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汉纪二十、二十一》摘录及白话文翻译

上素闻琅邪王吉、贡禹皆明经洁行，遣使者征之。吉道病卒。禹至，拜为谏大夫。上数虚已问以政事，禹奏言：“古者人君节俭，什一而税，亡它赋役，故家给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馀人，厩马百馀匹。后世争为奢侈，转转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为如太古难，宜少放古以自节焉。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矣；其馀尽可减损。
刘奭早就听说琅邪王吉、贡禹全都精通儒家五经，德行廉洁，特派使节把二人征召到长安。王吉在途中病逝。贡禹到了之后，被任命当谏议大夫。刘奭屡次谦恭地向他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说：“古时候，君王都很节约，因而用度也很有限，除了征收十分之一的赋税外，没有其它赋税遥役，所以家家户户都保持自给自足的生活。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宫女不过十多人，御马不过百余匹。但是后世迫不及待地追求享受，恶性发展，就越来越严重了。上行下效，臣属也跟着奢侈。我愚昧地认为完全仿效太古，当然困难，但至少也应效法近代祖先的事迹。现在，宫殿的兴建，告一段落，已经无可奈何了，而其它的开支，应尽量减少。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责其所难，则其易者不劳而正；补其所短，则其长者不劝而遂。孝元践位之初，虚心以问禹，禹宜先其所急，后其所缓。然则优游不断，谗佞用权，当时之大患也，而禹不以为言；恭谨节俭，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足不以知，乌得为贤！知而不言，为罪愈大矣！

臣司马光听说：忠臣侍奉君主，做事把重点和精力放在难点上，只要把难点解决了，简单的自然也就解决了；做人要取长补短，只要把自己的短板解决好了，自己的长处自然也得到了加强。皇帝即位之初，向贡禹请教如何治理国家，贡禹应该先劝紧急，再劝缓慢，然而当时官员安逸，不干正事，小人、坏人当权，是当时之大患也，而贡禹不加以进言；而元帝本来就很节俭，而贡禹却不断去讲，为何？要么是贡禹不智而不知，要么是有心知而不言！

（元帝刘奭倒也采纳了贡禹的建议，不过禹贡所提供的建议中，首先没有解决当前奢靡之风的措施，单指望帝王做表率，恐怕也是独木难支，崇祯可谓节俭，但是他手下的大臣可是富得流油；并且只靠着帝王减损，不从整个社会上去疗救，又能给国家增加多少财富，“节流”之外，更需“开源”。这些，儒生们只怕拿不出什么办法，只好劝诫帝王来修身，给自己和皇帝都落得个好名声，而真的要从大臣身上开刀，那死的可能第一个是自己了，所以历朝历代改革都很困难就是如此。

很多时候，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雄才大略如毛泽东，想进行改革时，也是说做好了跌的粉碎的心理准备的，更何况一儒生，不过，水至清则无鱼，要想完全杜绝任何毛病，那估计也是不现实的。）

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乐陵侯史高以外属领尚书事，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为之副。望之名儒，与堪皆以师傅旧恩，天子任之，数宴见，言治乱，陈王事。望之选白宗室明经有行散骑、谏大夫刘更生给事中，与侍中金敞并拾遗左右。四人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史高充位而已，由此与望之有隙。

春天，正月，元帝前往甘泉宫，祭祀天神。乐陵侯史高以外戚的缘由主管尚书台事宜，前将军萧望之、光禄大夫周堪，作他的副手。萧望之是当时著名的大儒，与周堪曾担任过元帝的老师，情谊很深。元帝对二人很信任，屡次宴请接见二人，谈论历代的安危兴衰，陈述国家的大政方针。萧望之推荐皇族出身，精通儒家经典，品行纯正的散骑、谏大夫刘更生，兼任给事中，又推荐侍中金敞，同在元帝之右，纠正元帝的过失。四人同心合力，筹谋商议，规劝引导元帝实行古代制度，打算多方纠正政治上的失误，元帝对此心意向往，且纳用其言。史高不过在高位上充数罢了，因此跟萧望之有了嫌隙。

（官场上要想不得罪人那真的是太难了，从萧望之的角度来讲，他是举荐贤才为国家所用，刘更生是《战国策》的作者，而从史高的角度来讲，却可能是架空了他自己。史高是从小把汉宣帝养大的表叔，是宣帝绝对信任的人，所以安排他辅政元帝，对于元帝来讲，史高和萧望之等人产生嫌隙，上层不合，则易生事端。）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久典枢机，明习文法；帝即位多疾，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亦与车骑将军高为表里，议论常独持故事，不从望之等。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自宣帝时长期执掌中枢机要，明习文法；汉元帝帝即位后常常患病，没有太多的精力处理具体事务，他认为石显业务能力突出，长期在中枢工作，熟悉法令条文，而且身为宦官，无婚姻之家、无骨肉之亲，在朝廷中没有什么党羽；专业精熟可以信任，所以委任他当政，于是百官皆敬畏石显。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摸透皇帝心思，心术不正，善于诡辩，心眼小，睚眦必报，他和史高一内一外，互相勾结，和萧望之等人意见不一。

望之等患苦许、史放纵，又疾恭、显擅权，建白以为：“中书政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之义。”由是大与高、恭、显忤。上初即位，谦让，重改作，议久不定，出刘更生为宗正。

萧望之等人憎恶许嘉、史高等外戚的骄奢，又痛恨弘恭、石显的专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传宣诏书的地方，位居朝廷中枢，掌管机要，应该由光明正大的人士担任那里的工作。武帝因为常在后宫宴饮欢乐，才改用宦官，这不是古代的制度。请解除宦官兼任中书官职的规定，这才符合古代君主不接近因受刑罚致残之人的礼制。这项建议激化了萧望之与史高、弘恭、石显的矛盾。而元帝刚即位不久，谦让谨慎，不想轻易改变祖先的安排。所以这件事久议不决，最后还是把刘更生由中朝调出，改任外朝官宗正。

（领导新上位时，往往对于各种东西不熟悉，贸然去改变反而会生乱，所以大多数都是先维持现状，然后再慢慢找机会。除非是十万火急需要的情况则另当别论，那种就需要大刀阔斧、雷霆万钧。所以元帝没有轻易改变安排，这件事久议不决。而宦官刑余之人、又没有后代，和皇帝成天在一起关系比较近，也导致很多皇帝天然对宦官的信任感会更强。

另外宦官接触皇帝较多，对皇帝身边信息情报收集很深，这些情报可以说是非常珍贵，用得好完全可以做到掌握朝局主动权。所以，萧望之想把宦官排除出去，一方面是因为石显等人并不属于自己这一派，他们的存在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另一方面，石显等人给史高提供情况，也不利于萧望之他们。

从汉元帝角度来看，之前，史高、石显尚未合流，萧望之等人已经成功的将史高给架起来，内廷制衡已然失去。这个时候石显、史高合流成功把局面扭转过来，维持到了制衡的状态。而如果汉元帝把宦官剔除了，内廷又将回到原来萧望之等人独大的局面，这个是有风险的。

汉元帝这个人喜好儒家学说，而刘更生这个人也是精通儒家经典，而且特别擅长用儒家经典来解释事件。在某些事情的时候，刘更生可以利用儒家经典解释来实现对汉元帝的影响，甚至主导。

如果事情到这里，谁都不动，那么局面维持平衡，谁都不能一家独大。不过汉元帝却把刘更生给移出了中朝。这件事的背后推手很可能是石显、史高，因为收益的是他们，萧望之在中朝之内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武器。所以有人认为汉元帝不知道制衡之要，自己主动打破了原有石显史高与萧望之的平衡，反而还主动的给萧望之拆台，使得局面失衡。）

望之、堪数荐名儒、茂材以备谏官，会稽郑朋阴欲附望之，上书言车骑将军高遣客为奸利郡国，及言许、史弟子罪过。章视周堪，堪白：“令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今将军规抚，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则下走将归延陵之皋，没齿而已矣。如将军兴周、召之遗业，亲日昊之兼听，则下走其庶几愿竭区区奉万分之一！”望之始见朋，接待以意；后知其倾邪，绝不与通。朋，楚士，怨恨，更求入许、史，推所言许、史事，曰：“皆周堪、刘更生教我；我关东人，何以知此！”于是侍中许章白见朋。朋出，扬言曰：“我见言前将军小过五，大罪一。”待诏华龙行污秽，欲入堪等，堪等不纳，亦与朋相结。

萧望之、周堪多次向元帝推荐名儒秀才作为谏官人选，会稽郑朋试图投靠萧望之，揭发史高派遣门客到各地营私，以及许、史两大家族子弟的罪过，元帝把这分奏折拿给周堪过目，周堪说：“命令郑朋在金马门等待召见。”郑朋于是上一份签呈给萧望之：“现在将军为国家谋划法则，只不过当个管仲、晏婴，便心满意足？还是忙的过了中午蔡吃饭，直追周公、召公的勋业才停止？如果目标不过是当管仲、晏婴，那么我马上将回到故乡看守祖先的坟墓，以终天年。如果在于复兴周公召公留下的事业，那么我也许愿意竭尽小小的力量，奉献给你。”萧望之开始接见郑朋，推心置腹，可是不久就看出他是一个投机取巧的邪恶之徒，和他断绝了往来。郑朋是楚地土人，由失望而怨恨，于是就改而投靠许嘉、史高。对他过去的事解释说：“那都是周堪、刘更生教唆我干的，我远在关东，怎么知道朝廷里的事？”于是侍中许章奏请元帝亲自召见郑朋，在和元帝的对方后，郑朋出了皇宫，宣称：“我向皇帝检举了萧望之有五项小过，一项大罪。”侍诏华龙品行恶劣，也想加入周堪等人的派系，周堪等不肯接纳，华龙就与郑朋勾结在一起。

恭、显令二人告望之等谋欲罢车骑将军，疏退许、史状，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龙上之。事下弘恭问状，望之对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国家，非为邪也。”恭、显奏：“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时上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为下狱也，可其奏。后上召堪、更生，曰：“系狱。”上大惊曰：“非但廷尉问邪！”以责恭、显，皆叩头谢。上曰：“令出视事。”恭、显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即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于是制诏丞相、御史：“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无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其赦望之罪，收前将军、光禄勋印绶；及堪、更生皆免为庶人。”

弘恭、石显命令郑朋、华龙联合控告萧望之等密谋罢黜车骑将军史高，使圣上疏远许、史两大家族。等到萧望之休假那天，郑朋、华龙把奏章呈递。元帝交付弘恭查办。在询问萧望之时，萧望之回答所:『外戚身居高位，大多荒淫奢侈，我期望圣上疏远他们，是为了扶正国家，并没有邪恶的意念。』在取得口供后，弘恭、石显联合上奏说:『萧望之、周堪、刘更生，结党营私，互相称许推荐，多次诋毁国家重臣，离间陛下的骨肉至亲，图谋控制朝廷，独揽权势。作为一个臣子是不忠。陷陛下于不义是无道。请派谒者把全案移送廷尉』。当时元帝即位不久，不了解移送廷尉是关进监狱，于是就批准了奏请。后来，元帝要召唤周堪、刘更生左右回答说︰『他们已被逮捕关押。”元帝大惊说:『不是说廷尉仅仅问话呀?』责备弘恭、石显，二人都叩头请罪。元帝说:『快请他们出来办公!』弘恭、石显唆使史高对元帝说:『陛下刚刚即位，没有以德感人而闻名全国，就用法律处理师傅。既然已把九卿、大夫级官员下狱，也不好再让他们官复原职，不如就此将他们免职。』元帝于是下诏给丞相、御史︰『前将军萧望之，作过我八年的师傅，没有其它罪过，只因年纪已老，记忆力减退，赦免他的罪过，撤销他的前将军、光禄勋职务，而周堪、刘更生一律贬为庶人。

（宣帝在立元帝为太子后，没有让其锻炼处理政务的能力，使得元帝继位后连廷尉是干啥的都不知道，被这些宦官玩弄于鼓掌之间，不得不说是宣帝在教子上的重大失误。

对元帝来说，他在萧望之被休假的时候单方面接收到来自石显、史高关于萧望之某事的信息，极易形成第一效应。也就是当你对某事不知情的时候，那么你对这事的观点看法，会偏向你最先接到的相关信息。而一旦第一效应形成，想扭转极难，且第一效应对后续事情影响极大。况且，石显又是他身边亲近的人，史高又是亲戚、先帝任命的辅政，信任度更是极高。

而元帝耳根子软，好说话，而且还有点要面子，被石显等人一说你刚登基就把老师下狱了，这本就不好听，现在又放出来官复原职，那不等于说你之前做错了吗？如此反复，你这个皇帝威信何在？还不如先免职，过段时间再说。于是，石显史高完胜。

不过元帝对萧望之还是很有感情的，虽然前面被石显忽悠，撤了他的官，但很快又重新启用了。甚至还想再次征兆周堪、刘更生，任命他们为谏大夫，不过弘恭、石显从中作梗，于是改命他们为中郎官。）

上器重萧望之不已，欲倚以为相；恭、显及许、史子弟、侍中、诸曹皆侧目于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亲上变事，言“地震殆为恭等，不为三独夫动。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愿塞矣。”书奏，恭、显疑其更生所为，白请考奸诈，辞果服；遂逮更生系狱，免为庶人。


元帝一直非常尊重萧望之，想请他担任丞相。弘恭．石显，与许史两大家族的子弟，以及侍中、诸曹，都嫉妒萧望之等人。这时刘更生指使他的外亲，就地震灾难，上书说：“地震发生，大概是针对弘恭等来的，而不是因为三个老匹夫（萧望之、周堪、刘更生），我非常愚昧，但我认为，应该罢免弘恭、石显，以示对压制善良的惩罚，应该进升萧望之等，以便疏通贤能上进的道路，如果这样，则太平之门开，灾异之愿塞矣。”弘恭石显等人怀疑是刘更生所为，要求元帝追究其中的奸诈真相，据查，果然受刘更生指使，于是逮捕刘更生，囚禁于牢狱，免为庶人。

　　
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亻及亦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终必不坐，非颇屈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无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无所忧。”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显等封诏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都至，召望之。望之以问门下生鲁国硃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鸠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动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帝之世。


恰好萧望之的儿子也上书为其夫喊冤，有关部门复查后上奏说：“萧望之以前被指控的罪证很明确，并不是诬告陷害，他却教唆儿子，向陛下上书，引用诗经里关于无罪的诗篇，有失大臣的体面，大不敬，青逮捕审讯。”弘恭、石显等了解萧望之平素气节高尚，不可能接受下狱的屈辱，因此建议：“萧望之侥幸没有牵连进前案中去，而又得到爵位，他不悔过认罪，反而满腹牢骚，教唆儿子上书，把过失推到陛下身上，自以为是陛下的师傅，无论怎么都不会治罪，如果不用监狱的痛苦抑制他的骄傲自信，那么陛下就再也无法施厚恩于臣子了。”元帝说：“萧师傅素来性情刚烈，怎么肯去坐牢？”石显说：“人，谁不看重性命，而萧望之被指控的，不过言语上的轻罪，必定不会有任何意外。”元帝于是同意奏请。


萧望之问他的学术鲁国人朱云，朱云崇尚节操，建议萧自杀，萧望之仰天长叹：“我曾经立于丞相之列，而今年纪已超过六十，这么老的年纪被关进监狱，去苟且求生，岂不卑贱？”于是呼唤朱云的字说：“游，快把药和好，不要延长我等死的时间。”于是，饮下毒酒自杀身亡，元帝接到报告后大为震惊。拍案说：“我本来就怀疑他不会去坐牢，果然杀了我的好师傅。”这时，内官正呈上午餐，元帝不进食，泪流满面，悲哀感动了旁边的人，于是召唤石显等责问，石显等承认当初判断错误，都摘掉官帽，扣头请罪。过了很久，事情才算了解，元帝追思哀悼萧望之，每年四季都会派人去他坟墓前祭祀，直到自己去世方止。


（对此，有人评价说元帝仁有余而义不足，面对奸恶势力，一味得不忍下手将其铲除，其结果就是姑息养奸。而儒家教义往往会教育出不事变通，困于俗务的所谓节烈之士，这也是他们的短处把。）

臣光曰：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寤也！夫恭、显之谮诉望之，其邪说诡计，诚有所不能辨也。至于始疑望之不肯就狱，恭、显以为必无忧。已而果自杀，则恭、显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动奋发以厎邪臣之罚！孝元则不然。虽涕泣不食以伤望之，而终不能诛恭、显，才得其免冠谢而已。如此，则奸臣安所惩乎！是使恭、显得肆其邪心而无复忌惮者也。


臣司马光曰：“元帝太奇怪了，容易受欺骗，又难以醒悟。弘恭、石显诬陷萧望之，其阴谋诡计，诚然有时候难以分辨，然而，元帝开始已经怀疑萧望之不会愿意入狱，恭石等人却以为不必担心出现意外，不久果然自杀，则弘恭、石显的欺诈已经非常明显，即使是中等智慧的君王也会情绪激动，勃然大怒，给奸邪的臣子以应得的惩罚，而元帝则不然，虽然以痛哭、拒不进食来哀悼师傅，却终究不能杀掉弘恭石显，只不过使他们脱下官帽跪下请罪而已。如此，奸臣又怎么惩治呢？而这也是弘恭石显肆意妄为毫无忌惮的原因所在。”

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又傅昭仪及子济阳王康爱幸，逾于皇后、太子。太子少傅匡衡上疏曰：“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盖受命之王，务在创业垂统，传之无穷；继体之君，心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养其心，休烈盛美皆归之二后，而不敢专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陛下圣德天覆，子爱海内，然阴阳未和，奸邪未禁者，殆论议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争言制度不可用也，务变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复复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无所信。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而虚为此纷纷也！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留神于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无念尔祖，聿脩厥德。’盖至德之本也。《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馀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而巧伪之徒不敢比周而望进。唯陛下戒之，所以崇圣德也！
　　
元帝喜好儒家的学说，又 喜爱文章辞语。对宣帝的法令制度多有改变。谈论政事，提出建议的人，多数都被召见，每人都认为受到皇帝的注意。这时候，傅昭仪和她的儿子济阳王刘康，正受到元帝特别的宠爱，超过皇后和皇太子刘骜。太子少傅匡衡上书说：“我曾经听说，治乱安危的关键，在于人主是不是慎重用心。接受天的旨意的君王，任务在于开创大业，使它世代相承，无穷无尽地传下去。而继任的君王，心思要放到继承和发扬祖先的恩德功勋上。从前，周成王继承王位之后，追思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成功的道理，用以培养自己的心性，把美好的声誉和荣耀，都归功于祖父和父亲两位先王，而不敢自己居功。因此，上天享受他的供品，连鬼神也都保佑他。陛下圣明的恩德，象天一样覆盖大地，象爱护儿女一样爱护四海之内的百姓。可是阴阳没有调和，奸诈邪恶也没有禁止。这大概是因为臣子未能发扬光大先帝的盛大功业，反而争先恐后地抨击过去的法令规章不可用，一定要加以改变。然而，很多制度改变了之后，无法执行，只好再恢复原状。结果是，在下位的人发生纠纷，官吏和平民无所遵信。我常在内心痛恨，国家放弃了人心所乐的已成的功业，而白白去做那些纷乱的事情。但愿陛下仔细回顾汉室世代相继的事业，留意遵守先帝的法制，弘扬先帝的功业，用以安定臣僚的心。《诗经·大雅》说：‘不要忘记祖先的教诲，努力修养自己的德行。’这是达到‘德’的根本方法。《诗传》说‘知道应喜爱什么，应厌恶什么，使性情变好，圣王的道路就是如此。’修养性情的方法，必定要知道自己的长处，而弥补自己的缺欠。聪明通达的人，警惕苛察；见识不广的人，警惕被蒙蔽；勇猛刚强的人，警惕过于暴烈；仁爱温良的人，警惕没有决断；恬淡安静的人，警惕贻误时机；胸襟广阔的人，警惕疏忽大意。必须了解自己所应当注意纠正的缺失，以大义来弥补它，然后才能达到万事和谐的美好境界。那些伪善的乖巧之徒，才无法结党搭帮，企望挤进朝廷。务请陛下警惕自己，使陛下的圣德更为崇高。
　
“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以明人伦也；本乎冠、婚，正基兆以防未然也。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適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礼之用醴，众子不得与列，所以贵正体而明嫌疑也。非虚加其礼文而已，乃中心与之殊异，故礼探其情而见之外也。圣人动静游燕所亲，物得其序，则海内自修，百姓从化。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故圣人慎防其端，禁于未然，不以私恩害公义。《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我又曾经听说，家庭如果安详和睦，天下自然治理得好。所以《诗经》开头就是《国风》。《礼记》开头就讲冠礼、婚礼。用《国风》开头，追溯性情的根本，表明人伦之间的关系。用冠礼、婚礼开头，为安详的家庭奠定基础，以防患于乱起之前。所以圣明的君王，必须慎重处理妃嫔与皇后之间的关系，注意区分‘嫡子’与‘庶子’的地位，把礼仪纳入自己家内。卑贱的不能超过尊贵的，新来的不能排在旧有的之前。必如此，才合乎人情，理顺乎阴气。嫡子尊贵，庶子卑贱，嫡子成年，举行加冠礼时，在高台上隆重举行，使用甜酒祝贺。其他的儿子，不能用这种仪式，其目的就在于显示嫡子的尊贵，使立于无可怀疑的地位，不仅仅是表面的礼节仪式而已，而是内心对待嫡子与其他儿子截然不同，所以用礼仪。把真情显露于外。圣人的一举一动，和谁欢宴娱乐，和谁亲近，都要使尊贵卑贱都有一定次序。如此的话，全国百姓都会自我修养，顺从归化。如果应当亲近的反而疏远，应当尊重的反而放到卑贱的地位，那么乖巧的邪恶之徒就会乘机而动，使国家混乱。所以圣人谨慎小心，不愿有一个坏的开头。用心防范于乱起之前，决不因私人的恩情，伤害正大的原则。正如《易传》所说：‘家庭端正，则天下就安定了。’”

东郡京房学《易》于梁人焦延寿。延寿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以孝廉为郎，上疏屡言灾异，有验。天子说之，数召见问。房对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上意乡之。时部刺史奏事京师，上召见诸刺史，令房晓以课事；剌史复以为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后善之。
　　
东郡人京房跟从梁人焦延寿学习《易经》。焦延寿常说：“得到我的学问而丧失生命的，就是京房。”他的学说长于占卜天灾人祸，共分六十卦，轮流交替地指定日期，用风雨冷热作为验证，都很准确。京房运用这种学说，尤其功力深厚，被地方官府推荐为“孝廉”之后，他到朝廷充当郎，屡次上书元帝，议论天象变异，十分灵验。元帝喜欢他，数次召见，向他询问。京房回答说：“古代帝王按功劳选拔贤能，万事都有成就，祥瑞显现。衰亡之世，任用官员则以遭诋毁还是受称赞为依据，所以政治腐败，因而招致天灾变异。应当考察文武百官的行政效率及其政绩，天灾变异才可停止。”元帝命京房主持这件事，京房于是拟定了考功课吏法，上奏元帝。元帝下令，公卿朝臣与京房在温室殿举行讨论会。大家都认为京房的办法过于琐碎，使上级和下级互相监督侦察，不可施行。但元帝却倾向京房。当时，正好各州刺史向朝廷奏报事宜，集中在京师长安。元帝召见他们，命京房向他们宣布考核之事，刺史们也认为不可施行。只有御史大夫郑弘、光禄大夫周堪，开始时反对，后来转为支持。
　　
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任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示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饥、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房罢出，后上亦不能退显也。

这时，中书令石显正独揽大权。石显的好友五鹿充宗任尚书令，二人联合执政。有一次，元帝在闲暇时召见京房，京房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导致国家出现危机？他们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君王昏庸，任用的都是善于伪装的奸佞。”京房进一步问：“君王是明知奸佞而仍用他们？还是认为贤能才用他们？”元帝回答说：“是认为他们贤能。”京房说：“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却知道他们不是贤能呢？”元帝说：“根据当时局势混乱，君王身处险境便可以知道。”京房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任用贤能时国家必然治理得好，任用奸邪时国家必定混乱，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轨迹。为什么幽王、厉王不觉悟而另外任用贤能，为什么终究要任用奸佞以致后来陷入困境？”元帝说：“乱世君王，各自认为他所任用的官员全是贤能。假如都能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天下怎么还会有危亡的君王？”京房说：“齐桓公、秦二世也曾经知道周幽王、周厉王的故事，并讥笑过他们。可是，齐桓公任用竖刁，秦二世任用赵高，以致政治日益混乱，盗贼满山遍野。为什么不能用周幽王、周厉王的例子测验自己的行为，而觉悟到用人的不当？”元帝说：“只有治国有法的君王，才能依据往事而预测将来。”京房于是脱下官帽，叩头说：“《春秋崐》一书，记载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天变灾难，用来给后世君王看。而今陛下登极以来，出现日食月食，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大地震动，天落陨石；夏季降霜，冬季响雷，春季百花凋谢，秋季树叶茂盛，降霜后草木并不凋谢。水灾、旱灾、虫灾，百姓饥馑，瘟疫流行。盗贼制伏不住，受过刑罚的人充满街市。《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已经俱备。陛下看现在是治世，还是乱世？”元帝说：“已经乱到极点了，这还用问？”京房说：“陛下现在任用的是些什么人？”元帝说：“今天的灾难变异和为政之道，幸而胜过前代。而且认为责任不在这些人身上。”京房说：“前世的那些君王，也是陛下这种想法。我恐怕后代看今天，犹如今天看古代。”元帝过了很久才说：“现在扰乱国家的是谁？”京房回答说：“陛下自己应该知道。”元帝说：“我不知道；如果知道，哪里还会用他？”京房说：“陛下最信任，跟他在宫廷之中共商国家大事，掌握用人权柄的人，就是他。”京房所指的是石显。元帝也知道，他对京房说：“我晓得你的意思。”京房告退。后来，汉元帝还是不能让石显退位。

显内自知擅权专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以间己，乃时归诚，取一信以为验。显尝使至诸官，有所征发，显先自白：“恐后漏尽宫门闭，请使诏吏开门。”上许之。显故投夜还，称诏开门入。后果有上书告“显颛命，矫诏开宫门”，天子闻之，笑以其书示显。显因泣曰：“陛下过私小臣，属任以事，群下无不嫉妒，欲陷害臣者，事类如此非一，唯独明主知之。愚臣微贱，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任天下之怨。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无所恨。唯陛下哀怜财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为然而怜之，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訾一万万。初，显闻众人匈匈，言己杀前将军萧望之，恐天下学士讪己，以谏大夫贡禹明经箸节，乃使人致意，深自结纳，因荐禹天子，历位九卿，礼事之甚备。议者于是或称显，以为不妒谮望之矣。显之设变诈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类也。
　　
石显心知自己专权，把持朝政，怕元帝一旦听取亲信的抨击而疏远自己，便时常向元帝表示忠诚，取得信任，验证元帝对自己的态度。石显曾经奉命到诸官府征集人力和物资，他先向元帝请求：“恐怕有时回宫太晚，漏壶滴尽，宫门关闭，我可不可以说奉陛下之命，教他们开门！”元帝允许。一天石显故意到夜里才回来，宣称元帝命令，唤开宫门入内。后来，果然有人上书控告：“石显专擅皇命，假传圣旨，私开宫门。”元帝听说了这件事，笑着把奏章拿给石显看。石显抓住时机，流泪说：“陛下过于宠爱我，委任我办事，下面无人不妒火中烧，想陷害我，类似这种情形已不止一次，只有圣明的主上才知道我的忠心。我出身微贱，实在不能以我一个人去使万人称心快意，担负起全国所有的怨恨。请允许我辞去中枢机要职务，只负责后宫的清洁洒扫，死而无恨。唯求陛下哀怜裁择，再给我一次宠幸，以此保全我的性命。”元帝认为石显说得对而怜悯他，不断慰问勉励，又重重赏赐。这样的赏赐及百官赠送的资金达一亿。当初，石显听说人们议论愤激，都说是他逼死前将军萧望之，怕招来全国儒生的抨击。由于谏大夫贡禹深明儒家经典，节操高尚而有名望，石显便托人向贡禹表示问候之意，用心结交，并向元帝推荐，使贡禹擢升九卿，并对他以礼相待，很是周详。于是舆论也有赞扬石显的，认为他不曾妒恨陷害萧望之。石显谋略变诈，善于为自己解围，以取得皇帝的信任，用的都是此类手法。

荀悦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远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远而绝之，隔塞其源，戒之极也。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能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功必核其真，然后授其赏；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故众正积于上，万事实于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荀悦曰：奸佞迷惑君主的方法太多了。所以孔子说：“要远离奸佞！”不仅不用他而已，还要驱逐到远方，跟他隔绝，把源头塞住，态度至为坚决。孔子说：“政治的意思，就是端正。”治理国家最基本的一件事，无非端正自己而已。梗直诚实，则是端正的主干。对于品德，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授给他官位。对于能力，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让他做事。对于功劳，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颁发奖赏。对于罪恶，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加以惩罚。对于行为，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可以尊重。对于言谈，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能够相信。对于物器，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可以使用。对于事情，必须核实是真实的，才能够去做。所以各种端正风气都汇集到朝廷，则下面万事没有虚伪。古代圣王的道理，不过如此而已。

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略，喜奇功，与延寿谋曰：“夷狄畏服大种，其天性也。西域本属匈奴，今郅支单于威名远闻，侵陵乌孙、大宛，常为康居画计，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国，数年之间，城郭诸国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战伐，数取胜，久畜之，必为西域患。虽所在绝远，蛮夷无金城、强弩之守。如发屯田吏士，驱从乌孙众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则无所之，守则不足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寿亦以为然，欲奏请之。汤曰：“国家与公卿议，大策非凡所见，事必不从。”延寿犹与不听。会其久病，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寿闻之，惊起，欲止焉。汤怒，按剑叱延寿曰：“大众已集会，竖子欲沮众邪！”延寿遂从之。部勒行陈，汉兵、胡兵合四万馀人。延寿、汤上疏自劾奏矫制，陈言兵状，即日引军分行，别为六校：其三校从南道逾葱领，径大宛；其三校都护自将，发温宿国，从北道入赤谷，过乌孙，涉康居界，至阗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阗将数千骑寇赤谷城东，杀略大昆弥千馀人，驱畜产甚多，从后与汉军相及，颇寇盗后重。汤纵胡兵击之，杀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还付大昆弥，其马、牛、羊以给军食。又捕得抱阗贵人伊奴毒。入康居东界，令军不得为寇。间呼其贵人屠墨见之，谕以威信，与饮、盟，遣去。径引行，未至单于城可六十里，止营。复捕得康居贵人贝色子男开牟以为导。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单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营。

陈汤为人沉着勇敢，能深思熟虑，富有计策谋略，渴望建立奇特的功勋，他向甘延寿建议说：“边境各族畏惧匈奴，这是天性。西域各国，本来都属匈奴管辖，而今郅支单于的威名传播很远，不断侵略乌孙王国和大宛王国，经常给康居王国出谋划策，企图使乌孙、大宛投降归顺。如果把这两国征服，只要几年时间，西域城邦国家都会陷于危险的境 地。郅支单于性情剽悍，喜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日子一久，必将成为西域的灾难。虽然他现在地处遥远，幸而他们没有坚固的城堡和强劲的弓弩，无法固守。我们如果征发屯田的军队，并率领乌孙王国的军队，一直挺进到他的城堡之下，他要逃没有地方可逃，要守则兵力不足以自保，千载难逢的功业可以在一天早上完成。”甘延寿认为有理，准备先奏请朝廷批准。陈汤说：“圣上一定会召集公卿商议，远大的策略，不是平庸的官僚所能了解，肯定不同意。”甘延寿迟疑，不肯听他的话。正好甘延寿久病卧床，陈汤单独行动，假传圣旨，征发各城邦国家的军队、车师戊己校尉的屯田部队。甘延寿听说了这件事，大惊而起，要加阻止，陈汤大怒，手按剑柄，叱责甘延寿说：“大军已经集中会合，你小子打算阻止大军吗？”甘延寿于是顺从。他俩部署、集结汉朝和西域多国兵力，共有四万余人。甘延寿、陈汤上奏章自我弹劾假传圣旨之罪，陈述所以如此做的理由。发出奏章的当天，大军出发，分成六路纵队，其中三路纵队沿南道越过葱岭，穿过大宛王国。另三路纵队，由都护甘延寿亲自率领，从温宿国出发，由北道经乌孙王国首府赤谷城，穿过乌孙王国，进入康居王国边界，挺进到阗池西岸。而这时康居王国的副王抱阗，率领数千骑兵，在赤谷城东方攻击乌孙王国大昆弥地区，屠杀及俘虏千余人，抢走牛、羊、马等大批牲畜，然后从后面追上汉军，夺取汉军后部的大批辎重。陈汤命西域兵迎战，杀四百六十人，夺回抱阗所掳掠的乌孙百姓四百七十人，交给大昆弥。而夺回的马匹、牛、羊，则留下来作为军队食物。又逮捕到抱阗手下的贵族伊奴毒。进入康居王国东部国界后，陈崐汤严明军纪，不准烧杀抢掠。秘密召康居王国的贵族屠墨来会晤，向他展示汉朝的威力与决心，摆下酒筵席，共同盟誓，然后送他回去。大军继续挺进，在距新筑的单于城约六十里处，安营扎寨。这时，又俘虏康居王国另一贵族具色子男开牟，让他作向导。具色子男开牟是屠墨的舅父，也痛恨郅支单于的凶暴。汉朝军队于是对郅支单于内部的情况，了如指掌。第二天，大军继续挺进，距单于城三十里，扎营。

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上问状，应曰：“周、秦以来，匈奴暴桀，寇侵边境；汉兴，尤被其害。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馀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如罢备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圣德广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来臣。夫夷狄之情，困则卑顺，强则骄逆，天性然也。前已罢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复罢，二也。中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犯禁；又况单于，能必其众不犯约哉！三也。自中国尚建关梁以制诸侯，所以绝臣下之觊欲也。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罢乘塞，则生嫚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辈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起塞以来百有馀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臣恐议者不深虑其终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岁之内，卒有它变，障塞破坏，亭隧灭绝，当更发屯缮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复，九也。如罢戍卒，省候望，单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汉，请求无已；小失其意，则不可测。开夷狄之隙，亏中国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蛮之长策也！”对奏，天子有诏：“勿议罢边塞事。”使车骑将军嘉口谕单于曰：“单于上书愿罢北塞吏士屯戍，子孙世世保塞。单于乡慕礼义，所以为民计者甚厚。此长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国四方皆有关梁障塞，非独以备塞外也，亦以防中国奸邪放纵，出为寇害，故明法度以专众心也。敬谕单于之意，朕无疑焉。为单于怪其不罢，故使嘉晓单于。”单于谢曰：“愚不知大计，天子幸使大臣告语，甚厚！”

春季，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前来朝见，请求准许他当汉家女婿，使他有缘亲近汉朝。元帝把后宫良家女子王嫱，别名王昭君，赏赐给呼韩邪单于。呼韩邪单于非常欢喜，上书汉元帝：“愿保护东起上谷，西至敦煌的汉朝边塞，永远相传。请撤销边境防务和守塞的官吏士卒，使天子的小民获得休息。”元帝把呼韩邪单于的建议交给有关官员讨论，参与讨论的官员都认为可以接受。郎中侯应了解边塞事务，认为不可以允许。元帝问他原因，侯应说：“周朝和秦朝以来，匈奴暴戾强悍，不断侵略边境。汉王朝建立之初，尤其受到它的伤害。据我了解，北方边塞，东到辽东，外有阴山，东西长达一千余里，草崐木茂盛，禽兽众多，本来冒顿单于依赖这里地势险要，制造弓箭，出来抢劫，正是匈奴畜养禽兽的圈地。直到孝武皇帝出军北征，把这一地区夺到手，而将匈奴赶到大漠以北。在这一地区，建立城堡，修筑道路，兴建外城，派遣军队前往屯戍守卫。然后，边境才比从前稍稍安宁。漠北土地平坦，草木稀少，沙漠相连。匈奴前来侵扰，缺少隐蔽之地。边塞之南，道路深远，山谷起伏，往来十分困难。边塞老一辈的人说：‘匈奴丧失阴山之后，每次经过那里都伤心痛哭。’如果撤销边防军队，对夷狄大为有利，这是不能答应的理由之一。现在，圣上的恩德宽阔广大，如天一样覆盖着匈奴。匈奴人得到拯救，才能活下去。感激救命之恩，叩头称臣。不过，夷狄的性情，穷困时谦卑顺从，强大时骄傲横逆，天性如此。前些时，己撤除了外城，减少了亭、燧等军事建筑，现在的边防军队，仅够担任望，互通烽火而已。古人居安思危，边防不可再撤除，这是理由之二。中国有礼义的教育，有刑罚的惩处，愚昧的小民还要犯禁。何况匈奴单于，他能绝对保证他的部众不违犯规定吗？这是理由之三。即令在中国境内，还在水陆要道设立关卡，用以控制封国王侯，使做臣属的断绝非分之想。在边塞设置亭障，屯田戍守，不仅仅是为了防备匈奴，也是因为各属国的降民，他们本是匈奴的人，恐怕他们念旧而逃亡。这是理由之四。近年来，接近边塞的西羌部落，与汉人来往。汉朝的官吏小民贪图财利，掠夺盗取他们的牲畜，甚至强占他们的妻子，因为这些怨恨，激起他们叛变。现在如果撤除边防军队，可能发生这种因欺侮而起的纷争。这是理由之五。过去，从军的战士，很多人没有回来，留在匈奴，他们的子孙生活贫困，有可能大批前往匈奴投靠亲友。这是理由之六。沿边一带，奴仆婢子忧愁悲苦，想逃亡的人多，都说：‘听说匈奴那里快乐，无可奈何的是边塞的监视太紧！’然而时常仍有逃出边塞的人。这是理由之七。窃贼强盗凶暴狡诈，结成团伙触犯法令，如被追捕得急了，就会北逃匈奴，则不可以制裁。这是理由之八。自从沿边设立要塞，已有一百余年，并不完全用土筑墙，有的利用山岩，有的利用石木，有的利用山谷，有的利用水峡，稍加连接增补，征发士兵、刑徒修建，长年累月，用去的劳力经费，无法计算。我恐怕主张撤除边塞的官员，没有深刻考虑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只想暂时减少戍边的负担。十年之后，百年之内，如果突然发生变化，而边塞已经破坏，烽火亭已经湮没，还要再征发戍卒修建。可是，百余年累积下来的工程，不可能马上恢复。这是理由之九。如果撤销边防军队，废除边境上用于伺望侦察的土堡，匈奴单于必定自认为保塞守边，对汉朝有大恩德，将不断请求赏赐，如果稍有失望，那么后果就难以推测。引起夷狄与汉族感情上的裂痕，毁坏中国的防卫。这是理由之十。由于以上十项理由，我认为：撤除边防军队，不是保持永久和平安定，控制百蛮的好策略！”奏书上去后，元帝下诏：“停止讨论撤除边塞这件事。”派车骑将军许嘉向单于传达口谕说：“单于上书，请求汉朝撤走北方边塞屯田戍守的军队，愿意子孙世代永远保卫边陲。单于向往仰慕礼义，为人民想得很周到，这的确是一个有久远意义的计划，朕非常赞美。中国四方都有关卡、要塞，不是专门为防备来自长城以北的侵扰，也是为了防备中国的奸邪之徒到外面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造成祸害，所以设边塞表明法规，消灭人们的邪念。朕怀着敬意了解了单于的心意，决不怀疑。因恐怕单于误会中国不撤退边塞军队的原因，因此派遣许嘉向单于解释。”单于道歉说：“我愚昧，没有想到这些重大的谋划。幸亏天子派大臣告诉我，待我这么优厚！”

初，中书令石显尝欲以姊妻甘延寿，延寿不取。及破郅支还，丞相、御史亦恶其矫制，皆不与延寿等。陈汤素贪，所卤获财物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幸得禽灭，万里振旅，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雠也！”上立出吏士，令县、道具酒食以过军。既至，论功，石显、匡衡以为：“延寿、汤擅兴师矫制，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土，则后奉使者争欲乘危徼幸，生事于蛮夷，为国招难。”帝内嘉延寿、汤功而重违衡、显之议，久之不决。

当初，中书令石显，曾经打算把姐姐嫁给甘延寿，甘延寿拒绝。等到崐甘延寿打败郅支单于，返回长安，丞相、御史也对假传圣旨这件事深恶痛绝，对甘延寿的功勋并不赞许。而陈汤又一向贪财，把在外国掳掠的金银财宝带入塞内，违反了多项法令。司隶校尉用公文通知沿途郡县，逮捕陈汤的部下，加以审问。陈汤上书元帝说：“我和我的部下共同诛讨郅支单于，幸而将他擒获歼灭，从万里之外，凯旋班师，应有朝廷派出的使者在道上迎接慰劳。然而今天司隶校尉反而逮捕审问，这是替郅支单于报仇啊！”元帝下令，立即释放所有被捕官兵，命沿途地方官府用酒和食品慰劳通过的军队。甘延寿、陈汤返回长安后，评论功劳，石显、匡衡认为：“甘延寿、陈汤假传圣旨，擅自调动军队，不诛杀他们，已是宽大，如果再赐他们爵号，封他们土地，那么以后派出的使节，就会争先恐后地采取冒险行动，以图侥幸成功，在蛮夷中间生事，给国家招来灾难。”元帝内心嘉许甘延寿、陈汤的功劳，而又难于违反匡衡、石显的意见。过了很久，事情仍不能定下来。

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三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县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籓，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啴々焞々，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贰师将军李广利，捐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母寡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馀人。今康居之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

前任宗正刘向上书说：“郅支单于囚禁和杀害的中国使节以及随从官员，数以百计。这种事在外国广为传播，严重地伤害中国的威望，朝廷群臣都为此而痛苦难过。陛下大怒，要诛杀郅支单于，这一欲念从未忘怀。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秉承圣上旨意，倚仗神灵，统率百蛮的君主，集结各城邦的军队，百死一生，深入极远的地域，于是击破康居，攻杀郅支单于的三层城防。拔掉歙侯大旗，砍下郅支单于人头，悬挂战旗于万里之外，为国家扬威到昆仑山之西。洗刷掉谷吉被杀的耻辱，建立了光辉的功勋，所有的夷民全都慑服，无不震恐。呼韩邪单于看到郅支单于已经伏诛，既高兴又害怕，归化慕义，驱驰而来，叩首朝觐，愿为中国守卫北方边疆，世代做中国的臣属。建立千年永垂的功劳，为国家奠定万世和平，所有官员都没有这么大的贡献。从前，周王朝大夫方叔、吉甫，为周宣王诛杀猃狁部落酋长，而后四方的蛮民全都归附。所以《诗经》赞扬说：‘战车是那么众多威武，犹如雷霆轰鸣一般。如此光明诚实的方叔，率师征伐猃狁，荆地的蛮人畏威都来归附。’《易经》说：‘应该嘉奖的是：斩敌首、获敌虏。’说的是赞美诛杀首恶，则所有不愿顺从的人都会来归顺的。而今，甘延寿、陈汤，他们的诛杀所引起的震动，即令《易经》的‘斩敌首’，《诗经》的‘雷霆’，都无法相比。评价一项重大的功勋，崐不能计较小的过失错误，推举重大的善行，不能抓着一点瑕疵不放。《司马法》说：‘对于军事上的赏赐，不要超过一个月。’目的在于使人迅速得到为善的利益。这是为了以武功为先，以用人为重。尹吉甫班师，周王朝对他重赏，《诗经》上形容说：‘尹吉甫既得宴乐的喜庆，又多受赏赐。只因从镐归来，路遥日久。’千里之外的镐城尚且认为路远，何况万里之外，辛苦已极。可是，甘延寿、陈汤不但没有受到祝福，得到报赏，反而抹杀他们浴血奋战的功劳，在舞文弄墨的刀笔吏前被挑剔，这不是奖励有功，劝勉战士的方法。从前齐桓公，前有尊崇周王室的功劳，后有消灭项国的罪过，儒家学派的君子，认为他功大于过，为他掩饰。贰师将军李广利，丧失五万军队的性命，耗费了亿万钱的费用，经过四年之久的辛劳，而仅仅获得三十匹好马而已，虽然砍下大宛王国国王母寡的人头，还不足以抵消耗费，他自身的罪恶很多。但武帝认为，这是万里之外的征讨，不追究过失，于是赐封两位侯爵，擢升三位卿，提拔二千石一百余人。而今，康居王国，比大宛强大，郅支单于的地位，比大宛国王尊贵，诛杀中国使节的罪行，超过不向汉朝献出汗血马。而甘延寿、陈汤，并没有调用汉朝内地的部队，也没有由中国供应一斗粮食。比起李广利来，他们的功德要超过百倍。而且常惠凭他个人的意见，从乌孙王国进攻龟兹；郑吉没有得到命令，擅自接受匈奴日逐王的投降；他们都享受采邑，晋封侯爵。所以说，甘延寿、陈汤的威武功劳，大于方叔、尹吉甫；功大过小，优于刘桓公、李广利；近世功劳，更高过郑吉、常惠。然而震动天下的功勋还没有受到褒扬，而微小的过失却不断传播，我深感痛惜。建议陛下，应立即解除对甘延寿、陈汤的惩处，恢复他们的自由之身。不再搜寻他们的过失，赐给他们爵位，用以奖励功业。”于是元帝下诏赦免甘延寿、陈汤，不准指控，命公卿讨论如何赐封他们爵位。大家认为应该按照军法“捕斩单于令”，可是匡衡、石显认为“郅支本已逃亡，失去国土，在极远的地域盗用单于名号，而不是真单于”。元帝援用安远侯郑吉的前例，要封给甘延寿、陈汤各一千户的采邑。匡衡、石显再次争执。夏季，四月戊辰（三十日），元帝赐封甘延寿“义成侯”，赐封陈汤“关内侯”，采邑各三百户人家，加赐黄金各一百斤。任命甘延寿当长水校尉，陈汤当射声校尉。

荀悦论曰：成其功义足封，追录前事可也。《春秋》之义，毁泉台则恶之，舍中军则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矫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矫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矫小而功大者，赏之可也；功过相敌，如斯而已可也。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

荀悦论曰：如果冯奉世的功勋大义应该封爵，纵是过去的事，照样应该受理。《春秋》大义，鲁文公拆毁泉台则受谴责，撤销中军则受到赞许，各有各的原因。假传圣旨这件事，先王看得很严重，但那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这样作。如果功勋小，处罚他是可以的。如果功勋大，就应该赏赐。功过相等，如此也就算了。应该权衡功过大小而作出适当的决定。

初，太子少好经书，宽博谨慎；其后幸酒，乐燕乐，上不以为能。而山阳王康有材艺，母傅昭仪又爱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山阳王为嗣。上晚年多疾，不亲政事，留好音乐；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临轩槛上，贵铜丸以擿鼓，声中严鼓之节。后宫及左右习知音者莫能为，而山阳王亦能之，上数称其材。史丹进曰：“凡所谓材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高于匡衡，可相国也！”于是上嘿然而笑。
　　
当初，太子刘骜从小就喜爱儒家经典，宽厚、博学、谨慎。可是后来却爱饮酒，喜欢安乐，元帝认为他没有能力。而另一位皇子山阳王刘康有才干，他的母亲傅昭仪又受到宠爱，元帝因此常有意改封刘康为太子。元帝晚年多病，不过问国家大事，喜爱音乐。有时候把军中所用的骑鼓放在殿下，元帝亲自走到廊上，凭倚栏杆，用铜丸从远处投击鼓面，发出紧密的节奏。侍妾们与左右对音乐有素养的人，都办不到，可是刘康却能够，元帝多次夸奖他的才干。史丹进言说：“才干的意义是，聪明而喜好学问，温习旧的知识，能够得到崐新的理解和体会，皇太子就是这样的人。如果是用演奏乐器的能力衡量人，那么陈惠、李微比匡衡高明，可以辅助国政了。”元帝沉默不语，一笑了之。

及上寝疾，傅昭仪、山阳王康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进见。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数问尚书以景帝时立胶东王故事。是时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与皇后、太子皆忧，不知所出。史丹以亲密臣得侍视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而言曰：“皇太子以適长立，积十馀年，名号系于百姓，天下莫不归心臣子。见山阳王雅素爱幸，今者道路流言，为国生意，以为太子有动摇之议。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天子素仁，不忍见丹涕泣，言又切至，意大感寤，喟然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两王幼少，意中恋恋，亦何不念乎！然无有此议。且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违指！驸马都尉安所受此语？”丹即却，顿首曰：“愚臣妄闻，罪当死！”上因纳，谓丹曰：“吾病浸加，恐不能自还，善辅道太子，毋违我意。”丹嘘唏而起，太子由是遂定为嗣。而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中书令石显亦拥佑太子，颇有力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

及至元帝卧病，长久不能起床。傅昭仪和她的儿子山阳王刘康，经常在病床前侍奉。而皇后王政君和太子刘骜，却很少能够进见。元帝的病势渐渐沉重，心绪不宁，几次向尚书查问汉景帝废掉皇太子刘荣，改立胶东王刘彻当皇太子的旧事。这时，太子的大舅父阳平侯王凤当卫尉、侍中，和皇后、太子忧心忡忡，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才能挽救危局。史丹是元帝最亲密的大臣之一，因此能够直接进入寝殿探病，等到元帝单独躺着的时候，他径直进入寝殿，在地面的青蒲上叩头，流泪说：“刘骜以嫡长子的身份，被封作太子，已十多年了，他的尊号家喻户晓，天下无不归心，愿做他的臣子。我见山阳王刘康一向得到陛下的宠爱，如今道路上纷纷传言，既为国家也有个人考虑，认为太子的地位不稳。如果是这样，三公、九卿及其以下高级官员，必然必死相争，拒绝接受这样的诏令。我请求陛下先赐我死，作为群臣的表率。”元帝素来仁慈，不忍看到史丹伤心流泪，而史丹的话又恳切中肯，甚为感动，有所觉悟，喟然叹息说：“我的病日益沉重，太子刘骜、山阳王刘康、信都王刘兴、年纪都小，心中思恋，对他们的未来怎不悬念！可是，并没有改立太子的念头。而皇后王政君一向谨慎小心，先帝又喜爱太子，我怎么能违背他的意旨？你从什么地方听到这些话？”史丹立即向后退，叩头说：“我愚昧妄信传言，罪当处死。”汉元帝于是接受劝谏，对史丹说：“我的病势越来越沉重，恐不能痊愈，你要好好辅导刘骜，不要辜负了我的重托。”史丹唏嘘起身告退。太子的地位，从此才告巩固。而右将军、光禄大夫王商，中书令石显，也都站在刘骜一边，用力拥戴保助。夏季，五月壬辰（二十四日），汉元帝在未央宫驾崩。

班彪赞曰：臣外祖兄弟为元帝侍中，语臣曰：“元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刌节度，穷极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班彪赞曰：我外祖父的兄弟曾当过元帝的侍中，告诉我说：“元帝多才多艺，能写一笔好篆书，会弹琴鼓瑟，吹奏洞箫。自己谱出曲调，填词歌唱，厘定音节，极其精妙。从小就喜欢儒学，即位后征召任用儒生，把国家的大政交给他们。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相继担任丞相。但是，他为儒家经书的文义所牵制，优柔寡断，汉宣帝的大业因此衰退。然而，他宽厚而能容人，谦恭节俭，态度温雅，有古代君王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