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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南明史》读后感 [打印本页]

作者: admin 时间: 昨天 17:59
标题: 《南明史》读后感
对于南明史，网上的说法是可以治疗低血压，看南明史会被气的血压升高，由此可见南明的诸公有多烂，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王朗的话来说就是庙堂之上，朽木为官，殿陛之间，禽兽食禄；以致狼心狗行之辈，汹汹当朝，奴颜婢膝之徒，纷纷秉政。以致社稷变为丘墟，苍生饱受涂炭之苦。不过，早在看南明史之前，也早已经大概了解到了一些官场的黑暗、以及历史的残酷，从小到大，什么耍官腔、摆官威、指鹿为马、官场现形记、两脚羊、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可以说是听的太多，见的太多、看的太多了，所以倒也见怪不怪，对于南明史，更多还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去总结成败得失。

要说南明史，首先第一个绕不开的就是李自成了，毛泽东曾经说我们不要当李自成，世人对李自成的失败，也有不少人是认为李自成失败是因为腐化堕落导致的。但结合本书以及其他一些资料来看，李自成的失败，似乎还是在于其决策失误，用本书的总结就是李自成没有预料到清政权是同他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没有加强针对辽东的防务，这首先表现在他在北京地区集结的军队不足以抵御清军大规模的进犯，大批主力部队分布在西北、湖广襄阳等四府、河南等地；进占山西、畿辅、山东以后，兵力进一步分散，这种部署对于稳定大顺政权统治区的局势虽然有积极作用，但是分兵驻防的结果势必造成在京师和京东地区缺乏足够的兵力。也就是没分清主次，反观朱元璋当时对于先攻陈友谅还是先攻张士超的判断，一对比，高下立判。

李自成对清军即将参加逐鹿中原的严峻形势毫无认识，即使不发生吴三桂叛变，仅凭唐通八千兵马也绝对抵挡不住清军的进犯，何况，李自成进京后，如果对吴三桂安抚得当，并立即派遣大顺军高级将领率主力协同吴军镇守山海关一带，吴三桂叛变的可能性很小，局势也将稳定的多。

大顺军撤入山西以后，清军停止了追击，返回北京休息整顿，大约有一个月时间没有采取军事行动，所占地方不过是京师附近一带，李自成又一次犯了战略性的重大错误，他不是坐镇太原，火速从陕西等地调集军队入晋，加强山西防务；相反，却同刘宗敏等高级文官武将率领主力继续西撤，于六月初渡过黄河，返回西安，尽管他在固关留下了大将马重禧；在大同、阳和留下了制将军张天琳；在晋东南长治地区留下了大将刘忠；路过省会太原时留下明朝降将陈永福守御，且授以坚壁清野之计，在晋西北保德地区留下了降将唐通；晋南临汾地区又有绵侯袁宗第统兵万人屯于挂甲庄，兵力似乎颇为可观，但这些留守山西的军队各守汛地，缺乏一员威信卓著的将领统一指挥，由于大顺政权覆败后档案材料毁灭殆尽，我们无法得知李自成为什么要那么匆促地返回西安，为什么连长期担任前线总指挥的刘宗敏也没有留镇山西，清军占领畿辅地区后，山西就成了大顺政权同清方对峙的前线，李自成部署之不当又一次证明了他缺乏战略眼光。

二是在汉族文官武将大批倒向自己的情况下，没有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调整，尽量缩小打击面，没有取得官绅地主的支持，以至于山海关一败，则后方不稳，立刻有许多人造反，从李自成的口号就可以看出他的不长久，吃他娘，着他娘，闯王来了不纳粮，你不纳粮，那钱从何来？没有根据地，没有税收只靠抢？那是不长久不实际的。李自成手下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很著名的人才，为人所知的，好像也就一个刘宗敏，用的知识分子，也多是些底层失意文人，没有牛人，宋献策等人都不是什么大才，这些人长期生活在乡野之间，缺乏带兵打仗、从政治国的经验，且视野狭窄，不能准确把握形势，他们出谋划策，难免出现一些偏差，这才是李自成最大的问题，手下缺乏真的谋士和牛人，同时自身也还没有足够成长起来，反观刘邦，虽然也有失误，但是有张良提醒，并帮其出谋划策，同为失败者的太平天国，也有杨秀清、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为人所熟知，朱元璋则更是缓称王广积粮高筑墙，手下有不少能臣武将。

李自成在驾驭明朝降将上也犯了一系列错误，从1644年到1645年，归附大顺的明朝旧将几乎毫无例外地叛变投敌，对于整个局势的逆转影响极为巨大，李自成的嫡系部队既不如清朝满洲八旗兵强劲，对于来附的明朝将领本应授予高官显爵，改编其军队，即便要任人器使，也应以嫡系大将统精兵为主，降将为辅。李自成宽厚有余，警惕不足，往往任用刚刚投降过来的明朝将领率领原部兵马独挡一面，结果风向一转，叛乱四起，终至土崩瓦解，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纵观造反起家成功的领袖人物，大多都是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的，许多都曾留下过一些诗歌，比如刘邦的大风歌，青史留名，难得的佳作，许多人看不起刘邦，以为其是流氓，殊不知刘邦绝对不是胸无点墨之人，他只是不事产业，不和普通老百姓那样种地而已，相反，他曾经追随过信陵君的门客张耳，见识过人，张良的话别人听不懂，只有刘邦听得懂，且刘邦军事能力不弱。其他还有如朱元璋、曹操等，都有不少佳作留世，这也能反映出他们的学习能力和文化素养，就算没有文学作品，也往往是十分能打，军事能力出众，或者是能吸引到一帮子牛人来，没有人才是不行的，比如朱元璋有常十万常遇春，李善长刘伯温等，自己的军事实力也很强，刘邦则败韩信为将，而近代我党起家，手底下的人也都不是什么不识字的乡野村夫，朱德此前曾任云南陆军讲武学校军事教官，和周恩来等人都是出过国啃过洋面包的，刘伯承曾是川中名将，林彪等人更是出身黄埔，所以，李自成的团队成员和同行一比，确实是有一些欠缺。中国是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比如项羽，比如石达开、张定边等，关张则更是被称呼为万人敌，但凡你在某一项上出色，多少在评价上都不会太低，而李自成的评价，似乎也稍逊色了些。

反观李自成的对手，皇太极去世前不久，就对天下大势已作出了相当准确的判断，他说：“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止遏，明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并锦州、松山之兵，及洪承畴所领各省援兵耳，今皆败亡已尽，即有召募新兵，亦仅可充数，安能拒战？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赂朝臣，诈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以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

后面多尔衮进京初期时也比较谨慎，遇事多听从范文程、洪承畴等汉族官僚的建议，为了取得汉族官绅地主的支持，他以为明帝复仇讨贼相标榜，进京后的第三天就下令：”官民人等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鉴于明朝后期党争激烈，在京的明朝官僚绝大多数又投降过大顺政权，多尔衮不失时机地广为招徕，入京之初就大张榜示，令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衙门官员，俱以原官同满官一体办事，不久又进一步明确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不管是东林一复社党人还是魏忠贤阉党，是明朝官员还是大顺政权官员，只要归附清朝就官复原职，甚至加官晋级，满清能以那么少的人征服中国，是少不了这一些汉人的出力的，比如吴三桂，能把这么一个关键节点的人物，并且是本来准备投降自己的人给逼到敌方阵营，也可以看出李自成一方的问题。

李自成失败的最重要一个原因，还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刘邦、曹操、刘备等人都曾经历过大败，但是有稳定的后方根据地，所以不至于一下就落败，而清朝有东北，有稳定的后方，就算前线失败了，后续也有源源不断的钱粮上来。

在其他一些品质方面，《明史》记载李自成的个人品格是很好的，说李自成不爱酒色，吃的是粗米，能与部下同甘共苦。还举了个例子，李自成军中罗汝才妻妾数十人，穿着也非常华丽，帐下还有几部女乐，对她们厚家供养，但是，李自成却对罗汝才嗤之以鼻，经常耻笑他。

《明史李自成传》记载：自成不好酒色，脱粟粗粝，与其下共甘苦。汝才妻妾数十，被服纨绮，帐下女乐数部，厚自奉养，自成尝嗤鄙之。

并且李对军纪也算是比较重视，能说出杀一人如杀我父，淫一人如淫我母这样的话，能得人心，这也是李之前为什么能输个十回八回，依然能东山再起且从众多农民起义军中脱颖而出的原因吧。

除了李自成之外，第二个绕不开的就是南明，崇祯死后，明朝南方还抱有半壁江山，但是，由于没有指定好接班人，使得南方政权陷入了争皇位的内斗之中，这是人性使然，原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认为立潞王朱常淓，虽然朱常淓是明神宗皇帝的侄子，但是比神宗皇帝的孙子福王朱由崧贤能。史可法和时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达成一致准备支持潞王朱常淓，但是当时的的江北总兵高杰、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为了争夺权利密谋迎接福王朱由崧进南京，最终马士英也倒向这一阵营。

一度掌握决策大权的史可法，没有抓住机会，态度犹豫，致使朱由崧求助于镇将，从此大权旁落，以至于造成武将因拥立之功而跋扈，弘光一朝党争的激化，内斗不止，关键都是从这里引伸出来的。弘光既立，史可法本人也因此无法得到新天子的信任，被迫让出首辅之位，而定策之功落入军阀之手，使得南明几个朝廷最大的特点和致命的弱点就是依附武将，任何一个国家政权要想有所作为，必须首先保持内部稳定，内部稳定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朝廷威望和文武官员的齐心合力，而南明的武将既视皇帝为傀儡，朝廷徒拥虚名，文武交讧，将领纷争，内耗既烈，无暇他顾，根本谈不上恢复进取，南明之不振种因于此。

此外，局势如此危急的情况下，弘光帝还在那大肆选秀充斥后宫，挥霍无度，并逐渐不理朝事，毫无振作之意，一味满足于偏安江左，他们只想利用江南富庶的物质条件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其腐朽程度较之崇祯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弘光帝的荒淫在历史上可以同许多亡国之君媲美。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特别是在其前期，朝廷上下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洲贵族兵力扫灭"流寇"的美梦中，可以说"联虏平寇"(或称"借虏平寇")是弘光朝廷的基本国策，清军入关初期，兵力有限，初期的意图很可能是勾结南明，共平"流寇"，实现南北分治，这一方针对于南明弘光政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鉴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苟且偷安，因而对清方代平"流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为此策既行，自己坐享江南财赋充盈之地，依然可以过着纸醉金迷的太平日子，"联虏平寇"就成了弘光朝廷一厢情愿的上策，弘光朝廷愚不可及地推行消极避战的"借虏平寇"政策，直接导致了自身的覆亡，清军除了在七月间发生过大顺军由山西反攻，占领井陉县城以外，南京的弘光政权龟缩于江淮以南，数十万大军割据自雄，鱼肉当地百姓，连大顺军西撤后归属未定的畿辅南部(约相当今河北省南部)、山东、河南都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收复，为了军费开支，卖官鬻爵，迅速失去人心，最终激起左良玉军的叛变；这样的朝廷，焉有不败之理？崇祯死亡后，不少明朝王爷都暗中窃喜，想窥探皇位，拥明势力虽展开了一些反击，但收效甚微，原因也在于各自为政，互相观望，甚至坐视清军打掉拥明旗帜下的异己力量，心中窃喜，南明军阀和封疆大吏多数是这样一批鼠目寸光的人物，才使清方得以有限兵力集中使用，达到各个击破的效果。最后就是清军抵达扬州，炮轰扬州城，屠城十日，史可法被杀。随后，清军渡江成功，弘光帝带着太监和骑兵逃出皇宫，逃至庐州黄得功处避难，六月七日，清军进入南京，不久，刘良佐杀了黄得功，并将弘光帝带回南京。此后弘光朝廷残余官员推举潞王在杭州任监国。月初清军进攻杭州，明军不战而降，后福王、潞王被押解至北京处决，弘光朝覆灭。

作者: admin 时间: 昨天 18:19
弘光覆灭后，还有隆武、永历，以及潞王监国政权、鲁王监国政权，在这几个先后出现的南明政权里面，领导人的表现大相径庭。用网上的记载，转载如下：
弘光是望风而逃，潞王监国是直接投降清军，鲁王监国和永历皇帝都是被动抗清，在这之中，唯一值得称道的，也就是一个隆武了，前面两个都得过且过，极力主张伐清收复失地的全是臣子，比如张煌言、李定国等，最后这两个皇族也是一个避居海上，一个被叛臣杀害。

只有隆武是唯一的一个主动要求伐清的，可惜他名下的臣子、军权的掌握者郑芝龙却是投降派，这个分歧最终也导致了隆武皇帝伐清的行动声势有余，实力不足，隆武皇帝最终兵败被俘自尽。

隆武因其祖父老唐王喜欢小儿子，不喜欢身为长子的隆武帝的父亲，不愿意他的父亲继承唐王爵位，所以从小就和父亲一起被祖父老唐王囚禁虐待，最后父亲被叔叔毒死，因为父亲死得不明不白，老唐王担心事发后朝廷治罪，还了隆武帝继承权，好不容易熬到继承了唐王爵位，隆武帝又惹怒了崇祯，原因是他想募兵到北方去抗清，被崇祯皇帝拒绝后，他于崇祯九年清军入关时，私自募兵千人，带着这些兵北上勤王。

明朝从建文帝开始，包括后面夺了建文帝皇位的明成祖都一直在打压藩王，不允许藩王掌兵，不允许藩王私自走出封地，原因当然就是害怕藩王造反，明成祖自己就是造反得来的帝位，他和他的子子孙孙对藩王的警惕性毫无疑问是很高的。

隆武帝在崇祯拒绝了他后，还敢带兵北上，简直就是对崇祯的直接挑衅，不管他的初衷是什么，是不是真的想为国抗敌，崇祯都不会放过他，隆武帝马上就被废为庶人，一家人被押解到凤阳圈禁，一直到崇祯朝灭亡，才被南明的弘光帝放出来。

弘光朝不到一年就灭亡了，隆武帝被迫南逃，在杭州他恳请潞王朱常淓（他的父亲是万历皇帝的亲弟弟）站出来领导抗清，潞王怕死，没敢答应，隆武帝仿徨无助时遇上了郑芝龙的弟弟郑鸿逵，在郑鸿逵的帮助下跑到福建，获得了东林党大佬黄道周和郑芝龙的拥戴，于福建登基称帝。

隆武帝称帝仅一年后，纠集了几千兵马并亲自率领他们北上伐清，此时掌握着福建军马大权的郑芝龙降清，放开仙霞关让清军进入福建，后方门户大开，隆武帝腹背受敌，被迫再次逃亡，在福建汀州被清军追上，隆武帝殉国，他怎么死的有争议，有说是被清军射死，有说是被俘后绝食而亡。

隆武政权虽然在南明的历史上仅仅只存在一年，但和贪图享乐、畏惧清军的其他几位南明皇帝、监国等不同，他以收复失地、重建明朝为己任，立志北伐。当时的隆武政权唯一可依靠的有组织武装力量也只有郑芝龙，隆武帝试图依靠郑芝龙的力量举兵伐清，专门赐郑芝龙之子郑森为国姓，并为他改名成功，这也是郑成功后来誓死不降清的原因之一。

军事上拉拢郑芝龙，政事上隆武帝也表现得不是那么昏庸，相当勤政，史载其"批阅章奏辄丙夜不休"，不但勤政，而且勤俭"行宫中不许备办金银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铜、锡等件，并不许用锦绣、洒线、绒花，帐幔、被褥，止用寻常布帛。件件俱从减省，成孤恬淡爱民至意，违者即以不忠不敬治罪。"，以至于后世有人称他为小崇祯。

为了争取天下间所有有志反清的仁人志士的心，隆武帝在对待被占领区的老百姓也没有一味苛求他们被迫剃发的行为，而是十分理解的专门下之旨表示"有发为顺民，无发为难民"，防止自己麾下的军士借此残害和勒索普通老百姓。对外的政治和军事攻势上，隆武帝曾在称帝仅十天后就杀掉清朝派来劝降的使者，立志北伐：

朕今痛念祖陵，痛惜百姓。狂彝污我宗庙，害我子民，淫掠剃头，如在水火。朕今诛清使、旌忠臣外，誓择于八月十八日午时，朕亲统御御营中军平虏侯郑芝龙、御营左先锋定虏侯郑鸿逵，统率六师，御驾亲征。

虽然北伐在郑芝龙的不配合下并没有进行，不过敢打出"御驾亲征"旗号的皇帝在明朝可不多见。如此勤政俭朴、有爱民之心，也不缺乏主动进攻清军的骨气，可为何还是仅仅只坚持了一年就被清军剿灭？有人分析称：

第一：隆武帝无法让所有残余的朱家皇族和他们的部下信服，低身份是软肋

隆武帝是朱元璋的第二十三子唐王朱桱一系的子孙，而明朝从第三代开始，除了一个建文帝是朱元璋长子朱标的儿子外，其余的皇帝全是明成祖朱棣的后裔，南明另两位称帝的弘光帝和永历帝都和殉国的崇祯皇帝血缘关系最近，都是明神宗的孙子，和他们一比，隆武帝在名分上有着先天的劣势，按常规来，是轮不到他当皇帝的。

另外，隆武帝在崇祯朝一直都是戴罪之身，是被关押居住的庶民，弘光帝登基后才把他放出来，给他的补偿仅仅是一个南阳郡王的爵位，比弘光帝和永历帝称帝前的福王、桂王这样的亲王爵低一个级别，就算是只称监国的鲁王也比他身份高，先天上身份的软肋让在南方的其余朱家皇族不是很信服他。

监国鲁王就一直在和他打对台，原因就是鲁王和隆武帝都是崇祯远亲，鲁王的爵位还比他高。西南一带的明臣也不怎么服隆武帝，他们手上可是捏着一个桂王这样的亲王在手，和崇祯帝关系更近，更有理由在弘光帝之后做皇帝，亲手拥戴出来的皇帝，得到的官职封赏也会比隆武帝高。

所以，隆武帝根本就无法让整个南方的抗清力量都服从他，南明到隆武帝登基时，整体力量已经小于北方的清朝，更弱小的状态下要想战胜对手，团结是非常重要的，隆武帝称帝后，在南明内部一直都有各种不服，无法真正团结起南方的各支抗清力量，大家都对他阳奉阴违，这样怎么能和政、军一统的清朝抗衡？
尽管唐、鲁政权都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很大一部分精力却消耗在内部矛盾上，与此相应的是，文官武将的升迁不是以抗清功绩为据，而是被作为拉拢的一种手段，隆武、鲁监国两政权封爵拜官的人数很多，大抵都是因在内部倾轧中有"功"。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组织有效的防清阵线，就当时的形势而言，隆武朝廷得到了南方绝大部分明朝地方政权的承认，鲁监国仅凭浙东一隅之地与之相抗是极不明智的。他和忠于他的大臣明知在南明管辖区内竞争不过隆武政权，却幻想攻克杭州后进取南京，先拜孝陵，建立超过隆武朝廷的威望，以监国政权的兵力要实现这种战略目标显然是不现实的，何况，即便旗开得胜，如愿以偿地拿下了留都南京，唐、鲁对峙的局面也将继续下去，由于鲁监国坚持同隆武朝廷分庭抗礼，地理原因监国政权处于抗清的前线，给福建提供了屏障，隆武朝廷的实权人物郑芝龙对这种局面心中窃喜，按兵不动有了借口。

第二：隆武帝没有根基，没有属于自己的嫡系军队，文事、武事都受制于人

隆武帝在福建登基，去的时候几乎是孤家寡人，除了家人，估计身边也就几个随行的太监，在称帝后，实在是没有几个可用的心腹之人，没有自己的班底。他一年以前还是高墙中的罪宗，这一先天弱点使他不能不依赖倡先拥立的福建实权人物郑芝龙、郑鸿逵兄弟。前面介绍过，他称帝仅十天后就想着北伐，可福建的军队全在郑芝龙手里控制着，当时福建的军队几乎全是郑芝龙的私兵，他反对北伐，隆武帝也只能被迫放弃。

在眼皮子底下的郑芝龙都是如此，更不要说千里之外的其他总督、巡抚了，他们愿意在名分上接受隆武帝委任的官职，可在地方的管理上，以及是否出兵伐清等诸多事务上，是不允许隆武朝廷插手的，隆武帝又没有心腹可以派到地方上去取代这些总督、巡抚，政事上、军事上始终都是受制于人，政令出不了皇宫。

第三：隆武朝一直以来都是文、武不和，内部争夺主导权的政争从没有消失过。

拥戴隆武称帝的主要有两拨势力，文臣以黄道周为主，武臣是郑芝龙为首，这两拨势力中，东林党大佬黄道周从公心上来说是远远强于郑芝龙的，但明末乱世，掌握军事力量才是最主要的。而且，黄道周这名东林党人或许是真心拥戴隆武帝，也支持北伐收复失地，但他是东林党人，习惯性地看不起其他派别。

东林党本身就是政商结合体，在商业上和郑芝龙其实是有很深的矛盾，郑芝龙所属纵横整个明朝沿海，一直把持着南方所有海商的命脉，所有海商出海贸易都要给他交税，在海贸上独自占取了最多的利益。且郑芝龙出身海盗，以东林党为首的南方士大夫群体是很看不起郑芝龙的，根据《所知录·隆武纪年》中的记载：

芝龙初以海寇受抚，虽晋五等爵，与地方有司不相统属，闽士大夫辄呼之为'贼'，绝不与通。

郑芝龙在南明弘光朝时都已经是南安伯、福建总兵这样的超级大员了，可士大夫们在私下还是称呼他为贼，有这样的认知，再加上身为东林党人以和皇帝共治天下为己任的目标，黄道周带着文官集团不断和郑芝龙斗法，试图扳倒和取代郑芝龙，可军权在手的郑芝龙哪会被几个迂腐的酸儒用所谓的大义就能轻易镇住的？黄道周曾劝说郑芝龙率兵北伐：

至如为天下救苍生、护京陵，取叛帅头作劝杯，非大将军亲行不可。仆亦桑梓也，宁不为桑梓根本虑？顾神京之患，有急于桑梓者。当舍大图细，不独为副'云雷'之望，直取侯封、压服天下为吾乡盛事而已也。

郑芝龙根本就不可能如黄道周所愿，首先，郑芝龙是商人心性，没有什么国家大义之类的羁绊，他拥戴隆武帝的目的是为了名正言顺的割据，至于清军杀来了怎么办？谁强大就跟谁混呗，只要不阻拦他出海做生意，他懒得管谁执政。其次，他知道黄道周等文官视他为眼中钉，要是自己率部出征，后方老巢被黄道周们霸占了怎么办？

所以，郑芝龙是绝对不会同意亲自出兵北伐的，隆武帝和黄道周想要北伐就得自己招兵买马，郑芝龙不支持，也不反对，同样也不会给予物质、粮饷上的支援。主导着军事力量的郑芝龙不配合北伐，文官集团又没有那个能力，黄道周本人倒是募集了几千人出兵，可轻松就被清军击败，黄道周本人殉国，在这种文、武相互之间深深戒备的局面下，隆武帝又能干什么？

第四：隆武帝从登基始就受制于人，无法掌控财政，也就无法指示军队作战

隆武帝称帝后，名义上属于他麾下的军队，其实还是有真心抗清的，人数还不少，有数十万之多，其中精锐军士也有数万，那就是前李自成所属的大顺军余部，他们在走投无路时归明，被隆武帝钦赐为"忠贞营"，这批大顺军余部和清军是绝对不可能妥协的，如果使用得当的话，也绝对能成为伐清的主导力量之一。

大顺军余部虽然归属到隆武帝麾下，可双方还是有一定隔阂，毕竟崇祯朝是他们给推翻的，双方可以说是仇深似海，只是迫于形势暂时联合，南明的上层人士愿意相信和重用他们的人不多，隆武帝要想能指挥得动他们，就要消除"忠贞营"的疑虑之心，除了封官许愿这种常见的方法，最主要就是从物质、粮饷上给予真正的支援。

但隆武帝是个光杆皇帝，自己的日常用度都还要依靠郑芝龙，财政大权从来没有掌控过，地方上的财政更不用说，全是总督、巡抚自己拿主意，他没有余力给"忠贞营"实质上的帮助，在双方互相还有戒备心理的情况下，不给钱粮怎么可能让人家卖命，没有财政支持，别说"忠贞营"了，其余的军队也不会真心听从隆武帝的命令，他哪来的实力北伐？

综上所述，南明的第二位皇帝隆武帝自称帝以来，从头至尾都算是傀儡，在明末清初这个以武为尊的大时代里，手里没有任何兵权、财权的隆武帝即使政治上很务实，也能做到勤政爱民，雄心壮志和骨气都不缺乏，可始终是瘸着腿，文官士大夫可以用大义暂时压着，拥兵自重的郑芝龙就是一点应对的办法都没有，结局当然也就是走不远。

后世评价隆武帝鉴古通今、广开言路、虚心纳谏、赏罚分明、爱民如子，从个人行为上来说是个好皇帝，但隆武帝的缺陷太多，特别是在乱世之中，名分、军事、财政上的这些缺陷都是致命的，这些缺陷都导致他无法整合抗清力量形成合力，空有一番抱负，却回天无力，隆武帝虽然是悲剧收场，可他最后展示出来的血性还是要肯定的，至少，如果南明的几位皇帝如果都能学习他的血性，南明也许会坚持的更久，说不定还能达到南宋的局面。

此外，还有人对隆武的评价是：陛下谓廷臣不改因循，必致败亡，臣谓陛下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也。陛下有爱民之心而未见爱民之政，有听言之明而未收听言之效，喜怒轻发，号令屡更，因群臣庸下而过于责督，因博览书史而务求明备。凡陛下所长者，皆群臣所甚忧也。

受制于当时环境的局限性，隆武登基实属于偶然，被郑氏和东林党推上台的傀儡，根基极其不稳，正统性受到质疑，兵权又受制于郑氏。对于郑芝龙来说，当初拥立隆武当皇帝，说白了，就是想让他当好橡皮图章，更好的为自己服务，以达到独霸福建的野心，后面降清也是，只要清廷让自己照旧当福建土皇帝，一切都好谈。
在郑芝龙和他儿子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的想法：甲申之变，天下鼎沸，亦秦失其鹿，故清朝得而逐之。今已三分有二，若振一旅而敌天下之兵，恐亦为不量力也。乘其招我，全军归诚；弃暗投明，择主而事，古豪杰亦有行之者矣。郑芝龙不听其子郑成功的劝告降清，后被软禁北京，封同安侯。并因多次招降郑成功不成，于顺治十八年被杀。只能说，兵权一解，就变成任人宰割的玩物了。

有人说隆武的战略眼光还是不错的，看准江西不可失守，不悉亲征奔赴战场，联合农民军共同抗清，也是从隆武时期开始的，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没有大顺、大西农民军的联明抗清，南明政权绝对延续不了近二十年之久，在用人取舍上也力戒门户之见，不咎既往，只要参与抗清就量才录用，在这一点上，不能不承认隆武帝的见识比那些以正人君子自命的东林—复社骨干人士要高超得多，在个人品德上，不少史籍中都说他喜欢读书，无声色犬马之好，做了皇帝之后，仍然自奉甚俭，黄道周在一封信里曾经描述了隆武帝的为人:"今上不饮酒，精吏事，洞达古今，想亦高、光而下之所未见也。可以说是颇有中兴之主的气概。
随着隆武和郑芝龙矛盾的激化，隆武帝明白除了离开福建，摆脱郑芝龙兄弟的控制，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于是，他决意亲征，目的是第一步把行在移到江西赣州，然后视情况而定，如果江西用兵得手，局势稳定，可以西连湖南何腾蛟部，东接福建郑芝龙部，南靠广东，收就近指挥之效。即便江西作战不利，还可以西移湖南，南下广东，朱聿键决策移跸明清双方激烈争夺的江西，而不是迁往比较安全的广东，说明他确实是有恢复之志的，和后来的永历帝不可同日而语。

只可惜，尽管明清双方都认识到江西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可问题是，隆武帝既调不动郑芝龙的军队由福建入江西，他寄于厚望的何腾蛟派精兵强将由湖南入江西迎驾也全盘落空；而清方洪承畴却抽调了柯永盛、高进库等部赴江西协同金声桓部作战，先后攻陷吉安、赣州、南安等府。江西战局的逆转，归因于郑芝龙、何腾蛟的私心自用，它不仅直接导致了隆武朝廷的覆亡，而且对后来南明局势的发展影响极大。郑芝龙海盗出身，不愿配合，直接拱送了福建和江西的地盘，隆武被俘，有时候，在大势面前，个人的雄心实在是算不了什么。

南明的问题，在于没有人有能力降服这群乱世军头。弘光始终拿四镇没辙，隆武无法降服住郑芝龙、何腾蛟等军头；永历对原大顺和大西的军队都不能有效掌握。这些皇帝说好听是皇帝，说不好听就是军头们拥护的傀儡或者吉祥物。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乱世里要当皇帝，大多是需要真靠自己水平打出来的，军队的人事权、后勤组织、指挥权都不再自己手上掌握，那军队就实际上军阀化了，这也是为什么汉献帝受制于曹操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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