。折磨污辱了大臣而又亲呢他，惩罚了小民而又反常地使用他，这些人心怀不满，不忘耻辱，而君主又和他们特别亲近，那么劫杀事件就会产生，劫杀事件产生的，可能灭亡。两个大臣同时得到重用，君主亲戚人多势强，内结党羽外借交援来争权势的，可能灭亡。听信婢妄的谗言，使用近臣的计谋，内外悲愤而一再干违法之事的，可能灭亡。简慢凌侮大臣，不知尊敬亲戚，劳累百姓，杀戮无辜的，可能灭亡。君主好用智巧改变法制，常用私行扰乱公事，法令不断改变，号令前后矛盾的，可能灭亡。地形不险要，城墙不坚固，国家无积蓄，财物贫乏，没有防守和打仗的准备却轻易去进攻别国的，可能灭亡。王族短命，君主接连去世，小孩子当了国君，大臣专权，扶植外来游士作为党羽，经常割地来换取外援的，可能灭亡。太子尊贵显赫，党徒人多势强，与许多大国交往密切，而个人威势过早具备的，可能灭亡。性情偏激而急躁，轻率而容易冲动，积忿易怒而不思前顾后的，可能灭亡。君主容易发怒而喜欢打仗，放松农耕而不注重军事的，可能灭亡。贵臣互相嫉妒，大臣权重势盛，在外凭借敌国，在内困扰百姓，以便攻击冤家对头，而君主不诛戮他们的，可能灭亡。君主无能而他的兄弟贤能，太子势轻而庶子势强，官吏软弱而百姓不服管教，这样的话国家就会动荡不安；国家动荡不安，可能灭亡。君主怀恨而不发作，搁置罪犯而迟迟不动刑，使群臣暗中憎恨而更加忧惧，因而长期不知结果如何的，可能灭亡。带兵在外的统帅权势太大，驻守边疆的长官地位太高，独断专行，直接处事而不请示报告的，可能灭亡。妻子淫乱，太后养奸，内外混杂串通，男女没有分别，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形成两个权力中心的，可能灭亡。正妻贱而婢妾贵，太子卑而庶子尊，执政大臣轻而通报官吏重，这样就会内外乖戾；内外乖戾的，可能灭亡。大臣非常显贵，私党人多势强，封锁君主决定而又独揽国政的，可能灭亡。豪门贵族的家臣被任用，历代从军的功臣却被排斥，偏僻乡村里有善名的人得到选拔，在职官员的功劳反被抹杀，推崇私行而轻视公功的“，可能灭亡。国家空虚而大臣殷实，常住户贫穷而客居者富裕，农民战士困顿，而工商业者得利的，可能灭亡。看到根本利益不去追求，知道祸乱的苗头不加戒备，带兵打仗的事懂得很少，而致力于用仁义粉饰自己的，可能灭亡。不遵行君主的孝道，而仰慕一般人的孝道，不顾国家利益，而听从母后命令，女人当国，宦官掌权的，可能灭亡。夸夸其谈而不合法令，头脑聪明而缺乏策略，君主多才多艺而不按法度办事的，可能灭亡。近臣得到进用而故臣却被辞退，无能得以重用而贤良却被埋没，无功的人地位显贵而劳苦的人地位卑下，这样臣民就要怨恨；臣民怨恨的，可能灭亡。父兄大臣的俸禄等级超过他们的功劳，旗帜车服超过规定的等级，宫室的供养太奢侈，而君主不加禁止，臣下的欲望就没有止境；臣下欲望没有止境的，可能灭亡。皇亲国戚和普通百姓居住在一起，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的，国家可能灭亡。

亡国的征兆，不是说国家一定灭亡，而是说它可能灭亡。两个唐尧不能相互称王，两个夏桀不能相互灭亡；灭亡或称王的关键，必定取决于双方治乱强弱的不平衡。树木折断一定由于蛀蚀，墙壁的倒塌一定是因为出现了裂缝。然而树木虽然蛀蚀了，没有大风是无法折断的，墙壁虽然有了裂缝，没有出现大雨也不会倒塌。拥有完乘兵马的君主，如能运用法术作为暴风骤雨去摧毁那些已有灭亡征兆的国家君主，那么他要兼并天下就不难了！

大体：祸和福产生于是否遵守客观法则和国家法度，而不是产生于主观上的喜爱和厌恶；荣誉和耻辱的责任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

五蠹：
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对于臣下的行事，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却根本不切合实用，结果弄得称颂先王、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推辞俸禄而不接受，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兵力不免于削弱。政局不免于混乱，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因为民众所称赞的，君主所优待的，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国家却越来越穷，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不听信高谈阔论；奖赏人们的功劳，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而民众印愿意去干，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打仗是十外危险的事情。而民众却愿意去于。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能说会道。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法治就要遭到破坏；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国家就会变得贫穷。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

难一：

晋文公准备和楚军作战，召来舅犯询问说：“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应该怎么对付？”舅犯说：“我听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战场上兵戎相见。不嫌欺诈多。您用欺诈敌人的手段就可以了。”文公辞退舅犯，又召来雍季问道：“我准备和楚军作战，敌众我寡，应该如何应对？”雍季回答说：“焚烧树林来打猎，能暂且多猎取些野兽，但以后就无法再有野兽；用欺诈的手段对待民众，暂且能得到一时的利益，但民众不会上第二次当了。”文公说：“好。”辞退了雍季。文公用舅犯的谋略和楚军作战，结果打败了敌人。回来后用封爵行赏，先赏雍季而后赏舅犯。群臣说：“城濮的胜仗，靠的是舅犯的计谋。采用了他的计谋，却在后面赏赐他，这样合适吗？”文公说：“这不是你们能理解的。舅犯的主张是权宜之计，雍季的主张才是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孔子听到后说：“晋文公能够成为霸主是完全应该的啊！他既懂得权宜之计，又懂得长远利益。”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凡是回答问题，要根据问题的大小缓急而作相应的回答。提的问题博大。却用狭小事理去回答，明君是不能接受的。现在文公问的是“以少敌众”，回答却是“以后一定不再上当”，这不是针对问题作出的回答。再说，文公也不懂得权宜之计，又不懂得长远利益。打仗如果取胜，就会国家安全，君位稳定，兵力强盛，威势确立，即使以后能出现同样情况，也不会比这次胜利获益更大的了，还担心什么长远利益不来呢？打仗如果不胜，就会国家危亡，兵力削弱，君主身死名灭，想免除眼前的灾难都来不及，哪有时间去等待长远利益呢？期待长远利益，在于今日战胜敌军；今日的胜利，在于对敌人使用欺诈手段；欺诈敌人，不过是为了长远利益罢了。所以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文公的提问。再说文公又没有理解舅犯的话。舅犯所说“不嫌欺诈多”的话，不是指欺诈民众，而是指欺诈敌人。敌人，是要讨伐的国家，以后即使不再上当，又有什么损害呢？文公之所以先赏雍季，是因为它有功吗？然而用来战胜楚国打败楚军的，却是舅犯的计谋。是因为雍季说得好吗？然而雍季说“以后不再上当”，这表明他并没有讲出什么正确意见。舅犯则已经兼有功劳和正确的意见。舅犯说：“讲究礼仪的君子，不嫌忠信多。”忠诚，是用来爱护下属的；信义，是用来不欺骗民众的。已经注意到既爱护下属又不欺骗民众，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话呢？但他之所以一定主张采用欺诈手段，因为这是战争计谋。舅犯前有正确的言论，后有战胜的功劳，结果，舅犯兼有二功却排在雍季后面，雍季没有一点功劳却排在前面受赏。“文公称霸不也是很应该的吗？”正表明孔子是不懂得正确行赏的。

历山一带的农民相互侵占田界，舜到那里种田。一年后，各自的田界都恢复了正常。黄河边的渔夫相互争夺水中高地，舜到那里打鱼，一年后，大家都礼让年长的人。东夷的陶工制出的陶器质量粗劣，舜到那里制陶，一年后，大家制出的陶器很牢固。孔子赞叹说：“种田、打鱼和制陶，都不是舜的职责，而舜前去干这些活，是为了纠正败坏的风气。舜确实仁厚啊!竞能亲自吃苦操劳而使民众都听从他。所以说，圣人的道德能感化人啊：”

有人问儒者说：“当此之时，尧在哪里？”儒者说：“尧在做天子。”“既然这样，孔子说尧是圣人又该如何解释呢？圣人处在君位上，明察一切，会使天下没有坏风气。如果种田的、打鱼的没有争执，陶器也不粗劣，舜又何必用道德去感化他们呢？舜去纠正败坏的风气，又证明尧有过失。认为舜贤，就是否定尧的明察；认为尧圣，就是否定舜的德化：不可能二者都对。楚国有个卖矛和盾的人，夸他的盾说；‘我的盾最坚固，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刺穿它。’又夸他的矛说；‘我的矛最锐利，没有什么东西刺不穿的。’有人说：‘拿你的矛来刺你的盾，会怎么样呢？’卖矛和盾的人就无法回答了。不能被刺穿的盾和没有什么刺不穿的矛，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现在尧和舜不能同时称赞，是同上面讲到的矛和盾不能同时存在有着同样道理的。再说舜纠正败坏的风气，一年纠正一个过错，三年纠正三个过错。像舜一样的人为数有限，人的寿命有限，而天下的过错却没有休止；以有限的寿命对待没有休止的错误，能纠正的就很少了。赏罚能使天下人必须遵行，命令说：‘符合条令的赏，不符合条令的罚。’法令早上下达，过错傍晚就纠正了，法令傍晚下达，过错第二天早上就纠正了；十天之后，全国都可以纠正完毕，何苦要等上一年？舜还不据此说服尧让天下人听从自己，却要亲自操劳，不也是没有统治办法吗？况且那种自身受苦感化民众的做法，是尧、舜也难以做到的；据有势位而纠正臣民的做法，是庸君也容易做到的。要想治理天下，放弃庸君都容易成功的方法，遵行尧、舜都难以实行的办法，是不能说他懂得治国之道的。”

管仲有病，齐桓公前去探望，询问说：“您病了，万一不幸寿终死去，有什么话准备告诉我？”管仲说：“您就是不问我，我本来也要告诉您的。希望您赶走竖刁，除去易牙，远离卫公子开方。易牙为您主管伙食，您只有人肉没吃过，易牙就把自己儿子的头蒸了献给您。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儿子的，现在易牙不爱自己儿子，又怎么能爱您呢？您本性好妒而喜欢女色，竖刁就自己施行宫刑，以便管理宫女。人之常情没有不喜爱自己身体的，竖刁连自己身体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卫公子开方侍奉您十五年，齐国和卫国之间要不了几天的行程，开方丢下自己母亲，做官很久也不回家，他连自己母亲都不爱，又怎么能爱您呢？我听说：‘弄虚作假的不会长久，掩盖虚假的不能持久。’希望您能远离这三个人。”管仲已死，桓公不按他的话去做。等到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埋葬。

有人说：管仲用来面告桓公的话，不是懂法度的人所说的话。要除去竖刁、易牙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不看重自身，而去迎合君主的欲望。管仲说“不爱自身，又怎么能爱君主”，那么臣下有拼死出力来为君主的人，管仲就不会任用了。他会说“不爱惜自身而拼死出力的人，怎么能爱君主”。这是要君主去掉忠臣啊。况且用不爱自身来推断他不爱君主，这就可以用管仲不能为公子纠而死来推断管仲不能为桓公而死，这样管仲也在应当除去的范围之内了。明君的原则不是这样，他会设置臣民所希望的东西来求得他们立功，所以制定爵禄而鼓励他们；设置臣民所厌恶的东西来禁止奸邪行为，所以建立刑罚来威慑他们。奖赏守信而刑罚坚决，所以君主在臣子中选拔有功的人而奸人不会被任用，即使有竖刁一类的人，又能把君主怎么样呢？况且臣下尽死力来换取君主的爵禄，君主设置爵禄来换取臣下的死力。君臣之间，不是父子那样的亲属关系，而是从计算利害出发的。君主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尽力，奸邪也不会产生；君主没有正确的治国原则，臣下就会对上蒙蔽君主而在下谋取私利。管仲对桓公没有阐明这种法术。他让桓公赶走竖刁，另一个竖刁又会出现，这不是杜绝奸邪的方法。再说桓公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得埋葬的原因，是臣下的权力过大。臣下权力过大的结果，就是挟持君主。有了挟持君主的奸臣，君主的命令就无法下达，群臣的情况也不能上通。一个人的力量能隔断君臣之间的联系，使君主听不到好坏，不了解祸福，所以有死后不葬的祸患。明君的治国原则：一人不兼任他职，一职不兼管他事；地位低的人不必等待地位高的人来推荐，大臣不必通过君主近侍来引见；百官都能逐级上通，群臣好象车幅聚集到中心一样归附君主；受赏的人君主能了解他的功劳，受罚的人君主能知道他的罪过。君主事先对群臣的功过了解得清楚，然后进行赏罚，就不会受蒙蔽，怎么会有死后不葬的祸患呢？管仲不对桓公讲明这个道理，只是让他赶走三个人，所以说管仲不懂法度。

赵襄子被围在晋阳城中，晋阳解围后，他奖赏有功的五个人，高赫是受赏的首位。张孟谈说：“晋阳的战事，高赫并没有大功，现在成了第一个受赏的，为什么？”赵襄子说：“晋阳的战事，我的国家危急，宗庙快完了。我的群臣没有一个不对我表现出骄傲轻慢样子的，只有高赫不失君臣之礼，因此先奖赏他。”孔子听到后说：“善于奖赏啊！襄子奖赏一个人，能使天下做臣子的没有一个敢失礼了。”

有人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善于赏罚的人，百官不敢越权，群臣不敢失礼。君主设置法令，臣下没有奸诈之心。这样的话，就可以算是善于赏罚了。假使襄子被围晋阳时，不能做到令行禁止，这就等于襄子失掉了国家，晋阳没有了主子，还有谁替他守城呢？现在襄子在晋阳被围，智伯引水灌城，石臼、锅灶进水，成了乌龟出没场所，而百姓没有背叛，证明君臣关系密切。襄子有君臣关系密切的恩泽，掌握着令行禁止的法令，这样也还有骄傲轻慢的臣子，证明襄子失于惩罚。做臣子的，谋事有功就赏。现在高赫仅仅是不骄傲轻慢，襄子却赏他，这是失于奖赏。明君赏赐不授给无功的人，惩罚不施于无罪的人。现在襄子不责罚骄傲轻慢的臣子，而奖赏没有功劳的高赫，哪里看得出襄子是善于奖赏的呢？所以说，孔子不懂得何为善于奖赏。

晋平公和群臣一起喝酒。喝得痛快了，于是感概地说：“没有谁比做君主更快乐的了，只有他的话没人敢于违背。”师旷在前面陪坐，拿，起琴撞了过去。平公拉开衣襟躲避，琴在墙上撞坏了。平公说：“太师撞谁？”师旷说：“现在边上有个小人说话，所以撞他。”平公说：“是我呀。”师旷说：“呀！这不是做君主的应该说的话。”近侍要求处罚师旷，平公说：“免了，把这作为我的鉴戒。”

有人说：平公失去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去了做臣子的礼节。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给予惩罚，这是君主对臣下应有的做法；认为对方行为不对，就陈述自己的意见，如果善意劝告仍然不听，就离开他，这是臣下对君主应取的态度。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不去陈述臣子的忠告，而用君主才能使用的惩罚，拿琴去撞平公的身体，这是颠倒了君臣的位置，因而失掉了臣下的礼节。做臣子的，君主有过失就规劝，规劝不听就放弃爵禄，来等待君主的省悟，这是臣下应有的礼义。现在师旷认为平公的行为不对，就拿琴去撞平公身体，即使严厉的父亲也不会这样对待儿子，但师旷却用来对待君主，这是大逆不道的做法。臣下做了大逆不道的事，平公反而高兴地听从，这是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所以平公的言行是不能张扬的，它会使君主在听劝上犯错误而觉察不到错误；师旷的行为也不能张扬，它会使奸臣袭用极谏的美名来掩饰杀君的行径。这两种做法都是不能张扬的，也就是双方都犯了错误。所以说：平公失掉了做君主的原则，师旷失掉了当臣子的礼节。

齐桓公时，有个没做官的读书人名叫小臣稷，桓公去了三次也没能见到他。桓公说；“我听说布衣之士不看轻爵禄，就没有轻视大国君主的资本；大国君主不爱好仁义，也就没有谦卑地对待布衣之士的肚量。”于是去了五次才见到小臣稷。

有人说：“桓公不懂得仁义。所谓仁义，就是为了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而不顾及个人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才叫仁义。所以伊尹认为中原国家混乱，通过做厨师向成汤献策求得任用；百里莫认为秦国混乱，通过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他们都是忧虑天下的灾害，奔赴国家的祸患，因而不顾及卑贱的地位和屈辱的待遇，所以叫做仁义。现在桓公以大国君主的势位，谦卑地去见一个普通的读书人，打算是忧虑齐国的政事，而小臣稷不愿出来做官，足见小臣程忘记了民众。忘记民众不能叫做仁义。所谓仁义，是不失掉当臣子的礼节，不颠倒君臣之间的位置。因此国境之内，拿着鸟兽朝见君主的，叫做臣；臣子的下属官吏按不同职务掌理政事的，叫做萌。现在小臣稷在民萌之列，又违背国君的愿望，因而不能叫做仁义；仁义不在小臣程处，桓公却又跟着礼遇他。假使小臣稷有智慧才能而躲避桓公，则是躲避，应当对他用刑；假使小臣稷没有智慧才能而平白无故地在桓公面前倨傲逞强，则是欺骗，应当把他杀掉。小臣稷的行为，不是该罚就是该杀。桓公不能整治君臣关系而去礼遇该罚该杀的人，这是桓公用轻视和侮慢君主的风气来教化齐国，是不能用来作为治国之道的。所以说；桓公不懂得仁义。

晋齐靡笄之战，晋中军司马韩厥将斩人。主帅郤克听说后，驾车前去救人。等他赶到，人却已给斩了。郤克就说：“为什么不用他巡行示众？”郤克的侍仆说：“先前您不是要救他吗？”郤克说：“我怎敢不为韩厥分担别人的非议呢？”
　
有人说：“郤克的话，不能不加考察，它不是分担非议的。韩厥要斩的如果是罪人，就不能去救；救有罪的人，是法令败坏的原因；法令败坏，国家就混乱了。如果不是罪人，郤克就不能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劝韩厥把尸体巡行示众，这就便无辜的人更加冤枉；双重冤枉，正是民众产生怨恨的原因；民众有怨恨，国家就危险了。部克的话，不是危险就是混乱，不能不明察。况且韩厥要斩的若是罪人，谷阝克要分招什么非议呢？要斩的如果不是罪人，那么已经斩杀了，郤克才到，这是韩厥的非议已经构成而郤克后来方才赶到。郤克说把尸体巡行示众，不足以分担斩人的非议，而又产生巡尸的非议，这就是郤克所谓的分担非议。过去商约造出炮格之刑，崇侯、恶来又说斩涉水者的小腿，哪里就分担了对纣的非议？况且民众对亡面按法办事的希望是很强烈的，假使韩质没能做到，民众就会希望郤克做到；现在郤克一样没有做到，那么民众对上面就绝望了。所以说：郤克的话不是分担别人对韩厥的非议，而是增加了非议。再说部克前去救人，是认为韩厥错了；不讲清他做错的原因，而劝他拿尸体巡行示众，这是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错。使下而的民众对上面绝望，又使韩厥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我不知道郤克是怎样来分担非议的。

齐桓公解了管仲的捆绑而任他为相。管仲说：“我已经得宠了，但我地位低下。”桓公说：“把你的地位提到高、国两大贵族之上。”管仲说：“我地位尊贵了，但我还贫穷。”桓公说：“让你享有俸禄丰厚的家业。”管仲说：“我富裕了，但我和您的关系还疏远。”于是桓公把他立为仲父。霄略说：“管仲认为地位低下的人不能治理地位尊贵的人，所以要求位在高、国两大贵族之上；认为贫穷的人不能治理富裕的人，所以请求有俸禄丰厚的家业；认为和君主关系疏远的人不能治理和君主关系亲密的人，所以得到了仲父的称号。管仲并非贪心不足，而是为了便于治理。”

有人说：假使让奴仆奉君命去告知卿相，没谁敢于不听，这不是因为卿相地位低下而奴仆地位尊贵，而是因为君命下达，没有人敢于不从。假使管仲治理国家而不遵循桓公的旨意，即是没有君主，国家没有君主就不能进行治理。如果凭借桓公的威势，下达桓公的命令，这是奴仆都可以取信于人的条件，何必要等待像高、国、仲父之类的高贵地位，然后才能行事呢？当今行事、都巫这些小官下达征兵征税的命令。不回避尊贵的人，不欺侮卑贱的人。所以，如果依法办事，即使宦官也可使卿相信从；不依法办事的话，即使大官也会在民众面前感到理亏。现在管仲不致力于尊敬君主、彰明法度，而干着增加宠信和爵禄的事情，这要不是管仲贪心富贵，就一定是他糊涂而不懂得法术。所以说：管仲有错误的行为，霄略有错误的赞美。

韩宣王向樛留询问：“我想同时重用公仲和公叔，可以吗?”樛留回答说：“过去魏国同时重用楼鼻、翟强而丧失了黄河以西的领土，楚国同时重用昭、景两大姓而丧失了鄢、郢两地。现在您要同时重用公仲、公叔，他们必将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国家就一定要有忧患了。”
有人说：过去齐桓公同时重用管仲、鲍叔，成汤同时重用伊尹、仲虺。如果同时重用两个大臣是国家的忧患，那么桓公就不能称霸，成汤就不能称王。齐湣王只重用一个淖齿，结果自己被淖齿杀死在东庙；赵武灵王只重用一个李兑，结果自己被李兑围困饿死。君主有术，同时重用两个人也不构成忧患；君主无术，同时重用两个人就会导致内争权势而外通敌国，重用一个人就会导致大臣专权而劫杀君主。现在樛留不能用术去劝说君主，却叫他的君主不同时重用两个人而只重用一个人。这种做法，若没有丧失西河、鄢、郢的忧患，就定有杀身饿死的祸害。即是说，樛留没有好见解向君主恰当进言。

难二：
齐景公走访晏子，说：“您的住宅太小，又靠近集市，请把您家搬到豫章的园地去。”晏子拜了两拜推辞说：“我家穷，靠上集市买东西吃，早晚都要赶集，不能离得远。”景公笑着说：“您家人熟悉市场行情，知道什么贵什么便宜吗?”这时景公刑罚繁多。晏子回答说：“断脚人穿的踊贵，常人穿的鞋便宜。”景公说：“什么缘故?”晏子回答说：“刑罚太多。”景公惊讶得脸色大变，说：“我大概太残暴了吧！”于是减去五种刑罚。

有人说：晏子说踊贵，不是他的真心话，是想借此来劝说景公不要多用刑罚。这是他不懂治国之道的过错。刑罚恰当不嫌多，刑罚不当不在少。晏子不以刑罚不当告诉景公，而以用刑太多劝说景公，这是不懂法术的过错。打败仗的军队被杀掉的人虽以千百计算，还是败逃不止；即使治理祸乱的刑罚用得唯恐不够，奸邪还是不能除尽。现在晏子不去考察景公的刑罚是否用得恰当，却拿刑罚太多劝说景公，不是很荒唐吗？爱惜茅草便会损害庄稼，宽容盗贼便会伤害良民。现在减轻刑罚，实行宽惠，就是便利奸邪而伤害好人，这不是用来治国的办法。

齐桓公喝酒喝醉后，丢了帽子，他觉得丢人，三天不去上朝。管仲说：“这是做国君的耻辱，您何不用搞好政事来洗刷它呢?”桓公说：“您的意见多么好啊！”于是开仓贩济贫苦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过了三天，民众就唱道：“桓公为什么不再丢失帽子呢！”

有人说：管仲在小人中洗刷了桓公的耻辱，却在君子中滋长了桓公的耻辱。假使桓公开仓赈济贫苦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不合乎义的话，就不能洗刷耻辱；假使这样做是合乎义的，桓公不及时去做，而要等到丢了帽子才去做，那么桓公的行义岂不是为的丢了帽子？这样说来，即使在小人中洗刷了丢帽的耻辱，却又在君子中滋长了失义的耻辱。况且开仓赈济穷人，这是赏赐无功的人；审查囚犯放掉轻罪的人，这不是惩罚有罪的人。赏赐无功的人，民众就会侥幸地希望从君主那里获得意外的赏赐；不惩罚有罪的人，民众不受惩罚就容易为非作歹。这是国家混乱的根源，怎能用来洗刷耻辱呢?

从前周文王侵占盂地、攻克莒地、夺取酆地，办过三件事后，引起了纣王的厌恶。文王于是很害怕，要求进献给纣王洛水西边、赤壤地方方圆千里的土地，用来请求废除炮烙这种酷刑。天下人都很高兴。孔子听到后说；“文王真仁慈啊！不看重方圆千里的土地而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文王真聪明啊！献出方圆千里的土地而得到天下的人心。”

有人说：“孔子认为文王聪明，不也是错的么？聪明的人，是能够知道祸难所在从而避开的人，因此自身不会遭到祸患。假使文王被纣王憎恨的原因，是因为文王不得人心吧，那么文王虽用求得人心的办法来解除纣王的憎恶也是可以的。纣王因文王大得人心而厌恶他，他自己又轻易放弃土地而争取人心，这就更使纣王怀疑。正因如此，他才被戴上刑具监禁在羑里。郑长者说过：“能领会和实行道的人是无所作为、无所表现的。”这话最适用于文王了，这样做就可以不使人怀疑他。孔子认为文王聪明，还没有达到郑长者论点的水平。

晋平公问叔向说：“从前齐桓公多次会合诸侯，匡正天下，不知靠的是臣子的力量，还是君主的力量？”叔向回答说：“管仲善于裁剪，宾胥无善于缝纫，隰朋善于镶边，衣服做成了，君主拿起来穿上。这是臣子的力量，君主出了什么力呢？”师旷趴在琴上笑起来。平公说：“大师笑什么？”师旷回答说：“我笑叔向回答君主的话。大凡做臣子的，好比厨师调好了五味送给君主吃。君主不吃，谁敢强迫他呢？让我打个比方：君主好比土地，臣子好比草木。一定是土地肥好，然后草木才茂盛。这是君主的力量，臣子出了什么力呢？”

有人说：叔向、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匡正天下，多次会合诸侯，是美好事业中最大的了，不独是君主的力量，也不独是臣子的力量。过去宫之奇在虞国，僖负羁在曹国，两位臣子才智之高，能使说的话都合于事实，行动都合于功利，虞、曹终于都灭亡了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有好的臣子却没有好的君主。再说蹇叔在虞国时虞国灭亡，到秦国后秦国称霸，并非蹇叔在虞国就笨，到秦国就聪明，而是取决于有没有好的君主。叔向说靠臣子的力量，是不对的。过去桓公宫中有两处集市，妇女住所有二百处，桓公披头散发去玩弄妇女。得到管仲，成为五霸中居于首位的人；失去管仲，得到竖刁而自身死亡，蛆虫爬出门外也得不到安葬。如果认为不是臣子的力量，就说不上因为管仲而称霸；如果认为是君主的力量，就谈不到因为竖刁而产生祸乱。过去晋文公爱恋齐女而不想回国，狐偃极力劝谏，结果才使他返回晋国。所以齐桓公因管仲而会合诸侯，晋文公因狐堰而称霸天下，而师旷说这是靠君主的力量，也是不对的。所有春秋五霸能在天下成功扬名的原因，一定是君臣都出力了。所以说：叔向和师旷的回答都是片面的说法。

齐桓公时，晋国客人到了，负责接待的官吏请问用什么礼仪。桓公说了三遍“告诉仲父管仲去”。优人笑着说：“做君主真容易啊！一声仲父，二声仲父的。”桓公说：“我听说做君主的要寻求人才很费力，使用人时就安逸了。我得到仲父已费力过了，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能容易呢？”

有人说：桓公回答优人的话，不像做君主的人该讲的话。桓公认为君主寻求人才费力，寻求人才有什么费力呢？伊尹自己去做厨师向商汤献策求得任用，百里奚自己去做俘虏向秦穆公献策求得任用。做俘虏是耻辱的事，做厨师是羞耻的事。蒙受羞辱来接近君主，因为贤人忧虑天下的心情非常急切。那么君主只要不拒绝贤人就足够了，寻求贤人并不是君主的难事。况且官职是用来任用贤人的，爵禄是用来奖赏功劳的。设置官职，安排爵禄，人才自会到来君主有什么费力呢？使用人也不是安逸的事。君主虽然是使用人，但必须用法度来衡量他们，用名实是否相符来检验他们；事情合于法就实行，不合于法就禁止；功劳同主张相符就赏，不符就罚。用名实相符来选用臣子，用法度来衡量臣下，这是不可以放弃的，做君主的哪能安逸呢？

寻求人才不费力，使用人才不安逸，桓公说“寻求人才费力，使用人才安逸”，这话不对。况且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管仲不为他的主人公子纠殉身而顺帧桓公，鲍叔不看重自己的职位而让给有才能的管仲担任，桓公得到管仲并不难，是很明白了。已经得到管仲之后，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啊？管仲并不是周公旦。周公旦代行天子之事七年，成王长大后，他便把政权交给成王，周公旦不是为自己得天下着想，而为了尽他的职责。不篡夺幼君的君位而去治理天下的人，必定不肯背叛已死的君主去侍奉先君的仇敌；背叛先君而去侍奉先君仇敌的人，一定不难于夺取幼君的君位而统治天下；不难于夺取幼君君位而统治天下的人，一定不难于夺取他的君主的国家。管仲是公子纠的臣子，谋杀桓公而没有得逞，他的主人死了，又去做桓公的臣子，管仲的取舍不像周公旦，是可得而知的。假使管仲是个大贤人，他将成为商汤和周武王。商汤和武王是夏桀和商纣的臣子；夏桀和商纣政治混乱，商汤和武王就夺取了他们的君位。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这就好比有桀、纣一样的行为而处在汤、武之上，恒公是很危险的。假使管仲德行不好，他将成为田常。田常是齐简公的臣子，结果杀死了君主简公。现在桓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管仲之上，这就好比简公掉以轻心地处在田常之上，桓公又很危险了。管仲不是周公旦已经清楚了，但是他将做汤、武还是做田常，不得而知。如果做汤、武，桓公就有桀、纣的危险；如果做田常，桓公就有简公的祸乱。已经得到管仲之后，桓公哪里就能掉以轻心呢？假使桓公任用管仲时，确实知道他不会欺骗自己，证明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但是虽说桓公能识别不欺骗君主的臣子。现在他像信任管仲那样使用竖刁、易牙，以致死后蛆虫爬出门外还不能安葬。桓公不能识别臣子欺主还是不欺主，已是很明白的了，而他任用臣子又是那样专一，所以说：桓公是昏庸糊涂的君主。

李克治理中山，苦陉县令年终上报时钱粮收入多。李克说：“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没有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源而收入多的，这种收入叫做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你就此免除职务吧。”

有人说：李克提出的论点说：“言语动听，听了使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这种话叫做窕言。”动听不动听在于说话的人，喜欢不喜欢在于听话的人：说话的人不是听话的人。所谓说话不符合常理，不是指听话的人，必定指听到的话。听话的人不是小人就是君子。小人不懂得常理，一定不能用常理去度量它；君子用常理去度量它，一定不会喜欢究言的。所谓“言语动听，听了叫人喜欢，但不符合常理”，一定是不可靠的话。收入多叫做窕货，不是到处都行得通的道理。李克对于奸邪的行为不及早禁止，一直等到年终上报，这是李克造成了过错。李克没有办法去了解情况而只知道收入多了；收入多，是因为庄稼丰收，即使有加倍的收入，又怎么样呢？农耕顺应自然的变化，种植根据四季作合理的安排，没有种早、种迟的失误和天寒、天热的灾祸，收入就多。不用小事妨害要务，不用私欲妨害耕织，男子尽力于农耕，女子致力于纺织，收入就多。注意饲养牲畜的道理，按照土地的情况合理种植，六畜兴旺，五谷善殖，收入就多。善于权衡计算，周密了解地形、舟车和机械的作用，花的力气少，得到的功效大，收入就多。使商市、关口、桥梁便，利于通行，能用自己已有的东西换取没有的东西，客商闻风而至，外来的货物存放下来，节俭财用，节约衣食，宫室、器具合于实用，不贪图珍贵的玩物，收入就多。收入增多，都是人为的结果。至于自然界的情况，风雨适时，冷暖适宜，土地不增加，却有丰收的年景，收入就多。人的努力，天时的作用，这两方面都能使收入增多，并不是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不因为山林川泽给予的利益而收入多，却硬把它们叫做窕货，是不懂法术的言论。

赵简子包围卫国国都的外城，拿着用犀牛皮做的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达不到地方，击鼓奋进，然而战士却不响应。简子扔了鼓槌说：“哎呀！我的战士这么快就疲困了。”外交官烛过脱下头盔回答说：“我听说：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过去我们的先君晋献公吞并了十七个国家，迫使三十八个国家顺服，打了十二次胜仗，用的是这些民众。献公死了，惠公即位，他荒淫无度，残暴昏乱，喜欢美女，秦人肆意入侵，离晋都绛城只有十七里，用的也是这些民众。惠公死，文公继承君位，围攻卫国，得到邺地；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军，在天下得到霸主之名，用的也还是这些民众。只有君主不会使用战士的，战士没有会疲困的。”简子于是拿下大小盾牌，站在箭和滚石够得着的地方，击鼓奋进，战士闻声响应，打了个大胜仗。简子说：“我与其得到一千辆兵车，还不如听到外交官烛过的一番话。”

有人说：外交官烛过没有拿出什么道理来进说，只是说晋惠公用这些人而失败，晋文公用这些人而称霸，没有指出用人的办法。简子不该这么快就丢掉大小盾牌。父亲被包围，儿子不怕箭和滚石的危险去救的，是因为孝子爱父。孝子爱父，百人中才有一个。现在认为君主处在危险之中而战士尚可打仗，就是认为分属于各个宗族的战士对于君主，都像孝子爱父一样，这是外交官的谎言。好利恶害，是人固有的本性。赏赐多而严守信用，人们就不怕敌人；刑罚重而一定实行，人们就不敢败逃了。为了君主而义无反顾地牺牲自己，几百人中挑不出一个；喜欢得赏而害怕犯罪，没有一个人不是这样的。统率士兵的人不采用必要的术数，而根据百人中没有一个能做到的行为，说明外交官并不懂得使用战士的办法。

难三：
鲁穆公向子思询问道：“我听说庞氏的孩子不孝顺，他的行为怎么样？”于思回答说：“君子尊重贤人来祟尚道德，提倡好事来给民众作出表率。至于错误行为，那是小人才会记住的，我不知道。”子思出去了。子服厉伯进见，穆公问他庞氏孩子的劣行，子服厉伯回答说：“这孩子的过错有三条。”都是穆公不曾听说过的。从此以后，穆公看重子思而看轻子服厉伯。

有人说：鲁国的君权，三代都被季孙氏控制着，不是应该的吗？明君发现好事就给予赏赐，发觉坏事就给予惩罚，两者目的是一致的。所以把好事报告给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喜欢好事的；把坏事报告给君主的人，也就是和君主同样厌恶坏事的：都是应该奖赏和赞誉的。不把坏事报告给君主，是和君主离心离德而和坏人紧密勾结的行为，这是应该贬斥相处罚的。现在于思不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却尊重他；厉伯把庞子的过错告知穆公，穆公却鄙视他。人的心情都是喜欢受尊重而厌恶被鄙视的，所以季氏已酿成祸乱了，却没人向上报告，这就是鲁君被挟持的原因。况且这种亡国的风气，是陬、鲁地方的人自我欣赏的东西，而穆公偏偏予以推崇，不是弄反了吗？

晋文公为公子时，出逃到蒲城，晋献公派宦官披前去进攻。披斩断了文公的衣袖，文公出逃到狄。晋惠公即位，又派披到惠窦攻杀文公，没有抓到。等到文公返回晋国，披求见文公。文公说：“蒲城的事，献公限令你过一夜赶到，而你当天就赶到了；惠窦的事，惠公限令你过三夜赶到，而你过了一夜就赶到了，干吗那样快啊！”披回答说：“君命说一不二。除掉君主仇敌，唯恐不能完成，我管你什么蒲人、狄人呢？现在您即位了，难道就没有追到蒲、狄那样的仇人吗？再说齐桓公能不记管仲射中带钩的事，而任他为相。”文公于是接见了披。

有人说：齐、晋灭亡，不是理所当然的吗？齐桓公能任用管仲建立功业，却忘掉他射中钩带的仇恨；晋文公能听从宦官的说辞，却饶恕他斩断衣袖的罪责：桓公、文公是能容忍他们的人。后代的君主，明智比不上桓公、文公；后代的臣子，德行比不上管仲和披。不忠的臣子去侍奉昏庸的君主，君主不察觉，就会出现公孙操杀掉燕惠文王、子罕杀掉宋桓侯、田常杀掉齐简公这样的祸害；君主察觉了，奸臣就会用管仲、宦官披的事例来自我开脱。君主如果不处罚他们而自以为有齐桓公、晋文公的德行，就是用仇人为臣而不能洞察阴谋，反而给他们提供很多活动条件，自认为他们都是贤臣而不加戒备。那么他们即使丧失了政权，不也是理所当然的吗？再说照宦官披的话；只要是遵守君命而没有二心的，就是忠于君主。君主死而复生，臣子无愧于心，这才叫做忠贞。现在惠公早上死去，披傍晚就侍奉文公，宦官披究竟是怎样的忠贞不贰啊！

有人出了个隐语让齐桓公猜，他说：“一难，二难，三难，是指什么？”桓公不能回答，把它告诉管仲。管仲回答说：“一难，是指君主亲近优人而疏远文士；二难，是指君主离开了国都而屡次去海边游玩；三难，是指君主年迈而迟立太子。”桓公说：“好。”也不择定吉日就在宗庙里举行设立太子的仪式。

有人说：管仲猜隐语，并没有猜中。文士是否被任用不在于和君主离得远近，而俳优侏儒本来就是和君主一起娱乐的人，那么近优人远文士而治理国家，并不构成困难。君主掌握权势而不能运用它，反而糊涂到不敢离开国都，这是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用一个人的力量来控制一国的人，很少能够制服他们的。君主的明智能洞察远处的奸邪，发现隐蔽的祸患，他的命令必定得到执行，即使远游海边，内部一定没有变乱。那么离开国都去海边游玩而不被劫杀，并不构成困难。楚成王立商臣为太子，后来又想改立公子职，商臣作乱，就杀了成王。公子宰是周王朝太子，其弟公子根受宠，于是凭借东州争夺君位，周分成东、西两个小国。这些都不是迟立太子的祸患。权力分配不并重，把庶子的地位压低，宠爱他们但不给他们资本，这样庶子即使做了大臣，迟立太子也是可以的。既然如此，那么迟立太子，庶子不作乱，也不构成困难。事情中称得上困难的，一定要给予人家权力来形成威势，却又不想让对方侵害自己，这可说是第一件困难的事。宠爱纪妄，却又不使她与正妻地位相等，这是第二件困难事。喜爱庶子，却不想让他威胁太子，专听一个大臣的话，却又要他不敢与君主匹敌，这可以说就是第三件困难的事了。

楚国的叶公子高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鲁哀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于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这三个人走了，子贡问道；“三个人间您同样问的是政事，您回答他们的话却不同，为什么？”孔子说：“叶地附城大而都城小，民众有背叛之意，所以我说政事在于使近者高兴，远者则帧。鲁哀公有三个大臣，他们对外阻挡四邻诸侯的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使宗庙得不到洒扫，社稷得不到血祭的，一定是这三个大臣。所以我说政事在于选用贤才。齐景公修筑雍门，建造路寝高台，一个早上就赏赐了三个人，每个人都得到可以出三百套马车的户数，所以我说政事在于节约财力。”
　
有人说：孔子的回答，是亡国的论调。叶地民众对国君有背叛之意，孔子却劝说叶公“使近者高兴，远者归顺”，这便是要教人寄希望于恩赐。以恩赐作为治国手段，无功可以得赏，有罪可以免罚，这是法制败坏的原因。法制败坏，政治就会混乱，用乱政治理乱民，没有见过曾行得通的。再说民众有背叛之意，是由于君主的明察有所不周。不使叶公在明察上有所长进，却让他取悦近者而招袜远者，这是舍弃自身权势的制约作用，却使他和臣下一样用施惠手段去争夺民众，这不是能掌握权势的办法。尧的贤明，列于尧、舜、禹、汤、文、武六王之首，然而舜搬徒一次，所到之处就形成新的城邑，结果尧失去了天下。有人不能用术来控制臣下，指望仿效舜而不失民心，不也是没有治国的办法吗？明君能从细微处发现小的坏事，所以民众没有大阴谋；从小事上实行轻罚，所以民众没有大乱。这就是《老子》说的“处理难事要从易处着手，处理大事要从小处开始”。现在有功的人一定得赏，受赏的人并不感激君主的恩德，因为这是出力得来的；犯罪的人一定受罚，受罚的人并不怨恨君主，因为这是罪行造成的。民众知道受罚受赏的原因都在于自己，所以急于在事业上谋取功利，而不接受君主的恩赐。“最高明的君主，民众仅知道有那么一个人而已”。《老子》这话是说，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没有什么爱悦可言！哪里还有什么希望恩赐的民众呢？最高明的君主统治下的民众对君主不讲利害，劝君主取悦近者、招徕远者，也可以作罢了！

鲁哀公有些臣子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来愚弄君主，而孔子劝说哀公选用贤人，这不是根据功劳来选用贤人的主张，而是要君主选择心目中所谓的贤人。假使哀公知道孟孙、季孙、叔孙三人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那么这三个人一天也呆不下去了。哀公不知道选用贤人，选的只是他心目中的所谓的贤人，所以这三个人能够执政。燕王哙认为子之贤能而否定荀况，结果自己被杀，遭人羞辱。吴王夫差认为太宰{喜否}聪明而伍子胥愚蠢，结果被越国所灭。鲁君不一定知道贤人，却用选择贤人去劝说他，这是让哀公有夫差、燕王哙一样的祸患。明君不凭个人心愿提拔臣子，臣子自会争相进用；不自以为谁是贤人，立功的人自会随之而来。从办事才能上鉴别他们，用实际工作去测试他们，从成绩大小上考核他们，所以群臣公正而无私，不隐瞒贤人，不推荐不贤的人。既然这样，君主何必劳于选贤呢？

齐景公用可出百套马车的户数进行赏赐，而孔子却劝他节约财力，这是要使景公没有办法去了解富家的奢侈，而独自在上面节俭，结果仍不免于贫穷。君主要是用千里土地的收入供养自己的口腹，那么即使是桀、纣也没他那样奢侈。齐国方圆三千里，而桓公用一半收入来供养自己，这样就比桀、纣还要奢侈了。然而桓公之所以能成为五霸之首，是因为他懂得什么是奢侈，什么是节俭。做君主的不能禁止臣下而只能约束自己的，叫做灾难；不能整治臣下而只是检点自己的，叫做混乱；不能节制臣下而只是节制自己的，叫做贫困。明君使民众没有私心，禁止以诈骗为生的人；尽力办事，把利益归于君主的人，君主一定了解，了解了一定给予赏赐；行为污秽而图谋私利的人，君主一定知道，知道了就一定加以惩罚。这样的话，忠臣必能为公家尽忠，民众必能为家庭卖力，百官在朝廷上必能廉洁公正，即使比景公奢侈几倍，也不会成为国家的祸患。那么用节约财力劝说景公，并非当务之急。

用一句话来回答三个人，就可以使他们没有祸患，那就是要了解下情。下情了解得清楚，坏事处于萌芽状态就能被禁止；坏事在萌芽状态就被禁止，奸邪就无从积累；奸邪无从积累，结党营私的事就不会发生；结党营私的事不会发生，公私就会分明；公私分明，朋党就会离散；朋党离散，就没有对外阻挡士人到鲁国来，对内结党营私的祸患，下情了解得清楚，就心明眼亮；心明眼亮，赏罚就公正；赏罚公正，国家就不贫困。所以说，用一句话回答就可以使三个人没有祸患，也就是说要了解下情。

郑相子产早晨出门，经过东匠闾时，听见有妇女在哭泣。子产按住车夫的手，示意停车，仔细听听。过了一会儿，子产派官吏把那个妇女抓来审问，她就是亲手绞死丈夫的人。另外一天，车夫问他说：“您凭什么知道那妇女是凶手？”子产说：“她的哭声显得恐惧。一般说来，大家对于亲爱的人，刚病时忧愁，临死时恐惧，既死后悲哀。现在她哭已死的丈夫，不是悲哀而是恐惧，所以知道她有奸情。”

有人说：子产治国，不也是太多事了吗？奸情一定要等亲自听到和看到，然后才了解，那么郑国查到的奸情就太少了。不任用主管狱讼的官吏，不采用多方面考察验证的政治措施，不彰明法度，而依靠竭尽聪明劳心费神去获知奸情，不也是缺少治国办法吗？况且事物众多而个人智寡，寡不胜众，个人智力难以普遍地了解事物，所以要利用事物来治理事物。臣下多而君主少。少不胜多是指君主难以普遍地了解臣下，所以要依靠人来了解人。因此不劳累身体就办好事情，不使用脑力就得到奸情。所以宋人有句话说：“每一只麻雀飞过羿的身边，羿也定要把它射下来，那就是羿在胡干。把天下作为罗网，麻雀就都逃不脱了。”了解奸情也有大罗网，那就是万无一失的法术罢了。不整顿法制，而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为察奸的手段，那是子产在胡干。老子说：“凭个人智慧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患。”大概就是说子产这种做法了。

秦昭王向左右近侍询问道：“现在的韩、魏和建国初期比较，哪个时候强大？”近侍回答说：“比初期衰弱。”“现在的如耳、魏齐和过去的孟尝君、芒卯相比，哪个更能干？”近侍回答说：“不如过去。”昭王说：“孟尝君和芒卯统率强大的韩、魏联军，还不能把我怎么样哩。”近侍回答说：“确实是这样。”乐师中期推开琴而回答说：“大王把天下形势估计错了。晋国六卿执政时期，智伯最强大，智伯灭掉范氏、中行氏，率领韩、魏两家军队去攻打赵襄子，用晋水灌城，城墙只剩下三板的高度没有淹着。智伯出门，魏宣子驾车，韩康子作掺乘。智伯说：‘开始我不知道水可以用来消灭别人的国家，我现在才知道了。汾水可以用来灌魏城安邑，绛水可以用来灌韩邑平阳。’魏宣子用肘碰一下韩康子，韩康子踩一下魏宣子的脚，肘和脚在车上这么一碰，终于联合反叛，智伯的土地就在晋阳城下被瓜分了。现在您虽然强大，却不如智伯；韩、魏虽然弱小，还不至于像它们在晋阳城下那般光景。现在正是诸侯各国碰肘踩脚合纵抗秦的时候，希望大王不要轻视了。”

有人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大凡明君治理国家，依靠他的权势。权势不可侵害，那么即使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对我也无可奈何，何况是孟尝君、芒卯以及韩、魏，能把我怎么样呢？君主的权势可以便害的话，那么像如耳、魏齐这样的无能之辈以及弱国韩、魏也能加以侵害。既然这样，那么受侵害和不受侵害。在于依靠自己罢了，何用问别人呢？依靠自己的不可侵害，那么又何必去管别人的强和弱呢？错在不依靠自己，却问敌人能把我怎样，那不受侵害也只是侥幸了。申不害说：“丢掉术而要别人忠实，就糊涂了。”恐怕就是说昭王这种情况了。智伯没有节度，率领韩康子、魏宣子而企图用水灌城灭掉他们的国家，这就是智伯国亡身死、头盖骨被做成饮杯的缘故。现在昭王却问起目前的韩、魏与当初的韩、魏哪个强大，难道是害怕有引水灌城而自取灭亡的祸患吗？虽有左右近侍在旁，可他们并不是韩康子、魏宣子，哪有碰肘踩脚的勾当呢？而中期却说不要轻视，这是空话一句。况且中期掌管的是琴瑟。弦不调和，曲不清楚，属于中期的责任，这才是中期用来侍奉昭王的。中期很好地承担他的任务，还不能使昭王满足，反而去做他不懂的事，岂不是荒谬吗？左右近侍回答说：“比初期衰弱”和“不如过去”还可以，说“确实如此”就是奉承了。申不害说：“办事不要越权，分外的事即便知道也不要讲。”如今中期不知道却还要议论。所以说，昭王的提问有失，近侍和中期的回答都有错。

管仲说：“君主看到合法的事，喜欢它要有所证明，给予奖赏；看到非法的事，厌恶它要有所显露，给予惩罚。对于亲眼目睹的事情，赏罚能够兑现，那么，即使有察见不到的，谁还敢胡作非为呢？看到合法的事，虽然喜欢却没有奖赏作为证明；看到非法的事，虽然厌恶却没有惩罚作出表示。对于亲眼目睹的事，赏罚都不守信用，却要求查出看不到的违法行为，那是不可能的。”

有人说：大庭广众和严肃场合，大家都会表现得很肃敬；私室独居，即便曾参、史麃也会轻慢随便。仅注意人们肃敬的场合，就得不到行为的全部真情。再说作为君主，臣下在他面前总要掩饰自己的。只凭自己所见断定好恶，臣下掩饰自己的奸邪行为来愚弄君主，就是必然的了。君主的明察不能洞悉远处的坏人和隐蔽的坏事，却要根据看到的伪装行为去对待臣下，决定赏罚，不也是弊病吗？

管仲说：“屋里讲话，声音满屋；堂上讲话，声音满堂。此人即可称为天下之主。”

有人说：管仲所说的“屋里说话声满屋，堂上讲话声满堂”，并不只说的饮食游戏方面的话，必定说的是大事。君主的大事，不是法，就是术。法是编写成文，设置在官府里，进而公布到民众中去的。术是藏在君主胸中，用来对付各种各样事情而暗中驾驭群臣的。所以法越公开越好，术却不该表露出来。因此，明君谈法时，就是国内卑贱的人也没有不知道的，不仅仅满堂的人知道；用术时，就连君主宠幸的亲信也没有谁能听到，更不该让满屋子的人都知道。而管仲却还说“在屋里讲话声满屋，在堂上讲话声满堂”，这就不是合乎法术的话了。

难四：
卫国的孙文子到鲁国进行国事访问，鲁襄公登上台阶，他也同时登上台阶。鲁卿叔孙穆子快步上前对孙文子说：“各国诸侯聚会，敝国君主从来没有列在卫君后面。现在您不比敝国君主后一步，敝国君主不知道有什么过错。请您稍慢一点。”孙文子没有回答，也没有悔改的神色。叔孙穆子回来告诉别人说：“孙文子一定会灭亡。忘记臣子的身份而不走在君主后面，有了错误又不改悔，这是灭亡的根源。”

有人说；天子失去治国之道，诸侯起而讨伐，所以才有商汤、周武王出现。诸侯失去治国之道，大夫起而讨伐，所以才有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的事。如果做臣子却讨伐君主的人必定灭亡，那么商场、武王就不能称王天下，韩、赵、魏三家和田氏也不能立国了。孙文子在卫国掌握了君主的权势，后来又不以使臣的身份对待鲁君，他名义上是臣子而实际上成了君主。君主有失，所以臣子有得。不断定有失的君主灭亡，却断定有得的臣子灭亡，这是不明察。鲁国不能处罚卫国的大夫，而卫君的明察又识别不了不知悔改的臣子，孙文子虽然有忘记使臣身份和不知悔改这两种表现，又怎么会灭亡呢？他正是因为忘记了自己的这种过失，所以才能取得君主的权势。

有人说：君臣的设立是名分制度规定的。臣子能夺得君主的位置，是因为他比君主更得民心。所以不属本分而取得的，是民众要夺回的；辞去本分而取得的，是民众所给予的。因此夏桀索得珉山的琬、琰二女，商纣取出比干的心脏，结果天下人都离心离德；商汤自身改变姓名，武王自身受到责骂，结果海内的人都臣服了；赵盾进山避难，田氏出外当仆人，结果齐、晋两国民众都归附他们。那么成汤、武王之所以称王天下，田氏和三晋中的赵氏之所以立国，原因不一定在他们原来的君主身上，而是成汤他们得到民众拥护以后才当上君主的。现在孙文子还没有得到民众的拥护，却像君主一样去做，这是违反义和德的。违反义，是事情失败的原因；违反德，是怨恨聚集的原因。连失败和灭亡都不了解，为什么呢？

鲁国的阳虎想攻打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失败后逃奔齐国，齐景公很敬重他。鲍文子劝谏说：“不行。阳虎得宠于季孙却想攻打季孙，是贪图季孙的财富。现在您比季孙还富，而齐国又比鲁国大，这是阳虎要全力欺诈的原因。”于是景公就拘禁了阳虎。

有人说：有千金财富的家庭，儿子们不和睦，因为人们追求利益的心情非常迫切。齐桓公是五霸之首，为了争当国君而杀掉哥哥公子纠。因为当国君利大。君臣之间没有兄弟之间的亲情。劫杀的结果，能统治大国而享有大利，那么群臣哪一个不是阳虎呢？事情因办得隐蔽巧妙而成功，因办得疏忽笨拙而失败。群臣还没有作乱，是因为条件还不具备。群臣都怀着阳虎一样的心思，而君主不知道，可见群臣办得隐蔽而巧妙。阳虎贪心，天下的人都知道，可见他干得疏忽而笨拙。不叫齐景公去处罚齐国巧妙的奸臣，却叫他去处罚笨拙的阳虎，这是鲍文子的话说反了。臣子的忠顺或欺诈，取决于君主的所作所为。君主明察而严厉，群臣就会忠顺；君主懦弱而昏庸，群臣就会欺诈。能察觉隐情的叫明，不赦免罪行的叫严。不知道齐国隐蔽巧妙的奸臣而去处罚鲁国已经作乱的笨臣，不是很荒谬的吗？

有人说：仁者和贪者心地不同。所以公子目夷让出君位，而楚国商臣却逼死父王；郑公子去疾把君位让给弟弟，而鲁桓公杀掉哥哥自当国君。五霸都是从事兼并的，而以齐桓公为标准来衡量人，那就没有忠贞廉洁的人了。再说君主明察而严厉，群臣就会忠顺。阳虎在鲁国作乱，失败后逃跑，逃到齐国而不杀他的话，这是让他在齐国继续作乱。君主明察就会用刑，因为知道阳虎会助成叛乱，这是看到了隐微的阴谋。俗话说：“诸侯把别国作为亲戚。”君主严厉，就不能放过阳虎的罪行，这是不赦免罪行主张的实施。杀了阳虎，是为了让群臣忠顺。不知道齐国巧妙的奸臣而免掉对公开作乱者的惩罚，追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而不惩罚明摆着的罪过，这是荒谬的。现在如能惩处在鲁国作乱的罪犯阳虎，用来警告臣子中那些心怀不良的人，从而又可以博得鲁国季孙、孟孙；叔孙的亲善，鲍文子的话，怎么就说反了呢？

郑庄公要用高渠弥为卿，而太子昭公很讨厌高渠弥，再三劝阻，庄公不听。到昭公即位，高渠弥怕他杀害自己，就在辛卯这天，杀了昭公而立公子亶为国君。君子说：“昭公知道自己讨厌的人。”公子圉说：“高渠弥该被杀戮吧！报复人家对他的厌恶也太过分了点。”

有人说：公子圉的话，不是说反了吗？昭公遭到死难，是因为他惩处讨厌的人太晚了；既然这样，高渠弥比昭公死得晚，恰恰因为他对昭公进行了过分的报复。明君不会把愤怒之情束之高阁，假使把愤怒之情束之高阁，不对罪臣及时予以处罚，罪臣就会轻率行动而行使计谋，这样君主就危险了。因此，在灵台饮酒时，卫出公对褚师有怒，但没有及时给予处罚，结果就发生了褚师作乱的事；吃大鳖的浓汁时，郑灵公对子公有怒，但没有及时给予处罚，结果子公就杀死了郑君。君子指出昭公知道自己厌恶的人，并非说得太过分了，他的意思是：昭公既已了解得这样清楚，却不立即把高渠弥杀掉，以致自己被杀。所以说昭公知道自己厌恶的人，意在表明他不懂得权衡得失。君主不只是不能充分地看到祸难，有时还会不能及时作出决断和加以制裁。现在昭公表露了对高渠弥的厌恶，又搁置他的罪过，迟迟不予惩处，结果使高渠弥怀恨在心，因为害怕被杀而想侥幸得免，所以昭公不能免于被杀，这是因为昭公惩处自己厌恶的人太软弱了。

有人说：报仇过分，就是用大的诛戮来报复小的罪过，是最严酷的刑狱。刑狱的危害，本来并不在于已经处罚了的人，而在于诛戮不当引起更多人的仇恨。因此晋厉公杀掉郤氏三卿，栾书、中行偃二卿就起而发难；郑子都杀掉伯限，食鼎就起而作祸；吴王夫差杀掉伍子胥，越王勾践就乘机灭吴称霸。那么卫出公被逐，郑灵公被杀，并不因为卫出公没有杀掉褚师和郑灵公没有惩罚子公，而是因为不该发怒却表现出发怒的脸色，不该杀戮却产生出杀戮的想法。如果君主发怒符合臣下的罪过，如果臣子杀君不违背人心，即使蕴而未发，又有什么害处呢？君主未即位之前臣子有了罪，即位之后却把臣子的旧罪重提加以论处，这就是齐君胡公靖灭亡的原因。君主对臣子这样做，还会留下后患，何况作为臣子而对君主这样做呢？处罚已属不当，还要起心斩尽杀绝，这便是与天下人为仇了。那么公子圉说高渠弥该杀，不也是可以的吗？

卫灵公时，弥子暇受到宠信，在卫国专权。有个谒见灵公的侏儒说：“我的梦应验了。”灵公问：“梦见了什么？”“梦了灶了，预示要见到您。”卫灵公发怒说：“我听说将见君主的人会梦见太阳。为什么你要见我，会梦见灶呢？”侏儒说；“太阳普照天下，一件东西遮挡不了它；君主普照一国人，一个人蒙蔽不了他。所以将见君主的人会梦见太阳，是灶的话，一人对着灶门烤火，后面的人就无法看见火光了。或许就有一个人挡住君主了吧？那么即使我梦见灶，不也是可以的吗？”卫灵公说：“好。”于是罢掉雍{钅且}，辞退弥子瑕，任用司空史狗。
　　
有人说：“侏儒善于假借梦来阐明君主的治国原则，但是卫灵公不理解侏儒的话。罢掉雍{钅且}，辞退弥子瑕，任用司空史狗，这是去掉自己宠爱的人而用自认为贤的人。郑子都认为庆建贤明，结果受到蒙蔽；燕王哙认为子之贤明，结果受到蒙蔽。去掉自己宠爱的人而用自认为贤的人，并不能免除使一个人遮蔽自己的祸患。不贤的人蒙蔽君主，不足以危害君主的明察；现在君主不加以了解而让贤人蒙蔽自己，那就一定危险了。

有人说：屈到喜欢吃菱角，周文王喜欢吃菖蒲做腌莱，这两样东西都没有什么好的味道，但这两位贤人却很喜爱，可知人们喜欢的味道并不一定美。晋灵公喜欢参无恤，燕王哙认为子之贤明，参无恤、子之都不是正直的人，但两个君主却尊宠他们，可见君主认为贤的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贤人。不是贤人而作为贤人来用，和因为宠爱而使用他是一样的。君主认为贤的人确是真正的贤人而提拔他，和君主用自宠爱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楚庄玉提拔了孙叔敖而称霸，商纣任用了费仲而灭亡，这些都是任用自己认为贤的人而事情结果却相反的实例。燕王哙虽然用了他认为贤的人，其实与用他宠爱的人是一样的，卫灵公哪里是同样情形呢？这是侏儒认识不到的。君主被蒙蔽而不知道受到蒙蔽，听侏儒话后知道自己受了蒙蔽，因此辞退蒙蔽自己的臣子，证明他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说什么“不加以了解而让贤人蒙蔽自己，那就一定危险”，现在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么即使蒙蔽自己，也一定没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