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

当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在全国重要会议上发言说“银行是弱势群体”时，引发现场哄堂大笑，包括参加讨论的国务院总理李 克 强。那么，银行到底是不是弱势群体呢？2023年3月31日，根据财联社消息，工商银行凭去年净利润3605亿元，创上市新高，成2022年全球最赚钱银行。其次则是建设银行和美国摩根大通，分别赚3239亿、2466亿元。嗯，看来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相比，还确实是弱势了一些。

那么，为什么工商银行如此牛呢？据说工商银行在成立时就全盘继承了人民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是我国当时唯一的一个有商业业务的，所以底子非常硬。此外，这些年房地产的爆火也让地方政府和银行收入颇丰。王健林曾经表示：房价构成当中的一半，是政府拿走了，剩下的是成本和管理费用，房地产平均的毛利大概20-25%。国 务 院副 总 理 刘 鹤也曾经于2022年12月15日在第五轮中国－欧盟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上指出，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而我国房贷利率高也是有目共睹的了，有网友评论说：每月房贷还款3200元，利息就占了2800元，本金只有400元，能不挣钱吗？

此情此景，也无怪乎类似清朝33两白银的段子会有不少人相信。网上也有盛传《商君书》中也有类似的驭民六术，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颇有争论。第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第二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人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

清朝33两白银和《商君书》的思想在于弱民强国，先不论其真假，那么，对一个国家来说，到底应该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呢？撒切尔夫人曾经表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辩论之一，是关于国家应该花你多少钱，以及你应该留多少钱给你的家庭，政府不挣钱，钱都是人民挣来的，如果国家想花更多的钱，它只能榨取老百姓的钱，或者让老百姓多缴税。

而在西汉汉昭帝（汉武帝之子刘弗陵）时期就曾经发生过一场朝野之间的大辩论，目的是讨论当时的民间疾苦，并试图寻找一个良策。这场辩论也被记录为《盐铁论》，这场辩论的背景是：汉武帝时期为了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对抗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于是采取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的政策，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均输、平准就是调剂运输和平抑物价，相关衙门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以上政策的实施，为汉武帝打击匈奴带来了坚定的后盾和支持。

但是，另一方面，此类措施虽然给政府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却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百姓带来了许多不便和困难。尤其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一些地方衙门的权力日增；使以上诸多经济措施变成了“与民争利”的现象。同时这些措施，剥夺了地方诸侯及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势必引起这一群体的强烈不满。

汉武帝也曾对卫青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得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这说明武帝认为出兵征伐只是权宜之计，后世的君主还应当回归文景之政，与民休养生息。

晚年，汉武帝曾经下罪己诏说：“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末期又重启黄老之术，重归休养生息，不再折腾。然而新政仅持续了数年，汉武帝就驾崩了，导致朝中出现支持他早年政策的保守派和支持晚年政策的改革派之间的对立。

汉武帝死后，之前所实施的经济措施，受到了强烈攻击。关于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一类的经济问题的讨论的焦点就是“藏富于国（只是让王朝富强，与民争利）”，还是“藏富于民（使百姓真正的都富强）”。

双方参加辩论的人物分别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主的朝堂一方，和以贤良文学（有德之士和儒生）为主的民间一方。

儒生首先发言，直接从治国之道发难：听说治理百姓的方法，应该是防止产生放纵享乐的根源，发扬人们固有的道德基础。不要过分强调财利，而应该以仁义为主；更不要宣扬引导人们追求财利。这样人性的教化才能恢复，当今的风俗才能改变。

接着话题一转，直接说到眼下的社会风气，就是因为施行了盐铁官营（垄断）、酒类专卖、还有直接介入市场的流通销售，形成了与民争利的现象。破坏了人们忠厚的品质，才形成了现在贪婪卑劣的风气。因此现在务农、老实本分的少了，追求财利的人非常多。

儒生给出的解决方法是：“追求外表华丽的表面工作，就会使本质衰败。而人类生存的本质是务农，解决温饱；工商业发展必然农业衰落”。他们认为，大力发展工商业带来的财利，形成财富差距，必然使百姓产生攀比心理而追求奢侈。夯实农业基础，百姓就会诚实朴素；百姓只要变得诚朴，安分务农，所得到的家资，基本上都够用。百姓之所以饥寒穷困，更多的是奢侈攀比带来的。所以儒生的观点是广利农业，即大力发展农业。

桑弘羊则坚持汉武帝早年的政策，关于“均输”政策，桑弘羊解释说所谓的“均输”就是在各地置输官以相给运，为的是方便把远方的贡物输送到朝廷，使天下货物都能够流动得畅通无阻，免去往来烦杂的问题，实为大便利。

贤良文学则不与他在概念游戏上纠缠，而是指出“均输”政策实行后所造成的走样问题，说“均输”之策成为了官吏盘剥百姓的手段，他们“行奸卖平”，擅自截留部分贡物，并重新用来与百姓交易，导致“农民重苦，女工再税”的窘境。而且天下之物尽皆输往京师与边疆，造成百姓生活匮乏，日用不足，弊端极大，此所谓“未见输之均也”；

关于“平准”政策，桑弘羊说“平准”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物价，不使商人从中渔利，打击囤积行为，确保物品供给充足；

贤良文学则揭露说，在“平准”的幌子下，那些物品并不是收归全民所有的公共机构，而是落入了豪吏富商的手中。他们打着官府的旗号，把囤积行为合法化，贱则买入、贵则卖出，这样百姓就得承担高水平的物价，而小商贩也失去了生存的机会。利益全落入财政官员和大富豪的手中，此所谓“未见准之平也”；

关于“酒榷”政策，桑弘羊说实行酒类专卖是为了在不增税的前提下支撑边饷，如果把“酒榷”罢掉，老百姓的税负就要加重了；

然而贤良文学认为武帝已经罢轮台之议，又与匈奴恢复了和亲，决定以后不再劳师远征，只是修足武备，用于防卫而已。既然军事支出已经下降，“酒榷”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关于“盐铁”专卖，桑弘羊认为这是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放开了，会使小民争相煮盐，货币盗铸更加猖獗，在重利之下，农民都会废弃农耕，纷纷投入贩卖盐铁的竞争之中；

贤良则主张“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要求官府与百姓共享山泽之利，即使百姓不参与争逐，这些利益最终也会被少数达官显贵所攫取，于国家并无好处。

最终，在当年的七月份，桑弘羊做出了妥协，他“与丞相千秋共奏罢酒酤”，废除了最站不住脚的“酒榷”政策。

通过这次会议，霍光成功利用贤良文学批评和打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赢得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经济上也使得官营政策有所收缩，罢黜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 然而，以盐铁国营、均输平准为主的兴利之事，盐铁会议后仍继续承袭。

后来，上官桀等人勾结燕王刘旦，密谋燕王上书昭帝揭发霍光谋反，由桑弘羊组织朝臣弹劾霍光，被昭帝识破。昭帝也因此更加亲近霍光而疏远上官一派，霍光的辅政地位愈加稳固。元凤元年（前80年）九月，上官桀等筹划政变，由鄂邑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拥立燕王刘旦。公主门下的稻田使者（管理稻田租税的官员）燕仓发觉了他们的阴谋，于是昭帝、霍光在政变未发动之前，先发制人，将主谋政变的大臣统统逮捕，桑弘羊亦牵连被灭族。

而有关于“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的争论也一直没有结束，并在循环交替中不断延续，从秦朝和隋朝的暴政教训看，“藏富于民”思想似乎更合理，更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再创造和贮存；而有些历史则也表示了“藏富于国”思想更有利于富国强兵，更有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藏富于民”必然导致财富集中到社会精英或贵族手中，而“藏富于国”可能带来暴政，也可能带来盛世。

汉朝初期的政策即照顾到了地方地主的利益，又考虑到了农民的利益，取得了稳定政局的效果；但之后地方地主势力做大，他们不仅侵害了农民利益，也威胁了中央政府的利益，“藏富于民”思想受到挑战，汉武帝削藩政策和抗击匈奴的成功使“藏富于国”思想再一次成为主流。还有如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王安石从维持王朝统治稳定的角度主张削弱地方豪强的经济政治实力，制止土地兼并和社会两极分化，实行政治经济改革，而司马光代表着大官僚的利益主张保持当时的现状，最后经过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宣布了保守派的胜利，土地兼并的势头没有得到遏止，地方官僚地主做大做强预示着大宋王朝的“亡期”已经不远了。

之后的元明两代无不亡于后期土地兼并现象引起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激烈矛盾，中央政府的腐败无能助长了这一矛盾的积累与恶化，当中央政府的改革能力不能战胜地主势力时他们就必然勾结起来共享剥削成果，这时一个朝代的终结就成为了必然。

新中国成立以来，顺其自然地选择了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保证了我国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建立，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和尊严；但接着进入了极左路线时期，国家政府统包一切，平均主义思想蔓延，政府的权力达到了顶峰，民众几乎全都成为了无产者，并且，民众的创造活力被压抑，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导致经济的低效率和浪费，特别是政府官员作为社会管理者的无能和腐败也带来新的社会不公。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吸收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些精华为我所用，但矫枉过正——我国很快又陷入了极右思潮的陷阱，国家不仅取消了改革之前的大众社会福利，而且对经济行为的放任达到了极端，导致大量违法行为的发生；加上政治改革滞后导致的官商勾结和寻租行为，致使社会两极分化迅速达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

面对这样的现实，国内的左右两派进行了不同的阐释，左派认为自由主义的“不干预”是当今社会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所以应该通过强化政府职能的方式来解决；而右派认为政治体制不健全导致的政府“不当干预”是社会分裂的主要原因，因此应通过进一步限制政府权力发挥自由竞争的优势来解决——“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的争议又起。

从历史上看，二者都存在一些弊端，国强与民富，似乎是一对矛盾，因为国强才有力量保卫国民的财富和安全，民富才能保证国家持续稳定发展；但另一方面，国强有可能占取了民众利益，而民富也有可能削弱国家权威。所以，到底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或许应该基于现实的考虑进行有所偏重和取舍。

但不管是“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关键还是在于民心，在《饥饿的盛世》一书中，乾隆纵然战胜了准噶尔，开疆拓土，其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然而，乾隆身后却是盛世的崩塌和一个逐渐衰败的大清王朝。乾隆晚年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爆发；他死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爆发。乾隆时代所谓社会财富的增长，实际上就是统治阶层财富的增长，而这种财富的增长，正是建立在广大农民、手工业者日益贫困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才会有八国联军侵华时，有很多百姓不但没有阻止和谴责强盗入门，反而为其带路，更有甚者，当北京被打击时，北京城内的百姓却在帮侵略者搭梯子、运弹药，还有的则趁着战乱之际，和盗贼一起拿东西。所以，一个民族国家要想强盛，增强凝聚力也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