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表达，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其在政治上的优势，制定专门保障自己权利的法律，比如我们都知道的印度种姓制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种姓制度最初是随雅利安人入侵印度而创立的社会制度，目的是确保雅利安人的执政权和保持各种工作都有一定的人数，这一制度将人分为4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第一等级婆罗门主要是僧侣贵族，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以及享受奉献的权利，主教育，受众刹帝利，负责垄断文化教育和报道农时季节以及宗教话语解释权；
第二等级刹帝利是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婆罗门思想的受众，他们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主政军，负责守护婆罗门阶层生生世世；
第三等级吠舍是普通雅利安人，政治上没有特权，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等级，主商业；
第四等级首陀罗绝大多数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属于非雅利安人，由伺候用餐、做饭的高级佣人和工匠组成，是人口最多的种姓。被认为低贱的职业。在种姓制度中，来自不同种姓的父母双方所生下的后代被称为杂种姓。
除四大种姓外，还有大量的“第五种姓”，称为“不可接触者”阶层，又称“贱民”或“达利特”，他们多从事最低贱的职业。贱民在印度不算人民，不入四大种姓之列。

所以，我们在看法律的时候，还需要明白，法律是有局限性的，会随着社会变化而进行变化，并且，法律也是有恶法和良法之分。

还有如19世纪的普鲁士，当地资本主义发展迅速，有钱有势的人大势掠夺本应该属于大众的土地、森林等资源，他们把这些资源划为己用还美其名为私有化，并且他们还制定法律支持这种行为，毕竟法律就是既得利益集团制定的，在此种情况下，大量的普通人变得无地可种，无猎可打，为了生存下去，很多人只能冒着极大的压力区采集那些原本属于大众的树木和猎物，有时仅仅是因为砍了颗树就要冒着被活活打死的风险，1836年，普鲁士邦20万件刑事案件中与私伐林木盗窃鱼鸟有关的就有15万件，比例高的惊人，肉食者们并没有反思问题出在哪里，反而变本加厉提高惩罚力度，到1841年，还提出捡树枝等于盗窃的概念，不仅如此，同年6月还提出更多过分的要求。

在次背景下，马克思决定对这个不公的社会进行反击，希望能改造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并有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篇文章的诞生，也为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埋下伏笔。同时，他还指出等级国家的法律，是为了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等级国家不过是大私有者统治和掠夺人民的工具，私人利益就是国家机关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不过是大私有者的耳、目、手、足，为大私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在等级国家里，“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法权利，甚至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欲求。”。

在文中，马克思否定了捡枯枝等于盗窃林木，他认为自古以来人类就有冬天去森林里捡枯枝来取暖的习惯，用法律专业名词就叫习惯法，这种习惯权利比法律更有力量，但普鲁士突然就把捡枯枝与盗窃林木挂钩，是不合理的，是损害大众的习惯权利，也就是对他们赤裸裸的剥削。既得利益者们则辩称之所以把他们划上等号，是因为捡枯枝就会来到森林，来到森林就有可能盗窃林木，所以如果把捡枯枝和盗窃林木同罪论处，就会大大减少犯罪的数量。

马克思则反驳打耳光就有可能斗殴，斗殴就有可能杀人，所以为了减少杀人的几率难道就可以把斗殴与杀人同罪论处了？

同时他还提出黑色眼镜和粉红色眼镜的概念，来表示剥削阶级的双标：我们看到，自私自利用两种尺度和两种天平来评价人，它具有两种世界观和两幅眼镜，一副把一切都染成黑色，另一幅把一切都染成粉红色，当需要别人充当自己工具的牺牲品时，当问题是要粉饰自己的两面手法时，自私自利就带上粉红色的眼镜，反之当涉及到自身利益时，自私自利则像老练的马贩子一样，把人们细细地从上到下打量一遍，并且认为别人也像它一样渺小、卑鄙和肮脏。

并且他还提出大众的生存保障权利，大众在森林里捡了许久的枯枝，而这些枯枝都来自于大自然，大家并没有侵犯任何人的权利，而资本来了后直接说这片森林是我的了，你们以后来捡枯枝就是犯法，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为了一小撮人的利益，剥夺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利，这才是真正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