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监管风暴
2000年，中国股市已经创立10年，从深原野开始，一些上市公司造假，庄家操纵市场的事件时有发生，并且违规违法的胆子越来越大，危害越来越深，比如中国上市公司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主要有：
1、业绩造假，其中佼佼者当数银广夏、郑百文、麦科特、蓝田、ST黎明、ST张家界；
2、虚假信息，翘楚者当数华纺投资、美尔雅、中关村、中科健、粤宏远、万家乐；   
3、违规委托理财，代表者有辽河油田、联通国脉、长春长铃，大量的是没被证监会抓住的漏网之鱼；   
4、关联交易，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代表者以三九医药为典型；   
5、不及时发布预警预亏公告。

于是，管理层开始重拳出击，史称“监管风暴”。

2001年3月，第一位由中央政府聘请，由香港人担任的副部级官员，史美伦放弃美国护照，到中国证监会走马上任，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上市和监管工作，她认为，在市场上，上市公司会保护自己，机构投资者会保护自己，庄家有自己的利益，而中小股民却没有声音，作为监管者，要保护他们。

在其上任之后的9个月里，证监会先后颁布了51件有关监管的法律法规，有80多家上市公司和10多家中介机构受到公开谴责、行政处罚，甚至立案侦查，其中包括亿安科技、中科创业、博时基金、银广夏以及三九集团等，充分显示了监管部门加强市场规范建设的决心。

2001年1月11日，中国证监会在公布正在查处亿安科技股价操纵案的第二天就宣布彻底追查中科创业案。1月15日，时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的周小川在2001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会上指出，中国证监会要对庄家操纵股市等问题进行集中查办，并提出将在8个方面加强监管：
    1、切实加强上市公司的监管。
    2、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3、A股推行独立董事制度。
    4、出台上市公司收购暂行办法。
    5、建立董事长谈话制度。
    6、加强证券公司的监管。
    7、加强证券公司高级人员的资格管理。
    8、规范各种资产管理公司及其代客理财。
2月5日，证监会表示将对28家违规机构进行查处，媒体用上了触目惊心的标题———“证监会向庄股宣战”。

2001年2月20日，新华社发表了一篇不到300字的小消息称，中国证监会表示，根据《证券法》和《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证监会将于近期发布连续亏损上市公司依法暂停及终止上市实施办法。2月23日，中国证监会发布“退市令”。

在这份名为《亏损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的公告中，对连续三年亏损上市公司就暂停上市、恢复上市和终止上市的条件、法律程序、信息披露、处理权限等事宜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办法》规定，上市公司预计第三年仍然连续亏损的，董事会应及时作出风险揭示公告。公司年报后，属连续三年亏损的，证券交易所依法作出有关暂停上市的决定。公司暂停上市后，可以在45天内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宽限期以延长暂停上市的期限。宽限期自暂停上市以后起为12个月。公司向交易所申请宽限期的，应作出申请宽限期的决定，并向交易所证明近期盈利的可能性及公司采取的具体措施。董事会经充分研究认为确实扭亏无望的公司就不应提出宽限期，直接依法终止上市。

中国证监会的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上市公司终止上市后，股东权益如何保障时表示，上市公司终止上市后，如果没有破产或解散，仍然属于股份有限公司，必须遵守《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并接受原批准设立机构的管理，继续履行对股东的相关义务。股东股权的转让由证监会另行制定管理办法。


4月30日，证监会九大区稽查局同时挂牌成立。这九大区分别是：上海、深圳、成都、广州、天津、沈阳、西安，武汉和济南。


监管来了，股市也跌了，2004年9月，史美伦离职返回香港，此时上证指数已经从2245点跌到了1260点，有人把责任归到了监管上。

经济学家刘纪鹏在分析股市大跌的原因时指出，核心在于中国股市的泡沫太多，而大量的违规资金的涌入，则是这种泡沫形成的重要原因。

这种泡沫的形成有两股合力。一是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举措，实际上使一批合格或不合格的资金削尖了脑袋进场，比如为管理层一度力推的，给予许多政策倾斜的，与国际接轨的所谓战略投资者，不到半年的时间就销声匿迹了；另一种力量则是来自于一系列的市场化举措，与国际接轨的实质是偏袒上市公司的种种优惠融资政策，比如新股发行的市场化定价，配股条件的一降再降，没有条件的所谓增发，以及反复融资的可转换债券。

不可否定，这些市场化的做法在西方国家是常用的，但是，国外的企业大多对投资有硬约束，对再融资也十分谨慎，而国内不同，一向“吃光财政吃银行，吃空银行吃股民”，对“圈钱”有一种天然的冲动。在这种天然的冲动下，近年来上市公司的钱已经圈到了不知如何使用为好的程度，因为可融资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企业投资的需要。

因此，上市公司参股券商便成了一种时尚，而不断增资扩股的券商也正好找到了最好的股东，从市场圈走的钱又会回到市场追逐推动泡沫。


15：逃亡者
股市成立以来，中国股市到底出现多少个逃亡者？目前还没有完整的统计。其中，比较知名的有：
庄家吕梁，他把康达尔的“鸭子”搞成了高科技的概念，以一个闪亮的名字“中科创业”坐庄炒作，事情败露后，在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人间蒸发。
亿安科技董事局主席罗成，动用全集团力量坐庄爆炒自家股票，成就了中国股市的第一只百元股，事发后，第一时间失踪。
新疆啤酒花公司董事长艾克拉木.艾沙由夫，于2003年11月失踪。
原ST圣方董事长唐李，因涉嫌财务造假和职务侵占逃亡，圣方公司自掏腰包20万悬赏征集线索，他是被自家公司悬赏追捕的逃亡者。
原中信证券投行部执行总经理谢风华，因卷入ST兴业内幕交易案，携妻举家外逃，成为内幕交易逃亡第一人。

16：股市黑嘴
股市里的黑嘴，不管是说大话，还是说不着边际的话，目的一般很明确，就是要把你的钱，变成他的钱。

2005年4月，重庆的张先生看到华鼎财经首席分析师吴敬远主持的股评节目，被其“波段翻番计划”所吸引，于是，按照热线的电话，报名成为华鼎财经的核心会员，每季度会员费3万元，张先生按照指令买入两只股票，结果不到一个月就被套30%左右。2006年5月，无锡章女士看到上海天力投资顾问公司汪梦飞的荐股电视节目后，花4万元咨询费，成为炒股团队会员，委托汪炒股，7个月下来，章女士账户里的20万资金只剩4万多。

相较而言，上述被黑嘴忽悠的仅仅是几十万级别的小打小闹，2008年11月，事发北京的汪建中案，才叫“大嘴”。

汪建中，1968年出生，2001年成立北京首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曾出版《首放板块实战技法》，曾预测众多热点和多次大行情，由此名声大噪，奠定江湖地位。但遗憾的是，汪慢慢把路走歪了，动了坏心眼，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在报告发布前，动用实际控制账户买入所推荐的股票，咨询报告向社会公布后卖出股票，进行操纵买卖，期间，共操作55次，45次合计盈利1.5亿元，10次合计亏损0.25亿，净获利1.25亿。

2008年10月23日，证监会对汪建中做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25亿元，处罚1.25亿，总额2.5亿元，这是迄今为止对“黑嘴”的最高天价罚单。

13：关于“中国股市是不是赌 场”的争论
2001年1月，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吴敬琏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 场，而且很不规范。赌 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随后，以厉以宁、董辅礽、萧灼基、吴晓求和韩志国为代表的五位经济学家公开联手反驳吴敬琏的观点，由此揭开了中国股市大讨论的序幕。

争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来展开：
1：不规范的股市出现了一些让人难以接受的问题，比如《基金黑幕》暴露了机构投资者的问题，而中科创业、亿安科技则暴露了上市公造假、庄家操作市场等问题。
2：吴敬琏的观点包含3个意思，中国股市是赌 场、全民炒股是不正常的现象、市盈率过高。

五位经济学家的反驳主要是：
1：是资本市场还是赌  场？五位学者认为吴的看法仍停留在计划经济下，物质生产部门创造财富，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财富的认识上。而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进而提高财富创造能力的作用不能抹煞。
2： "全民炒股"并非事实。韩志国称中国股民仅占全国人口５％，美国占２５％，何来的"全民"？董辅礽称股民积极参与恰是市场意识、投资意识的培养。
3：如何看待投机行为。针对吴氏对中国股市炒风日盛的担忧，五位学者认为证券市场中投资、投机皆不可少，投机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先导。诸如此类针锋相对观点还有"泡沫论"、 "市盈利论"等等。

对于吴敬琏先生认为中国证券市场目前市盈率过高，经济学家董辅认为：“虽说目前市场的市盈率已不低，但还算正常，不会有大的风险。”董先生还解释了其中的两个原因：目前中国上市公司数量有限，此外，上市公司股本不是全流通。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近日也明确表示，“中国股市不是泡沫市”。

吴敬琏指出的：资本市场要扩大，应该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直接投资，这是件好事。但是发展到现在的全民炒股，这就不正常了。这说明我们没有为大众提供一个良好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场所。他说，许多人根据股市的涨落，作出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分析，希望在炒作中得到回报。但在炒作过程中，挣钱的人不是靠生产发展创造财富而赚钱，却是将别人口袋里的钱转到他的口袋里。这好比想拔自己的头发来离开地球一样，是无法发展全民经济的。因此，吴敬琏认为全民炒股不正常。

青年经济学家、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则认为全民炒股很正常。截止到2000年12月31日，我国沪深两市的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总数为5801万，在这些投资者中，真正在二级市场上从事股票交易的，估算最多仅3000多万户而已。即使以5801万户计算，也仅占我国总人口的4.6%，与美国投资者人数占总人口的25%左右相比还相距甚远。
其次，“全民炒股”是形成社会化投资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目前的投资体系中，社会投资仍然偏低，因此，投资者人数不是多了，而是远远不够。
第三，“全民炒股”是培养人民群众金融意识的一个有效途径。人民群众的金融意识———投资意识、投机意识、利率意识、风险意识和信用意识的培育是改革深化与进步的一个突出表现。
第四，“全民炒股”是引导社会资源流向并且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条件。
第五，“全民炒股”是中国迎接经济全球化的必要实践。“全民炒股”也是改革深化与社会进步的突出表现。

另外，也有人认为，中国股市就好像掉进灰堆里的嫩豆腐确实不干净。拿上市公司来说，红光实业、大庆联宜等靠欺诈上市，而且上了市就下不去；闽福发、活力28的大股东用白条配股，骗取中小投资者的钱财；康赛集团靠行贿上市，将数十名省部级以下政府官员拉下水。拿券商来说，违规挪用客户保证金、透支申购新股、炒股屡见不鲜；为了获得主承销资格大肆向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行贿，如为了获得湖北兴化配股的主承销资格，先后有三家券商向公司原副总经理佃国炎行贿数百万元。拿二级市场来看，投机成了市场的主旋律，绩优股名落孙山、绩差股鸡犬升天的现象比比皆是。在中国股市炒股，完全可以不看上市公司的业绩，只要庄家有资金势力，想炒多高就能炒多高。这些确实与赌  场没有两样。

其次，中国股市的不干净，不能全怪股市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像灰堆一样的周边环境造成的。如上市公司及券商行贿，是由于首先有政府官员受贿，有下级政府官员向上级政府官员行贿。又如上市公司向投资者提供虚假会计信息，是由于首先有政府机关的数字出官而发展成官员虚报数字以谋求更高的官位。再如上市公司的欺诈上市，是由于社会商誉极差，欺诈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公害。在这样一个大染缸里，中国股市的方方面面都耳濡目染，怎么可能独善其身呢？

第三，中国股市这块嫩豆腐既然是掉在灰堆里，要把它弄干净，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试想一想，一块掉进灰堆里的嫩豆腐，能用几个耳光把灰尘打干净吗？能靠刮起八级大风把它吹干净吗？既打不得，也吹不得，只能把它慢慢地从灰堆里挪出来，用清水一点一点地洗。如果操之过急，只会把股市这块嫩豆腐就有破碎的可能。目前，面对今天的中国股市，管理层就处在这样一种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历次证监会对违规事件的查处都面临这样一个循环：“不管就乱，一管就死，一死就出利好，一有利好就涨，一涨就乱”，管理层很难拿出一个既严厉打击违规又保证股市快速发展的两全之策。

还有人认为违法违规者与守法者之间存在不公平。虽然有了新《刑法》、《证券法》，但没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以至于有蓝田股份这样的上市公司管理层，伪造政府公文、银行文件、财务报表而只需罚款了事、不担刑事责任。以至于有华侨投资这样的上市公司管理层，拒绝公布某年年中报告，闹出世界股市绝无仅有的笑话，却至今不负法律责任；以至于出现了红光、郑百文等等“著名”的疮疤、产生了诸多后遗症。股市上，违规者是否早就肥了自己？而90%以上的、老老实实的、几乎没有机会违法的小股民、小股东，却要承担股价暴跌、股票停牌、将来甚至除牌的严重损失、乃至全部的投资损失。根本原因在于：对于直接责任人，有多少判了刑事责任、做了(非象征性的)经济处罚？

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中心主任、经济学博士刘占军说，吴敬琏的观点肯定有道理。他说的这些问题，谁都看到，特别在中科事件出来以后，更加突显出来。年前庄股大跳水，绝不是偶然的。一些强庄股只靠内幕消息，就能把一只股票任意拉升。而业绩优良的企业在股市上却表现平平，这不是我们设立股市的初衷。

他认为，吴敬琏的观点，“道理多于偏激，理性多于感性，决非信口开河”。他说，把这种问题说出来，有利于中国股市的发展。但对吴敬琏说股市并没有创造财富，刘占军表示了不同看法。“虚拟资本到底创造不创造价值？这在理论界还有争论。但中国证券市场把中国经济激活了，增加了国民生产总值，却是不争的事实。”他反问道：“老百姓的钱，不放在股市而放在银行里，就能赚钱吗？在过去十年，中国的银行改革缓慢，股市虽不好，但比银行还透明，效率还要高。”

刘占军说，中国股市只有10年的时间，正在逐步成熟，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主要是监管不到位，是政府的监管方式不能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再有就是处罚过轻。像“中科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如果罚他个倾家荡产，让他把牢底坐穿，看看以后谁还敢效法？但现在法律不够健全，给这些幕后控制人钻了空子。

7：亿安科技事件始末
亿安科技前身为深圳市锦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大股东欠钱不还，被广东亿安科技集团给重组了，亿安科技老板名叫罗成，早年在珠海做电子企业起家，1995年在广州组建亿安集团，主要从事交通基建，由于主营业务杂乱，不怎么赚钱。由于基建主业投资长、回报慢、债务和资金流的压力大，于是，罗成想到了炒股。

1992年5月7日，亿安科技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1998年10月，罗成通过集团控股的多家公司拨出18亿元，又通过股票质押融资19亿元，利用700多个账户，分布54家证券营业部，炒作亿安科技股票。1998年，亿安科技股东人数是29080人，到1999年8月降到3000人，一年时间，控盘流通股超过80%，成为超级大庄家，随后，亿安科技的股价开始出现了天天向上的走势。

中国股市创立之初曾有过百元股，后来经过1991年、1992年的大规模反复拆细之后，百元股基本上消失了，但到了2000年2月15日，亿安科技收盘104.88元，百元股的奇迹又出现了。亿安科技股价超过百元之后的第五天，一向不显山露水的亿安科技董事局主席罗成和集团副总裁和亿安科技的总经理一行在北京亮相，几位高管都一致大谈亿安科技拥有绝对优势的核心技术，而竭力回避对亿安科技的股价进行评价。

2001年1月10日，鉴于亿安科技股票出现的种种异常行为，中国证监会宣布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股价案，对持有亿安科技股票的主要账户进行重点监控。

2001年4月中国证监会作出决定，对联手违规操作“亿安科技”股票的广东欣盛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广东中百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广东百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和广东金易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作出重罚，罚没款近9亿元。同年7-9月，亿安科技副总裁兼财务总监李鸿清等五人被刑事拘留，两年后，以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获刑3年6个月-2年3个月。同时，中国证监会还详细披露了“亿安科技”股票操纵事件的前前后后。而罪魁祸首，亿安科技董事局主席罗成，则下落不明，神秘消失。

就中国证监会披露的内幕来看，“亿安科技”股票的飙升纯属庄家操纵行为。拒查，上诉广东的这四家公司自 1998年10月5日起，集中资金，利用627个个人股票帐户及3个法人股票帐户，大量买入“深锦兴”（后更名为“亿安科技”）股票。持仓量从1998年 10月5日的53万股，占流通股的1.52%，到1999年1月12日最高时的3001万股，占流通股的85%。同时，还通过其控制的不同股票帐户，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

这些行为正好与“亿安科技”股票价格的飙升启动相吻合。这四家公司通过它们控制的股票帐户进行几乎没有成本的对敲买卖，来影响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联手操纵“亿安科技”的股票价格，大肆牟利。截至2000年2月5日，上述四家公司通过控制股票帐户共实现盈利4.49亿元，股票余额77万股。

“亿安科技”股票暴跌始自2000年1月中旬。鉴于“亿安科技”股票出现的种种异常行为，中国证监会在2001年1月10日宣布，证监会正在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股票案，已对持有亿安科技股票的主要账户进行重点监控。受此消息影响，当天，亿安科技股票以42.66元跌停开盘，全天均封死在跌停板上，且成交极度萎缩。“亿安科技”股票在此后接连跌停。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七十一条规定：“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转嫁风险：
1：通过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2：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相互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3：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
4：以其他方法操纵证券交易价格。

第七十四条规定：“在证券交易中，禁止法人以个人名义开立账户，买卖证券。”。
就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事实来看，这四家公司进行违法操作行为确凿无疑。炒作“亿安科技”的这四家公司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公司法》和《证券法》，肆无忌惮地操纵其股票价格，谋取暴利。


8：庄家吕梁
庄家一词来自于赌  场，被庄家控制的股票就是庄股。中国的股市历来就有无庄不成股的说法，而吕梁就曾经是中国股票市场上的“超级庄家”，曾被誉为点石成金的传奇大师。吕梁起初只是个小有名气的文人，也曾是一个优秀的财经记者，《百万股民“炒”深圳》的长篇纪实报道，曾让他名声大振。

1998，吕梁与炒股大户朱焕良相识，朱焕良因在股市低迷大量吃进万科股票而发大财，并作为小股东代表进入万科董事会。1997年，朱焕良炒作以养鸡为主业的“康达尔”股票，他囤积了5843万流通股，占到康达尔流通股的90%。但天有不测风云，香港突遭“禽流感”，康达尔5万只鸡一夜之间全部瘟死，康达尔股价遭遇滑铁卢，朱焕良被套住了，他的2亿元深陷泥潭，于是，他找到业内运作股票颇有名气的分析师吕梁求援。

吕梁答应合作，接走朱焕良一半仓位，但要求朱焕良承诺剩下的一半仓位5年内不得减持，朱焕良也答应了。1998年，吕梁和朱焕良签了一个为期五年的联合坐庄的双簧式协议。朱焕良必须长期锁仓，并且协助吕梁购买康达尔法人股。

1999年，吕梁接过公司控股权之后，把“康达尔”改名叫做中科创业，随后两年时间，他以中科创业为支架，介入中西药业、鲁银投资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编织起“中科系”，吕梁在国内人气爆棚，信服吕梁、紧跟吕梁的机构和大户越来越多。

天赐良机，1999年“5·19”行情爆发，吕梁的股票狂涨，吕梁不遗余力在报纸上鼓吹中科创业要进军农业、生物医药、网络信息设备、网络电信服务、高技术产业投资等多个新兴产业领域，养鸡股摇身一变，全然一个高科技大牛股。2000年2月，中科创业股价冲上80元，市值62亿，翻了6番，2月18日，吕梁结婚，他命令交易员把该股收盘价做成72.88元，讨彩头为妻儿发发。

2000年2月21日，中科创业股价一度摸到84元，吕梁和朱焕良的协议开始变味了，承诺5年不减持中科股票的朱焕良开始违背约定疯狂套现，“中科系”内部老鼠仓发生，老鼠仓在不断蔓延，合伙人董沛霖因银行诈骗案被拘，股民也纷纷割肉，2000年12月日开始，高傲了将近两年的中科创业股价崩盘，创造了连续9个跌停的纪录，50亿元市值烟消云散，并波及其他“中科系”股票，“中科系”轰然倒塌，开创了中国证券史上某系股票集体跳水的先河，朱焕良则变现十几亿元外逃。

2001年1月10日，证监会宣布对这起事件进行查处，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查处令刚公布，在北京机构中名望极高的吕梁出现在媒体面前，他主动约见记者，陈述中科系坐庄内幕，并写了一篇1.8万字的自述，后来，吕梁本人在控诉了朱焕良的背信弃义之后，在监视居住的情况下，居然神秘的消失了，至今没有音讯。2003年4月，以丁福根为首的吕梁的7个部下，被判处2年零2个月至4年有期徒刑。

4：327国债期货事件。
上世纪90年代初，由于国债发行困难，国家开办国债期货试点，增加国债的流动性，针对当时的高通胀，财政部决定参照央行公布的保值贴补率，给予一些国债品种补贴，国债从固定利率变成了浮动利率，炒作空间扩大，投资者们来了兴致，当时发行于1992年的3年期国债代号为327，发行总量240亿，票面利率为9.5%，按照当时的常规补贴率，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但临近兑付期，327国债的价格却在148元的上下徘徊，因坊间传闻，327的回报太低，财政部将提高利率，以148元的面值兑付，支持这一说法的，是327国债的主要多头，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它是财政部的全资子公司，中经开高调做多327，一天就吸纳了200亿的天量大单，而当时我国第一大券商万国证券总经理（万国证券一度掌控了百分之七十的A股和几乎所有的B股），有“证券教父”之称的管金生预测，他认为，高通胀已经被宏观调控压下，再让财政部多掏出16亿元补贴327，是不可能的事，327国债的兑付价格一定会低于148元，将以132元的价格兑付，因此，当市价在147元-148元波动的时候，万国证券决定联合高岭、高原兄弟执掌的辽宁国发集团大举做空327，也就是说，他们的对手是率属于财政部的中国经济开发公司和众多市场大户，主操盘人是后来创立证券市场“涌金系”的28岁的魏东。据传闻，中经开通过可靠渠道得知，财政部会上调保值贴息率，于是坚定做多。

这里介绍下做多和做空，以方便理解。
做多：投资者判断未来股票价格出现上涨，投资者按照现在的价格，买入一定数量的股票并进行等待，当价格上涨之后，再卖出，收益主要来源两次交易的差价。
做空：做空是做多的反向操作，投资者判断未来股票价格出现下跌，投资者先按照现在的价格，找第三方券商借股票然后卖出股票获得现金，等到股票价格出现下跌之后，投资者再买入股票归还，这样买进的仍然是低位，卖出的仍然是高位，只不过操作程序反了。，理论上是先借货卖出，再买进归还。

1995年2月23日，财政部宣布提高补贴率，327国债按148.50元兑付，基本宣告了空方的死亡，中经开率领多方大举买入，原本站在空头一方的辽国发临时调转枪口转为多方，万国证券总经理管金生找到上交所的管理人员，呼吁立即停牌，因为财政部突然公告改变贴息率，相当于实质性改变了327国债期货品种的交易合同内容，但上交所管理人员并没有同意。

开盘后，多方开始逼空，600亿的多单将价格推至150元，万国证券面临60亿的亏损，绝境中，管金生想到当时的交易办法允许空方在保证金制度下进行卖空，却没有规定卖空的限额，于是，万国以雄厚的资金实力，在收盘前的8分钟，以700余万元狂下1400亿元空单，把价格生生逼回147.5元，原本稳赚的多头瞬间巨亏40多亿元，然而当天晚上，上交所宣布当日收盘前8分钟的所有抛单无效，327国债期货的收盘价为151.30元，万国证券亏损56亿濒临破产，管金生被迫辞职，几个月后因违规交易被判17年，这场变故，也让我国国债期货试点宣告夭折。

临阵倒戈的辽国发高原、高岭兄弟就此人间蒸发，下落不明，中经开在后来的证券市场中多次违规，涉及四川长虹、东方电子、银广夏等大案，最终走上不归之路，公司灰飞烟灭，中经开的主操盘手魏东在这一事件中赚了约2个亿，他和29岁的袁宝璟、34岁的周正毅以及30岁的刘汉称为327事件四大赢家，但多年之后，当时多头的几大赢家也无一善终，2008年魏东跳楼身亡，年仅41岁，当年6月8日，涌金系掌门人魏东身故的第32天，原国开行副行长王益被中纪委“双规”，外界认为这是魏东事件的余波。袁宝璟四兄弟则是三人死刑一人死缓，周正毅锒铛入狱16年，刘汉兄弟被判极刑。

1995年2月23日的“327”国债券期货事件无疑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于股指期货到2010年才正式推出，而新的国债期货仿真交易到2012年才推出。根据现有的资料去分析1995年的事件，1995年中经开的特殊背景，和中经开在市场上疯狂做多的行为来看，中经开很有可能参与内幕交易，在市场并不确定是否增加贴息率的时候，已经得到内幕消息，确定财政部一定会加息。

根据1995年上交所规定，个人持仓不得超过3万口，机构不得超过5万口，最多只允许开40万口，不论是万国证券，还是中经开，辽国发，都大大超出上证交易所的持仓额。但是最终处理该事件的时候，只严肃处理了管金生和万国证券。而同样违规的中经开，则成为此事件中最大的受益者。对于管金生最后八分钟的砸盘，一些人认为是胆大妄为，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管金生也可能是受到中经开，辽国发的影响，看到他们都违规拉盘，直逼着万国破产，万国同样也可以违规砸盘，保护万国免于破产。有人认为时任上交所总经理的尉文渊取消最后的8分钟，其目的还是为了保护万国证券，因为即使万国证券按砸盘价格当天盈利了，但万国既无真实持仓，又无法应对接下来的多头的攻势。1995年的国债期货市场是有很多漏洞，使得这些本来违规的交易得以在1995年2月23日进行。“327国债期货事件”中，管金生被控“扰乱市场”而身陷牢狱，尉文渊也因监管失察而无奈请辞。英国金融时报则将2月23日称为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5：股市十二道金牌
1996年初，中国股市已经走熊了三年，许多股票已跌无可跌，广大股民深套其中而痛苦万分。然而，春节过后，股市突然连连跳空高开，宏观政策也利好不断。3月30日，央行宣布4月1日起停办新的保值储蓄业务。4月1日，国务院批示要“稳步发展，适当加快”。沪深两个交易所也采取优惠措施吸引券商和资金，促使人心振奋，入市踊跃，股价狂涨。至12月12日，上证综指比4月1日上涨了124%，深成指上涨了346%，涨幅达5倍以上的股票超过百种。深发展从6元涨到了20．5元，四川长虹从7元涨到了27．45元。

为了维稳，管理层从10月份开始，连发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行为若干问题的通知》、《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关于坚决制止股票发行中透支行为的通知》等，这一个管理办法和4个通知，先后使用了“规范、管理、坚决制止、防范和严禁”等关键词，可对疯狂的股市没有生产丝毫的影响。管理层接着又连发了《券商自营业务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督》、《严禁操纵市场行为》、《进一步加强市场稽查工作》、《加强风险管理和教育工作》等文件，并恢复了涨停幅限制措施，但股市依然我行我素地往上涨。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重要位置刊登了特约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明确指出“最近一个时期的暴涨则是不正常的和非理性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针对股票市场情况所发的“准社论”，当天是星期一，开盘之后的4分钟时间内，沪市即跌停，深市也满盘皆绿。12月24日与12月9日相比，沪市跌去了31%，深市跌去了38%，1200亿元的纸上财富蒸发了。

此后，上述管理层的十二个关键措施就被戏称为股市的“十二道金牌”。


6：香港金融保卫战
1997年下半年，美国著名金融家索罗斯旗下的对冲基金在亚洲各国和地区发起了连番狙击，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使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几十年来积存的外汇一瞬间化为乌有，由此引发了二战后对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层面冲击最巨的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6-7月间，索罗斯把矛头对准了港元，开始有计划地向香港股市及期市发动冲击。

香港金融保卫战是经济实力的较量。截至1997年12月底，香港的外汇储备为928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仅次于日本和中国内地。不过香港股票是可以卖空的，这一点正好被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用来诱使股票下跌，到1998年8月的时候，港币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香港股市暴跌，索罗斯和他所率领的外资银行，已经是胜利在望。8月14日，香港特区政府决定对国际炒家予以反击，香港金融管理局在股票和期货市场投入庞大资金救市，这一天是星期五，随后三天是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公假，股市休市，选择这一天就是为了让炒家不及还击。

据当时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事后回忆：“决定政府入市干预的前一晚，我坐在床头哭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怕这个决定如果错误了，害了中国香港，我怎么向中央政府、向市民们交代。”对于当时的香港而言，真的是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因为在此之前，香港的繁荣一直都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的基石之上，当时学界的主流观念，也秉持自由市场这一立场。西方的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甚至声称，如果香港政府入市干预，是“对自由经济原则的践踏”。

1998年8月28日，是期货结算日，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合约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香港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元甚至十多亿美元的老本，反之港府前些日子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要扔进大海，当天双方交战场面之激烈比前一天惊心动魄，香港全天成交额达到790亿元港币，创下当时的记录。香港政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收盘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国际炒家遭遇首次惨重失败。

决战日这天，索罗斯这些大鳄虽然亏了钱，但并没有准备撤退，他们准备坚守，耗尽港府的资金。就在这个关键时刻，9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中央人民政府一贯支持香港特区政府为维护香港金融市场和联系汇率制所做的努力。”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则在一个特殊的场合表示：“如果香港有需要，中央政府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香港。”据说，当听闻朱镕基此言时，正在喝茶的索罗斯将茶杯掉落在桌上。

9月6日，港府推出整肃市场30条，10月30日，恒指重返万点大关，香港金融秩序稳住了，宣告了炒家们的失败，为了赢得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香港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自入市以来，香港政府动用了100多亿美元，消耗了13%的外汇基金。虽然索罗斯最后的盈亏情况并没有对外公开，但金融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此战香港政府惨胜。不过也有媒体测算，此战，索罗斯赔了8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