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深圳，1980年设置为经济特区，也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 ，被誉为“中国硅谷”，全市总面积1996.85平方千米，地处中国华南地区，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南隔深圳河与香港相连，深圳的水陆空铁口岸俱全，是中国拥有口岸数量最多、出入境人员最多、车流量最大的口岸城市。所谓口岸，是指对外通商的沿海港口，对外往来的门户，也是国际货物运输的枢纽。

深圳不仅是中国三大全国性金融中心之一 ，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金融服务、外贸出口、海洋运输、创意文化等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也获得如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诸多荣誉 。

有数据统计，目前，深圳的城市经济竞争力全球第五；中国第一、财力质量中国第一；非央企上市企业总市值全国第一；
截止18年，深圳境内外上市公司累计405家，实有383家，民营企业占85％，市值超10万亿，居全国第一；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申请总量的43.07%，连续14年居全国城市首位。

在科研上，深圳目前有科研机构园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深圳虚拟大学园、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深圳云计算中心）、深港创新圈等；每年在深圳会展中心定期举办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是目前中国有关科技成果的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展览，深圳举办的钟表展也已成为全球第三大钟表专业展。

现在的深圳，有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之一腾讯，有中国最大的通讯制造商华为和中兴，有中国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比亚迪，有中国最大的手机触摸屏制造商欧菲，有中国最大的医疗器械企业迈瑞，有中国最大的激光器械企业大族激光......如此成绩，可谓举世瞩目。深圳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成为了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在此之前，深圳不过是一个小渔村，所以，深圳的发展也被称为“深圳速度”，那么，深圳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上图为之前的深圳。


首先是天时：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相对于市场经济而言，计划经济是根据政府计划调节经济活动的经济运行体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政府计划决定。中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财政枯竭、通货膨胀的局面，在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资金严重短缺，国力有限的条件下，运用这种行政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保证把有限的资源集中到重点建设上，由国家加强集中管理，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可以起到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的作用，奠定了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的物质基础。

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经济模式的弊端也越发严重，企业既不能自主经营，又不能自负盈亏，企业如果想自行决定生产和经营，稍稍摆脱一下计划的安排，稍稍违背一下行政主管机构的意愿，就会受到制裁，企业积极性和自由度不强，企业赚的钱少了，国家的税收必然也少。

同时，个人作为消费者，也要由计划部门安排，具体表现为生活必需品是凭票证供应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学就业也无一不同行政主管机构的安排有关，个人不得持有私有财产，一切劳动成就都会被均分，这容易导致生产者没有兴趣扩大生产，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劳动积极性，只依靠“大锅饭”过生活，丧失了发展经济的动力。国家要发展经济，国富民强，必然要实施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过渡为市场经济。1978年11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

其次是地利：
为什么选择深圳作为首个经济特区呢？原因主要还是地利，深圳是沿海城市，而且与香港一河之隔。

香港由于割让给了英国，实行的是和国内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英殖香港成为中国唯一可能安全的城市之一，上海滩等地商人、文人、名流以及大量难民，纷纷涌入香港，同时，由于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大量战略物资严重依赖进口，日本则想方设法地切断中国的军用物资的海外供给，当时的中国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只有三条：
一是经由新疆地区通往苏联的西北公路。但当时苏联正在筹谋西线战事，无暇东顾。
二是法属印度支那通道。但法属印度支那先对中国实行武器弹药、飞机及航空材料禁运，后因日本施压，关闭了该通道。
剩下的唯一一条通道，那就是香港。在远东大都市、中国最大海港上海沦陷后，香港立即成为中国抗战中最重要的战略物资转运通道。

日本投降后，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全面经济封锁及禁运，香港成为了中国获取国外物资的重要窗口，这也为香港人积累了大量财富，同时，在60-70年代，日本、德国的产业开始转移，香港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本基础，承接了大量的资产转移，香港拥有了制造业基础。在种种因素之下，香港成为了东方明珠，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大陆成本低廉，港澳台出于自身发展的需求，将低端制造业大量转移至中国大陆。深圳和香港拘留最近，凭借着低廉的土地成本和人工成本以及政策的优惠，深圳吸收了大量的大量香港资本在深圳投资产业，兴建工厂，推动了深圳的发展，为日后深圳的腾飞做出了贡献。

在商务部发布的对华投资国家排行榜中，第一名为中国香港，以下为2015年对华投资过国家地区图表。

深圳紧邻香港，这条大腿算是抱对了。中国第一批经济特区按顺序依次是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这几个经济特区分别针对的海外华人群体为香港、澳门、东南亚、台湾省等，而港资最为雄厚。

然后是人和：
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的发展毫无疑问是会获得国家的支持，比如有约1亿3500万左右的资金投入；还有政策优势，比如特区企业减税，为外商创造方便安全的投资环境，订立优惠条例和保障制度，这无疑成为招商引资一大利器。并且，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有很多新推出的政策都优先给深圳试行，这事情成功了，再推广向全国各地。比如1987年12月7日，就是深圳国土局第一次以拍卖的方式拍卖土地使用权。

1979年的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亲自率领国防工办主任洪学智，及国防工办系统的航空工业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等部门20余位部级领导来深圳实地考察，希望能在特区开辟一块地方，既能发展国防工业，又能利用国防工业的技术优势支持特区建设，考察结束不久，这些部属企业便纷纷发兵深圳，在这片满目荒芜的土地上安营扎寨，没有钱就从给外商做三来一补开始做起，深圳最早的一条大道“深圳深南大道”如今云集了国家十多个部门在深圳投资的中央企业，如中航技、华强电子、中电、轻工局、中广核集团等，有人称这段路是“央企八大金刚扎堆”的地方，可以说，如果深圳没有这些央企的话，不可能发展的有那么好。

另外，谈到深圳，还离不开两个词，金融和科技。谈到科技，则离不开华强北。
20世纪70年代，电子制造业由美国、日本转移到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韩国等地，毗邻港澳的深圳，正好有着承接这一产业转移的最佳条件。

但当时由于观望的人过多，以致当时的深圳市领导在大会上不得不用上了激将法：谁敢建大楼，谁才是真正扎根特区的人。

1981年1月，深圳电子大厦破土动工，楼高20层，69.9米高，是当时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高楼。这座高楼放在现在来说是不高，可是在当年就是深圳第一高楼了，同时也是深圳第一座地标建筑。一些外资常在香港那边观察电子大厦的施工过程，以此来判断特区的行情变化，电子大厦建成之后，吸引了很多外资前来谈判。后来，华强公司和三洋公司经过多轮商谈，我们出楼，他们出设备、仪器、生产线，成立了华强三洋合资公司，生产线开始大批生产收录机。

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深圳市城市建设规划委员会决定在如今的华强北一带规划一个以电子工业和来料加工为主的工业区：“上步工业区”，瞄准的就是香港和台湾蓬勃发展的电子业，包括华强在内，一大批华字头的电子企业纷纷进驻，生产大批收音机、录音机、电子表等当时国人感到无比新鲜的电子产品，在以买得起缝纫机、自行车、收录机三大件为富有象征的80年代，这些产品供不应求，一时间，众多投资商纷纷前来深圳落户办厂，但是这些靠着三来一补发展的电子产品企业，存在着散、乱、低，以及各自为政、互相冲突、缺乏统一规划的致命问题，1984年12月24日，电子工业部特区工作会议在电子大厦召开，会议研究了特区电子工业的战略问题，希望深圳电子工业能在横向经济联合、外向型建设、企业集约化等方面做些超前试验，1985年，电子工业部、广东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经过协商，筹建了深圳电子集团公司，由原电子工业部办公厅主任马福元执掌帅印。

但是，由于深圳的一些电子企业，特别是一些外资企业，是在计划外的，拿不到电子部的计划内的元器件指标，为解决元器件配套问题，1988年1月，深圳电子集团公司正式更名为赛格电子集团，两个月后，中国第一家电子专业市场，赛格电子器材配套市场在华强北建成开业，有160多家深圳和内地厂商，10多家香港厂商进驻，这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电子工业产业链市场化服务平台。

由于市场火爆，赛格开始扩大场地，由于深圳市政府着手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高科技产业，加之深圳城市的快速发展，原本处于郊区的上步工业区渐渐成为城市的中心，商业价值急剧增加，逼迫上步工业区走上变身之路，许多工厂开始陆续外迁，空着的厂房，顺理成章的改造成为了一个华强电子世界，随着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在赛格电子市场的示范效应下，先是赛格一家独大，然后赛格、华强两强争锋，再后来，远望数码城、赛博数码城等一些电子通信市场纷纷登场，华强北进入电子专业市场发展的黄金时期，逐渐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电子市场。而不断推陈出新的电子数码产品和电子元器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BB机、大哥大、电脑、VCD、DVD、数码相机、摄像机、MP3、手机，每一轮产品的更新，都给华强北电子市场以巨大推动力，据说在赛格电子广场最早开办的商户，最后发展成为亿万富翁的就有50多个。

除科技电子之外，在第三产业上，深圳的服务业主要依靠金融与房产两个行业。金融主要就是深圳的银行，证券，以及保险这三大板块。2010年，伦敦金融城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深圳是全球排名第九的金融中心。深圳银行、证券、保险业机构密度、外资金融机构数量以及从业人员比例均居全国前列。银行方面，除了中国四大行之外，还包括世界银行、花旗银行、平安银行、汇丰银行等知名银行，比如1982年1月，南洋商业银行深圳分行开业，是建国以后中国引进的第一家外资银行。证券这块，深圳拥有中国两大证券交易所之一的深圳交易所。2010年6月8日深市成交额再度超过沪市，标志着深圳金融中心地位日益稳固。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实施以来，以会计服务业、法律服务业、咨询服务业为主的中介服务业也成为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亮点。

在保险业，深圳是第一个保险改革试点城市，目前在深圳的保险公司的总部已经有7家，分支机构29家，除了有平安保险之外，其他的保险机构也是多不胜数，其中排名第一的是太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排名第二是安邦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三的是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可以说深圳的发展既有天时（国家政策支持，企业减税）、又有地利（紧靠香港）、再加上人和（政府办公效率、低廉的人工成本和打工潮），其他经济特区，或许有天时，或许有地利，亦或许有人和，但综合条件可能不如深圳，这一系列因素，造就了深圳的发展奇迹。

曾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长的吴南生近日在2015年第5期的《炎黄春秋》发表了口述《亲历经济特区的决策过程》一文。此文内容曾在人民网主办的《共产党新闻网》发出。

采访时间：2007年10月18日下午、19日下午
　　 采访地点：吴南生住所
　　 （吴南生，1922年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5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书记。1979年初，负责筹办广东省三个经济特区，兼任省特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书记、深圳市长。1985年后为广东省第五、六届政协主席。）

关于经济特区创办的情况，我们编辑了一本书：《经济特区的由来》，我所了解的情况，百分之七八十的内容都在这里，还有百分之一二十的内容不大好写，我今天着重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一、出口特区的酝酿过程
　　 打倒"四人帮"之前虽然说我是"解放"了，但是我喜欢说怪话，骂人，人家也不给我做官。我和韦国清在中南区的时候就比较熟悉，他对广东省不熟悉，一来就来看我。但我这时也只能当个政策研究室主任，因为常委里面还有多个造反派。每一次开会，我都列席，坐在那里听听。他们叫我作"黑高参"，意思是说韦国清很多主意是我出的。这差不多也是实情。打倒"四人帮"以后几个造反派靠边站了，我才参加省委领导班子，做常委、书记，我也算老资格，完全可以当的。文化大革命我没有什么负担，在位的人就有负担了，因为他总会说错话，办错事。所以，主持平反工作我出面比较多，像"李一哲"的平反就是我主持的。"李一哲"其实是三个人：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平反的时候香港的记者都来了。

　　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很重要，这个讨论对大家的思想启发很大。改革开放作为一种希望这是普遍都有的，希望改革，希望开放，那怎么样开放、怎么样改革我们不知道，真理标准讨论使很多人思想豁然开朗。三中全会后，大家纷纷到各个地区去传达，我到汕头。那时候的汕头是大汕头，包括现在的汕尾、揭阳、潮州、梅州，等于现在的5个市。我是汕头人，很多年没回去过了。我小时候在汕头生长，我的家是贫民户，很穷很穷的。但是，那时候还不像现在，那时候的穷是参差不齐的，你大穷，他小穷。现在是大家一起穷，你穷我也穷，破旧得非常可怕。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我就从香港请一些老朋友来，帮我出主意。那时从香港到汕头，没有船，没有飞机，只有一种大汽车，一天一次或是几天一次。路是很坏的路，汽车是很落后的汽车，从深圳开到汕头得走两天，很辛苦的。客人来了后就跟我讲："唉！一路上载歌载舞，热烈欢迎啊！"我问："怎么一回事？"他说："在汽车上，汽车这样两边摇，所以叫"载歌载舞"；车里没有空调，热得不得了，所以叫"热烈欢迎"。"

　　1978年底1979年初，从香港请来的朋友很多，最有名的是庄世平，庄老是南洋商业银行的董事长，后来是全国侨联副主席，其实他是我们的一个老同志。他是银行家，这方面比较熟悉，许多人是经过庄老请来的，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罗新权，是广东省人大副主任罗明的同村侄子。他在新加坡，原来是一个的士司机，后来做生意发财了。这个人很了不起，很爱国，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国开始海上石油勘探，需要海上石油勘探船，美国人不让卖给我们，就是罗新权帮忙，通过新加坡转过来的，好像是新加坡买了专利造出来的，他还在中东沙特等地搞连片开发，做了很多事。所以庄老把他带到了汕头。还有泰国曼谷银行的陈有汉、泰国正大集团谢国明家族四兄弟等都来了。谢国明爸爸是我的老朋友，很爱国的。他们提了很好的建议。特别是罗新权，来汕头一待就是半个月一个月。当然，罗新权得到了银行家陈有汉的支持，没有银行的支持他也转动不了。

　　 大家谈来谈去，我问："有什么最快的办法？"罗新权说："你敢不敢搞自由港？这样是最快的。你看我们的香港、台湾和新加坡能够那么快地发展起来，也是靠这个。台湾叫作"出口加工区"，香港叫"自由港"。"他这一说，我就明白了，因为对外面的消息我还是知道的。请罗新权来就是规划这件事。谈得有点头绪了，1979年2月21日，我就给省委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是用电话挂的，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2月底3月初，我从汕头回到广州，住在赵紫阳当年住的房子里。又和我们许多经济学家谈，包括卓炯，他也主张市场经济。广东社会科学界思想都比较一致，他们跟我很熟，都是老朋友，在我面前什么话都敢说。办特区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

　　 回到广州的那天晚上，习仲勋到我家里，我谈了我的想法。习仲勋说："我赞成，明天开会你说吧！"第二天开会我就讲了。我说："希望搞一个点，先走一步。如果同意，就把汕头作为试点吧，因为汕头有两个条件：一是汕头对外贸易比较多，二是汕头华侨比较多，全省创汇除了广州就是汕头。"当时汕头创汇1亿美金，现在看不算什么，当时比江西全省还要多。仲勋同志当场就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个地方搞。当时的情况是大家都希望改革。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哪一个人先提出来的，我是不赞成这个说法的，应该说，是党内、社会上甚至海外大家共同的要求。

　　 最初的设想比较粗犷。仲勋说："写个报告给中央，4月初中央开会，我要去，当面给中央提出来。"我说："国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你参加吗？"他说："我还没有做结论呢。"当时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但《刘志丹》这本书"利用小说反党"这个说法还没有做结论。他说："我去要求做结论啊！"他去那里主要是办这个事。这个会不是邓小平而是华国锋主持的，是华国锋最后同意、赞成了广东的建议。习仲勋回来传达，都是讲的华主席，不是讲邓小平。他只讲了邓小平一句话。习仲勋说："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我看他对改革开放也是很积极的。"他是这样传达的。我现在写文章照样写，是华国锋主持的、同意的。

　　 当时叫什么名字一时定不下来，叫"出口加工区"？台湾有了。叫"自由港"？又不敢叫。叫作什么？"特区"这两个字倒是小平同志提的，广东人不敢讲特区，过去反过广东人的"地方主义"，要是说我搞特区，还得了！那是不行的。"特区"两个字不是在会上提出来的，几个老头没有参加会议，开完会，谷牧受委托给陈云、小平汇报。有些材料说是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不对。谷牧对小平说："广东有这样的思想，先走一步，划一个地方出来，搞改革开放，然后全面推开。"小平很赞成。谷牧说："但是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说："那就叫特区吧！"

　　 有一本书叫《中国改革开放史》，里面说是习仲勋到汕头去传达，看到汕头的情况，回来提议要办这个东西，以后又见了邓小平，又是如何如何。两年以后我才知道有这本书，我说："你们怎么这样胡说？"后来，他们给我打了电话，做了一个更正。芦荻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百年潮》，纠正这个事实。作者很多是年轻人，不知道情况，情有可原，但起码你把稿子拿来给广东看一下。

　　 这里澄清两个事情：一个说法是，1978年提出在宝安、珠海办出口生产基地，这与办特区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后来也没有搞成。《特区的由来》第463页有一个注说清楚了。1978年，段云从香港回来，到广州向省委介绍情况，在省委5楼开的会，他提出建立外贸基地的意见。他们提出这个意见完全是为了外贸，为了出口。一看就知道，都是计划经济的东西。根本和特区挂不上，甚至与外逃也没有关系。文革前，中南局就在那里搞了两个生产基地。

　　 另一个说法是，1977年9月邓小平来广东听汇报时说的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这都是胡说的。当时叶帅在广州，身体不好，住在南湖宾馆。小平同志才出来工作，就来广州看叶帅。来了以后开个小会向他汇报，我，还有韦国清、李大姐（坚真）、焦林义等人参加。韦国清在汇报中谈到外逃的情况，小平插话说："这是政策问题，不是边防部队所能管的。"有人说，这两句话是"打了两个哑谜"。你说以我的水平不知道是政策问题，只有小平说了我才知道吗？我有这么傻吗？我对这个情况心里是很清楚的。还有一篇报道说，在座的人都听不懂，只有一个吴南生听得懂，所以他后来办了特区。这一说，就证明广东省委的水平很低，莫名其妙！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那时候，外逃是非常严重的，深圳那个山上，藏着大概几万人，等着晚上要冲下去。深圳本身的人都跑光了。深圳有两个罗芳村，深圳河这边有一个罗芳村，那边还有一个罗芳村，那边的工资比这边高了好多倍，他们怎么不跑？改变不了的。从1974年开始，边境上一直在那里拼命往外跑，天天在跑，一直到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特区工作条例》。建立经济特区的消息一公布，就不跑了，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真的很奇怪，连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你看，邓小平1977年就说了，到1980年还在跑，怎么能说邓小平有什么办法呢？有办法他早就用出来了。

二、特区建设初期困难重重
　　 特区建设要启动，开办资金从哪里来？1979年12月12日，在京西宾馆开会，会议规模很大，各部委、各方面的人都来了，我在会上讲了关于特区的整个规划，这是奠定特区基础的第一个报告。我是给中央打了保票的，我说："不要中央的钱，我自己搞一个城市。"保安县改成深圳市的时候中央拨了钱，但办特区的时候没有。一开始，香港老板过来谈的很多，有几家比较大的如新鸿基，想让他拿点钱修路，他不肯。后来外面的朋友告诉我，市政建设是由政府拿钱的。投资者是不拿钱的，我才明白这个道理，最初的规划是准备让他们拿钱来投资的。这年冬天，我找到香港庄世平，我说："庄老啊，我实在没有办法，你那里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啊？"庄老说："啊呀！贷款很麻烦，我这是银行，你贷了款修马路，将来怎么还啊？"我说："我总要有一个开头，没有钱怎么开头啊？"他说："你给谷牧说，要求国家银行贷款。我在香港银行不好贷。"其实他也是中国银行，但他是作为在香港的外资银行。

　　 那年冬天谷牧来了，我和他一路看，到处都灰尘滚滚，在修路。那时候的深圳很糟糕，水没有水，路没有路。我对谷牧说："我要做馒头总要有点酵母，没有点酵母我怎么做？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我还说："原来我想靠外商，但市政建设外商是不肯拿钱的。


　　 我不把路修起来，没有吸引力呀！"谷牧说："你大概要多少钱？"我说："我也说不清楚，现在知道的得要几千万。"他说："那这样吧，我给你贷3000万，3000万你一年也够用了。"就这样贷了3000万。这3000万开了深圳的深南大道。到了第二年（1981年）春天，下大雨。现在罗湖火车站那个地方，原来都是洼地，一下雨就全部淹了，大便都浮在水上，很难看的。香港来的小姐一下火车，都要把高跟鞋脱下来拎着。我们集中了全国108个工程师，住在欣园招待所，都是平房，地势很低，一下大雨，水就上来了，图纸冲得乱七八糟。怎么办？工程师跟我说："你敢不敢搬掉罗湖山？如果把罗湖山搬掉，填平罗湖，这一块就是宝地。"我说："这很好呀！"我又找了很多工程师商量，大家都赞成，就下决心搬掉罗湖山，现在的边检站大楼原来就是罗湖山。搬掉罗湖山可以出900万立方土，可把罗湖填平，有水塘的地方填了两米多高。填平罗湖，从梧桐山到罗湖，深南大道那条马路下面是一条很大的水道，按照外国的设计，里面可以走两部汽车，把梧桐山一带的积水从这里排出去，以后这一带再没有洪水了。还出来0.8平方公里土地。哇！这个情况一传到香港，说："08，能发。"香港人都涌过来看。建设深圳，我就靠这块地皮的钱了。香港那面也有很多老朋友帮我的忙，特别是新闻界，《大公报》一开始就很帮忙，还有好多报纸，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电影界的石慧等都在那里做生意，大家关系很好。还有一个问题，罗湖旁边都是农村，那些农民怎么办？弄不好他暴动啊。我们从日本、我国香港进口一大批吊车、铲车、载重汽车，让罗湖农民开，把农民都变成工人了。深圳搞多少年没有发生什么闹事的，一开头就把他们安排好了。

　　 我当市长、市委书记那两年很困难，来的人很多，连吃的都没有，菜呀，鸡蛋呀，都买不到。我在那里当市委书记，连洗澡水都没有，水都是浑的。我讲一个故事。我一来，在市委大会上说："新加坡李光耀都要剪掉长头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留长头发？"那时候深圳人很奇怪，在田里种田的穿着花衣服，留着长头发，远远看去，不知道是男的还是女的。当时买不到布，花衣服都是从香港拿来的，因为穷，拿来就穿。过了一段时间我看还是长头发，问为什么不剪。他们说："只有一家理发店。"前几年江泽民来这里说："深圳那个地方蚊子真多，但是饭做得很好吃。"那时候蚊子多得不得了。谷牧说："我最怕去你们深圳了，蚊子太多了。"每一次有客人来我都亲自动手，一扫就一盘子。深圳原来是几条水沟，欣园前后都是沟，把大沟挖了以后，上面铺了厚厚的水泥板，变成路，这一搞蚊子少一点。

　　 《特区工作条例》是我主持起草的。说实在话，最初我也没有想到那么多，但是香港那边的熟人，除了刚才讲的，还有费彝民啦，还有香港总商会的人，他们说："你无论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谁敢来？没有立法的国家外国人最怕。"我觉得很有道理，那就决定起草《特区工作条例》，花了一年，搞了10多稿，请他们到广州来，征求他们的意见。到广州来开会是比较有利的，我们集中了中山大学、暨南大学、社科院、省委党校等好多方面的专家。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开放，没有最高指示。

　　 深圳特区一办，确实很快见效，这是你很难想象的。中央各部委，各省的干部子女都来到深圳。我说是藏龙卧虎之地，但他们到深圳不敢乱说话。我在那里，每天来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来了就说："叔叔，我爸爸让我来向您问个好。"我想，你爸爸是谁呀？"叔叔我要买东西，没有港币，你帮我凑点港币？"都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这边工资高。那时，在西丽湖搞了个旅游点，吸引很多香港人过来。谷牧来了，我就和他一起到那里，吃饭的时候，谷牧问一个服务员，说："你一个月的工资多少？"这个小女孩说："450。""哎呀！你比我还多，那你要请客。"你说这高工资吸引人不吸引人？买东西也不同了，从港澳回来开店的也有了。经济形势很快就变了，外逃的立刻停止了。深圳本身没有劳动力，你没有高工资人家不来的。干部工资还不算多，但有特区补贴。第一次看到录像带，"哇！这么好的东西，新式武器。"包括赵紫阳在内，北京来的，各省来的，每天晚上就在那看录像。

　　 那个时候事情是很多的，但最大的问题是人的问题。这个来搞你一下，那个来弄你一下，最讨厌。说什么"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其他的都变了"。这话传得很远，不知道谁说的。他不知道办深圳特区的人也都是共产党的老同志。说什么"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一开放，走私的多了，这是事实。但走私和特区是没有关系的，你要从特区走私、倒私还真不容易，海关在那里把住。海岸线太长了，你把海关抓的走私都算成是特区走私，有这样的道理吗？我就不服，一点常识都没有！尚昆还是很不错的。在办特区开始的时候，他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时到深圳很不容易，过几条河，没有桥，路也很糟糕，他一直没有去。到快要离开广东时他才去，一回来就到我家里，说："啊！南生啊，我以前错了，错了！如果不办特区，深圳有今天吗？"尚昆能够对我这样讲，我觉得很感动，这很难得。那是1981年，仲夷已经来了，办特区才1年多时间，变化挺大的。1983年他再来深圳，同来的还有廖承志。深圳有个"淅沥湖"度假村，尚昆说叫"淅沥湖"不好，就改成了"西丽湖"。

　　1982年开两省会议，两省省委常委都去了，我也参加了。开完会要出门的时候，我和任老一起走，万里碰到了，他说："南生同志，你怎么不发言啊？你是有水平的。"我说："不发言了。"任老说："有水平的不发言，没有水平的要发言。"任老是开玩笑，万里当然也不同意那些话。会议期间，反特区反得很厉害，我对赵紫阳说："紫阳同志，我要找你谈。"我和赵紫阳是1951年就认识的，关系很好的。但他当总理时我从来不看他，到北京也不找他。我又不想升官，又不想找他办什么事，而且他很难。只有这一次，我实在火了。那一天安排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我说："中央发那样的文件，什么贪污腐败，所有的问题都说是资本主义。这些从奴隶社会就有的啊，怎么会是资本主义呢？文件不通的呀！"我一直说，他不说话。我说："你现在也不要紧张，过两天我死了，就说不成了。"我讲了1个多钟头，他一句话都不讲。他也知道我不是说他，因为我们两个还是有话可以谈的，但是他不好说。耀邦和紫阳轮流主持会，他们两个讲话说的都是官话啦，我们知道。后来，陈云要我们写特区报告，我写了9稿，最后才成，我送给谷牧，要谷牧送给紫阳看。我说，这样写行不行？紫阳看过了。

　　1982年最困难的时候，小平来到这里过年，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1982年小平来这里为什么不让汇报，也不说话？因为中央开了两省会议，陈云同志发表了要以计划经济为主的谈话。我一直对陈云同志很尊重，中南局成立前，陈云是靠边站的，不是毛主席批了他吗？批了以后他在我们从化住了好久。中南局成立的时候（1960年10月），中央又请他出来。他出了两个主意，高价点心，回笼货币。我当时是中南局的农办主任，我见他，他要在中南地区建三个商品粮基地：一个是湖北的洪湖，一个是湖南的洞庭湖，一个是广东的珠江三角洲，搞电力排灌，这是他出的主意。陈云我接触过很多次，他不应当是很不开放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是周围那帮人利用他。1982年北京开两省会议的时候，我和梁湘专门请陈云来深圳，他身体不好，没有来。后来，我和梁湘请过他的老秘书，我们说："陈云同志身体不很好，你来吧，你来看一看深圳。"听说他来了，但是陈云一直没有来，不知道什么道理。1979年4月份，习仲勋的秘书张汉清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办出口特区有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崇明岛为什么没办？因为陈云不同意。开始谁提出崇明岛，我也不知道，这要问一下谷牧同志。

　　 两省会议回来以后，压力很大。都压在我身上，因为主要是对着特区来的。压力不但来自北京，还有我们这里一些人"造反"，你毫无办法。不多说了，都是老朋友。感到的压力就多了，譬如派人到香港调查我。我不怕正面的争论，如果摆开来争论，我不怕，最怕的就是背后放暗枪。他说你贪污什么的，这些都是一种斗争的手段。省委开生活会，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坐下来了，省长说："南生啊，今天开生活会，有人说资本家送给你一部汽车，有没有？"我说："哪有这样的事？"他说："那你在会上说一说。"一个老同志说："没有？停在迎宾馆的那部车是谁的？"这一说我就知道了。我说，那是罗新权为了帮助开发汕头特区，特别放在咱们这里的。那时候飞机只从香港到广州，从广州到汕头没有大飞机，有一种苏联出的小飞机，碰到有风就停飞了。他说："这不行啊！我家里好几部车，拿一部来放到广州，有事开车就走，我开车是第一流的。"车来了放在哪里？放在省委也不可以呀，他每次来,都招呼他住迎宾馆，就把车放在迎宾馆，这个事是秦文俊办的（秦文俊原来是省委副秘书长，他听说我要办特区，自告奋勇要来特区，那好，我正没有助手。后来他在深圳当过书记，在香港新华社分社当过社长，现在住在深圳）。车放在迎宾馆还要钱的呀。你看，人家给我们办特区，还要拿钱，人住要钱，车放在那里还要钱，还说是送我的一部汽车。我说："我连一次都没有坐过的。"背后的暗箭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是一个人去深圳的，李大姐（坚真）让我的老伴来看我，我老伴在她那里工作。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千万别来！你不来，我在深圳有秘书，有警卫，谁都可以给我做证明。你来了，人家造谣我没办法解释。"我在深圳工作时，我老婆一次没有去过。当时传说"吴南生的老婆拉了一汽车东西"。幸亏没有来，没有来就不用解释了。如果要来了，你再解释也没有用。那时候送什么呢？送袜子、雨伞、金器什么的。你看，人一穷，穷到互相钩心斗角，斗到这样的程度！

　　 两省会议的文件我看都不想看，我不把它放在心上，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你们写特区要把谷牧好好写一写。谷牧确确实实做了很多工作，他脾气又好，人也比较随和，陈云那里他去说一说，邓小平那里他去说一说，赵紫阳、万里、胡耀邦，他们关系都很好，没有他在上面顶着，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那就大祸临头。我对谷牧同志是非常尊敬的，要说中国办特区，他是第一功臣。

三、邓小平题词
　　 一直过了5年，到1984年小平同志才来。到了深圳，梁湘给他汇报，完了请他做指示，他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把大家都吓坏了。第二天参观过后，好一点了。到了蛇口，又好一点了。在深圳请他题词他不题，到了蛇口请他题，题了个"海上世界"，那个船是从苏联买来的。没想到会出来这么多高楼大厦。到了珠海，就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消息传到深圳，深圳市委整个就发疯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那就是深圳特区不好，那怎么办啊？赶快派张荣（深圳接待办的主任，原来陶铸的警卫员）来找我，说："这样不行，市委开了会，无论如何要请小平同志题个字，要不然珠海好，那深圳怎么办呢？"邓小平从珠海回到广州来，住在珠岛。那天一早，他去外面散步。张荣跟杨尚昆谈了，跟王震也谈了，他们两个都赞成，说应该写一个给深圳。跟邓榕也谈了，邓榕也帮忙，把纸都铺好了，把墨都准备好了。小平在外面散步回来，一看到张荣在这里，问："你怎么还在这里？怎么没回去？"邓榕给他说："人家是专门赶来的，要请你来题个字，给他们写一个吧？"就题了。深圳的人拟了一些稿子，我一看不行，后来稿是我写的，我这个稿说："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小平稍微改了一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把"中央"改成"我们"，在他来说是对的。这算是一次成功的攻关。

　　 我在深圳一直待到1985年，我是以省委主管书记身份在那里工作的。1985年我离开省委，做政协主席，就离开了深圳。

四、我的思想转变过程
　　 现在回过头来讲讲我的思想转变过程。应该说，我的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我连初中都没有毕业，但是我看书很多。以后参加革命、参加党，我一直当宣传部长。我从小生活的环境——汕头、广东，华侨多，对外边的情况知道比较多。广东省两次饿死人都是我去调查的，一次是1955年的高要，那次死人没有几个。1960年又让我去，这次到合浦。亲眼看到一下子倒下4个，风一吹，倒下来就死了。类似的情形，1943年国民党时期我也看到过，但是现在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解放这么多年了，居然还是这样的！很震惊。当时我就给陶铸、赵紫阳写信，打电话，但他们没有回我的话。我觉得有点奇怪，怎么不回我的话呢？我就派了地委第二书记和水产厅的厅长，专门找赵紫阳汇报。他们汇报回去了，一见面脸都发青，说不出话来。我说："怎么一回事？"他说："赵紫阳说不能牵扯到粮食问题。"我说："不是粮食问题怎么还会饿死人呀？哪有这样的道理呢？那这样我不干了！"原来彭德怀的事发生了。彭德怀的事一出，谁也不敢讲话了。陶铸、赵紫阳他们从庐山开完会回来，紧张得不得了，陶铸都被点了名。我赶回来，他们也不肯说话，后来陶铸、赵紫阳都去合浦看了。一直到现在，没有人找过我谈一次话。中南局一成立就处理信阳事件，饿死100多万。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是过去遇到灾荒、灾祸，我可以带着儿子女儿去逃荒，但是共产党的统治不准逃荒。为什么死那么多人？离开本村，没有粮票，到外面去谁也没法活。

　　1961年３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南局、西南局、华东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讨论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初稿，他让人打电话叫刘少奇到广州。北京回答：少奇同志正在主持西北、东北、华北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工作会议，能不能晚两天来？毛听了大发脾气，写了一个条子给陶铸，让陶铸到北京把刘少奇叫来。我当时是省委办公厅主任。赶紧为陶铸准备专机，但是，这边专机刚准备好，北京的专机来了，刘少奇不请自来了。刘少奇被打倒后，我调出毛给陶铸的那个条子，只见上面写着："是哪个皇帝骑在我头上拉屎，现任命陶铸为特命全权大使到北京接驾。"可能是陶铸看到条子给邓小平打了电话，说主席生气了，让少奇同志赶快来吧。刘少奇就立即来到了广州。这张条子当时在中南局档案馆，后移存中央档案馆。　　　　　　

　　1972年，赵紫阳从内蒙古回广东，第二天我们就去看他，他来了以后也没有多少事做。不久，王冶秋带队访问日本，回国路过广州，给我们讲我国香港的观感，讲日本的观感。我跟紫阳说："你听不听呀？""听！"我们3个人听了，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文化大革命前，对外面的世界一点都不知道。王冶秋说，那天开幕式，许多大学校长、专家都来了，人满满的。田中角荣首相也到会致辞，他和防卫厅长进会场，没有人给他让路，没有人理他，防卫厅长说："请大家让一让，让一让！"就这样挤到主席台。讲话完了，没有人鼓掌。他说还有什么事，就先走了，下了台要出去，也没有人理他，没有人给他让路。田中走了以后，博物馆馆长上去讲话，大家都给他让路。"奇怪啊！怎么总理大臣讲话大家都不让路，博物馆馆长大家都让路？"他们又看到天上那个"打倒田中"的气球，以为日本也和我们一样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呢。后来日本朋友说："那有什么呢。他选上，当总理。过两天选不上什么都不是了。这些教授都是有学问的人，我们是尊重他的学问。"你看，这些观念和我们差别多远啊！王冶秋讲，随着我们代表团服务的一个日本女孩，20岁左右，每天开着小汽车来，下午开小汽车走了。大家都给她开玩笑说："你是不是晚上去会你的男朋友，谈恋爱？"她说："不是啊，我去念大学。我们这里，初中生去打工是一种工资，高中生是一种工资，大学生又是一种工资。所以，每天晚上我都去上大学，希望多赚点钱。""那你这个汽车怎么回事？""这是分期付款的。"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观念，赵紫阳也没有听说过。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在广州招待日本教育代表团，请他们吃饭，日本来的教授掉眼泪，说："今天中国这么好，日本到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当时日本还很困难，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前，日本还是很困难的，香港也很困难。我们老说日本搞军国主义，其实不是，他们是搞民主政治的。相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这样一种个人崇拜，这样一种权力高度集中，无中生有，没有的事都往一个人身上加。人家不是，他当首相，过两年不是就没有了，他们尊敬的是学问，所以大学教授很受尊重。我们的大学教授算什么？我们现在大学正在培养做官的，厅级校长，副部级校长，什么都封个官，和尚都有级别。这样的社会叫民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