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汉纪七》原文及白话文翻译

起玄黓涒滩，尽柔兆阉茂，凡十五年。

太宗孝文皇帝下

　　◎　前十一年壬申，公元前一六九年

　　冬，十一月，上行幸代。
　　春，正月，自代还。
　　夏，六月，梁怀王揖薨，无子。贾谊复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汉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为籓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耳。代，北边匈奴，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比大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适足以饵大国，而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国而令子适足以为饵，岂可谓工哉！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郪而北著之河，淮阳包陈而南揵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扞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当今恬然，适遇诸侯之皆少；数岁之后，陛下且见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国之祸，难以言智，苟身无事，畜乱，宿祝，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帝于是从谊计，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馀城。后岁馀，贾谊亦死，死时年三十三矣。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
　　匈奴寇狄道。
　　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颍川晁错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鋋、剑楯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
　　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故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俛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帝嘉之，赐错书，宠答焉。错又上言曰：“臣闻秦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扬、粤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愤怨，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己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畮也。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复其家，予冬夏衣、禀食，能自给而止。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
　　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错复言：“陛下幸募民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慕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民者，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先为筑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政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者，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胶；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也。”
　　错为人峭直刻深，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

　　◎　十二年癸酉，公元前一六八年

　　冬，十二月，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东郡大兴卒塞之。
　　春，三月，除关，无用传。
　　晁错言于上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减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馀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畮，百畮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馀者也。取于有馀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馀，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帝从之，令民入粟边，拜爵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愈勤农，大富乐矣。”
　　上复从其言，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功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　十三年甲戌，公元前一六七年

　　春，二月，甲寅，诏日；“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供祭服；其具礼仪。”
　　初，秦时祝官有袐祝，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夏，诏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繇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袐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天子怜悲其意，五月，诏曰：“《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记逃，有年而免。具为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定律曰：“诸当髡者为城旦、舂；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而复有笞罪皆弃市。罪人狱已决为城旦、舂者，各有岁数以免。”制曰：“可。”是时，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　十四年乙亥，公元前一六六年

　　冬，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卒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屯三郡。上亲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吏卒，自欲征匈奴。群臣谏，不听；皇太后固要，上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皆为将军，击匈奴。单于留塞内月馀，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
　　上辇过郎署，问郎署长冯唐曰：“父家安在？”对曰：“臣大父赵人，父徙代。”上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于巨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巨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为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奈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上方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于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不从中覆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自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甚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说。是日，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春，诏广增诸祀坛场、珪币，且曰：“吾闻祠官祝釐，皆归福于朕躬，不为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之不德，而专飨独美其福，百姓不与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无有所祈！”
　　是岁，河间文王辟强薨。
　　初，丞相张苍以为汉得水德，鲁人公孙臣以为汉当土德，其应，黄龙见；苍以为非是，罢之。

　　◎　十五年丙子，公元前一六五年

　　春，黄龙见成纪。帝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申明土德，草改历、服色事。张苍由此自绌。
　　夏，四月，上始幸雍，郊见五帝，赦天下。
　　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太子家令晁错对策高第，擢为中大夫。错又上言宜削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上虽不尽听，然奇其材。
　　是岁，齐文王则、河间哀王福皆薨，无子，国除。
　　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于是作渭阳五帝庙。

　　◎　十六年丁丑，公元前一六四年

　　夏，四月，上郊祀上帝于渭阳五帝庙。于是贵新垣平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又于长门道北立五帝坛。
　　徙淮南王喜复为城阳王，又分齐为六国；丙寅，立齐悼惠王子在者六人：杨虚侯将闾为齐王，安都侯志为济北王，武成侯贤为菑川王，白石侯雄渠为胶东王，平昌侯卬为胶西王，扐侯辟光为济南王。淮南厉王子在者三人：阜陵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
　　秋，九月，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平又言：“臣侯日再中。”居顷之，日却，复中。于是始更以十七年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决，通于泗，臣望东北汾阴直有金宝气，意周鼎其出乎！兆见，不迎则不至。”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

　　◎　后元年戊寅，公元前一六三年

　　冬，十月，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谐诈也”；下吏治，诛夷平。是后，上亦怠于改正、服、鬼神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
　　春，三月，孝惠皇后张氏薨。诏曰：“间者数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愚而不明，未达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过与？乃天道有不顺，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废不享与？何以致此？将百官之奉养或废，无用之事或多与？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计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于古犹有馀，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细大之义，吾未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

　　◎　二年己卯，公元前一六二年

　　夏，上行幸雍棫阳宫。
　　六月，代孝王参薨。
　　匈奴连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郡万馀人。上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与匈奴和亲。
　　八月，戊戌，丞相张苍免。帝以皇后弟窦广国贤，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广国，久念不可。”而高帝时大臣，馀见无可者。御史大夫梁国申屠嘉，故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封关内侯；庚午，以嘉为丞相，封故安侯。嘉为人廉直，门不受私谒。是时，太中大夫邓通方爱幸，赏赐累巨万。帝尝燕饮通家，其宠幸无比。嘉尝入朝，而通居上旁，有怠慢之礼，嘉奏事毕，因言曰：“陛下幸爱群臣，则富贵之；至于朝廷之礼，不可以不肃。”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罢朝，坐府中，嘉为檄召通诣丞相府，不来，且斩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诣丞相，免冠、徒跣，顿首谢嘉。嘉坐自如，弗为礼，责曰：“夫朝廷者，高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戏殿上，大不敬，当斩。吏！今行斩之！”通顿首，首尽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节召通而谢丞相：“此吾弄臣，君释之！”邓通既至，为上泣曰：“丞相几杀臣！”

　　◎　三年庚辰，公元前一六一年

　　春，二月，上行幸代。
　　是岁，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

　　◎　四年辛巳，公元前一六零年

　　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
　　上行幸雍。

　　◎　五年壬午，公元前一五九年

　　春，正月，上行幸陇西；三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　六年癸未，公元前一五八年

　　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以备胡。
　　上自劳军，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已而之细柳军，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天子且至！”军门都尉曰；“将军令曰：‘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居无何，上至，又不得入。于是上乃使使持节诏将军：“吾欲入营劳军。”亚夫乃传言“开壁门”。壁门士请车骑曰：“将军约：军中不得驱驰。”于是天子乃按辔徐行。至营，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天子为动，改容，式车，使人称谢：“皇帝敬劳将军。”成礼而去。既出军门，群臣皆惊。上曰：“嗟乎，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称善者久之。月馀，汉后至边，匈奴亦远塞，汉兵亦罢。乃拜周亚夫为中尉。
　　夏，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庾以振民；民得卖爵。

　　◎　七年甲申，公元前一五七年

　　夏，六月，已亥，帝崩于未央宫。遗诏曰：“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无在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朕获保宗庙，以眇眇之身托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馀年矣。赖天之灵，社稷之福，方内安宁，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过行以羞先帝之遗德，惟年之久长，惧于不终。今乃幸以天年得复供养于高庙，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毋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跣；绖带毋过三寸；毋布车及兵器；毋发民哭临宫殿中；殿中当临者，皆以旦夕各十五举音，礼毕罢；非旦夕临时，禁毋得擅哭临；已下棺，服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它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归夫以下至少使。”乙巳，葬霸陵。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驰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是岁，长沙王吴著薨，无子，国除。
　　初，高祖贤文王芮，制诰御史：“长沙王忠，其令著令。”至孝惠、高后时，封芮庶子二人为列侯，传国数世绝。

孝景皇帝上

　　◎　元年乙酉，公元前一五六年

　　冬，十月，丞相嘉等奏：“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帝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制曰：“可。”
　　夏，四月，乙卯，赦天下。
　　遣御史大夫青至代下与匈奴和亲。
　　五月，复收民田半租，三十而税一。
　　初，文帝除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又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是岁，下诏曰：“加笞、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
　　以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张欧为廷尉，楚元王子平陆侯礼为宗正，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仁始为太子舍人，以廉谨得幸。张欧亦事帝于太子宫，虽治刑名家，为人长者，帝由是重之，用为九卿。欧为吏未尝言按人，专以诚长者处官；官属以为长者，亦不敢大欺。

　　◎　二年丙戌，公元前一五五年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春，三月，甲寅，立皇子德为河间王，阏为临江王，馀为淮阳王，非为汝南王，彭祖为广川王，发为长沙王。
　　夏，四月，壬午，太皇太后薄氏崩。
　　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时内史晁错数请间言事，辄听，宠幸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错为内史，东出不便，更穿一门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庙堧垣也。嘉闻错穿宗庙垣，为奏，请诛错。客有语错，错恐，夜入宫上谒，自归上。至朝，嘉请诛内史错。上曰：“错所穿非真庙垣，乃外耎垣，故冗官居其中；且又我使为之，错无罪。”丞相嘉谢。罢朝，嘉谓长史曰：“吾悔不先斩错乃请之，为错所卖。”至舍，因欧血而死。错以此愈贵。
　　秋，与匈奴和亲。
　　八月，丁未，以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丁巳，以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
　　彗星出东北。
　　秋，衡山雨雹，大者五寸，深者二尺。
　　荧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间；岁星逆行天廷中。
　　梁孝王以窦太后少子故，有宠，王四十馀城，居天下膏腴地。赏赐不可胜道，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筑东苑，方三百馀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馀里。招延四方豪俊之士，如吴人枚乘、严忌，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人司马相如之属皆从之游。每入朝，上使使持节以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至，宠幸无比，入则侍上同辇，出则同车，射猎上林中。因上疏请留，且半岁。梁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

汉纪七 汉文帝前十一年（壬申，公元前169年）

冬季，十一月，文帝巡行代国；春季，正月，文帝自代国返回长安。

夏季，六月，梁怀王刘揖去世，他没有儿子。贾谊再次上疏说：“陛下如果不确立制度，从如今的趋势来看，封国不过传了一代或者两代，诸侯尚且自行其事不受朝廷节制，再扩张强大，朝廷的法度就没有办法实行了。陛下当做屏障和皇太子所能仗恃的，只有淮阳国、代国两个封国罢了。代国，北部与匈奴相接，与强敌为邻，能自我保全就足够了；淮阳国与那些强大的诸侯国相比，仅仅像一个黑痣附着在脸上一样，它恰恰只能诱发大国吞并的欲望，而无力对大国有所牵制。现在权在陛下手中；封立王国却使自已儿子的封国小得只能做被人吞并的诱饵，怎能说设计得好呢！我有个愚笨的计谋，请皇帝把原属淮南国的封地，全划归淮阳国，使淮阳国增大，并且为梁王立继承人，把淮阳北边的两三个城和东郡划归梁国，以扩大梁国的封地。如果不妥，可以把代王改封为梁王，而以睢阳为都城。梁国封地起于新而北面直达黄河，淮阳国的封地囊括了原来陈国的全境并且南部直达长江，那么其他大诸侯国有二心的，也胆战心惊不敢图谋反叛朝廷了。梁国足以阻止齐国和赵国，淮阳国足以禁制吴国和楚国，陛下可以垫高枕头安睡，再没有对崤山以东的忧虑了。这可使两代君主安享太平。现在安然无事，是因为恰巧诸侯王都还年幼，几年之后，陛下就会看见诸侯王带来的危机了。秦始皇日日夜夜苦心劳力以铲除六国之祸；而现在陛下牢牢地控制着天下，一举一动都能如意，却高拱两手安坐，造成新的六国之祸，就难说您有智谋。即便是终您一生太平无事，但却留下了祸乱的根源，对这些危机早就看到了却不去解决，待您百年之后，把危机留给了年迈的老母，幼稚的弱子，使 他们不得安宁，不能说您是仁者。”文帝于是采纳了贾谊的计策，把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梁国封地北以泰山为界，西至高阳，共有大县四十多个。又过了一年多，贾谊死去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文帝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

匈奴侵犯狄道。

当时，匈奴经常挑起边境战争，太子家令颍川人晁错向文帝上书，谈论战争问题说：“《兵法》说：‘有战无不胜的将军，没有战无不胜的民众。’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关键在于良将，不可不慎重地选择良将。

“臣又听说：在战场上与敌人交锋，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占据有利地形，二是士兵训练有素，三是武器精良。按照《兵法》所说，步兵、车骑兵、弓弩、长戟、矛铤、剑盾等不同的兵种和武器，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地形，各有所长；如果战场地形不利于发挥军队和武器的长处，就可能出现十个士兵不如一个士兵的情况。士兵不经过挑选，军队缺乏训练、起居管理混乱，动静不一致，胜利进攻时跟不上，退避危难时不能一致行动，前军已经刀兵相接，后军却仍松松垮垮，士兵不能随着鸣金击鼓进退，这是不训练军队的错误，这样的军队，一百个人不抵十个用。士兵手中的兵器不齐备不锋利，与徒手作战一样；将士身上的盔甲不坚固，与脱衣露体一样；弩箭射不到远处，与短兵器一样；射不中目标，与没有箭一样；箭虽然射中目标却射不进敌人身体，就与没有箭头一样。这是将领不检查武器导致的祸患，这样的军队，五个人不抵一个用。所以《兵法》说：‘器械不锋利，是把士卒奉送给敌人；士卒不听号令，是把统兵将领奉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兵法，是把他的君主奉送给敌人；君主不精心选择将领，是把国家奉送给敌人。’这四点，是用兵最重要的关键。

“臣又听说：在用兵时，依据交战双方国家大小不同、强弱不同和战场地形险峻平缓的不同，应采取不同的对策。自我贬抑，去侍奉大国，这是小国应采取的方法；如果与敌方不分强弱，就应联合其他小国对敌作战；利用蛮夷部族去进攻蛮夷部族，这是中原王朝应该采取的战略。现在匈奴的地形、军事技术与中原有很大不同：奔驰于山上山下，出入于山涧溪流，中原的马匹不如匈奴；在危险的道路上，一边策马奔驰一边射击，中原的骑射技术不如匈奴；不畏风雨疲劳，不怕饥渴，中原将士不如匈奴人；这是匈奴的优势。如果到了平原、地势平缓的地方，汉军使用轻车和骁勇的骑兵精锐，那么匈奴的军队就很容易被打乱；汉军使用强劲的弓弩和长戟，箭能射得很远，长戟也能远距离杀敌，那么匈奴的小弓就无法抵御；汉军身穿坚实的铠甲，手中有锋利的武器，长兵器与短兵器配合使用，弓箭手机动出击，兵按什伍编制统一进攻，匈奴的军队就不能抵挡；有勇力的弓箭手，以特制的好箭射向同一个目标，匈奴用皮革和木材制造的防御武器就会失效；下马在平地作战，剑戟交锋，近身搏斗，匈奴人的脚力就不如汉军；这是中原的军事优势。由此看来：匈奴有三项优势，汉军有五项优势；陛下又动用了数十万军队，去攻伐只有数万军队的匈奴，从兵员数量计算，这是以一击十的战术。

“尽管如此，刀兵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由大变小，由强变弱，瞬息之间就会发生。用人的生死去决胜负，失利就难以重振国威，后悔都来不及了。英明的君主在决策时，应立足于万无一失。现在已归降朝廷的胡人、义渠、蛮夷等，部众达数千人，他们的饮食习俗、善于骑射的特长，都与匈奴一样。赐给他们坚固的铠甲、绵衣、强劲的弓，锋利的箭，再加上边境各郡的精崐锐骑兵，起用通晓兵法并了解蛮夷部族风俗习惯，能笼络其人心的将领，用陛下明确的约定统率他们。如果遇到险阻，就让这些人冲锋陷阵；在宽阔的平野，就用战车、步兵去制服敌人；两支军队互为表里，各自发挥他们的优势，再加上以众击寡，这是万无一失的战略。”

文帝很赞赏他的意见，赐给晁错一封复信，以表示宠信。

晁错再一次上书说：“臣听说秦起兵攻打匈奴和百越，不是为了保卫边境安宁、防止人民死于战争，而是残暴贪婪，要想扩大它的疆域，所以，功业没有建立，天下已经大乱。而且如果用兵而不了解敌人的虚实强弱，进攻就会被敌人所俘虏，屯守就会被敌人所困死。北方的胡人和貉人，生性耐寒；南方扬、粤一带的人，生性耐暑。秦朝的戍卒不服南北两地的水土，戍守边疆的死在边境，输送给养的死于路上。秦朝百姓被征发当兵，就如同去刑场被处死，于是秦王朝就征发犯罪的人去戍边，称作‘谪戍’。先是征发犯罪的官吏以及赘婿和商人充军，后来又扩大到曾有市籍经过商的人，然后又扩大到祖父母、父母曾有市籍经过商的人，最后强迫居住于闾左按规定不负担兵役的人，也去当兵。胡乱征发，被强迫当兵的人都心怀愤恨，他们遭受必死无疑的厄运，朝廷 却不给以丝毫的报偿，死于战场，他们的家属得不到国家免收一算赋税的回报，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秦的暴政祸及自己。陈胜前去戍边，来到达大泽乡，首先为天下人做出了反秦的表率。天下人响应陈胜，如同流水下泄势不可挡，这是秦以严威强制征兵的恶果。

“匈奴人的衣食来源，不依靠土地，所以经常扰乱边境，往来转移，有时入侵，有时撤走；这是匈奴人的谋生之业，却使中原汉人离开了农田。现在匈奴人经常在边界一带放牧、打猎，察看汉军守边士兵的状况，发现汉军人少，就会入侵。如果陛下不发兵救援，边境百姓不能指望朝廷的救兵，就会萌发投降敌人的念头；如果陛下发兵救援，发兵太少就不起作用，多发援兵，来自于远方的各县援兵刚刚到达，匈奴军队又已撤走了。不撤走聚集在边境的大量军队，军费开支太大；撤走援兵，匈奴人又乘虚而入。这样连年折腾，那么中原地区就会陷入贫困，百姓无法安居乐业了。幸得陛下担忧边境问题，派遣将吏发兵加强边塞防务，这是对边境百姓的很大恩惠。但是现在远方的士兵驻防边塞，一年轮换一批，不了解匈奴人的本领。不如选常居的人在边境安家从事农耕生产，并且用于防御匈奴入侵，利用有利地势建成高城深沟；在战略要地、交通要道，规划建立城镇，规模不小于千户人口。官府先在城中修建房屋，准备农具，再召募百姓来边城居住，赦免罪名，赏给爵位，免除应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并向他们提供冬夏季衣服和粮食，直到他们能生产自足时为止。如果崐不给边塞民众优厚的利禄，就无法使他们长期定居在这片危险困苦的土地上。匈奴入侵，有人能从匈奴手中夺回所掠财物，就把其中的一半给他，由官府为他赎买。边塞的百姓得到这样的待遇，就会邻里街坊相互救援帮助，冒死与匈奴搏斗。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对皇帝感恩戴德想有所报答，而是要想保全亲戚邻居，贪恋财产；与那些不了解本地地形并且对匈奴心怀畏惧的东方戍卒相比，他们防御匈奴的功效要高出一万倍。在陛下当政之时，迁徙百姓以充实边防，使远方没有屯戍边境的徭役；而边塞的居民，父子相互保护，免受被匈奴俘虏的苦难；陛下这样做，利益传到后世，得到圣明的名声，这与秦征发满怀怨恨的百姓去戍守边疆，是不能相比的。”

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往边塞定居。

晁错再次上书说：“陛下召募迁徙的百姓以充实边塞，使屯戍的徭役越发减省，运输费用更加减少，这是对百姓很大的恩惠。下级官吏的表现如果真能与陛下对百姓的厚惠相称，遵奉陛下的法令，对迁来的应募百姓，照顾其中的老弱，厚待其中的壮士，争取他们的拥护而不去欺凌他们，使先来的人安居乐业而不思念自己的故乡，那么贫民就会感到羡慕，相互劝勉前往边塞了。臣听说古代明君迁徙百姓，要先察看当地是否阴阳调和，品尝水泉是否甘美可口，然后再营造集镇、修筑城池，设计乡里、划分住宅地，先为百姓修筑房屋，配置器物，百姓到达后有可居住的房屋，有可使用的器物。这正是百姓不留恋故乡而相互勉励迁往新居的原因。官府在迁徙的新居住区设置医生、巫神，为百姓医治疾病，主持祭祀。百姓得以男女婚配，生老病死相互照顾，坟墓相互依靠，栽种树木，喂养六畜，屋房完备安全。这样做正是为了让百姓乐于长期定居此地。

“臣又听说古代明君为了防御敌人入侵，在沿边境的各县创设如下建制：每五家为一伍，设置伍长；每十个伍的民户为一里，里设置有假士；每四里为一连，连有假五百；每十连为一邑，邑设置假候，都选择邑中贤才里有保护能力、熟悉地形、了解民心的人担任这些职务；安居本地就教民众学习射箭，出临边境就教民众学习防御敌人。军事编制形成于内，军事政令就能在外有效地发挥作用。百姓训练有素，不许他们随便迁移，年幼时一同玩乐，成年后共事。夜间战斗，只要听到声音就能互相了解，足以相互救援；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就足以相互识别；友爱之心，足以使他们生死与共。在此基础上，朝廷再以厚赏奖励，以重罚威逼，百姓就会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了。所迁徙的百姓如果不是强壮有力的人，只能虚耗衣服粮食，不能用于充实边防；百姓虽然强壮有力，但如果没有好官去治理，也不会有功效。

“陛下拒绝与匈奴和亲，我私下估计他们冬季会向南进犯；边境一旦大治，就可以重创匈奴，使他们终身不振恢复不了元气。如果想树立汉朝廷的威名，就应该在秋季匈奴刚纵兵入侵时就给以痛击；假若匈奴来犯而不能打败他们，使他们得志而去，以后就不容易降服了。”

晁错为人刚直而又严峻苛刻，因辩才而得到太子的宠信，太子家里称他为“智囊”。

前十二年（癸酉，公元前168年)

冬季，十二月，黄河在酸枣县决口，向东冲溃了金堤，淹没东郡；朝廷大量征发士卒堵塞决口。

春季，三月，朝廷宣布废止关隘检查制度，吏民出行不必带证明身份的符传。

晁错对文帝说：“英明的君主在位，百姓不受饥寒的折磨，这并不是君主能亲自耕作供给百姓食物，亲自织布为百姓做衣服，而是君主为百姓开辟了生财之路。所以尧遇到九年的大涝灾，商汤七年的大旱灾，而全国并没有被抛弃的病饿者，其原因就在蓄 积多而预先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海内大一统，土地之广、人口之众，不亚于商汤和夏禹时代，再加上没有持续几年的旱涝天灾，但蓄 积却没有那时多，原因何在？是因为土地还有余力没有利用，百姓还有余力没有发挥；可生长谷物的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垦，山林川泽的财富还没有全部开发，不从事生产而消耗粮食的游民还没有全部回归农业生产。

“严寒之时人们急需衣服，不求轻暖，能御寒就穿；饥饿时急需食品，不求香甜可口，能充饥就吃。饥寒临身，人们顾不得讲究廉耻。人之常情，一天不吃两餐就会挨饿，一年不做衣服就会挨冻。如果腹中饥饿却得不到食物，肌肤寒冷却得不到衣服，即便是慈父也不能保有他的儿子，君主怎么能够控制住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引导百姓从事农桑耕织，少收赋税，多搞蓄积，用来充实府库，防备旱涝灾害，所以才能稳定对百姓的统治。百姓的善恶，就看君主如何去诱导、统治他们；百姓追求财利，就如同水只会向下流而不选择方向一样。

“珠、玉、金、银等物品，饿的时候不能吃，冷的时候不能穿；但是大家都把它们视为珍宝，原因就在于君主使用它们。这些东西轻又小便于收藏，只要拿着握于手掌中的那么一点，就可以周游天下而不受饥寒之苦。这可以使臣子轻易地背叛他的君主，使百姓轻易地离开故乡，刺激了盗贼的贪欲，使逃亡者得到轻便 的资财。粟、米、布、帛等物，产于土地，按时成长，投入很多人力，不是一天就可以生产出来的；重达数石的粟、米、布、帛，价值有限，一个体力中等的人却已无法搬运，它不会成为资贼劫夺的目标，但人们一天得不到它们，就得忍受饥寒。所以英明的君主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家中有五口人的农民家庭，为官府服徭役的不少于两个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一百亩，百亩土地的收获量不超过一百石。农民春季耕种，夏季锄草，秋季收获，冬季贮藏，砍柴，修缮官府房屋，服徭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严寒，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日子；还有民间的人情往来，吊唁死者慰问病人、赡养父母、哺育子女等负担，也得从一百石的收获物中支付。农民如此勤劳困苦，还要再蒙受旱涝灾害，官府政令严苛而赋税繁重，不按规定时间征收赋税，早上发布的政令晚上又有变化。农民家中有资财的，以半价折卖，家中贫穷的，只好去借利息双倍的高利贷，于是就有人卖土地房宅、卖妻卖子以偿还债务了。而那些行商坐贾，实力大的积贮钱财发放双倍利息的高利贷，实力小的坐在市肆中作买卖，依靠手中囤积的物品，每天游荡在都市之中，得知皇帝急需某种物品，就把价格提高到两倍以上。所以商人男的不去耕田耘草，女的不去养蚕纺织，但穿衣服却非穿华丽的绸缎不可，吃饭非吃好米好肉不可。商人不受农民那样的辛苦，却可以得到很多钱财。商人依仗手中大量的钱财，与王侯显贵结交，势力超过了一般官员，于是以财利进行倾轧；商人到千里之外遨游，车子在路上前后相望，络绎不绝。他们乘坐着坚实的车子，鞭策着肥马，踏着丝制的鞋子，穿着精美的白色绸缎衣服。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的原因。

“现在的当务之急，没有比使百姓从事农耕更重要的了。要想使百姓务农，关键在于使全社会把粮食看成为珍宝；使全社会把粮食看做珍宝的方法，在于朝廷 把粮食作为奖惩手段统治百姓。可以召募天下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用以购买爵位免除罪名。这样，富人可以拥有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钱，粮食就不会被屯积。那些能够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的人，都是粮食有余的，收取余粮供给国家使用，就可以减少对贫困百姓收取的赋税，这就是所说的‘损有余，补不足’，政令一公布就可以给百姓带来利益。现行的律令规定：有一匹战马的人家，可免除三人的兵役；战马，是天下的重要军事装备，所以给予免除兵役的优待。神农的教令说：‘有高达十仞的石砌城墙，有宽达一百步的滚沸的护城河，有一百万全副武装的士兵，但没有粮食，那无法守住城池。’由此看来，粮食是君主的重要资本，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所在。现在百姓缴纳粮食要得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能免除一人的兵役，这与对有战马的人的优待相比较，差得太远了。封爵的权力，是君主所专有的，由口而出可以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所种的，生长于土地而不会缺乏。得到高等爵位和免除罪名，是天下百姓最迫切的欲望；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到边境地区，以换取爵位、免除罪名，不用三年时间，边塞的粮食储备就必定会很多了。”

文帝采纳晁错的意见，下令规定：百姓输送粮食到边塞，依据输送粮食的多少，分别授给高低不同的爵位。

晁错又上奏说：“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说：“引导百姓的正确道路，在于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朕亲自率领天下人务农耕种，至今已有十年了，但荒地的开垦没有增加，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有饥饿之色；这是从事农耕的人还不多，而官吏没有切实发展农业。朕屡次颁下诏书，每年都鼓励百姓种植，至今未见成效，这就证明官吏没有认真地执行诏令去勉励百姓。况且朕的农民生活很苦而官吏并不去照顾他们，又怎么能勉励他们从事农业呢！今年把原定征收的土地税的的一半赐给农民。”

前十三年（甲戌，公元前167年）

春季，二月，甲寅（十六日），文帝下诏说：“朕亲自率领天下臣民进行农耕，供应宗庙祭祀的粮食，皇后亲自采桑养蚕，供应祭祀的祭服；制定有关此事的礼仪！”

当初，秦朝的祝官中有秘祝，一旦出现了灾异，就把造成过失的责任从皇帝身上移到臣子身上。夏季，文帝下诏书说：“朕听说天之道，祸从怨而起，福由德而兴，百官的过失，都应该由朕一人负责。现在秘祝官员把过失的责任推给臣下，是显扬了朕的失德，朕很不赞成。应予废除！”

齐国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当处以肉刑，被逮捕拘压在长安诏狱。他的小女儿缇萦向皇帝上书说：“我父亲做官，齐国人都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他犯了罪，按法律应判处肉刑。我感到悲痛伤心的是，死人不能复生，受刑者残肢不能再接，即使以后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愿意没入官府做官婢，以抵赎我父亲该受的刑罚，使他得以改过自新。”

文帝很怜悯和同情缇萦的孝心，五月，下诏书说：“《诗经》说‘开明宽厚的君主，是爱护百姓的父母。’现在人们有了过错，还没有加以教育就处以刑罚，有的人想改变行为向善，也无路可走了，朕很怜惜！肉刑的残酷，以至于切断人的肢体，摧残人的皮肉，使人终生无法生育，这是多么残酷和不合道德！难道这符合为民父母的本意吗！应该废除肉刑，用别的惩罚去代替它；此外，应规定犯罪的人各依据罪名的轻重，只要不从服刑的地方潜逃，服刑到一定年数，就可以释放他。制定出有关的法令！”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制定这样的法律条文：“原来应判处髡刑的，改为罚作城旦和城旦舂；原来应判处黥髡刑的，改作钳为城旦、钳为城旦舂；原来应判处劓刑的，改为笞三百；原来应判处斩左脚的，改为笞五百；原来崐判处斩右脚以及杀人之后先去官府自首的，官吏因受贿、枉法、监守自盗等罪名已被处置但后来又犯了应判处笞刑的，全都改为公开斩首。罪犯已被判处为城旦、城旦舂的，各自服刑到一定年数后赦免。”文帝下达批准文书：“同意。”

这一时期，文帝自身谦逊自守，而将相大臣都是老功臣，少文采而多质朴。君臣以导致秦灭亡的弊政为鉴诫，论议国政讲究以宽厚为本，耻于议论别人的过失；这种风气影响到全国，改变了那种互相检举、攻讦的风俗。官吏安于自己的官位，百姓乐于自已的生业，府库储蓄每年都有增加，人口繁衍。风俗归于笃实厚道，禁制法网宽松，有犯罪嫌疑的，从宽发落，所以，刑罚大量减少，甚至一年之内全国只审判了四百起案件，出现了停止动用刑罚的景象。

六月，文帝下诏书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什么事情比农业更为重要。现在那些辛苦勤劳的农民，还要缴纳租税，这样做，使从事农耕本业和从事工商末业的人没有区别，说明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不完备，应当免除农田的租税！”

前十四年（乙亥，公元前166年）

冬季，匈奴老上单于用十四万骑兵攻入朝那县和萧关，杀了北地郡都尉孙，掳掠了许多百姓和牲畜财产；匈奴骑兵直抵彭阳县境，并派一支奇兵深入腹地烧了回中宫，侦察骑兵一直到了雍地的甘泉宫。文帝任命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征发一千辆战车、十万骑兵驻扎在长安附近，以防御匈奴进攻；文帝又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分别率军屯守上郡、北地郡和陇西郡。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操演军队，颁布军事训令，奖赏将士，准备亲自统兵去征伐匈奴。群臣劝阻他亲征，文帝不从；皇太后坚决阻止，文帝才打消了统兵亲征的念头。于是文帝任命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内史栾布为将军，迎击匈奴。匈奴单于在汉塞之内活动了一个多月，才撤退出塞。汉军把匈奴驱逐出边塞之外，就撤兵回境，未能对匈奴有所杀伤。

文帝乘辇车经过中郎的官府，问郎署长冯唐说：“您老人家原籍是何处？”冯唐回答说：“我的祖父是赵国人，父亲迁居代国。”文帝说：“我在代国时，我的尚食监高祛多次对我称赞当年赵国将军李齐的贤能，讲述他与秦兵大战于钜鹿城下的事情。现在，我每次吃饭，心思没有不在钜鹿的时候。老人家您知道吗？”冯唐回答说：“李齐还不如廉颇、李牧为将带兵的本领大。”文帝拍着大腿说：“唉！我偏偏得不到谦颇、李牧那样的人做将军！有了这样的将军，我难道还担忧匈奴的入侵吗！”冯唐说：“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他们。”

文帝大怒，起身返回宫中，过了许久，召见冯唐，责备说：“您为什么要当众侮辱我，难道没有适当的机会吗！”冯唐谢罪说：“我是个乡鄙之人，不懂得忌讳。”文帝正在担忧匈奴的入侵问题，于是终于再问冯唐说：“您怎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和李牧呢？”冯唐回答说：“我听说上古明君派遣将军出征时，跪着推将军的车辆前行，而且说：‘国门之内的事，由我来决定；国门以外的事情，请将军裁决。’一切军功、封爵、奖赏的事都由将军在外面决定，回国后再奏报君主。这并不是虚假的传言。我的祖父说：李牧为赵国将军，驻守边境时，把从军中交易市场上收得的税收，都自行用于犒劳将士；赏赐都由将军在外决定，不必向朝廷请示批准。对他委以重任而责令成功，所以李牧才能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干；他率领着精选出来的一千三百辆战车、一万三千名善于骑射的骑兵，十万训练有素的将士，所以能够在北方驱逐匈奴，击败东胡，消灭澹林，在西方抑制了强大的秦国，在南方抵御了韩国和魏国；在那个时候，赵国几乎成为一个霸主之国。后来，恰 逢赵王赵迁继位，他听信郭开的谗言，终于诛杀李牧，命令颜聚代替李牧而统兵；正因为如此，赵国军队溃败，将士逃散，被秦军消灭。现在我私下听说魏尚担任云中郡郡守时，把军中交易市场所得的税收全都用来犒劳士卒，还用自已的官俸钱，每五天宰杀一头牛，自已宴请宾客、军吏和幕僚属官，因此，匈奴远避，不敢接近云中边塞。匈奴曾经入侵云中郡一次，魏尚率领车骑部队出击，杀了很多匈奴人。那些士兵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弟，从田间出来参军从征，怎能知道‘尺籍’‘伍符’之类的军令军规！整日拼死战斗，斩敌首级，捕获俘虏，在向幕府呈报战果军功时，只要一个字有出入，那些舞文弄墨的官员，就引用军法来惩治他们，他们应得到的赏赐就被取消了；而那些官吏所奉行的法令却必须执行。我认为陛下的赏赐太轻，而惩罚却太重。而且云中郡守魏尚因为上报斩杀敌军首级的数量差了六个，陛下就把他交给官吏治罪，削去他的爵位，判罚他做一年的刑徒。由此说来，陛下即使得到廉颇、李牧，也不能任用啊！”文帝高兴地接受了冯唐的批评。当天，就令冯唐持皇帝信节去赦免魏尚，重新任命魏尚做云中郡守，并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

春季，文帝诏令扩大祭祀的场所，增加祭祀所用的玉和币帛，并且说：“朕听说祠官在祭祀的祈福祷告中，都将福归于朕个人，而没有为百姓祈福，朕对此很感惭愧。以朕这样的失德之人，独享神灵的福荫，而百姓们却不能分享，这是加重朕的过失。此后祠官在祭祀祷告时，不要再为朕个人祈祷祝福！”

这一年，河间王刘辟强去世。

当初，丞相张苍认为汉朝得“五行”中的水德。鲁国人公孙臣认为汉朝当属土德，与土德相应，应该出现黄龙；张苍认为公孙臣说的不对，不采纳崐他的观点。

前十五年（丙子，公元前165年）

春季，成纪县出现了黄龙。文帝召见公孙臣，任命他为博士，与其他学者论证汉得土德的观点，草拟改换历法和改变服色的方案。张苍从此自动黜退。

夏季，四月，文帝第一次亲自前往雍地，对五帝庙行郊祭之礼，并且宣布大赦天下。

九月，文帝下诏，令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荐贤良、能直言极谏的人，皇帝亲自策问考试。太子家令晁错的对策为高等，文帝提升他为中大夫。晁错又上书文帝，谈论应该削减诸侯王的实力以及应该改的法令，上书共计三十篇。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用他的意见，却对他的才能另眼相看。

这一年，齐王刘则、河间王刘福去世，都无子，封国被废除。

赵国人新垣平自称善于“望气”，得以进见文帝。他说长安东北有神，结成五彩之气。于是文帝下令在渭阳修建五帝庙。

前十六年（丁丑，公元前164年)

夏季，四月，文帝在渭阳五帝庙郊祭五帝。这时，文帝宠贵新垣平，封为上大夫，赏赐黄金累计一千斤；文帝还让博士、诸生杂采《六经》中的记载，汇集成《王制》，谋划议论巡狩、封禅等事。又在长门亭的道北设立了五帝坛。

文帝把淮南王刘喜再次封为城阳王。又把齐国分立为六国。丙寅（十七日），文帝封立齐悼惠王在世的六个儿子为王：杨虚侯刘将闾为齐王，安都侯刘志为济北王，武成侯刘贤为川王，白石侯刘雄渠为胶东王，平昌侯刘为胶西王，侯刘辟光为济南王。文帝封立淮南厉王在世的三个儿子为王：阜陵侯刘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刘勃为衡山王，阳周侯刘赐为庐江王。

秋季，九月，新垣平指使人携带玉杯到皇宫门前上书，献宝给文帝。新垣平对文帝说：“宫门前有一股宝玉之气移来。”过了一会，前去查看，果然有人来献玉杯，杯上刻有“人主延寿”四字。新垣平又说：“我算出今天太阳将再次出现在中天。”过了一会儿，太阳向东退行，再次到达中天。于是，决定把文帝在位的第十七年改称为元年，并特许天下人聚会痛饮，以示庆贺。新垣平说：“周朝的大鼎沉没在泗水中。现在黄河决口，与泗水相连通，我看东北正对着汾阴有金宝之气，估计周鼎可能会出世吧！它的征兆已经出现了，如果不去迎接，周鼎是不会来的。”这个时候，文帝派人在汾阴修庙，南面靠崐近黄河，想要通过祭祀求得周鼎出世。

后元年（戊寅，公元前163年）

冬季，十月，有人向文帝上书，检举新垣平“所说的一切都是诈骗”，文帝命令司法官员审查，最后，新垣平被诛灭三族。从此之后，文帝对于改变历法、服色及祭祀鬼神的事，也就疏怠了，立于渭阳、长门的五帝庙，隶属于祠官管理，由祠官按照季节时令祭祀，文帝自己不再去了。

春季，三月，孝惠帝的张皇后去世。

文帝下诏说：“近来连续几年歉收，又有旱涝和疾病的灾害，朕十分担忧。朕愚蠢而不聪明，不知道出现这些灾害的祸根是什么：或许是朕治国有失误、行为有过错吗？是天道不顺，或者是不得地利，人事多有失和，没有供奉鬼神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或者是废弃了百官的奉养，所兴办的无用之事太多了吗？为什么百姓缺乏粮食充饥呢？估计土地没有比以前减少，而统计百姓的人口也没有比以前增加，按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来计算，现在比古代还要多；但百姓的粮食却严重缺乏，造成这种失误的根源在哪里？莫非是由于百姓之中从事工商末业而损害农耕本业的人多，造酒大量耗费了粮食，六畜吃得太多了吗？这些大大小小的原因，我不知道哪个是最主要的，可以由丞相、列侯、二千石官员、博士共同议论这个问题，有能够帮助百姓的意见，可按照各自的思路，去做深远的探讨，无所隐瞒地全都告诉我！”

后二年（己卯，公元前162年）

夏季，文帝前往雍地的阳宫。

六月，代王刘参去世。

匈奴连年入寇边境，杀害、掳掠了许多百姓及其牲畜财产，云中郡和辽东郡所受侵害最为严重，受害人数每郡多达一万余人。文帝担忧匈奴的入侵，就派使臣给匈奴送去书信，匈奴单于也派一位当户来汉朝廷 答谢，汉与匈奴恢复了和亲关系。

八月，戊戌（疑误），文帝罢免了丞相张苍的职务。文帝因为皇后的崐弟弟窦广国贤能，品行好，想任命他为丞相，说：“恐怕天下人会以为我偏爱窦广国。”考虑很久，认为不能用他为丞相，而高帝时代的大臣，现在健在的人中，又没有能胜任丞相职务的人。御史大夫梁国人申屠嘉，当年曾以步兵强弩射手的身份跟随高帝征战，封为关内侯；庚午（初四），文帝任命 申屠嘉为丞相，封为故安侯。申屠嘉为人廉洁正直，在家中不接见私人拜谒的人。当时，太中大夫邓通正得皇帝宠幸，赏赐的财物累计万万钱；文帝曾在他家中欢宴饮酒，宠幸的程度无人能够相比。申屠嘉曾来朝见文帝，见到邓通正在文帝身边，礼节很简慢。申屠嘉奏报完了政事，就说：“陛下如果宠信亲近臣子，可以让他富贵，至于朝廷之礼，却不能不整肃。”文帝说：“你不必说了，我私下会告诫他。”散朝之后，申屠嘉坐在丞相府中，用公文召邓通来丞相府。邓通不来，申屠嘉便要斩杀邓通。邓通很恐惧，进宫去告知文帝，文帝说：“你只管前去，我会派人召你。”邓通来到丞相府，摘下帽子，赤着双脚，向申屠嘉叩头请罪。申屠嘉坐着，安然自若，不予礼待，责备说：“朝廷，那是高皇帝的朝廷。你邓通只不过是一个小臣，意在殿上戏闹，这是大不敬之罪，该判处斩首。来人！立即把邓通处斩！”邓通吓得一再磕头，磕得头到处流血，申屠嘉仍不表示宽恕。文帝估计丞相已让邓通吃了苦头，就派使者持皇帝信节前来传唤邓通，并且转达文帝向丞相表示歉意的话：“这个人是我所戏弄的昵臣，您就赦免了他吧！”邓通回到宫中，哭着对文帝说：“丞相差一点杀了我！”

后三年（庚辰，公元前161年）

春季，二月，文帝前往代国。

这一年，匈奴老上单于死，其子军臣单于继位。

后四年（辛巳，公元前160年

夏季，四月，丙寅晦（疑误），出现了日食。

五月，文帝宣布大赦天下。

文帝前往雍县。

后五年（壬午，公元前159年）

春季，正月，文帝前往陇西郡；三月，文帝前往雍县；秋季，七月，文帝前往代国。

后六年（癸未，公元前158年）

冬季，匈奴三万骑兵入侵上郡，三万骑兵入侵云中郡，杀害和掳掠了很多军民，报警的烽火一直传到甘泉和长安城。朝廷 任命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崐将军，率军屯守飞狐；任命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守句注；命将军张武屯守北地郡；命河内郡守周亚夫为将军，驻扎细柳；命宗正刘礼为将军，驻扎霸上；命祝兹侯徐厉为将军，驻扎棘门，以防备匈奴。文帝亲自犒劳军队，到达驻扎霸上和棘门的军营时，文帝一行人直接驰马进入营垒，将军和他的部属都骑着马迎送文帝出入。接着文帝到达细柳的军营，只见将士们身披铠甲，手执锋利的武器，张满弓弩。文帝的先导队伍到达，不能进入军营。先导说：“天子马上就到了！”把守军门的都尉说：“将军命令说：‘军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听天子的诏令。’”过了一会，文帝来到，也不能进入军营。于是文帝便派使者持节诏告将军：“朕想进入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才传达军令说：“打开军营大门。”守卫军营大门的军官向皇帝的车马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在军营内不许策马奔跑。”文帝一行人便拉着马缰绳缓慢地前进。来军营中，周亚夫手执兵器对着文帝拱手作揖说：“身上穿着盔甲的武士不能下拜，请允许我以军礼参见陛下。”文帝被打动了，面容变得庄重肃穆，手扶车前的横木，向军营将士致意，并派人向周亚夫表示谦意，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完成了劳军的仪式后离去。走出营门，群臣都表示惊讶。文帝说：“唉！周亚夫才是真正的将军呢！前面所经过的霸上和棘门的军队，如同儿戏罢了，那些将军很容易受到袭击而被人俘虏。至于周亚夫，谁能冒犯他呢！”文帝对周亚夫称赞了很久。过了一个多月，汉军到达边境，匈奴远远地离开了边界，汉军也就撤回来了。于是，文帝任命周亚夫为中尉。

夏季，四月，大旱，出现蝗灾。文帝下令：诸侯封国停止向朝廷进贡；取消禁止百姓进入山林川泽的命令；减少御用衣服、车马等诸项开销；裁减专为皇帝服务的郎官人数；打开官府仓库救济百姓；允许百姓出卖爵位。

后七年（甲申，公元前157年）

夏季，六月，己亥（初一），文帝在未央宫驾崩。文帝留下的遗诏说：“朕听说，天下万物萌生，没有不死的；死，是天地的常理，是万物的自然规则，有什么值得特别悲哀的呢！现在这个时代，世人都乐于生而厌恶死，为了厚葬而破产，为了强调服丧尽孝而损害身体健康，朕很不赞成这些做法。况且，朕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德行，没有帮助百姓，现在死了，如果再让臣民们长期地为朕服丧哭悼，经历寒暑变化那么久，使民众父子悲哀，老人伤感，减少了他们的饮食，停止了对鬼神的祭祀，这是加重了朕的失德，怎么对得起天下人呢！朕获得了保护宗庙的权力，以渺小之身，托身于天下君王之上，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依赖上天的神灵，社稷的福运，才使境内安宁，没有战争。朕确实不聪明，时常害怕自己做出错事，而使先帝遗留下来的美德蒙受耻辱，惧怕年久日长，自己可能会因失德而不得善终。现在万幸的是我得以享尽天年，又可在高庙奉养高帝，哪里还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诏告天下官员百姓：令到以后，哭吊三天，就都脱下丧服；不要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饮酒、吃肉。亲戚中应当参加丧事穿丧服哭吊的，都不要赤脚；孝带不要超过三寸粗；不要在车辆和兵器上蒙盖丧布；不要调发百姓到宫中来哭吊；殿中应当哭祭的人，都在早晚哀哭十五次，礼仪完毕就停止哭祭；非早晚哭祭时间，禁止擅自前来哭祭崐；棺椁入土后，凡属‘大功’的宗室 亲戚，穿丧服十五天，‘小功’穿丧服十四天，‘纤服’穿丧服七天，然后脱下丧服。其他未在诏令中规定的问题，都要比照诏令的用意办理。此诏要向天下臣民公布，使大家清楚知道朕的心意。霸陵周围的山脉河流都保持原貌，不许有所改变。后宫中的妃嫔，从夫人以下到少使，都送归母家。”乙巳（初七），文帝被安葬在霸陵。

文帝即位已来，历时二十三年，宫室、园林、车骑仪仗、服饰器具等，都没有增加；有对百姓不便的禁令条例，就予以废止以利于民众。文帝曾想修建一个露台，召来工匠计算，需花费一百斤黄金。文帝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民户十家财产的总和，我居住着先帝的宫室，经常惧怕使它蒙羞，还修建露台干什么呢！”文帝自己身穿黑色的粗丝衣服，他宠爱的慎夫人，所穿的衣服不拖到地面；所用的帷帐都不刺绣花纹，以显示朴素，为天下人做出表率。修建霸陵，都使用陶制器物，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利用山陵形势，不另兴建高大的坟堆。吴王刘濞伪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反而赐给他几案手杖。群臣之中，袁盎等人的进谏言辞激烈而尖锐，文帝常常予以宽容并采纳他们的批评意见。张武等人接受金钱贿赂，事情被觉察后，文帝反而赏赐他们钱财，使他们心中愧咎；他全力以德政去教化百姓。所以，国家安宁，百姓富裕，后世很少能做到这一点。

丁未（初九），太子刘启即位称帝。尊奉皇太后薄氏为太皇太后，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九月，在西方天空出现了一颗异星。

这一年，长沙王吴著去世，他没有儿子，封国被废除。

当初，高祖很赏识长沙文王吴芮的贤德，给御史下达诏令：“长沙王吴芮忠于朝廷，应该写入令中，特封为王。”到孝惠帝、高后统治时期，将吴芮的两个庶子为列侯，各自传国数代之后断绝。

汉景皇帝前元年（乙酉，公元前156年）

冬季，十月，丞相申屠嘉等大臣奏请：“功勋没有大过高皇帝的，圣德没有超过孝文皇帝的。高皇帝的庙，应该做为本朝皇帝宗庙中的太祖庙；孝文皇帝的庙，应该做为本朝皇帝宗庙中的太宗庙。后世的天子，应该世世代代供奉太祖、太宗庙，各郡和各国诸侯都应该在当地为孝文皇帝修建太宗庙。”景帝下达批复：“可以。”

夏季，四月，乙卯（二十二日），大赦天下。

景帝派遣御史大夫陶青，到代国边塞，与匈奴和亲。

五月，朝廷恢复向百姓征收田税的一半，税率为三十分之一。

当初，文帝废除肉刑，表面上有减轻刑罚之名，实际上却多杀了人；原判斩右脚的改死刑；原判斩左脚的改笞打五百下，原判割鼻的改笞打三百，这些人大多被打死。这一年，景帝下诏说：“增加笞打数与处死没有什么不同；即便侥幸而保住生命，也成了残废，无法维持生计。应制定法律：原定笞打五百下的罪，改为笞打三百下；原定笞打三百下的罪，改为笞打二百下。”

景帝任命太中大夫周仁为郎中令，任命张欧为廷尉，任命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为宗正，任命中大夫晁错为左内史。周仁原来做过太子舍人，因为人廉洁谨慎而得到宠幸。张欧也曾经在太子宫中侍奉过景帝，他虽然研究刑名法律的学问，为人却很宽厚；景帝因此很器重他们，任用他们为九卿。张欧做官，未曾说过要审查别人，专门以诚厚长者居官用事；他的部属认为他是一位宽厚长者，也不敢太欺蒙他。

前二年（丙戌，公元前155年）

冬季，十二月，西南天空出现了一颗异星。

景帝命令全国男子，从二十岁开始到官府登记成为正丁，承担国家的徭役和兵役。

春季，三月，甲寅（二十七日），景帝封立皇子刘德为河间王，刘阏为临江王，刘馀为淮阳王，刘非为汝南王，刘彭祖为广川王，刘发为长沙王。

夏季，四月，壬午（二十五日），太皇太后薄氏驾崩。

六月，丞相申屠嘉去世。当时，内史晁错多次请求单独与景帝谈论国政，景帝每每采纳他的意见，受宠幸超过了九卿，经晁错的建议修改了许多法令。丞相申屠嘉因景帝不采用他的意见而自行黜退，很恨晁错。晁错作为内史，内史府的门东出不便，就另开了一个门南出。这个南门，开凿在太上皇庙外空地的围墙上。申屠嘉听说晁错打通了宗庙的墙，就上奏景帝，请诛杀晁错。有人把此事告知晁错，晁错很害怕，夜里入宫求见景帝，向景帝自首，寻求保护。到天亮上朝时，申屠嘉奏请诛杀内史晁错。景帝说：“晁错所打通的墙，并不是真正的庙墙，而是宗庙外边的围墙，原来的一些散官住在那里；而且又是我让晁错这样做的，晁错没有罪。”丞相申屠嘉只好表示谢罪。散朝之后，申屠嘉对长史说：“我后悔没有先把晁错斩首再去奏请皇上认可，现在却被晁错所欺。”回到府中，申屠嘉吐血而死。晁错因此越发尊贵。

秋季，汉朝与匈奴和亲。

八月，丁未（疑误），景帝任命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为丞相。丁巳（初二），景帝任命内史晁错为御史大夫。

彗星,出现在东北天空中。

秋季，衡山国境内下了一场冰雹，大的直径有五寸，冰雹堆积最厚的地方达二尺。

火星逆行靠近了北极星，月亮反常地经过了北极星的天区；木星在太微星座逆行。

梁孝王因为是窦太后的小儿子，受到宠爱，封国内有四十多座城，封地是全国最肥沃富饶的土地。给他的赏赐多得说不清，府库中所藏的金钱接近了一百万万，珠玉宝器比京城还要多。梁孝王修建了方圆三百余里的东苑，扩大其都城睢阳城的规模，使之达到周长七十里，大规模兴建宫室，修建了架于空中的通道，从宫室 连接到平台达三十余里。招揽延聘四方豪杰，如吴地人枚乘、严忌，齐地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地人司马相如之流，都跟随他交游。每当梁王入朝时，景帝都派出使者持皇帝符节、用四匹马拉着皇帝专用的车辆，到函谷关前迎接梁王。梁王到达长安之后，所受的宠幸无人可比；进入皇宫就陪侍景帝乘坐同一辇车，外出就与景帝乘坐同一御车，在上林苑中射猎。梁王借机向景帝上书，要求留居长安，一住将近半年。梁王的侍中、郎官、谒者都在名册上登记，可出入天子的殿门，与朝廷的宦官没有区别。

在古代，有夺取天下之功的称为祖，有治理天下之德的称为宗。而谥法则是帝王、诸侯、卿大夫、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其生前事迹及品德，给予一个评定性的称号以示表彰。《谥法》曰：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

汉文帝巩固皇位的主要措施有：
1：掌握军队
军权是最大的权，文帝深谙此道，所以在他进入未央宫的当天夜里，就命令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相关部门分别诛杀后少帝及其三个弟弟于他们自己的府第里。新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2：封赏功臣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诛诸吕有功之臣。文帝前元年（前179年)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随新帝入朝的官员，有的官至列卿。
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同年十二月，立原赵幽王刘友之子刘遂为赵王；徙封原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来，又立刘遂之弟刘强为河间王；朱虚侯刘章为城阳王；东牟侯刘兴居为济北王；立皇子刘武为代王，又徙封为淮阳王，后徙封为梁王；刘参为太原王，后徙代王；刘揖为梁王。
同年正月，即文帝即位三个月后，根据群臣的建议，文帝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同月，立窦氏为皇后。

西汉建国之处，因战国、秦国所留下的经济创伤还十分严重，所以直到刘邦一统后，还有人相食的事件发生，汉初天子王侯还没法恢复到西周时期王侯将相的规格，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所以汉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这也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开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文帝的即位又使刘氏宗室内部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文帝三年（前177年），皇侄济北王刘兴居发动叛乱，首开同姓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
三年后，皇弟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王位，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贾谊建议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用激烈的方式实施《治安策》上的政治构想。他只有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文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趁机将最大的齐国分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文帝在位期间，为了谋求安定的和平环境，对匈奴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态度，继续执行和亲政策，避免大动干戈。然而，匈奴虽然受益于和亲政策，但是却不信守和亲的盟约。汉廷急需行之有效的御边之策。  
当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上书汉文帝，分析汉朝与匈奴双方在军事上各自的长短，建议实行“募民实边”的策略。其主要内容为：在边地建立城邑，招募内地人民迁徙边地，一面种田，一面备“胡”；每个城邑迁徙千户以上的居民，由官府发给农具、衣服、粮食，直到他们能自给为止；迁往边地的老百姓，按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凡能抵抗匈奴人的侵扰，夺回被匈奴人掠夺的财富，则由官府照价赏赐一半。刘恒在不同程度上采纳了这个策略。

文帝还在边地建立马苑36所，分布在北部和西部，用官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在民间，同样奖励老百姓养马，以满足边防对马匹的需求。
这些措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改变了单一轮换屯戍的制度，既有利于对边郡的开发，又大大加强了抗击匈奴的防御力量；有利于休养和生息，使内地的社会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后来汉武帝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