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兴起与落寞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和韩国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 由于拥有低廉的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因此，它们成为了西方发达国家向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点区域，在吸引了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后，这几个地区迅速走上发展道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也因此，这四个地区曾经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除了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之外，台湾的发展也离不开科技产业。其中，台湾科技产业最辉煌的莫过于半导体与光电产业，比如著名的台积电，联发科。半导体产业也被称为台湾的支柱产业，而谈到半导体产业，离不开一个人，张忠谋，也正是他于1987年创立的台积电一举奠定了台湾在半导体产业中的地位，台积电全名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第一家专业积体电路制造服务（晶圆代工foundry）企业，总部与主要工厂位于台湾新竹科学园区。在2018年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发布中排名368位。

张忠谋，1931年7月10日出生于中国浙江宁波，他的父亲张蔚观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在他出生时，已是宁波的财政局长，而浙江正是蒋介石的大本营。张忠谋有“芯片大王”、台湾“半导体教父”之称，因其在半导体业的突出贡献，被美国媒体评为半导体业50年历史上最有贡献人士之一和全球最佳经理人之一，国际媒体称他是“一个让对手发抖的人”。

张忠谋18岁进入美国哈佛大学，24岁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他与半导体开山鼻祖、英特尔公司创办人戈登·摩尔同时踏入半导体业，与集成电路发明人杰克·基尔比同时进入美国德州仪器公司，为德州仪器第一个中国员工，当时德州仪器年营业额不到1亿美元。后台，他先后就任德州仪器公司副总裁和资深副总裁，是德州仪器的第三号人物，仅次于董事长和总裁。此时德州仪器已成为世界第一，在全球有6万员工，其中一半归张忠谋管。他也是最早进入美国大型公司最高管理层的华人。

1985年，张忠谋辞去在美国的高薪职位返回中国台湾，受台湾方面邀请出任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院长，为台湾半导体业的崛起和产业升级发挥了巨大贡献。也就是在两年后，他就创建了全球第一家专业代工公司——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并迅速发展为台湾半导体业的领头羊。台积电曾一度是是台湾1300家上市公司中获利最高的企业，是最会赚钱的华人科技公司，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台积电的市值都力压英特尔，问鼎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全世界将近60%的芯片代工都由台积电完成，跟在后面的老二、老三加起来还不到它的1/3。在2015的财报中，台积电以1671亿营收获得净利润604亿人民币，是营收8872亿的鸿海精密231亿净利润的2.6倍；是营收3950亿的华为369亿净利润的1.6倍；是营收1028亿的腾讯288亿净利润的2倍多，也领先阿里2016年财年（营收1011亿）427亿净利润将近180亿。获利能力可谓冠绝群雄，而这样的获利能力，对台积电来说，已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保持了几十年。

网上报道称，据张忠谋回忆，10岁前他已读完包括《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名著在内的全部“儿童文库”书籍，由此养成爱阅读的习惯并贯穿终生，后来甚至一度立志当作家，直到父亲受不了他兵荒马乱还搞天真烂漫，警告说“当作家要饿肚子”，他才收住念头。后来，由于内战爆发，逃到香港的张家决议让张忠谋去美国读书，以防万一，将来好在美国安生立命。当时他的三叔张思侯先生，已从哈佛拿到电信硕士学位，之后还拿到应用物理博士学位并成为美国东北大学的教授。后来国名党彻底溃败，其父母也跟着从香港来到美国。根据当时华人在美的就业发展情况，张忠谋必须转学理工，学理工，最理想的就是去麻省理工读书了，于是，张忠谋转去了麻省理工学习机械，但对搞机械这件事，他始终兴趣不大，因此，当张忠谋硕士毕业申请读博士时，他连续两次落榜了。当时，他已结婚，一路走来都是顺风顺水，如今却遭遇两次挫败。后来，张忠谋曾骄傲但实事求是地，把麻省博士落榜说成自己一生最大的幸运。但在当时，这却让他郁闷、惶恐了好长一段时间，是他人生最大的打击。

博士落榜后，他决定找工作，他获得了四家公司的工作机会。其中两家令他满意，最满意的是鼎鼎大名的福特汽车，专业对口，待遇也好；比较满意的是一个叫“希凡尼亚”的半导体公司，公司不怎么知名，但待遇更高，比福特高出一美金。虽然一美金不多，但张忠谋觉得这不是钱的问题，是福特凭什么少给一美金的问题。于是，他自信满满地跟福特讲价：“我恭敬地说，我很想来福特，但另一家公司的月薪比福特高，可不可以请你们考虑提高起薪？”结果遭到了拒绝，你爱来不来，不来拉倒，这一作，让本来已经打定主意去福特，但也死要面子的张忠谋覆水难收了。年轻气盛的他一气之下，去了多给他一块美金的“希凡尼亚”，从此一脚踏入半导体产业，并一路走到今天。这也让他在后来屡生感叹：“人生的转折点，有时竟是这么的不可预期！短短的一个电话，加上一时冲动的青年感情，就让我和半导体结了一生的缘！”

进入陌生的半导体后，由于什么都不懂，唯有夜以继日地加快学习。他找到晶体管发明人之一，诺贝尔奖得主威廉•肖克利的经典著作——《半导体之电子与洞》来研读。这是他在半导体的第一本教材，他说，这有如读荷马古诗一样的困难，但还是“一字，一句、一段慢慢地读，读了又想，想了又读。”同时，他还找人请教，并大量学习了行业内最新、最权威的学术成果、论文或动态信息。张忠谋的厉害在于学东西飞快，更厉害则在于他非常善于举一反三，一通百通，而且非常主动地去学以致用，并在用中继续学习。

当时，他的工作是负责锗电晶体产品生产的改良及设计，进入公司不到一个月，他就捯饬出一个改良传统铅焊技术的小成绩并被全公司推广，大大提升生产良率。后来还被提拔为非正式的小主管，但由于新来的外行上司因为公司一直烧钱，要他辞退手下的两个员工，他不服气，也不能把上司说服，于是果断负气走了人，然后加入到另一家公司——德州仪器（下称：德仪）。德仪当时只是个小公司，在张忠谋进入之前，它已通过发明硅晶体管改写了半导体市场的格局。

在德州仪器，张忠谋有个同事，就是改变了世界半导体产业的杰克•基比，杰克•基比于1958年9月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锗集成电路，1960年3月又设计制成了第一个商用的集成电路，并以此获得了200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而被认为和杰克•基比同时搞出了集成电路的另一位大仙诺伊斯，则在此后带着一个叫摩尔的同事，创办了英特尔公司，并很快在电子业掀起一股股惊涛骇浪的革命。

这件事，让张忠谋深深地领教了前瞻技术的力量，而这些在他当时看来跟自己不太有关的人和事，也都通通在后来，成为了他事业和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

在德州仪器的工作让张忠谋获得公司的赏识，并且还得到一个公司从来没有给过别人的机会，支全薪去读博士，公司负担一切学杂费。之后，张忠谋通过了半导体业内第一学府斯坦福大学电机系的博士考试。1964年初，取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并回到德仪的张忠谋，被提升为锗晶体管研发经理。方才33岁的他，收入已达到美国的中上阶级，拥有哈佛、麻省、斯坦福三大世界著名学府的学习经历，也受到世界最大半导体公司最高领导的信任和赏识，前途一片光明。

41岁那年，张忠谋登上了新高峰，成为德仪统领3万多员工和全球半导体业务的副总裁，也是这个世界500强企业的第三号人物，以及美国大公司职位最高的华人。其时，被诺伊斯和摩尔飞速壮大的英特尔，已是德仪半导体业务最强劲的对手。内存是英特尔当时最强的业务，并且已经做到世界最大，甚至英特尔已成为内存的象征，许多公司都在其攻势下落荒而逃。

但张忠谋却决定，就从英特尔的内存开打。他不但决定大干内存业务，而且决心夺下英特尔在内存领域的世界第一，打掉它的这个象征。他的看法是，混科技产业的大企业，一旦决定去干一件事，就非得干成世界第一不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掌握主动权并获得理想的利润，否则，就是赔钱去陪第一名耍。

当时，整个市场以及英特尔的主力产品都是1K，为了夺第一，张忠谋开足马力，痛下血本，直接从4K产品开打。这个大胆决策遭到很强烈的反对，但他以更强的力量勇往直前。结果，4K新品出来不久，就把英特尔打成了手下败将，也打出一个张忠谋地位。

此后，英特尔在内存市场的辉煌便一去不复返，直到彻底退出，转型成为CPU巨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忠谋也算是英特尔的恩人，为逼迫英特尔转型立了功。

半导体发展史上，行业技术更迭一直都谨守着上面提到的那个摩尔所创建的摩尔定律──一年半到两年之间，电晶体最小尺度的线宽（half-pitch）缩小至0.7倍（面积缩小至0.49倍，差不多是二分之一），并由国际组织──国际半导体技术蓝图联盟（ITRS）统筹，领着业界一二一，齐步走，90纳米、65纳米、45纳米……数字越走越小，成本越走越低，性能越走越先进。

但2010年，张忠谋却突然出奇兵，以比摩尔定律更快的节奏把台积电推向巅峰。他不露声色，默默跳过当时应该推出的32纳米，直接推出28纳米技术，去与包括三星在内的32纳米技术竞争，不但赢得iPhone6及后来系列产品芯片处理器的战争，还一举创造了台积电历史上最赚钱、称霸时间最长的新产品。

站在最高处的张忠谋，为了保住德仪的绝对优势，不但在技术上持续领先，而且还率先革命掉高科技不能讨价还价的老规矩，主动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价格战，打得产业同行们一听德仪又出招了就一脑子们的汗，甚至丢盔弃甲，主动落败。

张忠谋跟客户签订协议：每当公司开发出新产品，他就以每季降价10％的幅度往下跳水，而且说到做到，亏本也坚持。这一看上去是打击对手的策略，实际上是一箭双雕，让他逼迫德仪以生死时速加快产品和技术迭代，进而持续巩固技术竞争力。

这一主动降价的价格策略在当时的高科技界，是前无古人的颠覆性大创新，具有超强的杀伤力。在此诱惑下，同行手里的客户纷纷转向德仪，和张忠谋“一起赌，一起赢”。

他在此间推出的诸多最新半导体制程，也因此迅速席卷全球，不但占有世界50％以上的市场，更成为引领产业向前的标准。

靠着技术、价格上一轮又一轮的进攻，在执掌德仪半导体业务的将近10年里，世界半导体市场上，只要是张忠谋主打的战争，除了他自己，似乎没有人可以凯旋，包括英特尔、摩托罗拉也不例外。德仪在半导体领域的“世界第一”，也始终被他紧紧握在手里。

1978年，有着辉煌战绩的张忠谋，被加大力度向消费性电子产品转型的德仪安排了新工作：出任德仪消费电子集团总经理。德仪原本希望他在半导体之外再造一个消费电子王国，但已在半导体产业干上瘾的张忠谋，从内心不认同德仪的转型战略，他坚信半导体才更有发展前景，所以这个职务他做得认真，但并不愉快，也缺乏感觉。甚至，他还经常身在曹营心在汉，大声疾呼德仪应该加大半导体投资，进而与一门心思要搞消费电子的集团新总裁菲伯格格不入，也逐渐萌生了退意。

1983年，张忠谋在闷闷不乐中离开了德仪。离职的消息一传出，很多很多的新工作便找了上门。再三考虑后，他选择了前往纽约，出任通用器材的总裁。

但当时，他已是52岁的人，重复职业经理人的道路对他而言，显然也只是可接受，他想要一个其他意义上的崭新开始。不久，这个开始就来了。1987年，56岁的张忠谋在台湾重新出发：“当我办一个半导体公司，当然要它长期繁荣。那只有一条路——世界级。”台积电就此诞生。

张忠谋创办台积电的成功，来自他在半导体业征战多年之后的观察力、思考力和执行力。最重要的是，改变现状、重塑未来的判断力、想象力。当时，全世界看得见的半导体公司，走的都是芯片设计与制造一脚踢什么都干的路子，其设计需要强大的智力支持，制造则需要强大资金后盾，这种一脚踢模式，把半导体搞成了一个智力与资金双密集，持续被巨头垄断的高门槛行业，一般业者几乎水泼不进。即使有不怕死的在“几乎”里面零星地冒出来，从资本要求低的设计干起，试图从寡头那里分杯羹，也是活在有上顿没下顿的不安中。他们搞不起制造厂，只能租借大公司的产能，大公司不忙就租给他们，忙起来就不租了，而且还经常偷窃或雷同他们的设计。要是有一家能替我们保护好商业秘密，不跟我们抢创意抢生意，专门帮助搞制造的半导体工厂就好了——艰难求存的芯片设计公司们都在这么想。张忠谋也是这么想的。不同的是，他决定让自己成为那个专门搞制造的人。投资这么大，只去搞制造，谁能给你那么大而且稳定的订单？这在当时是个疯狂的想法，但张忠谋坚信半导体设计和制造一定会产业细化与分工，因为这样的好处显而易见：设计的可以更专注设计，制造的可以更专注制造，进而合力推动行业更高更快更繁荣。如果行业繁荣，订单就不是问题。

真正重新开始，张忠谋还是经历了相当的低潮。首先是人才难找，尤其一将难求。要干世界级的事，自然要世界级的人。台湾当时没有这种人，他就到国际上找。那时的半导体圈子不大，有大能耐的，要么是他过去的对手，要么是他过去的下属。对手比较难搞，他从下属找起。他找到包括英特尔一位副总裁在内的几位老部下说，兄弟们，来台湾跟我一起改变半导体产业吧。这些人看好他，却不看好台湾，也不看好他搞“制造代工”这个馊主意。好一番努力之后，他才把通用电气半导体总裁戴克挖来做了总经理。班子和厂子好不容易建起来了，真正的考验却才开始：订单从哪里来？订单不好来啊。台湾是一片荒原，还得回头去求美国佬。一些专业的设计公司比较痛快，但他们规模不大，喂不饱台积电的产能。那就去劝那些又搞设计又搞制造的大公司，给点制造订单过来吧——这个就比较难了。这些人根本不把张忠谋发明的代工模式放在眼里，另外，他们也对张忠谋心存芥蒂，把你喂饱了你反过来打我，这合适吗？最后一个更可怕，那时的半导体也是行情低迷，这些大公司就算相信他的模式，也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差不多一年，台积电派到美国抢单子的人，每次跟张忠谋汇报，都是首先一句“我的方向正确”，然后就“但是”了。再一再二的“但是”下来，张忠谋也“捉鸡”，但只要往办公室一坐，他的信念就又澎湃起来，把“但是”换成了“坚持”。只坚持了一年，张忠谋的第一个胜利就来了。这是个伟大的胜利。1988年，张忠谋和戴克一起，通过私人交情把老朋友、也可以说是老对手——刚刚上任英特尔总裁的格鲁夫，连哄带骗地弄到台湾参观了台积电。

新官上任的格鲁夫正大刀砍掉储存器业务，向电脑处理器（CPU）业务转型，并制定出宏伟目标：要做出最强大的CPU，去创造和引领消费者对电脑的需求，进而从电脑厂商的配件商成为掌握电脑产业的主人。张忠谋吃准了格鲁夫要转型就必然集中火力搞研发设计的心思，努力说服他：老兄啊，你应该把一些制造业务交给我们，这样才能腾出更多精力去搞CPU啊，而且大表忠心与决心：我们的厂就是你自己的厂，一样一样的，甚至更好。格鲁夫知道张忠谋看穿了他，但更认同其想法。随后，英特尔对台积电的制造进行了认证。再随后，台积电通过认证，拿到了英特尔的订单。在英特尔这张世界通行证的助力下，台积电开始了高歌猛进的发展，连连成为台湾最赚钱的公司，直到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半导体企业。

台积电的成功，首先是选对了路子。任何产业大到一定程度，都会有一个继续分工与细化的过程，并培育出新的行业龙头。张忠谋不但以前瞻和远见，抓住半导体产业分工细化的机会，而且是亲自缔造了这个机会。因为有了台积电制造代工的支持，越来越多无力搞制造的半导体设计公司，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他们依托制造代工的后盾，众星拱月地推动整个行业大踏步地向前走，也源源不断地给了台积电订单，进而让设计与制造双赢。微处理器厂商AMD就是个例子。AMD没有雄厚的实力去搞制造，如果一脚踢肯定无法跟英特尔竞争，但它专注研发设计，用台积电弥补制造的不足，硬是活生生地跟英特尔缠斗至今。不光是AMD，包括高通、苹果也都是受益了张忠谋代工制造的模式，正是有了台积电强大的制造能力，他们才得以聚焦研发设计并快速成长。著名管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也盛赞张忠谋不是创办了一个企业，而是创造和成就了两个产业：专业的半导体制造代工产业、专业的半导体设计产业。对台湾而言，台积电则让其从半导体荒原变成全球半导体重镇。模仿台积电代工的台联电、背靠台积电搞设计的联发科，都是其中的典型。一出手就做到世界最极致，然后持续研发、技术投入并规模扩张，建立起外人望洋兴叹的护城河，则是台积电持续领先的核心原因。

张忠谋一开始就在按世界顶尖科技水准操作台积电。当年，英特尔认证时一口气提出了200多个刁钻的问题，台积电24小时不眠不休地克难攻关，所以才把单子搞定。2016年，台积电的研发费用超过22亿美元，而且这么大的投入，只为制造技术这一件事。但代工是有人给你单子才会有生意，因而你的技术多半是跟着客户走。跟着走，你可能就落后最先进一步。当台积电成功后，不少人也打起制造代工的主意，甚至希望取代其地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一度也让台积电处于被动。如何走向主动？张忠谋给出四个办法：锁定客户、坚守阵地、设置障碍，永远创新。

具体到技术上就是，不等客户招呼我、需要我，我就先按自己对行业趋势的预测，把更领先的技术搞出来，然后用这个“更领先”让你主动选择我，继而依赖我，最后离不开我。这种紧跟甚至领着半导体产业走的技术变革，不但让台积电获得持续成功，高利润，还让台积电推动行业大跨步发展。最近这些年，移动智能浪潮是半导体产业的核心增长极，台积电正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东、西半球引领智能手机芯片设计的两大巨头——高通与联发科，都是靠它的制造迅速崛起的。

张忠谋认为，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方向、策略对了以后，雇对的有能力的人，把好的正确的理念灌输给他们，让他们相信你的方向，让他们去做。策略既定之后，追求完美，铁腕强势，是张忠谋一贯的作风。他不容下属不思进取，更不会在你咬牙坚持时同情说，哎呀，这么辛苦啊，那算了，慢慢来吧。在台积电，不少人跟张忠谋开会，进门前是要深呼吸、压压惊的，甚至有人带着药上阵。他认为错误的报告，会直接给你摔到地上。舍得分钱分利，则是张忠谋这么强悍，还有人拼命跟他干的原因。早年，他就争取到董事会每年拨出利润的20%作为员工红利。2013年，他还废除以股票形式发放分红的规定，改为100%用现金。除常规性激励，每个重要战役，张忠谋也都采取特别措施重赏勇夫，比如“夜莺计划”，所有加入该计划的员工，都是底薪加30%、分红加50%。他曾说——任何组织，领导人都是最重要的因素。

也正是在张忠谋的领导下，台积电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由于台积电对台湾经济的巨大贡献，CNN评价他是台湾经济崛起的象征，也是台湾经济至今尚未破产的最重要原因。

除了张忠谋之外，当时还有一堆的大学教授跟随蒋介石赴台建校，清华，交大，辅仁，大量的留美留欧学生后来也选择投奔蒋介石，蒋经国时期很多担任要职。
比如华锡钧，台湾IDF经国号战斗机之父，江苏无锡人。
孙运璿，山东人，一手推动台湾经济改革，台湾十大建设计划就是他推动的，台湾变成亚洲四小龙的奠基人。
跟孙运璿齐名的还有尹仲容，湖南人，50年代全靠它，老蒋才可以稳定台湾经济.
李国鼎，经济学家，南京人，蒋经国经济智囊，所有积极发展计划都有他的参与，台湾现在的产业现状，始于他80年代给蒋经国建议的产业发展计划。
严庆龄，上海实业家，一手创办台湾裕隆汽车，生产出台湾的第一辆汽车。

除了人才之外，还需要有资金，美国前驻苏联大使蒲立德曾指出：台湾面积仅为波多黎各的四倍，它怎能维持六七十万的武装部队呢？这完全是依靠蒋介石将大陆的黄金运台才安定台湾军人的生活，没有运往台湾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台湾的经济将被通货膨胀所淹没。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有人称蒋介石一生有两次因局势突变而转运，一次是抗战进入第四年，国民党政府已是筋疲力竭，而日本却突然挑衅美国，偷袭珍珠港，而让汪精卫在南京伪政府中惊叹蒋的好运：“输得连裤子都押上了……”（汪精卫长子回忆），另一次，就是在1949-1950年，黄金、外汇、银元都快花光了，突然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扶持蒋介石，他又时来运转，把台湾局势给稳下来了。美国的援助、中国运来的黄金、台湾的经济政策以及人才的通力合作，这种种因素汇合在一起，让台湾经济得以腾飞。

1994年，台湾一个岛的GDP总量是整个中国大陆的44%。有人说如果那个时候两岸谈和平统一，台湾现在的地位将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因为当时的大陆急需台湾的资金，技术，以及人才。如果那时候能够统一，现在台湾什么都不用做，躺在统一之后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回报上，就可以吃香喝辣了。而台湾的政治地位也将超然，保留军队，独立的行政体系，司法体系，关上门照样该干嘛干嘛，钱不够了找中央要，钱够用一分钱不用上缴，想想都要流口水。

但历史没有如果，1996年台湾的劳工平均薪资就达到了43000新台币，而22年后的2018年，台湾的劳工平均薪资居然只有49989新台币，涨幅之低简直令人瞠目。1996年的汇率是27兑1美元，现在是31台币兑1美元，22年时间，货币贬值了15%，薪资成长了16%，那么也就是说把台湾劳工的平均收入以美元计价的话，22年时间可以说是原地踏步。而1996年，美元兑黄金的价格是418美元/盎司，现在是1416美元/盎司，也就是说22年时间里，美元贬值了将近3.4倍。那么就得出结论，台湾劳工的钱包，22年时间平均缩水了3.4倍。

不少人认为这个岛已经只剩一口气了（毕竟还有台积电）。如果在芯片制造上也被大陆追上，那就是彻彻底底的废了。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广大劳工，几乎席卷世界大公司与大品牌的订单，由于台湾在李登辉时期开始推动的“戒急用忍”政策，因为政治问题跟中国大陆政府交恶，大陆政府也刻意扶植自己的品牌，台湾品牌拓展乏力，始终困守在一个只有两千万人口的小市场，随着宏基错失手机时代对电脑产业的冲击与明基并购欧洲品牌的铩羽而归，在2010年左右台湾只剩下HTC因为智能手机的崛起由代工成为世界品牌，但是与三星不同，HTC始终没有后面政府的强力后盾，因为政治问题也不敢勇敢打出自己是中国人品牌的标签，三星与苹果的专利阻击与大陆品牌的崛起，导致后期市场节节败退，几乎无法翻身。

所以台湾的科技业已经几乎没有品牌了，只能杀价竞争大品牌的代工订单，利润随着全球经济的下滑所剩无几，除了富士康因为规模效应外，很多大厂都奄奄一息地等待经济的复苏。最后，台湾只剩下台积电，联发科与大立光电这些八零年代辛苦建立的科技老本支撑着最后的荣光。

同时，随着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台湾长期重视硬件产业却导致自己在互联网的潮流之中掉队，在美国谈惠普戴尔等硬件公司的时候，台湾在谈鸿海、台积电，在美国进入谷歌、Facebook时代，台湾还是在那谈这几家公司，我们很难想到任何一个熟知的台湾APP或者台湾互联网公司。

而且就算是台湾最引以为傲的台积电，当时成立的时候是台湾官方开发基金出资约占48%，荷兰飞利浦出资约占28%，再加上台湾民间出资约占24%，再由荷兰飞利浦提供技术的合资公司。但如今的台积电外资持股超过80%，其中美国资本持股超过50%，名义是台企，实际是外企。台湾另一明星企业联发科也是外资持股为主，以前台积电赚的钱可以成为台湾的外汇，但现在台积电赚的钱一大半要被外国的资本家直接割走！台湾要想与时俱进地发展，需要花费更多的外汇去进口那些先进的基础设备，但台湾高科技企业赚的钱，却越来越少的流向台湾本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