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光覆灭后，还有隆武、永历，以及潞王监国政权、鲁王监国政权，在这几个先后出现的南明政权里面，领导人的表现大相径庭。用网上的记载，转载如下：
弘光是望风而逃，潞王监国是直接投降清军，鲁王监国和永历皇帝都是被动抗清，在这之中，唯一值得称道的，也就是一个隆武了，前面两个都得过且过，极力主张伐清收复失地的全是臣子，比如张煌言、李定国等，最后这两个皇族也是一个避居海上，一个被叛臣杀害。

只有隆武是唯一的一个主动要求伐清的，可惜他名下的臣子、军权的掌握者郑芝龙却是投降派，这个分歧最终也导致了隆武皇帝伐清的行动声势有余，实力不足，隆武皇帝最终兵败被俘自尽。

隆武因其祖父老唐王喜欢小儿子，不喜欢身为长子的隆武帝的父亲，不愿意他的父亲继承唐王爵位，所以从小就和父亲一起被祖父老唐王囚禁虐待，最后父亲被叔叔毒死，因为父亲死得不明不白，老唐王担心事发后朝廷治罪，还了隆武帝继承权，好不容易熬到继承了唐王爵位，隆武帝又惹怒了崇祯，原因是他想募兵到北方去抗清，被崇祯皇帝拒绝后，他于崇祯九年清军入关时，私自募兵千人，带着这些兵北上勤王。

明朝从建文帝开始，包括后面夺了建文帝皇位的明成祖都一直在打压藩王，不允许藩王掌兵，不允许藩王私自走出封地，原因当然就是害怕藩王造反，明成祖自己就是造反得来的帝位，他和他的子子孙孙对藩王的警惕性毫无疑问是很高的。

隆武帝在崇祯拒绝了他后，还敢带兵北上，简直就是对崇祯的直接挑衅，不管他的初衷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想为国抗敌，崇祯都不会放过他，隆武帝马上就被废为庶人，一家人被押解到凤阳圈禁，一直到崇祯朝灭亡，才被南明的弘光帝放出来。

弘光朝不到一年就灭亡了，隆武帝被迫南逃，在杭州他恳请潞王朱常淓（他的父亲是万历皇帝的亲弟弟）站出来领导抗清，潞王怕死，没敢答应，隆武帝仿徨无助时遇上了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在郑鸿逵的帮助下跑到福建，获得了东林党大佬黄道周和郑芝龙的拥戴，于福建登基称帝。

隆武帝称帝仅一年后，纠集了几千兵马并亲自率领他们北上伐清，此时掌握着福建军马大权的郑芝龙降清，放开仙霞关让清军进入福建，后方门户大开，隆武帝腹背受敌，被迫再次逃亡，在福建汀州被清军追上，隆武帝殉国，他怎么死的有争议，有说是被清军射死，有说是被俘后绝食而亡。

隆武政权虽然在南明的历史上仅仅只存在一年，但和贪图享乐、畏惧清军的其他几位南明皇帝、监国等不同，他以收复失地、重建明朝为己任，立志北伐。当时的隆武政权唯一可依靠的有组织武装力量也只有郑芝龙，隆武帝试图依靠郑芝龙的力量举兵伐清，专门赐郑芝龙之子郑森为国姓，并为他改名成功，这也是郑成功后来誓死不降清的原因之一。

军事上拉拢郑芝龙，政事上隆武帝也表现得不是那么昏庸，相当勤政，史载其"批阅章奏辄丙夜不休"，不但勤政，而且勤俭"行宫中不许备办金银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铜、锡等件， 并不许用锦绣、洒线、绒花， 帐幔、被褥，止用寻常布帛。件件俱从减省，成孤恬淡爱民至意， 违者即以不忠不敬治罪。"，以至于后世有人称他为小崇祯。

为了争取天下间所有有志反清的仁人志士的心，隆武帝在对待被占领区的老百姓也没有一味苛求他们被迫剃发的行为，而是十分理解的专门下之旨表示"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防止自己麾下的军士借此残害和勒索普通老百姓。对外的政治和军事攻势上，隆武帝曾在称帝仅十天后就杀掉清朝派来劝降的使者，立志北伐：

朕今痛念祖陵， 痛惜百姓。狂彝污我宗庙， 害我子民， 淫掠剃头，如在水火。朕今诛清使、旌忠臣外，誓择于八月十八日午时，朕亲统御御营中军平虏侯郑芝龙、御营左先锋定虏侯郑鸿逵， 统率六师，御驾亲征。

虽然北伐在郑芝龙的不配合下并没有进行，不过敢打出"御驾亲征"旗号的皇帝在明朝可不多见。如此勤政俭朴、有爱民之心，也不缺乏主动进攻清军的骨气，可为何还是仅仅只坚持了一年就被清军剿灭？有人分析称：

第一：隆武帝无法让所有残余的朱家皇族和他们的部下信服，低身份是软肋

隆武帝是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唐王朱桱一系的子孙，而明朝从第三代开始，除了一个建文帝是朱元璋长子朱标的儿子外，其余的皇帝全是明成祖朱棣的后裔，南明另两位称帝的弘光帝和永历帝都和殉国的崇祯皇帝血缘关系最近，都是明神宗的孙子，和他们一比，隆武帝在名分上有着先天的劣势，按常规来，是轮不到他当皇帝的。

另外，隆武帝在崇祯朝一直都是戴罪之身，是被关押居住的庶民，弘光帝登基后才把他放出来，给他的补偿仅仅是一个南阳郡王的爵位，比弘光帝和永历帝称帝前的福王、桂王这样的亲王爵低一个级别，就算是只称监国的鲁王也比他身份高，先天上身份的软肋让在南方的其余朱家皇族不是很信服他。

监国鲁王就一直在和他打对台，原因就是鲁王和隆武帝都是崇祯远亲，鲁王的爵位还比他高。西南一带的明臣也不怎么服隆武帝，他们手上可是捏着一个桂王这样的亲王在手，和崇祯帝关系更近，更有理由在弘光帝之后做皇帝，亲手拥戴出来的皇帝，得到的官职封赏也会比隆武帝高。

所以，隆武帝根本就无法让整个南方的抗清力量都服从他，南明到隆武帝登基时，整体力量已经小于北方的清朝，更弱小的状态下要想战胜对手，团结是非常重要的，隆武帝称帝后，在南明内部一直都有各种不服，无法真正团结起南方的各支抗清力量，大家都对他阳奉阴违，这样怎么能和政、军一统的清朝抗衡？
尽管唐、鲁政权都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很大一部分精力却消耗在内部矛盾上，与此相应的是，文官武将的升迁不是以抗清功绩为据，而是被作为拉拢的一种手段，隆武、鲁监国两政权封爵拜官的人数很多，大抵都是因在内部倾轧中有"功"。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组织有效的防清阵线，就当时的形势而言，隆武朝廷得到了南方绝大部分明朝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仅凭浙东一隅之地与之相抗是极不明智的。他和忠于他的大臣明知在南明管辖区内竞争不过隆武政权，却幻想攻克杭州后进取南京，先拜孝陵，建立超过隆武朝廷的威望，以监国政权的兵力要实现这种战略目标显然是不现实的，何况，即便旗开得胜，如愿以偿地拿下了留都南京，唐、鲁对峙的局面也将继续下去，由于鲁监国坚持同隆武朝廷分庭抗礼，地理原因监国政权处于抗清的前线，给福建提供了屏障，隆武朝廷的实权人物郑芝龙对这种局面心中窃喜，按兵不动有了借口。

第二：隆武帝没有根基，没有属于自己的嫡系军队，文事、武事都受制于人

隆武帝在福建登基，去的时候几乎是孤家寡人，除了家人，估计身边也就几个随行的太监，在称帝后，实在是没有几个可用的心腹之人，没有自己的班底。他一年以前还是高墙中的罪宗，这一先天弱点使他不能不依赖倡先拥立的福建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前面介绍过，他称帝仅十天后就想着北伐，可福建的军队全在郑芝龙手里控制着，当时福建的军队几乎全是郑芝龙的私兵，他反对北伐，隆武帝也只能被迫放弃。

在眼皮子底下的郑芝龙都是如此，更不要说千里之外的其他总督、巡抚了，他们愿意在名分上接受隆武帝委任的官职，可在地方的管理上，以及是否出兵伐清等诸多事务上，是不允许隆武朝廷插手的，隆武帝又没有心腹可以派到地方上去取代这些总督、巡抚，政事上、军事上始终都是受制于人，政令出不了皇宫。

第三：隆武朝一直以来都是文、武不和，内部争夺主导权的政争从没有消失过。

拥戴隆武称帝的主要有两拨势力，文臣以黄道周为主，武臣是郑芝龙为首，这两拨势力中，东林党大佬黄道周从公心上来说是远远强于郑芝龙的，但明末乱世，掌握军事力量才是最主要的。而且，黄道周这名东林党人或许是真心拥戴隆武帝，也支持北伐收复失地，但他是东林党人，习惯性地看不起其他派别。

东林党本身就是政商结合体，在商业上和郑芝龙其实是有很深的矛盾，郑芝龙所属纵横整个明朝沿海，一直把持着南方所有海商的命脉，所有海商出海贸易都要给他交税，在海贸上独自占取了最多的利益。且郑芝龙出身海盗，以东林党为首的南方士大夫群体是很看不起郑芝龙的，根据《所知录·隆武纪年》中的记载：

芝龙初以海寇受抚，虽晋五等爵，与地方有司不相统属，闽士大夫辄呼之为'贼'，绝不与通。

郑芝龙在南明弘光朝时都已经是南安伯、福建总兵这样的超级大员了，可士大夫们在私下还是称呼他为贼，有这样的认知，再加上身为东林党人以和皇帝共治天下为己任的目标，黄道周带着文官集团不断和郑芝龙斗法，试图扳倒和取代郑芝龙，可军权在手的郑芝龙哪会被几个迂腐的酸儒用所谓的大义就能轻易镇住的？黄道周曾劝说郑芝龙率兵北伐：

至如为天下救苍生、护京陵，取叛帅头作劝杯，非大将军亲行不可。仆亦桑梓也，宁不为桑梓根本虑？顾神京之患，有急于桑梓者。当舍大图细，不独为副'云雷'之望，直取侯封、压服天下为吾乡盛事而已也。

郑芝龙根本就不可能如黄道周所愿，首先，郑芝龙是商人心性，没有什么国家大义之类的羁绊，他拥戴隆武帝的目的是为了名正言顺的割据，至于清军杀来了怎么办？谁强大就跟谁混呗，只要不阻拦他出海做生意，他懒得管谁执政。其次，他知道黄道周等文官视他为眼中钉，要是自己率部出征，后方老巢被黄道周们霸占了怎么办？

所以，郑芝龙是绝对不会同意亲自出兵北伐的，隆武帝和黄道周想要北伐就得自己招兵买马，郑芝龙不支持，也不反对，同样也不会给予物质、粮饷上的支援。主导着军事力量的郑芝龙不配合北伐，文官集团又没有那个能力，黄道周本人倒是募集了几千人出兵，可轻松就被清军击败，黄道周本人殉国，在这种文、武相互之间深深戒备的局面下，隆武帝又能干什么？

第四：隆武帝从登基始就受制于人，无法掌控财政，也就无法指示军队作战

隆武帝称帝后，名义上属于他麾下的军队，其实还是有真心抗清的，人数还不少，有数十万之多，其中精锐军士也有数万，那就是前李自成所属的大顺军余部，他们在走投无路时归明，被隆武帝钦赐为"忠贞营"，这批大顺军余部和清军是绝对不可能妥协的，如果使用得当的话，也绝对能成为伐清的主导力量之一。

大顺军余部虽然归属到隆武帝麾下，可双方还是有一定隔阂，毕竟崇祯朝是他们给推翻的，双方可以说是仇深似海，只是迫于形势暂时联合，南明的上层人士愿意相信和重用他们的人不多，隆武帝要想能指挥得动他们，就要消除"忠贞营"的疑虑之心，除了封官许愿这种常见的方法，最主要就是从物质、粮饷上给予真正的支援。

但隆武帝是个光杆皇帝，自己的日常用度都还要依靠郑芝龙，财政大权从来没有掌控过，地方上的财政更不用说，全是总督、巡抚自己拿主意，他没有余力给"忠贞营"实质上的帮助，在双方互相还有戒备心理的情况下，不给钱粮怎么可能让人家卖命，没有财政支持，别说"忠贞营"了，其余的军队也不会真心听从隆武帝的命令，他哪来的实力北伐？

综上所述，南明的第二位皇帝隆武帝自称帝以来，从头至尾都算是傀儡，在明末清初这个以武为尊的大时代里，手里没有任何兵权、财权的隆武帝即使政治上很务实，也能做到勤政爱民，雄心壮志和骨气都不缺乏，可始终是瘸着腿，文官士大夫可以用大义暂时压着，拥兵自重的郑芝龙就是一点应对的办法都没有，结局当然也就是走不远。

后世评价隆武帝鉴古通今、广开言路、虚心纳谏、赏罚分明、爱民如子，从个人行为上来说是个好皇帝，但隆武帝的缺陷太多，特别是在乱世之中，名分、军事、财政上的这些缺陷都是致命的，这些缺陷都导致他无法整合抗清力量形成合力，空有一番抱负，却回天无力，隆武帝虽然是悲剧收场，可他最后展示出来的血性还是要肯定的，至少，如果南明的几位皇帝如果都能学习他的血性，南明也许会坚持的更久，说不定还能达到南宋的局面。

此外，还有人对隆武的评价是：陛下谓廷臣不改因循，必致败亡，臣谓陛下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也。陛下有爱民之心而未见爱民之政，有听言之明而未收听言之效，喜怒轻发，号令屡更，因群臣庸下而过于责督，因博览书史而务求明备。凡陛下所长者，皆群臣所甚忧也。

受制于当时环境的局限性，隆武登基实属于偶然，被郑氏和东林党推上台的傀儡，根基极其不稳，正统性受到质疑，兵权又受制于郑氏。对于郑芝龙来说，当初拥立隆武当皇帝，说白了，就是想让他当好橡皮图章，更好的为自己服务，以达到独霸福建的野心，后面降清也是，只要清廷让自己照旧当福建土皇帝，一切都好谈。
在郑芝龙和他儿子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的想法：甲申之变，天下鼎沸，亦秦失其鹿，故清朝得而逐之。今已三分有二，若振一旅而敌天下之兵，恐亦为不量力也。乘其招我，全军归诚；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古豪杰亦有行之者矣。郑芝龙不听其子郑成功的劝告降清，后被软禁北京，封同安侯。并因多次招降郑成功不成，于顺治十八年被杀。只能说，兵权一解，就变成任人宰割的玩物了。

有人说隆武的战略眼光还是不错的，看准江西不可失守，不悉亲征奔赴战场，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也是从隆武时期开始的，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大顺、大西农民军的联明抗清，南明政权绝对延续不了近二十年之久，在用人取舍上也力戒门户之见，不咎既往，只要参与抗清就量才录用，在这一点上，不能不承认隆武帝的见识比那些以正人君子自命的东林—复社骨干人士要高超得多，在个人品德上，不少史籍中都说他喜欢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好，做了皇帝之后，仍然自奉甚俭，黄道周在一封信里曾经描述了隆武帝的为人:"今上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可以说是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
随着隆武和郑芝龙矛盾的激化，隆武帝明白除了离开福建，摆脱郑芝龙兄弟的控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于是，他决意亲征，目的是第一步把行在移到江西赣州，然后视情况而定，如果江西用兵得手，局势稳定，可以西连湖南何腾蛟部，东接福建郑芝龙部，南靠广东，收就近指挥之效。即便江西作战不利，还可以西移湖南，南下广东，朱聿键决策移跸明清双方激烈争夺的江西，而不是迁往比较安全的广东，说明他确实是有恢复之志的，和后来的永历帝不可同日而语。

只可惜，尽管明清双方都认识到江西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可问题是，隆武帝既调不动郑芝龙的军队由福建入江西，他寄于厚望的何腾蛟派精兵强将由湖南入江西迎驾也全盘落空；而清方洪承畴却抽调了柯永盛、高进库等部赴江西协同金声桓部作战，先后攻陷吉安、赣州、南安等府。江西战局的逆转，归因于郑芝龙、何腾蛟的私心自用，它不仅直接导致了隆武朝廷的覆亡，而且对后来南明局势的发展影响极大。郑芝龙海盗出身，不愿配合，直接拱送了福建和江西的地盘，隆武被俘，有时候，在大势面前，个人的雄心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南明的问题，在于没有人有能力降服这群乱世军头。弘光始终拿四镇没辙，隆武无法降服住郑芝龙、何腾蛟等军头；永历对原大顺和大西的军队都不能有效掌握。这些皇帝说好听是皇帝，说不好听就是军头们拥护的傀儡或者吉祥物。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乱世里要当皇帝，大多是需要真靠自己水平打出来的，军队的人事权、后勤组织、指挥权都不再自己手上掌握，那军队就实际上军阀化了，这也是为什么汉献帝受制于曹操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