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房地产业

中国大陆房地产业起步于改革开放以后的住房商品化政策，自1998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已成长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2000年的4.1%上升至2020年的7.3%，若将与房地产业高度关联的制造业、建筑业、金融业、服务业等上下游产业链计算在内，比重更超过20%。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专项税收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后，住房作为投资品的属性逐渐越发显著，随着2009年政府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住房也从消费品转化为投资品，这一趋势也加剧了住房不平等，成为了中国大陆社会贫富分化的重要标志。根据北京大学调查显示，中国大陆城市家庭资产中住房占比达80%，家庭净资产基尼系数达到了0.73。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房地产开发和居民购房都高度依赖于信贷，引导居民部门杠杆率加剧，高收入者和拥有更多资产者更加受到金融机构青睐、能通过金融杠杆扩大住房差距，因此社会财富从无房者向多套住房者、从后获住房者向已获住房者转移。

此外，随着2014年2月18日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做好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工作，以往学生入学所能凭借的奥数、关系都没有就近的房子管用，因此学区房的概念应运而生。学区房在某种意义上是房地产市场和教育不公平的衍生品。学区房作为投资品，既解决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在解决完教育问题之后又可以卖掉收回成本、获取收益，不论短期还是长期投资价值都较之一般房产来得高，因此受到了家长和投资者的青睐，价格也水涨船高，由于普通工薪阶层和弱势群体很难承受学区房的价格，相较之下处于教育资源的弱势地位；学区房也阻碍了这些群体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途径，拉大了社会收入差距；学区房的投资和投机行为在扰乱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同时，也影响到了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由于巨大的利益，导致太多利益集团想分一杯羹，由此也让中国大陆房地产市场住房空置率较高，与国际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自2010年以来，所谓“空城”或“鬼城”的说法就屡屡见诸报端，诸如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区、营口鲅鱼圈新城、天津京津新城、宁夏海原新城等新城区或是在沿海发达城市、或是在二三线城市，都曾被媒体归类为鬼城的范畴。这些鬼城一般耗资巨大，开发规模大，且远离老城区，产业结构单一，人气严重不足。2015年百度大数据实验室的一项研究通过时空数据分析挖掘得出来50座“鬼城”，其中既包括了康巴什等媒体集中报道的“鬼城”，还识别出来天津滨海新区、浙江萧山等地区“鬼城”现象。2014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警告中国房地产行业供应过剩，尤其是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供应状况不容乐观，对整体经济造成潜在不良影响。

同时，一些开发商为了卖出楼盘大肆宣传炒房，广告语充斥着过度夸张的虚假宣传和消费主义倾向。2020年北京青年报的一篇报道中曾经如此描述房地产广告的宣传手法：有的开发商拿地不久，广告就会介入，规划尚不清晰、设计尚不明朗，就要将一片荒地描绘得“高端舒适”，十分考验广告设计者的“想象力”：“稀缺楼盘，坐拥宁静”，其实是“项目偏僻，人气不足”；“湖景洋房，水景园林”，其实是“有个小水坑，坑边有围栏”。在平面媒体高大上宣传语背后往往都是难以启齿的潜台词，甚至有开发商不惜伪造地铁站牌以博眼球，拿还未批复的地铁线路作房子的噱头。有人称通过研究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代表性报章，发现22%的广告都彰显购房者的社会地位，崇洋媚外和享乐主义主题的广告分别占8%和7%，梦想也占到了5%，广告中明显夸大使用价值，炒作诸如社会地位、阶级等各种符号，夸大了房屋的理想性，迎合富人的消费心理，彰显出房屋作为个人身份地位的炫耀性象征。

自1998年以来，中国大陆房地产调控政策一共经历了六轮政策周期，其政策目标不外乎稳定房价、稳定经济。1998年随着福利分房退出历史舞台，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支持房地产市场，房价平稳增长；然而随着2003年房价开始快速上涨，2003-2005年商品房均价增速由3.82%上涨到16.75%，2003年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开始着手抑制房价上涨，然而难以抑制房价上涨的趋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大陆经济及房地产市场受到严重打击，房价出现大幅下跌，国务院于12月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刺激房地产市场，保障经济增长，然而随着中国大陆在四万亿拉动下快速恢复，房价和居民杠杆率同步上升，2009-2010年国务院陆续出台“国四条”和“国十条”政策，最终房价开始出现下降趋势；2014年5月首次出现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跌，房地产库存明显上升，政府出台相对宽松的政策鼓励消化库存，但也导致了房价快速上涨。2016年以来，政府开始限制房地产企业及相关金融机构债务扩张，并强调“房住不炒”，在各大城市区域限购、上调房贷利率以压制房价上涨。

然而由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一致，地方政府依赖于土地来补贴财政，而房地产市场发展有利于地方政府提高财政收入、提升官员政绩，因此地方政府更有动机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面对中央调控政策往往下有对策。在土地供应过程中，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应权利，而银行乐见资产价格上涨，且房地产贷款在社会信贷中占比巨大，因此政府和银行都不愿意房地产市场走衰，缺乏动力来执行中央的调控政策，例如在2007年中央政府密集出台政策控制房贷的同时，呼和浩特的地方政府则通过加大城中村改造和旧城改造的力度来主动创造市场需求。综合而言，地方政府与地产商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密切，因此中央的政策下达地方很多时候都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024年4月16日，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盛来运表示：中国的房地产是有支撑的，不要一谈房地产大家就觉得没底，因为我们的城镇化还没有完成，我们还有1.8亿、1.9亿的农民工在城里没有完全市民化，而且这些农民工购房比例不到三分之一。

同时，他还表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398元，全国人均工资性收入增长6.8%，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一季度人均存款11万。不过对于盛局长的言论，很多网友并不买账，并引来不少群嘲，也被骂上热搜，有人表示说中国还有14亿人没有买飞机，市场潜力更加巨大。还有人则用内地3月青年失业率维持15.3%来表示，也有人则表示村里有个张千万，还有九个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百万。如果要说统计，真正科学的统计方式那自然是比如以11万为一个基数，没有达到的占多少，达到的又占多少，这才合理。而高盛则再唱衰中国楼市，高盛把中国房价和08年的美国以及90年代的日本做了对比，结论是按照美国模式，预测要跌到2027年才见底，而按照日本模式，则要17年后见底。

而国家统计局在1月份的时候也提到说统计造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