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读后感

关于历史，有句非常著名的话：“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比如李唐是家臣造反获得天下，所以要说隋炀帝如何荒淫残暴，而李世民又是杀兄逼父上位，所以就要大大描写自己是如何劳苦功高英明神武，杀兄弟又是如何被逼迫不得已，哥哥李建成又是如何扶不上墙等等，但事实又是如何呢？很多人根据各种史料可以知道隋炀帝其实并没有描述的那么昏庸，而李建成也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平庸，只是成王败寇罢了。就算到了近现代，假如希特勒统一欧洲成功，那么对他的描述将和成吉思汗一样成为一代天骄而不是法西斯，而中国和台湾两个地区的历史教科书，也可以肯定很多地方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实真相可能和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对外界的了解来自于周围的新闻书籍和舆论，假如你生活在朝鲜，那么你说不定会以为朝鲜人民是非常幸福的，而美帝则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对于李嘉诚、何鸿燊等东亚富豪们，描述他们的书籍可以说是非常多了，而且很多都是正面描写，而这本书和其他一些书籍所描写的却不一样，本书的作者是英国人，自1980年代开始在亚洲（主要是香港和北京）从事新闻工作，是资深中国事务观察家，这本书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解那些富豪大佬们。比如华裔大亨多为白手起家，这是一个慌言，真正白手起家者，只占其中五分之一。而多数大亨，均在某种程度上靠祖荫或父荫起家，很多富豪多为第二代而非第一代。这些富豪要么本来就家庭出身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当然这些富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这种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进行政治寻租。

如李嘉诚总是说自己小时候如何穷，怎么没机会读书，实际上，在他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他读过几年书，然后娶了他舅舅的女儿也就是他表妹，这也算的上是近亲结婚了，他开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经济支持，后来赶上了好时候，地价便宜，而后运用自己的政治社交手腕，取得了经营权，香港地产很大一部分就成了他的天下，在香港，最富的商人之所以富裕是因为卡特尔和垄断，而老百姓支付着被认为控制的极高的价格，却只得到了极差的服务，都是因为那些同样限制性的安排。拥有巨大财富的大亨阶层不用交税，因为他们的收入来自免税的分红；相反，没有最低工资保障的工薪阶层却要承担食物、电、汽油、银行服务、房地产等一切价格的飞涨，而根据福布斯统计，中国的七十多万名千万富翁中，百分之九十都与房地产相关。

香港富豪们除了拥有充裕的土地储备之外，还广泛涉足公共事业，如电讯、公共交通、能源、电气、超市等多个行业，牵动着香港人的衣食住行。地产商涉足公共事业不但为高风险的地产行业提供稳定的现金流，降低整体经营风险，还增加了与政府谈判的筹码。更重要的是，几大地产商之间互相厘定协议，形成卡特尔联盟，共同提高行业进入门槛和行业集中度，打击外来竞争者。以百货超市为例，香港著名的超市有百佳和惠康，分别属于长和地产集团和香港置地集团。该两家超市的销售额可占到全港70%，行业集中度可见一般。经营佐丹奴品牌的香港商人黎智英1999年创办名为苹果速销的电子商务超市，即顾客用电话或网上订货下单，便有工作人员送货上门。但是创办不久便招到竞争对手的猛烈狙击，竞争对手联合向供货商施压，要求停止对苹果速销供货，使得苹果速销缺乏货源，不得不惨淡收场。

毫无疑问，李是一名商业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关系、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他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投资、管理的能力，而邵爵士则是上海纺织富商之后，李兆基的先辈是顺德成功的银庄主人。香港大学前校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则说“我未曾见过一名苦力出身的商贾”，巨富当然更不必说了。香港著名财经评论家林行止在序言中所说，这本书的主人公是“有权无钱的政客与有钱无权的商人互补不足、合谋牟利组成无形‘财阀集团’的重要人物，他们攻守同盟、垄断市场、操纵价格、避免竞争、围标政府合约，并千方百计取得专利权”。任过香港新鸿基地产创办人郭得胜的助理的潘慧娴则在《地产霸权》中指出，香港已经被几个大地产商家族所垄断。表面上所谓高度自由的香港资本主义经济，其背后实质却是高度垄断之下合理、合法、合情的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同时，地产霸权已扩展至公用事业及零售服务业，成为香港贫富悬殊、民怨沸腾的罪魁祸首。有人在《李嘉诚财富模式大批判》一文中指出，李嘉诚并非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力量，李的财富模式是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阻力。李嘉诚的财富模式，就是赤裸裸的官商勾结。其危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以地产财阀扩张结合政府意愿为主宰，对内剥削为主，扭曲了整个社会形态和文化价值体系，财富要靠投机，勤劳不能致富。
第二，社会经济活动以大宗不动产投机为主体，压制了其它一切行业的创造力。全社会为几个巨阀打工。其它所有行业的利润被脱去一层皮。
第三，剥夺了普通人住普通房子的权力，残酷剥削年轻人，使得年轻人普遍买不起房，结不起婚，无法过上安定的生活，目前，香港的人口在迅速老化，青年数量下降，出生率萎靡不振，香港也是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第四，更深远的，加速改变了人口结构。香港现在每年有七万名小孩出生，其中一半来自大陆内地落地生。香港土著每年只出生三万多名小孩。
香港的高房价也导致对经济的发展造成阻碍，中小企业艰难求生，创业氛围稀薄。而港人也从崇拜、赞美李嘉诚到仇恨李嘉诚，香港社会经历了一个断裂的过程，也正是李嘉诚首先推出了公摊面积，一位普通港人说：“我不得不去李嘉诚的百佳超市买东西，但即使只花一块钱我也要刷卡，让他承担点手续费。”

上图为香港人的蜗居图，有人甚至称香港蜗居者住的地方就是棺材、火柴盒。

另外一点，亚洲这些超级豪富在经商上有两个相同的特点。第一是他们大都不是从事“最兴旺”的出口业，因为做出口生意要面对国际竞争，那意味即使订单源源而至、生意大有可为，但利润“普通”，从牟利角度看，做出口贸易尤其是兼营工厂，赚的是“辛苦钱”，而且比较起来是蝇头小利，因此避之大吉，是为上策。第二是他们较有兴趣的生意是港口码头、电信服务、公用事业、赌博娱乐和物业发展，这些项目的共同特点是需要有政府背景或者有专利或只有少数竞争者，因此较易组成垄断，进而财源广进。如果扣除李嘉诚在垄断性资产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后，他在开放市场上的投资收益，并不比被动投资的收益高。20世纪90年代早期，李在英国、澳大利亚以及许多亚洲国家的移动电话及传呼机市场的投资上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的橙子电话公司使他大发横财。后来李嘉诚又投资3G，但3G至今亏损严重。1987年，他转向了从事石油业的加拿大赫斯基能源公司，随后他又投入更多的资金增加了他的股份，但这次投资带来的却是连续几年的亏损和账面价值的降低。在这些投资过程中，来自港口、零售、电力以及其他香港卡特尔的核心现金流量保障了李嘉诚的各种扩张。

同时，很多富豪们喜欢极力显示自己“节俭”和“勤奋”，很多人都知道李嘉诚戴西铁城手表，或者某富豪飞机只坐经济舱等等。但同样是这些节俭的富豪，却拥有众多的豪宅，劳斯来斯和女人，他们的节俭被称作“选择性节俭”，如刘强东号称不知妻美，却一转头发生了强奸事件，而很多香港人则认为李嘉诚的妻子是自杀的。再工作上，这些富豪经常称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但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业主所说的研究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产品，监督生产流程，而是指使下属，陪重要人物吃饭，解决领导人任性的孩子的问题，到处送礼，打高尔夫球，和其他的娱乐节目。书中还描述李嘉诚在读到批评他的人的名字，他喜欢用荧光笔在空白处作记录。据香港报纸的管理者们说，任何李先生坚决反对的事都会转化成他公司广告开支的削减。《壹周刊》以及它的姐妹版《苹果日报》调查了李嘉诚妻子的死亡事件后，李嘉诚的所有公司都停止在《壹周刊》和《苹果日报》上做广告。没有如此引人注意的报道也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如《南华早报》在2003年11月（几乎20年后）提到了1986年李嘉诚被指内线交易一事，李嘉诚的公司立刻撤销了与该报纸签订的广告合同。

除了拥有寡头垄断下的许可证与特许经营权之外，东南亚教父还需要另一个必备条件:获得资本的机会。在后殖民时代，由于三个发展，当地企业家获得“资本”第一次变得容易了。第一个发展，是当时银行在贷款做法上的变化；第二个发展，是与权贵有关系的大亨们被准许开设自己的银行，这种银行成了典型的贪婪的私人银行，虽然在这种银行里存的是他人的金钱；第三个发展，是该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

而在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巨富，官商一体(不只勾结这么简单)及裙带关系之深，港官港商不能望其项背，他们中不少行为真的有点像《教父》中的黑社会头目。如苏哈托的次子汤米，其行径与西西里黑手党教父无异。他于2000年(其父于1998年下台)因受贿、盗窃国家财产(欠印尼央行十余亿美元)及非法侵占国家土地等罪名被判十八个月徒刑，在狱中指挥“门客”，成功暗杀判他有罪的法官而再加十五年刑期，但他有怨无悔、再下狠手，2003年派出手下由警察开路捣砸刊登其罪行的流行杂志Tempo并殴伤多名记者(此事闹上国际法庭，却因没有人敢做目击证人而不了了之)。

东南亚有些富豪之所以可以成为富豪，主要还是有关系，是政治大员的白手套，所谓白手套，指的是那些在前台打掩护，为朝廷大员做些肮脏勾当的人。如清朝最为人所熟知的有两位，一位叫做胡雪岩，是左宗棠的“白手套”，一位叫做盛宣怀，伺候的主子是李鸿章，不过这两位成也政治，败也政治，最后下场都不是很好。而汉语“关系”一词，也被大量用来简称与有权人的且能给工作带来方便的个人联系。“关系”有行贿受贿的含义。在中国，它被过于滥用了，因为该词本身只表达找到合适的人，买通他后，就万事大吉了，不了解这一点的外国商人，会花费很多时间去讨好那些无权给予他们想要的特许经营权或交易的政府官员。如赌王何鸿燊获得了澳门博 彩垄断权，马来西亚的富豪阿南达·克里斯南被视为房地产界、通信以及传媒界的巨头，他建造了为时极短的世界最高建筑 吉隆坡的“双子塔”。但近20年来，克里斯南一直依靠的稳定的现金流来自对马来西亚赛马博 彩的垄断特权 。另一个马来西亚的亿万富翁陈志远，他所依赖的收入主要来自20世纪80年代先是由国家控制的赌博活动的销售额。1985年陈志远在“私有化”中 既没有事先的出售预告，也没有公开的竞标 获得了马来西亚体育彩票的控制权。柬埔寨的陈丰明则是首相洪森的白手套，中国已被查出的薄熙来与徐明、周永康和刘汉、刘志军和丁书苗等，背后都有官商勾结的气息，而这些富豪的天价身家背后，是亿万民众被榨取的血汗。中国近几年房地产的火热也让一大批人赚的盆满钵盈，看富豪排行榜就可以发现很多富豪都是从事房地产行业，董明珠曾经说十个地产商，八个是官商勾结，甚至有人认为是十个都是官商勾结，地产商王石一直说不行贿，可他父亲是铁路局长，岳父是省委副书记。书中描述一位在东南亚好几个国家拥有生意的华裔大亨就他所认为的本地政客的贪污文化尖刻地说:“他们每周都花大把的钱来公关。请你吃饭，请你玩女人 只要把你伺候周到就能得到一切。他们就是这么想的。”和欧美企业家不同的是，华人企业家很多是依靠着关系、垄断起家的，（当然，白手起家的也不少）从双方的500强企业中可以看出，美国企业如苹果公司、福特汽车等都是依靠技术起家，而华人的500强企业，大多数企业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一股浓浓的垄断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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